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记忆中的鲁迅

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的一生是短暂的，但又是伟大的——他为中国乃至世界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

我们在纪念鲁迅时，到底在纪念什么？多少年来，这样的问题始终萦绕在人们的心头。回顾起来可以发现，后世在探讨鲁迅思想遗产时，往往偏重突出鲁迅充满民族魂魄的爱国主义——他永远夹着一支点燃的香烟，身体清瘦、精神饱满的孤独而伟岸的斗士形象已常驻人们心中，但对于他的世界主义研究却寥寥，人们似乎忘却了他也是“一个国际主义者”。

站在历史与未来之间，时值鲁迅先生诞辰135周年和逝世80周年纪念年之际，我们将鲁迅立于全人类视野和精神之中，探讨其国际主义精神的本源——追溯他与外国友人交往的历史，寻觅他在国外的踪迹，重新审视其世界眼光和世界影响，不仅期冀可以丰富鲁迅的个体形象，也契合当今全球化时代的脉搏。正如专家所言，“他既跟世界文化保持密切的对话联系，又拒绝成为主流文化的附庸的文化立场，在中外文化交流有待深化的今天，仍然具有丰厚的启示意义”。

鲁迅：真正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中国作家

清末中国，多数读书人对国门外狂飙突进的世界潮流浑然不知，坐井观天、不思进取。1898年，青年鲁迅来到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路学堂求学，在这所新式学堂阅览室里，严复翻译的赫胥黎著作《天演论》让他睁开了望向世界的眼睛，他在散文《琐记》中回忆了阅读这部奇书的惊艳：“翻开一看，是写得很好的字，开首便道：‘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机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撒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惟有天造草昧……’”从此，一个全新的世界在鲁迅面前次第敞开。

青年鲁迅进入新式学堂求学，意味着他从传统文化的超稳定系统“离家出走”，从此他不再囿于中国视野看待社会文化万象，获得了立足于人类整体观照世界的全球眼光。历经几十年的生活体察、智性思考和艰辛创作，鲁迅向世界呈现了丰盈的文学成果，成为真正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中国现代作家。

独特的中外文化交流理念

既跟世界文化保持密切的对话联系，又拒绝成为主流文化的附庸。这一文化立场在中外文化交流有待深化的今天，仍然具有丰厚的启示意义

1902年，眼界大开的鲁迅负笈东瀛。正是在日本留学的7年间，鲁迅建立起了自己的世界现代知识体系。

20世纪初中国知识界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英、法、德、美等几个强国，以及以这些强国为中心的主流文学上。青年鲁迅却非常有个性，他除了阅读上述主流文学读物，还对世界上弱小国家的主流文学给予了持久的关怀。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自己当时和一些青年憎恶专制、渴望自由，“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这些弱小民族文学争取民族自由和解放的思想表达，与鲁迅等中国青年寻求民族自强的心声产生了共鸣。

在世界近代史上，有一批弱小国家饱受列强侵略直至亡国，对于这些国家的悲惨命运，鲁迅等具有正义感的中国知识分子给予了深切的同情。鲁迅在1908年写的《破恶声论》指出，欧洲列强征服了波兰、印度等国家，作为同样饱受列强欺压的中国本应采取感同身受的立场。对于当时嘲笑“受欺压的弱小国家是自取灭亡”的某些“志士”，鲁迅则谴责了这些人的冷酷无情。他在1918年的《随感录》里写道，每当听到有中国军人唱“印度波兰马牛奴隶性”，“便觉得脸上和耳轮同时发热，背上渗出了许多汗”。在揭示某些中国国民崇拜强权、欺软怕硬的势利嘴脸时，鲁迅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和超拔的国际视野得以呈现。

鲁迅、周作人兄弟1909年合译《域外小说集》的作品基本都来自世上的弱小国家，后来许多翻译家仿效他们，形成了弱小民族文学翻译模式。鲁迅的这种立场也曾招来批评，林语堂在《今文八弊（中）》嘲讽鲁迅译介弱小民族文学是媚俗行为：“今日绍介波兰诗人，明日绍介捷克文豪，……此与妇女新装求入时一样，总是媚字一字。”鲁迅在《题未定草》中对此回应说“世界文学史，是用了文学的眼睛看，而不用势利眼睛看的，所以文学无须用金钱和枪炮作掩护，波兰捷克，虽然未曾加入八国联军来打过北京，那文学却在”。弱小民族文学翻译者不仅不媚俗，反而是超越了文学上的势利主义。

鲁迅特别欣赏中国汉唐时代的开放胸襟和勇于吸收异域文化的姿态，他在《看镜有感》中感叹说“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基于此，鲁迅提出了置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国现代文化的基本进路：“要进步或不退步，总须时时自出新裁，至少也必取材异域……”。到了30年代，鲁迅进一步地把这种文化开放立场提炼为“拿来主义”思想。

一方面鲁迅坚决批判闭关自守的文化保守主义，经由翻译实践向后进的中国社会引入外国新的观念、思维、美学，以及新的语法和写作艺术；另一方面他又同崇仰列强文化权力的全盘西化思想保持距离，努力在弱小民族中寻找精神的盟友，致力于译介弱小民族的文学，并与强势的西方主流文学形成抵抗式的对话关系。

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对话和冲突成为各民族文化关系的关键词。拒绝对话和强化各民族文化的对抗，都将会导致人类文化新的灾难；反之，不珍惜各自民族的文化，完全向单一的主流文化并拢，同样会破坏世界文化的多元性、丰富性而导致世界文化的衰微。鲁迅独特的文化理念和姿态，显示了知识分子独立、理性的文化姿态：既跟世界文化保持密切的对话联系，又拒绝成为主流文化的附庸。这一文化立场在中外文化交流有待深化的今天，仍然具有丰厚的启示意义。

