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走向世界的中国外交
时间：2012-09-13 14:35:18 来源：《毛泽东与20世纪中国社的伟大变革(下)》 作者：刘以顺
毛泽东是现代伟大的外交战略家和理论家。他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在建国前，为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外事工作的战略策略思想和方针政策;在建国后，为新中国国际战略思想的确立，外交政策的制定，重大外交活动的展开，外交新局面的开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学习、研究和继承毛泽东的外交思想，对于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走向世界，面向未来，开创中国特色外交工作新局面，仍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一、建国前毛泽东的外交思想与实践
(一)提出必须实行抗日的外交政策
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毛泽东就指出，为了战胜日寇，中国必须实行抗日的外交政策。他强调指出：“中国的外交政策，很明显的，应该是抗日的外交政策。这个政策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弃一切可能争取的外援。而所谓外援，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的情况之下，主要地是在下列的三方面(1)社会主义的苏联;(2)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内的人民;(3)世界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他认为，只有这些才是可靠的援助者。
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的主要敌人，为了集中一切力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正确的策略原则。1940年12月25日，他指出：“虽然共产党是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的，但是既须将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和现时没有举行侵略的其他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又须将同日本结成同盟承认‘满洲国’的德意帝国主义，和同日本处于对立地位的英美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又须将过去采取远东慕尼黑政策危害中国抗日时的英美，和目前放弃这个政策改为赞助中国抗日时的英美，加以区别。我们的策略原则，仍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少，反对少数，各个击破。”
针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尚未在全国执政、仅在各抗日根据地执政的特点，毛泽东指出：“在尊重中国主权与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则下，允许任何外国人到边区游历，参加抗日工作，或在边区进行实业、文化与宗教的活动。其有因革命行动被外国政府压迫而来边区者，不问其是宗主国人民或殖民地人民，边区政府当一律予以恳切的保护。”
毛泽东提出的上述抗日外交政策，不仅对共产党，而且对国民党政府，都产生了积极影响和作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首先，中国获得了苏联大量无私的支持和援助。1937年8月21日，中苏两国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通过该条约，中国不仅从苏联得到政治上的支持，而且得到了大量的军事和技术援助。从1937年至1940年，苏联给予中国购买军火的贷款共4.5亿美元，占同期各国对中国援助的首位。苏联还先后派遣3000多名军事顾问、军事工程技术人员和2000多名志愿飞行员来到中国，帮助中国抗战，其中有20多名飞行员为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其次，世界各国共产党和爱好和平的人们，对中国的抗日战争也给了无私的支持和援助。加拿大、美国援华医疗队的白求恩，印度援华医疗队的柯棣华，美国著名进步作家、记者史沫特莱、斯特朗和斯诺、美国医生马海德，发起筹组中国工业合作促进会(简称工合)的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等，积极支持或参加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不少人为此献出了生命。最后，促进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1941年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东西方反法西斯战场连成一片。1942年1月1日，以中、美、英、苏4国为首的26个参加对德、意、日轴心国作战的国家(通称同盟国)，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宣言》，郑重表示：签字国保证使用全部军队和经济资源，共同对抗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各国保证不同敌国单独缔结停战协定或和约。这个宣言的签订，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接着，美国给中国政府贷款5亿美元，英国也许诺给中国政府贷款5000万英镑。所有这些，都为中国人民争取抗日战争胜利，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
(二)反对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
1944年11月，赫尔利以美国总统罗斯福私人代表身份到延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同他进行了三天会谈。经过谈判，赫尔利表示赞同共产党关于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可是后来赫尔利却变卦了。1945年4月2日，他在华盛顿举行记者招待会并发表声明，威胁性地宣称：美国政府只同国民党“合作”，不同共产党合作。对此，毛泽东严正告诫美国政府：不要使自己的外交政策“违反中国人民的意志，因而损害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我们认为任何外国政府，如果援助中国反动分子而反对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那就将要犯下绝大的错误。”7月12日，毛泽东更尖锐地指出：“假如赫尔利政策继续下去，美国政府便将陷在中国反动派的又臭又深的粪坑里拔不出脚来，把它自己放在已经觉醒和正在继续觉醒的几万万中国人民的敌对方面，在目前，妨碍抗日战争，在将来，妨碍世界和平。”可是，美国政府不顾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告诫和反对，继续大力执行扶蒋反共的政策。它以贷款、物资援助及提供服务等名义，继续给国民党政府以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又以遣送日本战俘、帮助国民党政府接收沦陷区等名义，派大批美国海军陆战队进驻中国的一些港口和大城市。以帮助国民党军队抢占战略要地;同时出动大量飞机和军舰，运送国民党军队和接收人员到各地。
面对美国政府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毁灭共产党，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扶蒋反共政策，毛泽东在1946年8月6日和美国记者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点。他说：“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提起美国帝国主义，人们似乎觉得它是强大得不得了的，中国的反动派正在拿美国的‘强大’来吓唬中国人民。但是美国反动派也将要同一切历史上的反动派一样，被证明为并没有什么力量……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毛泽东关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点，有力地武装了中国人民的思想，加强了中国人民的胜利信心，在人民解放战争中，起了极其伟大的作用。
(三)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制定的对外方针政策
1、关于“另起炉灶”的方针。1949年春天，毛泽东在谈到新中国所要奉行的对外方针时说：我们的一个重要方针是“另起炉灶”。其涵义就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毛泽东指出，人民政府愿意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外国政府如果愿意考虑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它就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且把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
