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毓海《重读毛泽东》：伟大也要有人懂（二）

“其做始也简，将毕也巨”

　　1918年6月，毛泽东和新民学会的大部分成员先后毕业，摆在他们面前的最现实的问题，便是升学或者就业。新民学会的成员都是抱负很大的青年，他们的共同意见自然是继续学习深造，而且是出省乃至出国去深造。而恰好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机遇摆在了他们面前——这就是留法勤工俭学。

　　一战结束后，法国效法美国，想把庚子赔款的一部分退还给中国，并计划在法国办一所大学，专门吸收中国学生去留学。作为著名的华商和NGO组织者，加之在中法两国的政界都广有人脉，这件好事就落在了在法国经商的李石曽的头上，他专门办了一个银行，把法国的庚款存入其中，并创办了中华教育基金会，来经营这件事。

　　1918年6月，毛泽东的恩师杨昌济应北京大学之聘，举家迁居到了北京，两个月后，毛泽东、蔡和森、肖子升、罗章龙等“杨门弟子”一行20余人，便浩浩荡荡追随导师而来，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出省，也是他第一次来到北京。

　　他们是有备而至。杨昌济则告诉弟子们说，他们可以去法国勤工俭学。经杨昌济的托付，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介绍毛泽东等4人，李石曽答应为湖南青年先办三处留法预备班，但毛泽东本人却并没有出国留学的打算，这里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毛泽东一贯主张“反潮流”而非“赶时髦”，在他看来，崇洋之风，不可放纵，中国不是一般地缺乏知识，而是缺乏“抵抗力”、缺乏独立的思想和批判的对待知识的态度，若没有对于西方文明的批判的态度，留学则很容易导致邯郸学步。

　　在1920年3月14日致周世钊的信中，毛泽东说：欲改造中国，有两件事是最为急迫的：其一，是对中国历史上的治理经验加以系统的整理与批判，其二，是作实地的调查研究，而这两项当务之急的工作，都不能在国外做。

　　毛泽东是借钱来北京的，他必须生活。于是，杨昌济再找蔡元培批了一个条子给当时的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毛泽东君实行勤工俭学计划，想在校内做事，请安插在图书馆。

　　1918年10月间，毛泽东被李大钊安排在北大图书馆当了助理员，他每天的工作便是打扫卫生，并负责在第二阅览室登记新到的报刊和阅览者的姓名。当时北大教授的月薪一般为二三百元，毛泽东的月薪只有8元，1936年，毛泽东在与斯诺谈话时念即此处，依然十分感动，他说，这8元钱是李大钊的特殊照顾，八块钱的“工资不低”。没有读过大学的毛泽东，就这样成为了北京大学的管理者，虽然是最低一级的管理者，他管理的是15种中外报刊，而这些报刊在当时是非常宝贵的。

　　毛泽东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份工作，与当时的知识分子不同，毛泽东从不鄙视体力劳动，而当时在毛泽东身边匆匆走过的北大贤达们大都并不知道，早在一年之前（1917年4月1日），这位个子高高的图书管理员，就已经在《新青年》杂志3卷2号上发表了《体育之研究》这篇特立独行的文章，文章指出，中国知识分子的痼疾，便是体力与脑力的脱节，它使知识流于空说而不能实行，这是知识与实践相脱离的一种表现。

　　而恰是在北大图书馆新来的助理员到任整整100年前的1818年5月5日，卡尔·海因里希·马克思诞生于莱茵河畔的古罗马旧都特里尔城。

　　尽管此前的毛泽东对马克思闻所未闻，但历史却总是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1818年的欧洲与1918年的中国面积相仿，境遇类似。

　　青年时代的马克思与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所关注的问题也是类似的：宪法的问题、如何发扬情感与意志的力量，以使人们的精神从死气沉沉的“异化”状态中解放出来——也就是说，在青年时代，他们更为关注的是思想而非政治领域里的革命。

　　1848年，30岁的马克思和28岁的恩格斯发表了《共产党宣言》，是发行量仅次于《圣经》的文本。这份慷慨激昂的宣言首次申明了全世界劳动者拥有共同利益，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共同反抗好战的政府和资本家阶级，马克思号召工人阶级为了自己的阶级利益——进而是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而斗争，而不是去做资本家和政客的炮灰。

