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脚医生第一人王桂珍

    在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发展过程中，赤脚医生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曾经留下了辉煌的业绩，至今为人们所怀念。但很少有人知道的是，赤脚医生第一人叫王桂珍。她是一个普通农村女青年，以赤脚医生第一人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而受到重视和重用，曾一度被调到中央担任副部长一级的领导职务。当她从领导岗位下来淡出人们的视野后，又靠自己的努力重铸了人生辉煌。

    医学速成培训班的学员

    王桂珍，1944年出生在上海市川沙县（今属浦东新区）江镇大沟村。王桂珍一家，是生活在大沟村最底层的贫农，父亲租种着几亩薄田，平时也做些零工，母亲则是普通贫苦人家妇女，一家人辛勤劳动，过着贫苦的生活。
    王桂珍小学毕业后，大沟村已经走上了集体化道路，她就直接参加了集体劳动。她不怕苦，不怕累，生产劳动总是走在前头。在她带动下，大沟村一大批妇女走上了生产劳动第一线。王桂珍不光在生产中积极带头，还有组织能力。上世纪60年代初期，正值学雷锋高潮。同当时的进步青年一样，王桂珍以雷锋为榜样，在当地留下了好名声。在她还不到20岁时，就成为村党支部的培养对象，被吸收为预备党员。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听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汇报工作。钱信忠在汇报中讲到中国农村缺医少药的情况时，毛泽东发怒了。他在严厉批评了卫生部的工作后，讲了这样的意见：“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不久，毛泽东再次召见卫生部部长钱信忠等人，讨论在农村培训不脱产的卫生员事宜。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重点谈了改善农民医疗条件的问题，并且提出了在农村培训不脱产的卫生员的总构想。毛泽东说：“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农民。”“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
    毛泽东发怒并作出指示是在6月26日，因此，该指示便被称为“六二六”指示。
    “六二六”指示下达之后，各地开始贯彻落实。在上海市委部署下，各郊区开始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培训“农村也养得起”，又能长期在农村给农民看病的农村医生。正是在此背景下，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于1965年夏办了一个医学速成培训班。办这个培训班的目标很明确——培养半农半医的农村卫生员。在招收学员时，标准也很明确，必须是贫下中农家庭出身，政治上表现好，一句话：“根红苗正”。此外也要求要有小学毕业以上的文化程度。江镇公社医学速成培训班招收学员的文件传到大沟大队后，村党支部认为王桂珍出身于贫下中农家庭，政治上表现好，是团支部书记、预备党员，又是小学毕业生，是最适合的人选，便确定送王桂珍去学习。
    大沟大队给王桂珍开了一封介绍信，她收拾了简单的行装，便到江镇去报到，成为江镇医学速成培训班中28名学员之一。
    上海市江镇办的医学速成培训班，学习时间只有4个月。为了在短时间里使学员们基本掌握医学院学生要几年才能够掌握的医学知识和一般治病方法，速成班的课程安排得特别紧。医学方面的课程涉及物理、化学、生理学等多门知识，有相当大的难度。对于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王桂珍来说，要在短时间内掌握这么多以前自己没有接触到的知识，其困难之大，可想而知。王桂珍迎难而上。她的想法非常质朴：自己今天来学习医学知识，是为了今后给农民看病的，如果学不好，怎么能够给大家看病？必须要学会学好。大队选送自己来学习，要出工分，出粮，公社也要出经费，自己学不好怎么向组织交代？出于这些朴素的想法，她学得比别人要刻苦得多。
    一来二去，王桂珍成了速成班中学得最好的学员。后来，她自己回忆道：
    我连中学的门都没进过，比方那些化学元素符号，还有什么“大于”、“小于”……老实讲，一下子真搞不懂。那时候我自己挺能吃苦，学得挺认真。老师让晚上9点熄灯，我拿个小的手电筒在被子里看到12点。
    王桂珍的刻苦学习精神，也给当年的老师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王桂珍的老师黄钰祥后来多次谈到王桂珍在速成班中的刻苦学习精神。她的同学们也谈到了这一点，认为这种刻苦学习精神，在任何时代对人都是有益的。