2、关于“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1949年1月末2月初，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同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会谈时，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来讲，它的屋内太脏了，柴草、垃圾、尘土、跳蚤、臭虫、虱子什么都有。因为帝国主义分子的铁蹄践踏过。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从内到外，把那些脏东西通通打扫一番，好好加以整顿，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这一方针的涵义在于，必须先肃清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势力和影响，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建立新的关系。
3、关于“一边倒”的方针。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指出：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这就明确地指出了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在战后世界政治中的立场和对外基本方针，也是在当时内外政治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人唯一正确的选择。
毛泽东提出的上述三项对外基本方针和有关政策，在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得到了充分而又具体的体现。《共同纲领》是中国人民的大宪章，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因而，《共同纲领》中所规定的对外原则、方针和政策，成为新中国建国初期对外工作的指导方针和法律依据。
二、建国后毛泽东的外交思想与实践
(一)规定新中国的建交原则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宣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民政府公告》向全世界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公告发布后，许多国家很快表示愿意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对此，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一方面表示欢迎，一方面根据欲同自己建交国家的实际情况，采取了不同的做法。于是形成了第一次建交高潮。由于毛泽东在建国前夕已公开宣布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所以，新中国一成立，立即受到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欢迎和支持。因此，新中国同这些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不需要经过谈判就迅速建立外交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二天，苏联政府就发来照会，决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中苏建交，带动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关于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了两条原则：一是这些国家必须同国民党政府断绝外交关系;二是要通过一定的谈判手续来确定建立外交关系。他强调指出：“对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都应如此。”经过谈判，中国先后同亚洲的缅甸、印度、巴基斯坦等民族独立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西北欧的瑞典、丹麦、瑞士等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此外，经过谈判，中国还分别同英国、荷兰建立了代办级关系。
对外贸易既是经济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外交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对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执行和平外交政策起着重要作用。毛泽东对此十分重视。1949年12月22日。他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指出：“你们在准备对苏贸易条约时应从筹统全局的观点出发，苏联当然是第一位，但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国做生意，其范围和数量要有一个大概的计算。”这说明，在建国初期，我们党的外交政策是对外开放的，并不是闭关锁国的，经济封锁是帝国主义国家强加给我们的。
(二)缔结《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为了加强中苏两党两国之间的关系，增进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相互了解，毛泽东于1949年12月6日率中共中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由北京出发，乘专列前往莫斯科访问。这次访苏的目的，主要是同斯大林就中苏两国间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进行商谈。对于毛泽东这次出访，苏联给予了极高的礼遇，斯大林率苏共全体政治局委员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毛泽东一行。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领导人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隆重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仪式。仪式结束后，斯大林举行招待宴会，庆祝两国缔约。毛泽东又邀请斯大林出席次日在中国大使馆举行的答谢宴会。斯大林是从不到克里姆林宫以外出席宴会的，这一次破例接受邀请，表示对毛泽东的尊重。毛泽东这次访苏，是对他不久前提出的“一边倒”方针的成功实践，维护了中国的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声誉，使新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处在一种有利的地位上。
(三)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毛泽东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了这一原则。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新中国面临着外部侵略的严重威胁。在这紧急关头，应朝鲜党和政府的请求，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这是—个需要有战略胆识和气魄的决策。那时，新中国刚刚脱离长期战乱，经济还没有恢复，新生的人民政权还不稳固，又面临着西方国家的封锁遏制，各方面都很困难。而它的主要对手则是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都不可一世的头号强国美国。这是一场力量对比极其悬殊的较量。然而，毛泽东认为，我们“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结果是，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同武装到牙齿的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搏斗，终于取得了胜利，迫使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打破了美国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粉碎了帝国主义扩大侵略的野心，维护了亚洲和世界和平，使中国的国际威望空前提高。帝国主义从此不敢轻意欺侮和侵犯中国，为我国改革和建设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