　　1869年，马克思创立了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使共产主义运动成为一场波澜壮阔的国际运动。国际工人阶级运动迅速壮大，影响力迅速超出了欧洲，在北美获得了10万工人的支持。1871年，在巴黎公社起义的硝烟尚未散尽的时候，欧仁·鲍狄埃创作了雄壮的《国际歌》，更加通俗而有感召力地提出各国劳动者团结起来，推翻旧世界。这使全世界的资本家和政客大为震惊，他们意识到马克思的学说必将彻底摧毁建立在“战争平衡论”——即“力量均势”基础上的欧洲旧秩序。马克思这个“幽灵”比一切欧洲革命思想加起来还要具有革命性，因为此前的欧洲进步思想只不过是把既有的制度划分为“先进的”和“落后的”，而马克思的思想则把人类历史的进程描述为劳动者与剥削者之间的斗争。

　　1872年，第一国际在海牙召开代表大会，巴黎公社的失败使工人们意识到，只有热情是不够的，要使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必须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领导，而从那时起，马克思和恩格斯由思想家和革命家，成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

　　只有劳动者联合起来才能制止人类的自相残杀——马克思的思想最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得以实现，1917年11月，俄国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俄国随之退出世界大战，1918年10月底，德国也爆发了革命，德皇宣布退位，11月11日，德国宣布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战因此结束。

　　就是在这个时候，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北大图书馆， 毛泽东结识了李大钊，在中央公园，他亲耳聆听了李大钊《庶民的胜利》的演说，并阅读了李大钊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文章《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毛泽东眼界大开。1919年《新青年》杂志第6卷的5、6两期，刊载了李大钊的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长文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是李大钊第一个提出：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观点并不完全一致，马克思的著作与思想都是没有完成的。那种认为马克思的思想已经完整地存在在那里的说法，是根本上不符合实际的。李大钊指出，马克思最大的贡献，就在于他引发的“经济思想史的革命”，而此前的古典经济学，均没有马克思那种世界历史的视野，所谓历史唯物论，其实质就是从经济史的角度，深刻地叙述了欧洲史和人类历史。

　　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最为开创性的贡献，就在于对马克思的《资本论》做出的深刻解读。今天我们重读李大钊的这篇文章，依然会醍醐灌顶地感受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起步阶段，就站在了怎样的高度，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便与教条主义有着怎样的天壤之别。

　　1920年11月17日，《北京大学月刊》刊登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立启事。研究会由李大钊组织发起，成员有邓中夏、高君宇、刘仁静、何孟雄、朱务善、罗章龙、张国焘等19人，这个研究会其实是一个马克思著作读书会，这些先觉者以德文和日文，阅读马克思的原著——他们还把一起研读的小屋命名为“亢慕义斋”。而“亢慕义斋”，取义于德语“共产主义小屋”的译音。

　　毛泽东所管理的阅览室，就在李大钊办公室的旁边。

　　而当陈独秀来信征询即将创立的党是否应叫“中国社会党”时，李大钊回信说：不，我们的党，应该叫中国共产党！

　　李大钊一锤定音。中国共产党从“亢慕义斋”走来。北京大学就是这样成为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地，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摇篮。

　　2014年5月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来到北大，他在载有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成立启事的《北京大学月刊》前驻足良久，感慨地说：“寻根溯源，源头就在这里啊！”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寻根溯源，源头就在李大钊的北大，而不在苏联斯大林和斯大林的教条。

　　1949年3月，在率领中共中央向北京进发的路上，遥望古都北京，毛泽东曾经这样说：1918年，马克思诞生100周年的时候，在北京大学，我遇到了李大钊同志，大钊同志是我的引路人，没有大钊同志，我这个人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中共最早期的干部，很多出自北大的“新青年”：邓中夏、何孟雄、张国焘、罗章龙、张太雷、伍中豪、刘仁静、黄敬等，毛泽东是其中的一个，也是最著名的一个。也正是在北京大学，那些敢想敢干的湖南孩子收获了他们想要的，与毛泽东同行的新民学会成员几乎都得到了公费留法的机会，毛泽东也不例外。使他放弃留学的诸多原因中，大概还有一个鲜为人们所提及，那就是他在北京，陷入了与恩师的女儿杨开慧的爱情。

　　半年后，当毛泽东离开北京的时候，他开始与杨开慧热烈的通信，在信中，杨开慧称毛泽东“润”，而毛泽东则称杨开慧“霞”，而“霞姑”是杨开慧的乳名。

　　1919年3月，在北京的毛泽东接到舅舅的来信，得知母亲的病情加重了，毛泽东立刻启程返回湖南，赶到母亲病床前亲侍汤药。作为长子，家庭的重担落在了他的肩上。回湖南后的当月，毛泽东便开始在长沙修业小学担任历史老师，这是他人生中第一个正式的职业。