    赤脚医生第一人

    4个月的学习，使王桂珍基本掌握了医学知识和一般的治病方法。当速成班结束后，按照江镇公社的统一安排，王桂珍和其他学员都回到农村，当乡村医生，给农民治病。
    王桂珍结业后回到大沟大队当了一名乡村医生，直接给大沟的农民看病。平时，她背起药箱，走村串户甚至到田间地头为农民们治病；农忙时，她也参加农业劳动。开始，农民们并不相信王桂珍能治病，说：做一个医生要学好几年，这个黄毛丫头只学4个月就能当医生？能看病吗？但王桂珍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
    王桂珍为了减轻农民的医药费负担，在村边一块地上种了100多种中草药。村里支持她，专门建了土药房，供她和姐妹们制作中草药。平时，她总是利用自己所学的医学知识，想出各种土洋结合的办法，让身边的老百姓少花钱也能治病。
    王桂珍所在的大沟大队，是以种水田为主的。当地农民种水田，无论插秧，还是除草、施肥，都要赤脚下田劳作。王桂珍是不脱产的乡村医生，有了病人，她背上药箱就去看病，看完病回来，就下水田与社员们一起劳动。她下水田劳动，自然是打赤脚。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她在水田里劳动时，就被叫去给病人治病，来不及洗去脚上的泥，赤着脚就去给病人看病。当地农民有一个通常观念：“赤脚”和“劳动”是一个意思，他们见王桂珍是既参加劳动又要为农民看病的医生，就自发而又自然地送给王桂珍一个称呼：“赤脚医生”。实际上，赤脚医生就是既要劳动也要行医的意思。“赤脚医生”是在农民中自行叫起来的，是老百姓送给王桂珍的“口碑”，是对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精神的赞赏。
    但是，农民们送给王桂珍的这个名称，还只是局限在大沟大队范围内。上边下去了解王桂珍事迹的干部们对此不太理解，有的人甚至认为这种称呼是对王桂珍的讽刺、挖苦，是对乡村医生的污辱之词，至少算是不雅之词。市里有一个干部到大沟大队听说农民叫王桂珍“赤脚医生”时，很生气地对大队干部说：“怎么能这样称呼一个学雷锋的模范人物呢？今后不许这样叫！”
    但是，农民们可不听这一套，照样叫王桂珍“赤脚医生”。而王桂珍的事迹，被江镇公社领导认定为学习雷锋精神的好典型，在江镇范围内大力宣传。
    或许是王桂珍的事迹传播日久影响较大，或许是她的事迹经过近三年时间的沉淀经验更加成熟，上海市党政部门于1968年派出记者前往川沙县江镇调查、采访她了。当地农民热情接待了来采访的记者，并且一件一件向记者们介绍了王桂珍的事迹。记者们被感动了。他们意识到，王桂珍的做法，与毛泽东几年前作出的指示，以及他所提倡的方式是暗合的。考虑到这一点，记者们没有把采访结果写成一篇一般性的报道，而是写成了一篇调查报告。在写作过程中，记者们对王桂珍的事迹作了认真调查了解。同时，对毛泽东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期关于改善农村医疗条件的指示进行了反复体会，觉得江镇公社王桂珍的做法，是切合毛泽东指示精神的。因此，这篇调查报告把本来就有着内在联系的毛泽东指示和王桂珍的事迹，进行了深入发掘，由此形成报告的主题。调查报告中，对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培养“赤脚医生”的情况作了生动记述，怀着深厚感情对王桂珍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的事迹作了报道。写作中，记者们对文字也精益求精，尽可能使文字生动活泼一些，并且首次在文稿中使用了当地农民对王桂珍的称呼——“赤脚医生”。记者们直接将当时全国人民都生疏的“赤脚医生”一词用到标题上，并且将这篇调查报告与大的改革方向联系起来。它的题目最后定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文章中第一次把“赤脚医生”定义为：“不拿工资，帮助种地，亦工亦农，赤脚行医。”
    调查报告送上去后，又经过一些修改加工，便顺利通过了。1968年夏，上海《文汇报》在重要位置发表了这篇调查报告。该文发表后，立即引起中央宣传部门的重视。当年9月出版的《红旗》杂志第3期和9月14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这篇调查报告，引起了广泛关注。特别是这篇文章中第一次把农村半医半农的卫生员正式称为“赤脚医生”，很是抢眼。阅读《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上刊载这篇文章的人首先要探究什么是“赤脚医生”，原来，就是指半医半农的农村卫生员。
    这篇文章也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毛泽东仔细阅读了9月14日《人民日报》上转载的这篇文章，并且在他看过的《人民日报》上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
    毛泽东的批示，是对王桂珍事迹的肯定，更是对不脱离农业生产，亦医亦农，在乡村中直接为农民服务的医疗模式的肯定。他的批示下达后，全国各地农村普遍在大队一级设立乡村医生，并且都称为“赤脚医生”。由于毛泽东是在介绍王桂珍事迹的调查报告上写下“赤脚医生就是好”7个字的，王桂珍也就成为中国赤脚医生第一人。

