乌有之乡农民工讨薪话题座谈会纪要

   2015年1月14日上午，乌有之乡召开“关注民工讨薪问题”座谈会。会议由乌有之乡工作人员李浩主持，到会嘉宾有：昆仑策研究院副院长兼秘书长王立华大校，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李伟，原北京市城郊经济研究所所长张文茂，清华大学教授李定凯，《国企》杂志社研究部主任郭松民，原铁道部退休干部李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黄纪苏，职业时事评论人、影视/文化评论人司马平邦，对外经贸大学教师李海英等。乌有之乡网站站长范景刚也到会并发言。大家普遍关注“周秀云案”，一致严厉谴责太原警察暴行，批评资方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行为及政府相关部门在民工讨薪问题上的不作为，反思走上私有化邪路的改革对国家和人民造成的危害，剖析以普世价值取代为人民服务的“核心价值观”的荒唐，并针对农民工讨薪问题提出一些对策、建议。有空联系！

 

● 谴责民警凶残暴行

 

社科院研究员李伟同志说：你派出所民警居然把讨薪的弄死了，而且照片在那搁着，影响太恶劣了。这个问题太典型了，而且又出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之后。揪着头发踩着头发，这到什么程度了？还有点人性吗？

 

王立华大校说：

一个劳动者辛辛苦苦劳动一年，不但自己搭上钱去吃饭，最后她的劳动所得还不能得到，当她去讨薪的时候，还被活活地打死！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严重的丑恶的社会现象？如果我们不给予足够的关注，天地不容，良知不容！就根本谈不上共产党人的原则。

乌有之乡组织这个活动，我觉得搞得好，是代表了人民的关注，代表了全党的关注。对太原警察暴行，广大党员不同意，全体人民很愤怒。因为这种现象屡见不鲜。现在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因为讨薪而被活活地打死、打伤的事，极端残忍。我们要通过我们的呼吁，引起全党更高程度的关注，引起全社会更高程度的关注，决不允许这样的现象再度发生！

 

铁道部退休干部李先生说：

太原发生的农民工讨薪被打死，尤其是死后仍被警察踩着头发的镜头曝光后，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愤慨。这种骇人听闻、灭绝人性、野蛮暴戾的惨剧发生，令人震惊又发人深省。

听到这个消息，看了这个画面，除了感动愤怒之外，又感到几分悲凉，心里像堵了块石头。我总在问我自己：这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吗？还是共产党的天下？这是在毛主席缔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地上发生的吗？

 

时评人司马平邦说：

农民工讨薪，已经不是一次了，二三十年来的这么一次，也是因为一张照片，把人打死了，还要踩在人头发上的照片。这次能成为特例，有这么一张照片，唤起人们的良知。

实际上很多讨薪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对这种事已经习以为常了，我们在互联网上，已经接触过很多这种事。这次确实是触犯了人类的底线。这次还有一件事，就是警察把人打死了。这是王八蛋当警察！两三年前有一张照片，就是重庆特警为农民工讨薪。荷枪实弹。把这两张照片放到一起，其义自现。当年为农民工讨薪的警察现在也在监狱里，李阳。警察打死了老百姓，讨薪的女工。你警察本来应该是帮助农民工讨薪的，结果你把讨薪的人打死了，你站在哪个立场上？你是干什么的？

 

中科院研究员黄纪苏说：我觉得不管怎么说，无论她是被打死的还是怎么样的，我觉得有一点，都是很清楚的，哪怕她是被气死的，也不改变这个事件的本质。你想，丈夫、儿子，活生生地被塞到车里去了，她能不生气吗？这个事它其实是向我们提示了或者再一次提示了或者是第n次第100万次提示了中国社会的性质。

 

原北京市城郊经济研究所所长张文茂说：这次事件最可气的，就是我们的执法部门。它不但不对我们这种弱势群体进行法律上的保护，而且助纣为虐，这种现象是非常可怕的。本来他们那么一点可怜的报酬没拿到，就已经是受到很大的欺负了，而我们的执法部门再去采取这种办法，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的专政机关要变质是很容易，很简单的事情，别看挂着为人民服务的招牌。如果我们的专政机关不是保护人民利益的工具，而是变成了资本的工具，变成了资本家的看门狗，那么我们这个党我们这个国家还有什么社会主义的性质可谈？还有什么无产阶级的性质可谈？还有什么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可谈？当然这个不是全部，但是至少在发生这样事件的地区，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清华大学教授李定凯说：太原农民工这事我开始听了以后，我也很麻木，这种事太多了。真正使我震惊的是那张图片。警察踩着那个女工的头发，在马路上。还有一个使我震惊的是，刚刚开完十八届四中全会，讲依法治国。她不是老板打死的，不是黑社会打死的，是我们执法机关的人打死的。