(四)倡导和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是我国一贯主张的指导国与国关系的基本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有一个过程。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10月l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等文献里，多次提出要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这些原则，也写进《共同纲领》作为新中国外交关系的重要部分。在这之前的1949年1月，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外交问题的指示稿时加了这样一段话：“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毛泽东提出的这些外交原则，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我国一项完整的对外政策，是在1953年底中国和印度政府代表团就中印两国在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举行谈判时，由周恩来首次提出的。他说：“新中国成立后就确立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这些原则得到了印度方面的赞同。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有29个国家参加的亚非会议上，周恩来同与会各国代表一起，制定了著名的万隆十项原则，载入大会通过的《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作为与会国家共同遵循的原则。这十项原则不但包括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容，而且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引申和发展。
毛泽东历来强调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指出：“应当把五项原则推广到所有国家的关系中去。”“中国愿意同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和平共处……一切问题应通过谈判来解决，打仗的办法不好。”现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是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基本准则。至今为止，已有90多个国家在同中国共同发表的文件中承认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已同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展了经贸、科技和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关系。
(五)号召学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先进经验
毛泽东明确提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强调指出：“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在建国初期，由于我国在经济建设方面缺乏经验，加上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实行政治上反对，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包围，我国主要是向苏联学习，较多地照搬了苏联的做法。特别是在一五计划期间，在重工业和计划工作方面，几乎一切都照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甚至把一些不好的东西也搬来了。因此，毛泽东指出，苏联“有许多东西我们可以学。当然，是要学习先进经验，不是学习落后经验。”他强调指出：“苏联的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还强调指出：“我们学习苏联，要包括研究它的错误。研究了它错误的那一方面，就可以少走弯路。”
毛泽东认为，不但要向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学习，而且要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包括美国在内。他说：“我们愿意向世界上所有国家学习。如果美国人愿意的话，我们也愿意向他们学习。”他指出，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也要有批判地学，不可盲目地学。“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工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
(六)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也是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在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就向全世界郑重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然而，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操纵下，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却一直被台湾当局窃据。建国20多年来，毛泽东一直坚持，台湾当局的“代表”继续留在安理会是完全非法的，应将它驱逐出联合国，同时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对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这件事，毛泽东一直很重视。他对身边工作人员多次说过：“联合国，我们总有一天可以进去。”“世界不能始终让美、苏两国霸占下去，中国人在世界上说话也得算数。”1971年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毛泽东把大部分时间用到研究国际形势和外交工作上。他广泛收集国际上对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反映，并要工作人员把有关消息读给他听。接近联大投票时，他说：“我们就算有十亿人口，在联合国也只是一张票，一个小国也是一张票，我奉劝你不要看不起小国。”当得知第26届联合国大会10月25日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1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驱逐台湾蒋介石集团代表问题的提案时，毛泽东非常高兴，说：主要是第三世界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在联合国大会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权利的当天下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及外交部有关人员开会，决定立即组团出席联大。代表团离京前的11月8日晚，毛泽东接见代表团的成员，高兴地说：我国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倒台，一个就是恢复联合国席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长期斗争的结果，是毛泽东外交思想的伟大胜利。
(七)打开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
“文化大革命”最初几年，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国际形势。从新中国诞生到“文化大革命”前的1965年，仅有47个国家与中国建立并保持外交关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长期以来一直未放弃对新中国的敌视政策。同时，在中共批评和抵制了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一些作法以后，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恶化。苏联政府以重兵集结在中苏和中蒙边境，对中国构成严重威胁。这时，毛泽东提议由陈毅挂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参加，“研究一下国际问题”。同年7月和9月，他们先后送交中央两份研究报告。其中提出：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在目前美、苏两国都急于打“中国牌”的情况下，中国处于战略主动地位。这些情况引起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重视。对美国的新动向，毛泽东早已注意。在得到美国总统尼克松有意来华的消息后，毛泽东于1970年12月18日在会见美国老朋友斯诺时表示：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1971年春，中美关系出现了出人意外的突破。3月下旬至4月上旬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第31届世界乒乓球赛。毛泽东在世乓赛闭幕前夕作出决定：邀请美国队访华。这一消息立刻在全世界引起轰动。“乒乓外交”，获得了“小球转动大球”的戏剧性效果，打开了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从这年4月起，中美高层接触的进程大大加快。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一行抵达北京，毛泽东带病会见了尼克松。2月28日，中美联合公报在上海发表。尼克松访华和上海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两国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