　　毛泽东回湖南后一个月后，五四运动爆发了，长沙成立了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1919年7月14日，湖南省学联的刊物《湘江评论》创刊，毛泽东担任了这份刊物的主编。

　　当然，毛泽东并不是两手空空的回到家乡，北京之行虽然短暂，却使他知道了世界上有马克思、有俄国十月革命，还有马克思所说的“人类解放”和“世界革命”这种大事。创刊宣言里说：“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同时，毛泽东更指出，中国的问题是：人们“迷信鬼神，迷信物象，迷信运命，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

　　从那之后，毛泽东便放弃了文言写作，虽然他的典雅文章总是令人交口称赞，并使他在学校里得100分，从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北京大学归来，毛泽东改用白话写作。毛泽东的文章里依然有中国古文波澜起伏的气势，大气磅礴的肌理，自《湘江评论》时代起，他开始创造出对现代汉语影响巨大的“毛文体”。

　　而《湘江评论创刊宣言》就是这样的例子，它的结尾以四个感叹句、四个设问句破题：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它的生，避它的死，如何承受它？如何传播它？如何研究它？如何施行它？这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1919年7月21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第二号上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这篇文章使人感到震动的地方在于，它把“天地与我为一”、“天下事皆己事”这一主张，以更加磅礴的气势和更加通俗地语言喊了出来：咳！我们知道了！我们醒觉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

　　正像当时那个世界的转变是迅疾的那样，毛泽东的成长也是很迅速的，他从一个温和的社会改良派，转变为一个革命家。

　　《湘江评论》刚出了四期，便被湖南军阀张敬尧查封了，湖南省学联也被勒令解散，而这一切都是在荷枪实弹的士兵的打砸中完成的，这是毛泽东人生中所遭受的第一次严重打击，当冰冷的枪口指向了他和他的同伴的时候，毛泽东的“劝善”梦想破灭了。

　　如果说有谁把毛泽东由一个温和的改良派推向了革命派，那么这第一个人便是湖南军阀张敬尧。

　　12月6日，毛泽东发动湖南各校总罢课，湖南学联代表长沙一万三千名学生向全国发出“张敬尧一日不去湘，学生一日不回校”的誓言。同日，毛泽东率湖南驱张请愿团，离开长沙奔赴北京。他从此立志要以革命的方式去摧毁旧世界，而这正是马克思30岁时在《共产党宣言》中许下的诺言。

　　1949年，当中国革命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再次回顾了他自己性格的关键性的转变：

　　宋朝的哲学家朱熹，写了许多书，说了许多话，大家都忘记了，但有一句话还没有忘记：“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1920年1月17日，杨昌济在北京病逝，在痛失慈母之后，毛泽东又失去了精神上的父亲，一周之后，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也去世了。那一年，毛泽东27岁，父母和师长几乎是在一瞬间离他而去，巨大的痛苦使他艰于呼吸视听，人生的遭际和家庭的重担，如塌方一样落在了他的肩上，他知道，只是痛苦无济于事，虽然他现在的处境是一贫如洗、四面楚歌，可是他必须挑起自己肩上的责任。

　　1920年6月，穿着已经洗得发白的蓝长衫的毛泽东，在上海拜访了《新青年》杂志的主编陈独秀。而此前，陈独秀恰好刚刚与李大钊介绍来的维经斯基见了面。在这个世界上，毛泽东可能是第一个喊“陈独秀万岁”的人，他们相见恨晚。毛泽东与陈独秀谈话通宵达旦。这两个书生，一个曾经因为“劝善”而几乎送命，而另一个则因为主张科学和民主进了班房，惺惺相惜、痛定思痛，共同的遭际教育了他们，使他们认识到：“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当时的中国思想界，胡适和李大钊正在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而在毛泽东看来，这二者固然不能偏废，但是，研究学问只能解决一些具体问题，而无助于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什么是“根本问题、根本改造”呢？毛泽东说：“世上的事情只有吃饭最大”，而马克思主义是世上最明快的哲学，因为它立足于最朴素的道理：人是要吃饭的，不劳动者不得食，而人吃不上饭，那就要革命。