 

● 谴责丧尽天良的“欠薪”怪象

 

乌有之乡站长范景刚说：从大的方面说，民工是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人阶级是共产党的基础，是我们宪法规定的领导阶级。欠薪现象大面积地长期存在，我觉得这是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耻辱，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耻辱。我们共产党不是地下党、在野党，我们共产党是执政党，而我们自己的领导阶级的基本地位出现了这么严峻的情况，长期地大面积地存在，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觉得脸上无光。应该去直面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

 

李伟说：本身民工讨薪就是个大问题。你连个资本主义都不如。连工钱都不给，奴隶还有口饭吃的嘛。这本身就是个大问题。这么多问题，一把一把的。

 

张文茂说：这本身是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按说你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别管你挂着特色也好，就这种现象，本来它不应该发生的，但是多年来屡屡发生。这本来就是一种悲哀。从道理上没有任何道理可讲。你把人家的剩余价值已经拿走了，工资本来就是人家必要劳动时间的补偿，是劳动力再生产的补偿，你还要拖欠。这个东西，资本主义法律不会允许。这个事情从道理上没有任何道理可讲，天理难容！

 

● 批评政府相关部门的不作为

 

范景刚说：欠薪问题，我们直接感受有十年了，我们站在民工的角度，希望很快能得到解决，但是国务院给出的精神是要到2020年基本解决。2020年是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样一个时间节点，是我们两个一百年奋斗的第一个一百年的重要关键节点，到那个时候要基本解决，我感觉这个跟我们现在的党的精神，跟我们现在的民工的处境，民工的愿望还是很有距离的。

 

王立华说：

刚才说到国家部门有了政策，我觉得很好，但是，我在网上查了很多遍，第一，这个政策没看到，第二，我们的主流舆论没有足够的关注，基本上不关注。中央电视台天天报道的是什么？那亚航客机怎么去打捞那个黑匣子，那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没有什么可报道的了，报道美国的雪怎么下得厚，报那个欧洲什么摆得作秀怎么去示威。不是说不该报，中国人民关注的大事，中国社会那些根本问题，你为什么不关注？你的立场、感情为什么就在这些关键性的问题聚不起焦来？难道不应该问一下吗？

如果我们党不关注工人、农民的疾苦，我们这个党就会失去民心。最后，就会丢掉政权。如果我们的舆论不关注，你这个舆论就是脱离人民的，甚至是反人民的。好在新媒体让人民该关注的事情，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和社会上的积极力量，正能量，还在反复地大声地呼吁，让全世界关注。关注劳动者的悲惨命运，来改进我们党的工作，改进我们的政府工作。这种舆论必须是排山倒海的，而不是遮遮盖盖的，因为这是非常关键非常本质的问题。我们号称人民当家做主，号称工农是主人，工农的遭遇就是这样的遭遇，能行吗？

 

张文茂说：

我倒觉得现在特别值得反思的，第一，你政府是干什么吃的？我们政府的执法部门、行政部门、劳动部门是干什么吃的？我认为现在的问题，这种现象为什么大量出现，首先一个要追责的，是政府职能部门不作为。我们的国务院竟然是要到2020年才基本解决这个问题，这叫什么道理？首先你表态的就是不作为，你就是纵容。要你职能部门干什么？解决劳资关系？你不是有仲裁吗？仲裁了多少啦？为什么？恰恰是我们政府部门的不作为，导致我们的农民工投诉无门，就是该管的事不管。这个是我们首先要反思的。你标榜的是共产党啊，是社会主义的政府啊，哪怕你是特色社会主义。你这个政府，我们不说你代表无产阶级，起码你一碗水端平行不行啊？我哪怕承认你是超阶级的政府，你应不应该一碗水端平？咱不说你是不是无产阶级的政府。所以我觉得首先要反思的，是我们政府职能部门的责任，你的屁股坐在哪？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如果政府都不作为，还要等2020年以后再基本解决，那我们的农民工没有活路了。这个道理没法讲了。

 

● 反思走上私有化邪路的改革造成的危害

 