引起世界知识界的关注

21世纪初以来，他作为中国现代作家和思想家的面目越来越清晰，他也愈益成为在国际上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中国作家

鲁迅以开阔的眼光吸取世界文化营养，广泛译介世界文学；与此同时他大量创作着思想博大、精神深邃、艺术精美的文学作品，他的思想和创作逐步引起世界各国知识界的关注。

作为文学家的鲁迅成长于列强环伺中国、华夏民族昏睡的世界格局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欧洲文化带去了灾难性后果，一批具有反省精神的西方学者开始批判欧洲中心论，并同东方知识分子开展交流和对话。在这样的语境中，鲁迅的崛起吸引了国外汉学界的目光，他的思想和作品逐渐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向世界传播的主体内容。

二战以前，鲁迅还没有真正引起欧美知识界普遍的兴趣，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史沫特莱等人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所写的介绍鲁迅的文章，只是把鲁迅当作激进的中国思想家推荐给欧美社会。1949年后，被奉为中国现代文化旗帜的鲁迅受到欧美和苏联东欧知识界的广泛关注，鲁迅大量的作品得到译介。以色列学者爱伦·埃伯1981年撰写的论文《欧美对鲁迅的接受》指出：“很显然，鲁迅已是世所公认的作家。他的作品译成了50多种文字，包括25种欧美语言和21种苏联各民族的语言。”上世纪50-70年代欧美和苏东的学术机构纷纷对鲁迅思想和作品开展研究，不过这些研究具有较为鲜明的冷战色彩。

对冷战思维的反省给80年代以后的世界各国鲁迅研究开创了新的局面，探究鲁迅作品文本研究的成果逐渐增多。90年代初冷战结束后，横亘在东西方之间的壁垒被拆除，鲁迅思想和作品在世界上传播的渠道更为畅通。21世纪初以来，国外鲁迅研究进入了多学科研究方法并置的文化研究阶段，原先研究中附着在鲁迅及其作品身上的意识形态釉彩逐渐剥落，他作为中国现代作家和思想家的面目越来越清晰，他也愈益成为在国际上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中国作家。

被誉为东亚的“文化英雄”

在东亚，鲁迅的思想和作品程度不同地参与了各国现代思想和文化的建构，鲁迅成为东亚国家价值认同的主要思想来源

在具有自己独特文化传统的欧洲、美洲、非洲和南亚西亚等区域，人们把译介研究鲁迅当作一种与中国进行文化交流和对话的方式，鲁迅还没能在深层次上对这些国家的文化产生影响。但是在东亚，鲁迅的思想和作品程度不同地参与了各国现代思想和文化的建构，鲁迅成为东亚国家价值认同的主要思想来源，在这个意义上，日本东京大学教授藤井省三称鲁迅为东亚的“文化英雄”。

在日本，真正具有学术品格的鲁迅研究成果是上世纪40年代初竹内好的专著《鲁迅》。竹内好以鲁迅对西方文化的吸取与抵抗姿态为参照，批判日本近代知识界几乎完全跪倒在西方文化膝下的奴性，鲁迅成为竹内好批判日本现代化道路的镜子。80年代早期，日本学者伊藤虎丸的专著《鲁迅与日本人》指出，日本在飞速实现现代化的同时，也重复着西方近代以物质扼杀精神、以众数扼杀个性的偏差，在战后日本的公司化社会，人成为“操作着电脑的猴子”。日本学者认为，鲁迅20世纪初《文化偏至论》等作品对近代工业文明社会的批判，值得现代日本社会借鉴。

在二战之前的朝鲜，鲁迅思想的传播与朝鲜民族的独立解放事业结合在一起；40年代中期南北朝鲜分治后，推行社会主义政体的朝鲜把鲁迅当作革命文学的先驱；在六七十年代，鲁迅的遗产成为韩国反美运动和批判国内军人独裁统治的思想武器；在80年代韩国进入现代化发展阶段，鲁迅作品又成为许多韩国知识分子批判工业文明弊端的思想资源。在东南亚国家那里，鲁迅思想是二战前殖民地人民抗击殖民主义统治的精神动力；在这些国家获得独立后，鲁迅思想和作品的传播起到批判传统负面价值、追求社会创新的推动作用。

进入90年代之后，日、韩和新加坡等许多国家的学者逐渐形成共识，鲁迅成为现代东亚各国的精神领袖。日本学者藤井省三在2002年出版的《鲁迅事典》前言中指出，“（目前）日本人几乎是把鲁迅作为‘国民作家’来接受的”，而“在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鲁迅文学也被广泛而持久地阅读着”，因此“鲁迅是东亚共有的文化遗产”。

日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对鲁迅思想和创作养分的吸收，堪称继承鲁迅精神遗产最为深入的东亚知识分子典范。2006年9月，大江健三郎在北大附中演讲时回忆了少年时代阅读鲁迅作品的经历，并表达了他的感激之情：“很小的时候，我就从母亲那里接受了中国文学的影响。可以说，我的血管里流淌着中国文学的血液，我的身上有着中国文学的遗传因子。没有鲁迅和郁达夫等中国作家及其文学作品的存在，就不会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的存在。”

在世界传播过程中，鲁迅思想和作品已成为一道丰富独特的文化景观。像一切伟大的心灵创作出来的文艺成果一样，鲁迅的思想和作品将继续长久地吸引着世界上对中国感兴趣的人士，吸引着那些对美好的人类精神产品有着敏锐知觉力的人士。（作者系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首都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