　　陈独秀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站出来发言，他指出：真正的科学方法是唯物史观，而不是胡适所说的那些庸俗的教条，要切实变革社会，那就必须了解经济发展的历史，而要变革人们的思想与精神，那就必须懂得思想、精神和意志这些东西，究竟是怎样在特定的经济社会环境中形成与发展的。而当下的中国，无论 “科学派”还是“玄学派”，由于他们都对经济思想史缺乏起码的修养，所以，他们之间的争论，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这些争论，也不过都是空谈，他们的方法，实际上都是玄学，而不是科学。

　　如果说李大钊在《庶民的胜利》中指出了，社会主义代表着民主的方向，那么，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则说：所谓“赛先生（科学）”，其实也就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学说。五四的先驱者们，就是这样从倡导“科学与民主”，走向了马克思主义。

　　与陈独秀的这次长谈，是毛泽东一生的转折，毫不夸张地说，这也是中国现代历史的一次转折，因为就在那次谈话中，陈独秀提出：要立即在中国创建马克思主义政党——共产党。

　　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说：“当时的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了任何人。”他还说：“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从1920年9月起，毛泽东被母校湖南第一师范聘任为校友会会长、一师附属小学主事，毛泽东一生中获得的第一个“官职”便是小学校长，而他上任后题写了一幅对联：“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挂在附小小礼堂。这不过是对“天下事皆己事也”的又一通俗阐释。新中国成立后，小学校长出身的毛泽东给孩子们写了一句意思相近的话：全中国的少年儿童团结起来，做新中国的新主人。

　　毛泽东安排小弟泽覃、妹妹泽建到附小读书，安排大弟泽民担任附小的庶务，他切实地履行起大哥和家长的责任，而由毛泽东照料的弟弟和妹妹，也都跟随大哥走上了共产革命的道路，这是一条牺牲之路，毛泽东的弟弟和妹妹，后来都为“天下事”——中国革命牺牲了。

　　正如毛泽东后来所痛切的回忆的那样，他并没有很好地照料弟弟妹妹，更没有一心一意地当校长，因为他当时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天下事”——宣传马克思的学说和筹备创立共产党组织上去了。有一次，当小弟泽覃抱怨说“马克思主义不是毛家祠堂，你的祖宗也不是马克思”时，毛泽东气愤地骂了泽覃，甚至要找根棍子去打他。

　　1920年7月31日，长沙《大公报》发表了毛泽东起草的《发起新文化书社》启事。在这篇启事里，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五四新文化运动并没有说清楚什么是“新文化”，而现在我们终于知道：关于生产劳动的文化，劳动者阶级的文化，才是新文化，而这种新文化，就是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说，现在全中国全世界都还没有这种新文化，“只有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沿岸的俄罗斯”。中国最大的积贫积弱不是别的，而是思想和知识的匮乏，“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而解决这种脑子的饥荒，就是创办新文化书社的缘起。

　　8月2日，长沙新文化书社宣告成立，毛泽东是27个投资人之一，他们一共捐资400元。毛泽东表现出他惊人的经营天才，经由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信用担保，书社得以从各大出版机构批量进货书报杂志，而免去了押金，长沙新文化书社成为了当时经营最好的书店，也是销售《新青年》、《每周评论》最多的书店。

　　这一年的冬天，毛泽东与杨开慧结婚了。他们没有举行任何仪式，用毛、杨二人的话来说，这就是“不做俗人之举”。杨开慧当时这样写道：从此我有了一个新意识，我觉得我为母亲而生之外，是为他而生的。我想象着，假如一天他死去了，我的母亲也不在了，我一定要跟着他死！假如他被敌人捉着去杀，我一定同他去共一个命运！而事实证明，这绝非纯情少女在被爱情冲昏了头脑时所说的话。

　　1921年，新民学会的主要成员萧子升从巴黎经北京返回了长沙，萧子升与毛泽东和蔡和森，被称为“杨门三杰”。萧子升是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成员，也是新民学会派往北京联系赴法勤工俭学的代表。分别仅仅两年，毛、萧二人却发现：他们彼此的思想和境遇都发生了截然相反的变化。当时的湖南才子杨度曾经说过：“毛泽东能够征服他的听众，并使他们着迷。他具有一种说服别人的可怕的力量，很少有人能不被他的话语所打动”。而萧子升依然还是坚信无政府主义，他认为革命会带来牺牲，而他宁愿没有牺牲，通过文化和教育的逐步改良，来获得后代的幸福。毛泽东嘲笑说：你这种理想，1000年也不可能实现，那种不能实现的理想等于空说，你这种思想，还是绅士和士大夫的思想。直到1921年7月他们还在争论，于是，他们一起搭船离开长沙，在船上继续争论。萧子升回忆说：“那是最后一个夜晚，我们同床而睡，一直谈到黎明，毛泽东一直劝说我加入共产党，他说，如果我们全力以赴，不要一千年，只要30年至40年的时间，共产党就能够改变中国。”