李伟说：

我上回写了个东西，我说现在改革开放一个最大问题就是把我们基层党组织给弄没了，经过一改制，一私有化，没有基层组织了。党员都成了散兵游勇。

我们现在各个系统都出了大问题，哪个环节都出了问题。它不是个孤立的事情。很能反映我们党的各个方面。可这些问题是怎么造成的？说明我们党的方针路线政策存在很大的问题。这方面你要不作调整的话，资本主义恶性竞争，中小企业也竞争，最后是牺牲劳动者的利益，不给工资，不就这个结果吗？咱们就是跟资本主义接轨，就这个东西。从经济学上讲，已经很清楚了。然后党的建设出了大问题，太大的问题，你什么都贯彻不下去。党员也不组织学习。现在我们把党的建设都交给电视了。现在我们的党组织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

 

范景刚说：欠薪问题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长期得不到解决？我觉得从深层次上来说，跟我们现在的经济改革的指导思想有很大的关系。这也标志着我们经济改革走上了邪路。改革的成果怎么为广大人民所分享？而直接创造社会财富的劳动者，最简单的，你就是做雇佣劳动者，干活，拿工资，这是天经地义，很正常的，连资本主义国家都是最底线的东西，可是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都实现不了。也不是说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一直实现不了，我们在改革之前，就没有这种现象，没有这种问题。而恰恰是在经济改革深入之后，大量地出现私人经济、资本官商勾结的这种情况之后，才大面积地出现这种现象。在经济上，是我们经济改革走上邪路的标志，而从政治上来说，我觉得是我们宪法所规定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异化变质。公安机关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在劳资矛盾、劳资冲突当中，应该站在哪一方？如果还真是我们党领导的人民公安，无产阶级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那天然地天经地义地在这些事情上，就应该站在劳动人民一边，站在民工一边。像前些年重庆所出现的，甚至不惜出动武装特警来抓那些黑工头、黑社会，来保护民工的权益，为民工讨要工钱。这才是体现人民民主专政的性质。

 

王立华说：

这些年的国有企业改革，有两大问题，方向性问题，根本性问题，根本性地颠倒。为什么呢？一个是搞私有化，把国有企业人民的企业看成是落后的，只有把国有企业私有化，化公为私，才看成是先进的，把大批的国有企业私有化变成他们家的，这就是先进的吗？这不是人类历史上的绝对颠倒吗？有半点正义性吗？有半点进步性吗？

第二是内部管理的资本化。工人阶级本来是我们自己企业的主人，共产党领导的工人阶级，他应该参与企业管理，应该享受企业的发展利益进步利益和利润的。结果你弄得人家干了活都不给钱。你这倒是效益高了。为什么少数人得利了，广大的工人阶级又变成奴隶了？你这是进步的改革吗？这完全是反动的改革。还有任何疑问吗？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没有。在古代的封建社会也没有，只有在奴隶制社会有，拿人不当人，把人看成牲口，看成奴隶，可以任意宰杀。不应该反思你的改革方向吗？国有企业怎么改革？国有企业必须是人民的，人民的企业不能化公为私。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宪法规定的。第二，国有企业必须人民当家做主，劳动者当家做主。劳动者当家做主，能让自己干了活不给钱，去讨钱的时候还被打死的吗？所以，我们建议我们的党和政府，要认真地反思、总结国企改革的方向问题，道路问题。对那些野蛮的错误的反动的改革，必须坚决地纠正！

 

李先生说：“农民工讨薪”问题的大量出现，主要原因有三点：1、“三农问题”是“农民工讨薪”问题产生的根源。自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三农问题”日益严重，生活难以维系的农民越来越多。农民工当然会越来越多。这个问题自然会越来越多。2、工程建设管理等方面的不规范和腐败必然导致这个问题的发生。3.社会诚信的缺失。

 

司马平邦说：很多讨薪事件是和民营资本化的运作是有很大关系的，大部分都有这个问题。我们还要找到问题的根源。昨天全国好多城市都搞出租车大罢工，一罢工以后，老百姓也觉得和自己有关系，政府也比较紧张。实际上这个问题是企业所有制的问题，民营化，灰色的民营化。这时候谈到维护出租车司机的利益，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那可能就涉及到对企业有些部门有些局域的企业的所有制进行重新探讨。现在混合所有制只是把中石油中石化这样的国有企业混合为民营企业，或者把民营企业资本混合进去，变成股份制。那出租车罢工，解决问题就是真正把一些灰色的股份制、民营所有制改回来。你重新混合吧，允许国有资本进去。如果不在这方面进行一点改变、渗透，政策更灵活，我觉得这也很难。当然也需要一些媒体的支持。这才能维护出租车司机的利益。我想在这方面，我们也应该多提供更加有意义有价值的这种方式和思路。