中美关系的突破为中国打开全新的外交格局创造了必要前提。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1972年，中国先后同18个国铜立外交关系或实现外交机构升格，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同外国建交最多的一年。这一年，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共批准进口14套化纤、化肥以及一米七连续轧钢机等成套设备，总价值43亿美元。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引进先进技术设备规模最大、种类最多的项目之一，开始打破长期以来闭关自守、技术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的局面。所有这些，为后来逐步实行对外开放创造了重要条件。
(八)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和我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
20世纪70年代，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多极化趋势对两极格局的挑战和冲击日益公开化、显著化。面对这种变化，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了他在60年代提出的“两个中间地带”理论，形成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专门谈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问题。他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第三世界要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2月25比毛泽东对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布迈丁说：“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因为政治、经济，各方面，中国不能跟富国、大国比，只能跟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在一起。”毛泽东认为第三世界应该团结起来，反对超级大国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
1974年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大会上发言，全面地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提出正确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原则和主张。这个发言是根据毛泽东的历次指示写的，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并报毛泽东审阅批准。邓小平在发言中指出：“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国际斗争的主题是反对霸权主义。他还郑重声明：“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对这些提法，毛泽东明确表示赞同。也引起世界各国普遍关注。
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和我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在急剧变动的世界格局中，为中国找到一个与国力和国家利益相符合的战略地位，使中国的外交格局出现了新局面，使中国的国际战略地位大大提高。
三、毛泽东外交思想的重要启示
毛泽东外交思想，是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在新形势下，对我国进一步改革开放，开创中国特色外交工作新局面，仍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一)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应该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与合作，更应该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新中国过去不做任何外国的附庸，不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今后更不会如此。过去，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包围，我国缺乏改革开放的条件。现在，环境则完全不同了。因此，我国今后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制定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定不移地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各地区广泛开展经济技术合作和科学文化交流。同时，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
(二)必须坚定地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积极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
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始终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决不允许任何势力侵犯。在台湾问题上，不允许外国干涉我国的内政，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独立”等图谋。在新形势下，我们必须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提供坚强的安全保障;必须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决不动摇，争取和平统一的努力决不放弃，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决不改变，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决不妥协。在“一国两制”方针指导下，争取祖国和平统一大业早日实现。
(三)必须反对大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
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未占别人一寸土地，也不容许别人侵犯我国的一寸土地。中国历来坚持大党小党一律平等，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国非常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既通过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的发展促进世界和平。今后，中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中国人民必将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努力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四)必须学习世界上一切国家的长处，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
毛泽东历来强调，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国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世界各国，什么地方有好东西，通通学来。同时，他要求学习外国的经验要结合中国的实际。不要硬搬，要有独创精神。实践证明。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今后，我们必须继续向外国学习，学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先进经验，学习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同时，要坚持与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为我所用。只有这样，才能走自己的道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不断前进。
(《环球视野》摘自《毛泽东与20世纪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