    和毛主席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

    毛泽东“赤脚医生就是好”的批示下达后，当年的中国大地上立即掀起了一股学习赤脚医生、学习王桂珍的热潮。还有人不顾路途遥远，自带干粮，千里迢迢赶到江镇公社观摩学习。王桂珍一下子成了享誉全国的名人。
    1969年9月，王桂珍接到通知，到北京去参加新中国成立20周年的庆典。此前，一直生活在大沟的王桂珍，连上海市也很少去。这次，她要到北京去，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观礼，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种殊荣。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她到北京后，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在那之后数年间，毛泽东又六次接见了她。
    1969年10月1日，王桂珍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新中国成立20周年庆典。她的内心无比激动。她知道，她是代表已经在中国农村大地上形成规模的赤脚医生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内心自然有一种自豪感。让她惊喜的是，她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到了赤脚医生方队。这个方队由近千名肩背药箱、背负斗笠、挽着裤腿、打着赤脚的年轻农村姑娘组成。她们高呼着“为人民服务”的口号，整齐地从城楼下的长安街走过，队列的前边是一个特制的轮车，上面载着“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15个大字。这个方队代表的是当时分布在全国的数百万农村医护人员。当这个方队走到天安门城楼下边时，王桂珍高兴得几乎跳了起来。她使劲地鼓掌，手都痛了也不觉得。以前，她只知道自己干的事业很神圣，绝没有想到这个事业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肯定后，与亿万农民的利益连在了一起，并且有这么多的响应者，成了全国性的行动。
    赤脚医生第一人王桂珍的事迹很快就传到了国外，并且在国外也受到好评。一些外国友人和着名的海外通讯社纷纷到大沟采访王桂珍。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的儿子拉那烈也慕名到大沟来参观王桂珍等人办的医务室和药房。英籍华人作家韩素音也对王桂珍的事迹进行了专题采访，还在王桂珍的真诚邀请下，到王桂珍简陋的家里吃她做的当地普通农民平时吃的饭。
    从北京回来不久，王桂珍就被任命为江镇公社党委副书记，分管医疗卫生和妇女工作。
    197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几位学者在中国拍摄了一部专门向国外介绍赤脚医生的52分钟纪录片《中国农村的赤脚医生》。这部纪录片真实记录了当时赤脚医生就地取材、土法上马炮制针对农村常见病的药物以及用小银针治大病的情形。这部影片在一些国家放映后，引起了强烈反响。这部片子，把中国的赤脚医生推向了世界。
    1974年，世界卫生组织筹备第二十七届世界卫生大会时，邀请中国派代表团参加。中共中央特意选派王桂珍参加这次会议。会议的筹办方特意安排王桂珍在会上作了两次交流发言。她的发言生动、质朴，引起了代表们的巨大反响。
    王桂珍从日内瓦回来后，被组织上任命为川沙县卫生局党委核心小组副组长。
    1974年，纪录片《赤脚医生好》突出介绍了王桂珍的事迹，并且在旁白中这样说道：贫农的女儿王桂珍是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大沟大队的第一名赤脚医生，她刻苦学习钻研医疗技术，以白求恩为榜样，全心全意地为贫下中农服务……
    1975年，已经身患重病的周恩来考虑到卫生部领导班子成员大都年事已高，缺乏基层工作经验，也没有贫下中农代表，因此，他在病床上提名王桂珍到卫生部担任领导职务。当时，调到北京担任领导职务的人都要先进中央办的一个短期培训班学习，王桂珍也不例外。这年12月，上海市委组织部通知王桂珍进京学习。她收拾了简单的行李，穿着平时在田间劳动时穿的衣服，就到北京报到了。短训班学习结束之后，中央组织部的人找她谈话，她才得知自己已被调到卫生部工作，不能回上海了。她到卫生部报到后，组织上已经给她安排好了办公室，还给她配了一个秘书。卫生部党委有关同志找她谈话，告诉她组织上已经任命她担任卫生部党委核心小组成员。王桂珍成为副部长一级的领导干部了。不久，她又兼任卫生部防治局副局长。
    1976年2月，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夫妇第二次访问中国。尼克松夫妇早就对中国的赤脚医生十分赞赏，对王桂珍的事迹也十分钦佩。外事部门考虑到这一点，特意安排王桂珍以卫生部党委核心小组成员的身份参加了招待尼克松的宴会。
    1977年，上海发行地方粮票，经有关部门研究，在上海地方粮票一斤券上印上了王桂珍的肖像。肖像印上钞票或者粮票，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都是一种殊荣。