 

张文茂说：

这种现象的大量出现，本身就是反映了我们社会这个改革走到这一步，是一种悲哀。

如果这样的事情反复出现的话，决不是这个社会健康发展的好兆头，而是恶兆，是要出大事的恶兆。

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深层次的原因，或者说分析这类事情不断发生的深层次原因，当然很简单，就是我们这么多年私有化改革的结果。这个没什么可讨论的。社会结构在转型中的严重扭曲。我们这么多年来改革发展的一个真正秘密在哪吗？真正的秘密就在于农民工群体。我们这么多年改革，真正牺牲最大的，贡献最大的，就是中国的农民工。我们三十年就是靠的这个。吹我们改革多大的成绩，那个秘密在哪啊？就是我们农民工的血汗。过去有的文章说，我们青年农民工像掐了尖一样，嫰尖给消耗掉了，老了，中年了，你回去吧，这是一种血的代价。对农民工这样一种资源，也是进行掠夺性地开采。是他们支撑了我们三十多年的社会发展，现在却连人家基本工资的保障这种诉求你国家政府你的法律居然不支持，天地难容！

 

乌有之乡李浩说：实际上三十多年前从农村改革开始，已经奠定了这样一个基础了。最早农村改革之后出现盲流，实际上是今天农民工这样一个前身。建筑工人是讨薪比较严重的，实际上新工人类似在电子工厂里的他们也存在讨薪的问题，但他们更多地实际上是存在劳动条件比较差，保护不到位，像昆山那样的事就是这样的情况。包括社保、工资不规范，实际上也存在。包括去年发生的罢工，实际上是个典型的代表。实际上这样的状况一直发展到今天，导致这一系列的问题。最根本的，是私有化依附化平民化的改革的方向如果不扭转，它肯定会发生这样的问题。这样一种改革方向，导致党和国家权力变质变色，在这样的情况下，肯定会发生这样的事件。本来劳资这种矛盾，工人已经站在比较弱势的地位，但是在这样一个整体的经济和政治变质的情况下，矛盾肯定是会越来越不利于工人。特别在现在这种新常态的情况下，恐怕面积会更大，更普遍，激烈程度也会更强。

 

● 剖析体现普世价值的“核心价值观”的荒唐

 

李伟说：

你底下警察对我们劳动人民兄弟就这么个态度？这价值观出了问题了。你宣传这么长时间了，你这个核心价值观都树不起来，可见你价值观是假的。所以当时我就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两个字：劳动。劳动和资本的矛盾，我们的价值观是从斗争中来的，不是通过别的什么产生的。你现在要搞清楚我们的价值观是从哪里来的。是在于资本主义的斗争中产生的。你得灌输，你得培养。社会主义是什么？社会主义就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这是社会主义最基本的基因。

核心价值观，老百姓要一听就懂，一学就会，你这才能推广开。弄什么12个，简直胡闹。连个基本的马克思主义都搞不清楚。

 

李先生说：当前宣传的所谓24字核心价值观，根本反映不了社会主义的特征，是其它社会共有的，而且啰嗦、复杂、重复、难记，以致出奖金鼓励人去背都不行。核心能有这么多吗？把“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24字说成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故弄玄虚还是装糊涂？还是别有用心？

 

对外经贸大学教师李海英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了那么久，我自己还为这个写了一本书，都写完了，我呢，24个字，12个词，我都不能不打折扣地把它念出来。我是一个词一个词写的，一个词是一章。那你这样宣传有什么价值有什么意义？所以我觉得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走不到老百姓的心中，老百姓没办法去记住它，它就是假的，就是空的。谁能记住那24个字12个词？它并没有体现出社会主义的鲜明特点。你放到任何一个国家，不都说得通吗？我觉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这5个字“为人民服务”。它一下子就跟资本主义社会有了本质性的区别。资本主义社会是为资本服务，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为人民服务。这不就清清楚楚一目了然吗？为人民服务可以作为我们党判断一切工作的标准。你这工作做得对不对，好不好？是不是为人民服务？这不是很清楚吗？

