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85后打工者的“文艺”生活：写诗时才觉得自己是个人

 

　　国庆节，胡小海给皮村的工人演了一出戏，那是他和工友们的打工往事。

　　来皮村之前，30岁的他，有15年“消耗”在车间的流水线上。单一重复的工作，让这个年轻人觉得自己只是个会喘气的机器，“看不到尽头”，“就像被囚禁在牢笼里，孤独得想要死去”。

　　在工友之家待了一年，他才觉得自己在正常地活着，周末可以跟工人一起写诗，晚上能排练戏剧，“有了基本的精神生活”。他想继续待在皮村，因为“这儿给了工人尊严”。

　　尘土裹挟下的皮村

　　

　　北京五环外，每隔三分钟，就有一架飞机从皮村的上空划过，降落在十公里外的机场。

　　轰鸣之下的皮村到处都是灰。马路上汽车呼啸过后漫天飞扬的尘土，散落在密集分布的低矮房屋上，裹挟着皮村三万多外来打工者的北漂生活。

　　村里的巷子很窄，要装的东西却很杂。各种难以听懂的方言夹杂其中，不同地域的菜味混在这儿。地面坑坑洼洼，路边的烧烤摊烟雾缭绕，周围建筑工地上堆积着沙石，路上送货的三轮抢着过道，夹缝中还穿梭着一双双急促前行的高跟鞋。

　　工人从附近的木工厂、工地鱼贯而出，白领也踏出城里明亮宽敞的的写字楼，挤着地铁，换乘公交，聚拢到这儿。杂乱无章的繁忙声中，皮村的夜晚开始了。

　　和其他城中村一样，这个地处北京朝阳、通州、顺义三区交界、本地人口仅有1400多人的村庄，聚居了3万多从天南海北来京务工的人。工友之家创办的新工人剧场、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图书室、电影院等公共设施，让工人文化成了皮村的标志，同时催生了“打工春晚”、“大地民谣音乐会”等以打工为主题的文化活动。

　　新工人剧场里，胡小海正在排练一出叫《我们》的戏。

　　

　　剧场是一个铁棚，有篮球场那么大，大约可以容纳200个观众。暗红色的灯光下，编剧许多抱着吉他在调音，演员张有为手拿剧本，踱步在舞台上，正忙着练台词。主创人员并不多，导演加上演员，原本也就7个，都是皮村的工人。从一个月前开始，每晚下班后，他们就来这儿练上三个多小时。后来有两人到外地打工，戏份就不得不删减。

　　这样的戏，工友之家每年都会排。只不过这一次，他们想更不一样，“讲讲改革开放近四十年间，我们怎样一路走来，该去向哪里”，编剧许多对央广网记者说。

　　“这个戏应该做得更真实些，把我们的迷茫、无助都讲出来。”

　　“对，要把新工人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迷思、困境和自身的成长，都表现出来。”

　　舞台上，胡小海和搭档正在为开头的那场戏对词。剧本的内容，他再熟悉不过，那是根据他这15年的打工生活改编的。只不过演着演着，他都“麻木了”，像在讲别人的故事。

　　车间孤独后遗症

　　

　　但一想到生产线上安装零件时，那个重复了不知道多少遍的动作，这个皮肤黝黑、总喜欢把鸭舌帽反着戴的男生，语速就会立马加快，音调也变得高涨，语气明显夹杂着愤怒。他把这种情绪叫做“车间孤独后遗症”。

　　十五岁那年，成绩一向不错、还曾在小升初考了全班第二名的胡小海，原本是要上高中的。但当务农打工的父亲告诉他，家里没法同时供两个高中生时，胡小海只能把机会让给哥哥。上学之路就此中断，他把学校书桌里的课本收拾干净，打包好铺盖，踏上进城务工的道路。

　　从此，青春只属于车间。

　　

　　在深圳的电子厂里，年少的他没什么想法，只知道埋头干活。工作很简单，只有一件事，就是拿着小刀，刮刚加工出来的收音机塑料壳子的边沿。每天从早到晚，重复同一动作，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眼睛盯到干涩，渴了也不知道喝水。一个月他顶多就休息一天，到了月底，拿着四五百块工资，每两个月就往河南老家寄。

　　干了三四年，胡小海开始受不了，“不像一个人”。在轰隆隆的车间里，每天只有干不完的活，有一次累到眼睛迷糊，他还割伤了手指。回到工人宿舍，纵使有七八个室友，大家也从不谈心。独在异乡，内心孤独的他，找不到倾诉的对象。

　　读书、恋爱、旅行这些“青春该做的事”，胡小海都没做，“青春都消耗在流水线上”。他开始频繁换工作，从电子厂到服装厂，从深圳到东莞，再到苏州，“做了很多努力，却无济于事”。

　　“工人们只是从一个车间到另一个车间，从一个工厂到另一个工厂，干的活都一样，没有任何改变，没完没了，看不到尽头。”他说，那就像被宿命困住一样，想逃却逃不了。

　　写诗时才发现自己是个人

　　

　　音乐声中，舞台上站着四个演员，配合肢体表演，他们轮流朗诵着各自的诗歌。

　　“我们不想加班，但不得不加班，甚至求着加班，因为底薪太少了。”

　　“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家乡，这种感觉是否也让你快要崩溃?”