　　历史证明，毛泽东的预言极为精确，但当时的萧子升却认为，这不过是天方夜谭。那天乌云密布，山雨欲来，两个赤诚的朋友从洞庭湖出航沿江而下，毛和萧共处一个舱室，毛睡下铺，第二天一早，萧子升醒来时，他发现下铺空着，当他走出舱室时，看到毛泽东独自站在甲板上，手里拿着一本书——《资本主义制度大纲》。

　　萧子升在武汉中途下船，而毛泽东则继续航行去了上海，毛、萧二人从此分道扬镳。此番分手，地老天荒，萧子升后来说：多年之后我方才知道：那次毛泽东去上海，是为了参加一次重要的会议，而这次会议，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没有谁认为这次会议很重要，彼时中国最重要的两位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李大钊是因为忙于北京大学的校务不能与会，而陈独秀则由于当时刚刚担任了广东教育委员会的委员长，不能抽身，便只是派了他的代表周佛海来主持会议。

　　当中国共产党经过25年的浴血奋战，成为主宰中国命运的决定性力量之后，1945年4月21日，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面对着经历了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党的精华，毛泽东引用了《庄子》中的一句话，如此感慨万千地形容了中共一大：“其作始也简，将毕也巨。”

　　历史证明，领导中国共产党改造中国的，并不是什么博学鸿儒，而是具有批判的思想、行动的意志，敢想敢干的新青年。如果马克思主义不与实际相结合，它至今恐怕依然还是高妙的理想，依然还是空说。

　　中共一大结束一个月后，即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机关，1921年10月，又在长沙成立了湖南分部，毛泽东任主任。中共一大将“争取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写入了党纲，但事后证明，在与会的12位代表中，率先身体力行这一纲领的人，便是毛泽东。

　　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毛泽东写到： “学皆起源于实践问题”。

　　毛泽东不是空谈家，他立即组建了安源工人俱乐部，而擅长经营的易礼容，则协助毛泽东创办了安源工人消费合作社，并发行了中国第一张红色股票，在安源，创办了长沙新文化书社的毛泽东和易礼容，又共同开创了“劳动者持股”这种新型的所有制形式。

　　一年之后，毛泽东发动了安源路矿工人一万七千人举行罢工，毛泽东认为：罢工之成败，端赖是否能够取得社会舆论的广泛支持与同情，必须采用“哀兵必胜”的策略，必须提出哀而动人的口号，于是，他为工人俱乐部提出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

　　1922年9月18日，在地方商会的调停下，工人俱乐部与资方代表签订协议，工人要求的条件得到满足，安源罢工取得成功，这支哀兵胜利了——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场大规模的工人运动。

　　1927年9月，当毛泽东发动秋收暴动时，他手中掌握的武器，其实就是安源矿警队的那几百条枪，安源罢工的骨干力量，又成为了毛泽东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的基础。

　　1922年7-9月间，李立三协助毛泽东领导了安源罢工，而另一个在安源罢工中协助毛泽东的人是刘少奇，他来自湘乡，是毛泽东母亲的同乡。李立三也是第一批留法勤工俭学的成员，他因“思想过激”而遭李石曽和吴稚晖排斥，1921年10月，李立三、蔡和森、陈毅等103名留法学生，被法国当局驱逐回国，到达上海之后，蔡和森即被留在上海党中央工作，而李立三则被派回了他的故乡湖南。

　　在见到毛泽东三天之后，李立三便跟随毛泽东去了安源，开始领导安源的工人运动。

　　李立三与蔡和森，既是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校友，也是周恩来留法期间的学友，正像谈到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关系，就不能不从他们与易礼容、李立三一起领导安源罢工说起一样，讲到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也不能不追朔到他们与李立三、蔡和森的共同友谊。今天想来，日后那些改造了中国的“同学少年”，似乎生来即是有缘的。

　　1922年10月23日，杨开慧因为难产，紧急住进了美国耶鲁大学创办的长沙湘雅医院，该院的产科大夫李振翩也是新民学会的成员，他为杨开慧做了剖腹产手术，次日清晨，毛泽东的长子岸英在长沙湘雅医院诞生。