 

王立华说：我们改革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执政是为了什么？中国共产党要往什么方向走？我觉得这个问题，表面上看起来是个讨薪被打死的问题，实际上牵扯到这些年来所形成的这些反共反人民的理念在深层地发挥作用。为什么说他反共反人民呢？共产党是要共同富裕的，是要人民当家做主的，这不是最基本的吗？经济上共同富裕，政治上人民当家做主。但是我们想想，我们的改革方向往什么方向跑？所有的改革，我说在很多地方，都是把人民当奴隶的改革。前段时间的昆山，一下子炸死了七八十个人，后来，我看了你们有一篇文章：拉来投资的，是恩人，来投资的，是亲人；能让别人投资的，是能人；谁让投资者不高兴的，是罪人。投资换一个，哦，资本家里剥削得越多我们越高兴。你那还叫人话吗？不用说你是个共产党，连国民党它敢这样讲吗？美国的民主党共产党它敢这样讲吗？突破了人类正义的底线。哦，谁让资本家不高兴我们就让谁不高兴，这都是公开提的口号。而且这种口号，还不是在一个地区，在若干个地区。若干个开发区，都是这样的。拿着腐朽当神奇，拿着落后当先进，拿着反动当进步，把残害人民当政绩。这不是一个根本的世界观价值观的问题吗？人类历史有这样干的吗？我们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套口号拿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去，哪个政党拿了去，哪个政党一定是败选的。不是这样的吗？就拿到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去，除了那些惨无人道到最后土匪横行的社会去，谁敢这样讲啊？那皇帝还得过几年就要兼并豪强啊。哪有你这样去培养那些坏蛋的？只有在原始的奴隶社会，敢这样，包括西方的农奴制社会。那些西藏的奴隶主、头人，敢这样干，敢说这样没有底线的话，但是竟然成了我们一个地区的发展理念，我们不该清理那些反动的腐朽的泛着奴隶制臭气的价值观吗？你连封建社会都都不如，你连资本主义社会更不如，更谈不上是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社会！

我们觉得不是一个简单的讨薪问题。这个问题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这是一个执政理念问题。尽管我们党中央我们宪法有规定，但是到了下边，这些年被一些反动的理论家所忽悠，这套最腐朽最落后的东西，好像成了法宝了。不清理能行吗？那些舆论之所以在这些问题上禁言或者不吭气，实际上是价值观没改过来。没有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我们的东西，指导我们去形成一种正确的社会舆论。不就这样的吗？没有落实党中央的一系列要求。 

 

● 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范景刚说：

现在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西安有个成功的做法，实行“一厅式”帮助民工讨薪，每年到年终这一段时间，西安就把相关的部门集中到一个投诉大厅里头，方便民工去投诉，把行政执法和刑事执法无缝衔接。

现在中央四中全会强调依法治国、依宪治国，这些精神是很好的。怎么来推动贯彻落实？我考虑提出一个建议，一个想法。这个想法不是单纯地就事论事地去解决民工讨薪问题，而是总体宏观上促进整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也把民工的问题作为系统问题中的一个来综合考虑，提出来解决这个问题。我考虑建议，一个要在我们的政法系统，进行宪法教育，开展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基本教育运动。通过学习教育运动，来整顿政法系统的干部。对政法系统的干部系统地进行一次清理。通过学习，要明确政法系统，公安机关，人民的公检法，这些是人民民主专政的职能工具，依法如何去实现这个职能。要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上懂得这些基本的理论知识、原理。

再一个，就是考虑，从社会面上，来系统地发动大学生利用寒假、暑假，在党的领导下，由学校的马克思主义教师，来集中地进行简单地培训、普及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的法学理论知识，学习宪法的基本精神，学习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的基本知识。然后由学校老师带队，进行一个普遍的各行各业的劳动保护的普查，帮助民工订立规范的劳动合同，维护民工的权益。这样在各个地方，在基层，追讨民工讨薪的事情也可以集中地学习西安的“一厅式”办理，行政执法、刑事执法无缝对接。要把大学生的力量动员起来，来促进贯彻落实。

 

《国企》杂志社研究部主任郭松民说：

实际上，从基层政府来说，它还是特别害怕舆论的监督。这个也是中国社会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以前在前互联网时代，这个信息是在官僚体系里封闭运行的，而且主流媒体也控制在他们手里。所以很难动用舆论监督的方式。但是到了互联网时代以后，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媒体。信息已经在官僚体制之外运行。这个其实就是给我们帮助劳动者维权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力的非常好的工具。