    拿工分的副部级领导干部

    到北京工作后，王桂珍觉得不习惯。以前，她虽然先后担任过江镇公社党委副书记、川沙县卫生局党委核心小组副组长，但她从没有长时间在机关办公室里坐过。相反，她大部分时间是在基层，而且一直当赤脚医生，给农民看病，水田里仍然经常有她劳动的身影。到卫生部后，没有了下水田劳动的机会，也没有在各村走来走去给农民看病的机会了，这让她觉得十分不习惯。
    王桂珍在卫生部工作还有一个不好讲出口的困难，即经济困难。当时的王桂珍身上已经有三个职务了：卫生部党委核心小组成员、川沙县卫生局党委核心小组副组长、江镇公社党委副书记。但她却从来没有拿过国家一分钱的工资，她的身份仍然是农民出身的“赤脚医生”，她还是原来的江镇公社农民户口。她的收入就是大沟大队的工分，而且这个工分收入算得十分具体。她与大沟大队党支部书记一样，拿大沟大队的平均工分。大沟大队一年的平均工分，就是3000个工分，一个不多，一个不少。当时的大沟大队，与南方一些大队比，还不算富裕，工分也不值钱——一个工分只值7分钱。算起来，王桂珍一年的收入，仅有210元。她曾回忆道：“我在卫生部一天补贴5毛钱，我拣最便宜的菜吃，像菠菜、豆腐，中午吃两个窝窝头。”即便如此，她仍然捉襟见肘，只好向自己的丈夫要钱。她的丈夫叫邱水兴，两人于1972年结婚。后来，邱水兴到甘肃支边，工资也很低。但只要王桂珍给他写信，他就会把自己节衣缩食余下的一点钱寄过去。邱水兴回忆道：“她有时给我写信，说上北京开会去了，到国外去了，到外省去了，那意思我知道，她没有钱了，我赶快给她寄二三十块钱，有时候自己没有，就跟朋友借一下，给她寄点过去。她是没有一分工资的，都是靠我寄给她。”

    电影《春苗》增加了她的负担

    在王桂珍到卫生部工作之前，以她为原型的电影《春苗》就在全国上映了。
    电影《春苗》的出现是有政治背景的。1970年初，担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张春桥表示“对赤脚医生这个题材很感兴趣”。张春桥当时是想按照他主张的“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思路搞出一部反映这一主张的文艺作品。当时的上海市文艺部门即按照这一思路，下去采访仍然在基层工作的王桂珍，用王桂珍的事迹，写出了一部反映赤脚医生不计报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舞台剧。张春桥等人想利用这部舞台剧为他们的政治服务。因此，这部舞台剧经过当时上海市委主管文教的书记徐景贤挂帅反复修改，把原剧本中的女主人公从最初的一个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服务的赤脚医生，变成了“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反潮流英雄”；公社卫生院院长成了影射邓小平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最终形成了电影剧本。又请谢晋任导演，青年演员李秀明扮演影片中的女主角。电影《春苗》于1975年9月在全国公映。
    在上海市文艺部门创作以反映赤脚医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事迹的舞台剧时，王桂珍是真心实意拥护的。她也接受了文艺工作者的采访，向他们介绍了赤脚医生的工作、生活等情况。她根本不知道这部舞台剧后来被改编成《春苗》这部电影，更不知道电影内容已经被改成了同“走资派”斗争。她更不了解张春桥等人的政治意图。这部电影上映后，她也只是将其当做一部文艺作品来看。1976年7月1日，文化部“根据广大工农兵群众的意见”，对1973年至1976年6月的优秀故事片进行评选，《春苗》名列第一，她也很高兴。当时，她只是为有一部反映赤脚医生的电影高兴，没有想到这部电影的政治背景和上映后的实际效应。
    电影《春苗》在全国上映后，出现了一股到大沟大队来看“春苗”原型的热潮。这给既担任领导职务，又要坚持给农民看病，又要参加劳动，又要搞调查研究的王桂珍带来了不小的负担。她每天要接待许多各地来的参观团、学习团、取经团、交流团。经常的情况是，她正在水田里劳动，就有人来喊她去见某个参观团；她正在接待某个参观团，就有人来喊她去给农民看病。劳累一天的她，有时晚上还要接待一些参观团到深夜。