　　毛岸英出生的时候，毛泽东正在领导两千长沙泥木工人举行罢工，他正吹着哨子走在工人游行的队伍里，没有及时赶到产房。而当时的党中央，对他的行动也没有表示任何的声援与支持，关键时刻，唯一能够帮助他的人，只有新民学会的成员李振翩。

　　51年后，即1973年8月2日晚，80岁的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了青年时代的友人——美籍华人科学家李振翩博士和夫人汤汉志。他们感慨万千，彻夜长谈。李振翩说：现在中国人地位提高了，我们在国外也觉得他们看得起中国人一些了。毛泽东回答说：其原因之一，就是中国赶跑了日本帝国主义。第二就是打败了美国的走狗蒋介石，他跑到台湾去了。再就是派志愿军到朝鲜，打败了美国人。

　　1950年11月25日，新婚不到一年，刚刚过了28岁生日的毛岸英战死朝鲜疆场。

　　毛岸英战死后，周世钊问毛泽东：岸英为你吃了那么多苦，他已经够苦的了，你怎么舍得让他去朝鲜战场！毛泽东沉思良久，徐徐回答说：老百姓的孩子可以血洒疆场，我毛泽东的儿子为什么就不行呢！我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席，我的儿子不上战场，以后国家有难，谁还会派自己的儿子去上战场呢！

　　也就是在那次与周世钊的谈话中，毛泽东重述了青年时代立下的宏愿：“为全中国、全世界受苦的人贡献自己的一切”，并追忆起新民学会的那些“同学少年”。

　　1901年，耶鲁大学由青年基督教会的12名会员构成的德怀特·霍尔小组，提出了雅礼协会的最初计划，正是这个计划，导致了长沙雅礼中学、雅礼湘雅医学院以及护士学校的诞生。 “雅礼精神”是清教伦理的体现，用马克斯·韦伯的话概括来说，这就是“全心全意地创造财富，但自己却绝不享受这些财富。”

　　1972年底，海伦·斯诺重访中国时，也访问了毛泽东长子的诞生地长沙湘雅医院，当时，她感慨地谈到了清教精神与中国第一代共产主义者精神品格的联系，她说：“在古老的中国文明中，唯利是图根深蒂固，非物质的动机对旧时代的中国人来说几乎是不可思议的。正是共产党人，首先给中国带来了真正的精神价值——为了崇高的目的，可以做出任何自我牺牲。”她还说，共产党人的精神，与现代“大学精神”有着某种联系——“实际上，毛泽东主义的原理，同上面列出的剑桥、牛津、耶鲁的原则有相同之处，只是某些方面更适合中国的实际罢了。从受英国教育的杨昌济老师那里，从他第一位妻子杨开慧那里，毛泽东学到了这些原理。”

　　这一解释，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像李振翩这样的“雅礼精神”的服膺者，何以会成为新民学会的会员，而大多数新民学会会的会员，为什么会成为共产党人。这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思考了什么是共产党人的精神品格。

　　1931年，新民学会的主要创始人蔡和森因叛徒出卖，牺牲于广州军政监狱，年仅36岁。1976年11月，新民学会的另外一个主要创始人萧子升病逝于乌拉圭。萧子升晚年著书，仔细地描述了与毛泽东徒步走遍湖南五县的经历。那一年的9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逝世。毛与萧生于同年，也均享年83岁。

　　毛奋斗了一生，而萧则空说了一世。

　　当新民学会的主要成员李振翩得知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后，合泪写下这样诗句：“仰望巨星今不见，长使世人泪满襟。愿化悲痛为力量，加紧服务为人民。”

　　1984年11月16日，世界著名细菌学和病毒学专家李振翩在美国逝世，享年84岁。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新民学会的另一个主要创始人易礼容被国民党追捕，于1929年流亡日本，一度与党失去了联系。抗战爆发后，易礼容回国继续从事工人运动，全国解放后，易礼容在全国总工会工作，而他的搭档，还是当年一起领导安源罢工的李立三。

　　1997年3月28日，易礼容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他是最后一个去世的新民学会的会员。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做始也简，将毕也巨。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今天看来，如果没有毛泽东，如果没有新民学会那些“同学少年”，没有“嘴巴大的能塞进一个拳头”的李立三，如果没有善于经营、胆大心细的蔡和森、易礼容和刘少奇，中共能否像毛泽东当年向萧子升预言的那样，用30-40年就能取得全国政权，恐怕尚在未定之天。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长沙新民学会这些“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新青年，仅凭中共一大那12个代表，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一定会是另外的一幅画卷。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