讨薪这样一个问题，我觉得应该从这几方面入手：像这样一个个案，我觉得我们应该动用我们自己能掌握的舆论和话语，来关注山西这样的事情。李民骐他们在海外发起了一个签名活动，很多人都签了名。提出了一个是严肃处理这样的事情，第二个要出台措施，系统性地解决这样一个农民工欠薪的问题。这个个案要揪住不放。要争取有个满意的结果。

还有一个，从长期来看，包括工会的问题，包括在宪法当中恢复罢工权利的问题。我认为这些都是改变这个欠薪问题的一个根本的解决之道。就是执政党改变作风，调整它的政治路线，这是一个方面。但是不能完全寄希望于这个方面。另外一个，要寄希望于劳动者这个权利的成长，然后通过这种成长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趋势也是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的。

 

李先生说：解决“农民工讨薪”问题，当前要弘扬集体主义精神，反对极端个人主义，应把集体主义确定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目前来说，我认为要回归社会主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要在社会上倡导和弘扬集体主义精神。1、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的精神支柱。2、集体主义思想是与资本主义等私有观念格格不入的。3、集体主义才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司马平邦说：

实际上，拥有媒体，拥有话语权传播，对老百姓来说，非常重要。这次如果没有那张照片在网上传播，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我之前也在乌有之乡做过类似这样的表态。我觉得，中国已经这样了，很多老师也很愤怒，但是还有一点问题，三四十年的积累，毛主席时代一共27年，现在改革开放已经超过了这个时代，已经三十七年了。有一句话：积重难返。很难扭转过来。中国已经这样了，重要的是我们怎么在现实的基础上做一些具体的有用的改变。我刚来时，听到小范说的，我觉得很同意，就是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做一些更多的普及的有意义的积极探索，这是有用的。

丛林法则，企业之间竞争的丛林法则，甚至到人和人之间的丛林法则，政府内部的丛林法则，就是弱肉强食。这个事情你说是反动的，但是就是充满了全中国各地，中国到处都是这样。甚至在中国社会的丛林法则远远超过了西方。但这也没办法。这时候我觉得有意义的事就是：你如何在丛林法则中成为一个强者或某一部分的强者。农民工讨薪这件事，强者在于她照片终于被放出来了，利用新媒体，所以把这件事颠覆过来了。你不利用新媒体的作用，你就会让农民工白死。

还有一个问题，我同意松民说的，我们作为左翼，应该勇于面对社会的竞争。我们不管是跟贪官污吏竞争还是和右翼的竞争，都要勇于竞争。首先必须接受现实，勇于竞争。没有竞争，你总是保持愤怒，最后你很难从根本上改变这个现实。

我觉得这次农民工讨薪事件，有一个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对新媒体的利用。我们有没有一个可能，乌有之乡以后给弱势群体提供一个平台，一个梳理的，总结的和提供有效方法的平台，然后利用新媒体释放出去，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

中国主流媒体已经彻底完蛋了，腐化堕落了，整个都完蛋了。他们的神经是美国的新闻思路，是西方的。通过这种认识以后，我们更加珍惜乌有之乡这种平台，珍惜新媒体这种平台。我觉得，我们有时候也可以谈一谈我们如何利用手中的自媒体新媒体来做些更有意义的事。

 