    一边劳动一边接受审查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不久，就有一些人提出：《春苗》是“四人帮”搞的大毒草，王桂珍是电影《春苗》里“田春苗”的原型，她又是从上海来的，一定有严重问题。在此情况下，王桂珍被免去了所有党政职务。在北京工作仅仅10个月的她，回到了大沟大队，一边劳动一边接受审查。
    当不当副部长一级干部，王桂珍并不在乎，她本来就是一个普通农民，只是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当一个好赤脚医生，一心一意为农民的健康服务，从来就没有想到过自己要当什么官。让她心情苦闷的是，有人竟然不顾事实，作这样荒唐的联系：电影《春苗》是大毒草，“春苗”的原型就一定是坏人，王桂珍就是坏人。
    王桂珍回到大沟大队后，每天拼命地干活，劳累一天的她，还要经常被工作组叫去询问。面对种种指责、询问、质疑，王桂珍心境坦然：自己就是一个赤脚医生，是在中央宣传赤脚医生的热潮中出名和受到提拔的，从来就没有干什么坏事，因此，她有什么就说什么，不藏不掖，胸怀坦荡。对于审查自己，她不理解，也当着工作组的面直接说出自己的意见，反正自己就是一个农民，还能把自己怎么样。
    工作组恼火了，要在大沟召开群众大会批斗王桂珍。王桂珍坚决不接受批斗，她说：“宣传我的文章是你们写的，我上去也是上边让我上的，不是我自己争的，批我干啥！”
    被审查的王桂珍，得到了邓颖超和林佳楣的关心。邓颖超多次替她说好话。林佳楣还直接给川沙县委打电话说：王桂珍是赤脚医生的优秀代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什么问题，与“四人帮”没有关系，应该解脱。邓颖超和林佳楣先后替王桂珍说话，才使她通过了审查。

    重新扬起生命的风帆

    王桂珍获得了清白，却不能再当赤脚医生给农民治病了。王桂珍并不灰心，她一边积极劳动，一边向上级反映自己的意见。1978年，组织上经过研究，决定安排她到川沙县一家服装厂当厂医。这家工厂经营得不好，经常开不出工资，最后倒闭。王桂珍开始自谋生计。她做过服装，养过长毛兔。
    那些年，王桂珍一家生活相当困难。在大沟的村民们都住上新房子时，她一家住的仍然是破房子，因为她实在没有钱盖房子。她的两个孩子也长大了，要读书，要吃饭，一家人的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在为生活奔波的过程中，她并没有放弃学医，只要有时间，她就拿起医学书籍学习。1987年，她考取了医师资格，进入镇卫生院。
    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的谈话，使王桂珍看到了新的希望。她开始寻找致富的路子。当得知办印刷厂能赚钱，她便借了6000元钱，买了一台印刷机，在自己家老房子里办起了一个振兴印刷厂。王桂珍的知名度和她过去长期做好事积累的好人缘，使她很快就打开了经营局面。过去认识她的人，或者过去不认识但听过她事迹的人，都愿意把业务拿到振兴印刷厂去做，她的生意十分红火。
    经历了人生风雨的王桂珍，没有趴下，而是重新扬起了生命的风帆。
    1999年，王桂珍在组织的关心下，以干部待遇，在县社会保障局退休。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81期，摘自2012年第5期《党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