　　音乐戛然而止，排练现场陷入沉默。

　　胡小海确实崩溃过。

　　

　　那段时间，下了班回到宿舍，他灯也不开，却把音乐调到最大，一个人躺在黑暗中，啥都不做。屋里待不住，他就跑到楼下，找个空地坐着，抬头仰望夜空，一待就是个把小时。要是下了雨，他就在雨中奔跑，“想要冲刷掉烦恼”。有一次，他实在憋不住，就跑到苏州河边上，一手指着天，一手锤着胸，冲着河对岸呐喊。

　　直到那次，他偶然间听到许巍的《蓝莲花》，奔放的旋律让他感到放松，尤其是那句歌词——“穿过幽暗的岁月，也曾感到彷徨”，就像“灵魂的慰藉”，说出了胡小海的感受。他希望自己能像许巍唱的那样，“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

　　自此，“孤独得想要死去”的少年，找到了陪伴。他爱上了摇滚乐，手机里下满了歌曲，汪峰的、张楚的、崔健的，一旦得空，就循环播放着，“至少热血了一会儿，有几分钟感受到活着”。他甚至在微博上，把自己的困境，私信发给这些歌手。尽管没有回复，他依旧在下班后的午夜，一条接着一条发过去。

　　后来，他又喜欢上了海子的诗集，“他的诗里有麦田、大地和粮食”，这让农村来的他，与家的距离近了稍许。他也想写诗，就把笔偷偷带到车间，干活时想到什么，随便找张纸就写了下来，旁人一看，无法理解，“瞎写啥，有什么用。”别人到网吧，不是聊天，就是打游戏，他却趴在在蓝色的屏幕光前，抄写诗歌。

　　“只有当我在写诗时，我才发现自己是个人，会思考，可以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而在流水线上，我不过是一个会喘气的机器零件。”舞台上的四个演员重复着最后一句话，在一片合声中，灯光全灭，这场戏结束了。

　　把情绪宣泄到纸上

　　

　　灯光再起时，台上空无一人，只留下胡小海的一声画外音：“2016年，我经人介绍，来到了皮村。”

　　听说皮村有属于工人的诗和远方，胡小海提着包裹就来，看到的是一个灰蒙蒙的村庄，“压根想不到这是北京，还以为走错了。”

　　在北京，他四处打工，最多的时候，一天换了三次工作，却仍找不到落脚点。他睡过网吧，也曾在路边的石头椅上与蚊子共眠，几经波折后选择了皮村工友之家的二手服装义卖店，“这儿给了工人尊严。”

　　店门口墙面上的红纸写着几个醒目的大字——“天下打工是一家”。前屋挂着募捐而来的二手衣，低价卖给附近的工人，所得用于工友之家的活动。内屋是两个书架，摆满给工人免费借阅的图书。胡小海每天要管理好这家店，他觉得在这儿很放松，“有一种归属感”。

　　在不远处的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和新工人剧场，这种关注工人精神文化的标志，要更加明显。博物馆只有一间普通教室那么大，展出各种有关打工生活和工人维权的图集，墙上的那句话，彰显它存在意义：记录工人文化历史，倡导尊重劳动价值。

　　这间屋子的夜晚，属于皮村的工友。胡小海和工人们，经常围在一张桌子上，听志愿者讲文学创作、科普工人的维权知识，或者几个人一起讨论最近看的书，或者把生活中碰到的烦恼写下来。

　　“有的人上有老下有小，户口房子都没着落，工资本来就低，还被拖欠着，生活压力也很大，来这儿，把情绪宣泄到纸上，也是好的。”一位每晚都来工友之家的文学迷说。

　　联结

　　

　　工友之家的负责人许多却认为，这不过是基本的精神需求而已。他更希望工人通过这些文化活动，直面自身的生存状态，意识到自己的困境，再去寻求解决办法，更好地生活下去。

　　这个留着一头长卷发、穿着低裆裤、年过四十的摇滚男，也曾因高考失利而外出打工，过上“被边缘”和“孤独”的生活。内心的苦闷，全靠手头那把吉他来排解。在工地上演出时，他听过太多打工故事。有的被拖欠工资却不知如何维权，有的受了工伤却无钱医治，有的为了子女的教育苦恼不已......

　　此后，他和朋友一起，在皮村创办打工子女学校和工友之家，想让大家“产生联结，有觉悟意识，一起想办法解决问题，来改变现状”。

　　胡小海的生活就被改变了。如今，他的愿望很现实，只想着好好工作，找个对象，结婚生子，过普通的日子。就像夜晚剧场内昏暗的灯光下，舞台上他所朗读的那首诗所描绘的一样：迎着风自由地奔跑，去做更好的自己。

　　而不远处的皮村西口，依旧川流不息，人来人往。在轰鸣声和风沙里，皮村人忙着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