黄纪苏说：其实，简单地说，就是我们需要做点什么？应该建立社会主义民主。从民间开始做起。我们能够做什么就做什么。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我们要回到现实的时候，我们是可以比较现实主义的。就说，我们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们能够做些什么。比如小郭做的那个，我就觉得比较有启发性。比如我们在互联网上，在新媒体上，我们就建立一种有利于底层民众的话语权。用司马平邦的话说，你也要有话语权力，你也要有这种力量。你没这种力量，都是没有用的。我们在这块要做点什么。当然啦，对于中央，他们也搞一些利民啦，为老百姓，比如说反贪啦，我们乐观其成，我们也支持他，但是我们也要认识，中国已经承载了三四十年这样一个社会性质的现实，你要说上头有什么规定，马上就能办到，根本就不可能。就说我们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李海英说：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刚才乡长提了很多的方法，我觉得其实矛盾的主要方面还是要走正规的一个渠道。比如说，学生动员起来去进行普法的宣传，还有进行网络上的宣传，网络上的关注，等等。这是一条辅线，不可能成为一条主线。真的，咱们实事求是地说。不是说它没有价值没有意义。它起不到根本的作用。最根本来说，如果你共产党这个系统，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立场出了问题，你光看那个辅线，它能解决根本问题吗？解决不了。所以我觉得要两手推动。一方面做民间能做的事情，发出我们的声音，尽我们的力量；另外一方面，还是得实实在在把党的工作抓到底。你说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效果在哪里？连省会城市的警察都这样做，那你不就走了过场吗？这事情你怎么弄的？我觉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这5个字“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可以作为我们党判断一切工作的标准。我就在想：中央那边，就是国家那个主线，怎么做，我们可能不能起决定的作用，但是我们可以发出批评的声音。当然另一方面，我们作为辅线，我们可以探讨，怎么去深入把这个民间的力量调动起来，发挥民间这样一个作用。像我是大学老师，我们搞学生的社会实践，至少从我来说，学生的选题，到他去做的方向，到他去做的步骤，我可以严格要求他，我可以带着学生一块去做，然后给学生讲课的时候，接触这个社会现实，帮助学生认清这个发展状况。

 

张文茂说：在目前这种大的背景下，如何更好地维护农民工这种弱势群体的权益，我觉得除了刚才说的政府要有作为，司法机关要保护以外，我们社会各界还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包括司法的，也包括舆论界的。我非常赞成刚才松民讲的这种事情，就是从舆论上，从网络上，包括从各种报刊的舆论上，凡是遇到通过各种渠道，把它揭露出来，把它曝光出来，因为这种事毕竟是不得人心的。我觉得，左翼的同志甚至应该在我们基本群众的维权上，将来有很多工作可以做。采取合法斗争的手段，包括舆论的，包括网络的，很多事情可以做。不是违法的，而是合法的。也包括一些法律的援助。我觉得这是我们下一步需要关注的。也包括景刚说的，组织一些大学生，都是可以的。但是，解决这个问题，主要的责任，第一，要监督政府要作为，不要不作为，不要等到2020年以后再基本解决。然后，要各界的帮助。当然，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深层次的原因，或者说分析这类事情不断发生的深层次原因，当然很简单，就是我们这么多年私有化改革的结果。这个没什么可讨论的。社会结构在转型中的严重扭曲。

 

李定凯说：我呼吁，第一，要回到毛主席的路线上来。第二，要呼吁，全国的政法公安系统，要全面地整顿思想。要清思想清政治清队伍，要搞四清那样的运动。第三，呼吁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机构，法律专家，要拿出《制定物权法》那个热情的十分之一，来制定一个劳动者权利保护法。你《物权法》说白了不是要保护资本家的利益吗？

 

李浩说：

在这种情况下，要最根本地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要从农村出发，怎么倒逼回来。当年也是从农村出发，最后把农民变成产业工人的后备军，实际上就是有利于资本家来剥削；现在你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从农村的根本问题解决。

原来我听邋遢道人曾经讲过一个思路，也不是说现在农村搞人民公社，就说农村搞日本、韩国、台湾那样的综合农协，这样，相当一部分在城市打工的人就会回到农村，然后把跟农村相关的轻工业、食品加工业，比如像康师傅类似这些东西，最后变成综合农协的，由它们来加工。这样，这部分剩余价值就留在农村，然后这样的话，相当一部分农民就会回村，然后导致城市的工人劳动条件发生改变，工资会上升。同时一直往下推，包括现在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到那时候就不是私营混合国企了，那就变成有点当年的公私合营了，因为这样一个条件导致私营企业条件不是太好，反而国有企业可能去混合私营企业，等等。所以农村实际上更多地是应该推类似综合农协或者是合作社这种做法。可是实际上中央最近出台的政策，主要还是资本下乡。这个也是需要我们关注的。另外一方面，我就觉得这件事，包括裕元、太原这个事，群众路线教育应该怎么搞？我觉得它们都可作为一个典型的案例，比如说，政法系统应该怎么整顿，然后媒体上，是不是把这两件事作为典型怎么处理，立一个标杆。光靠从上到下是不可能的，比如说工人，可以成立相关的工人协会，或者说工人怎么和现在的工会真正相结合，而不是现在的工会完全官僚化。可以把这两件事作为一个麻雀，一个典型的事例，通过媒体进行宣传，这可能是真正走群众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