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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野:白桦的悲哀和于敏的幸运

时间:2019-01-19 20:14:43  来源:察网  作者:鹿野

鹿野:白桦的悲哀和于敏的幸运

  2019年的1月15日和16日,作家白桦和两弹一星元勋于敏相继去世,不少媒体纷纷发文纪念。笔者在这里也想简单的谈一下个人的看法。

  

一、白桦与“曼德施塔姆现象”

 

  首先说一下白桦,这几天的不少文章当中宣称白桦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剧作家、小说家、散文家”,可以说是文艺领域无所不能的“全能王”。遗憾的是,或许是因为笔者的才疏学浅的缘故,除了那一部被邓小平同志点名批评过的电影剧本《苦恋》,实在不知道白桦写过什么有影响力的作品,不知道他在哪一个领域的哪一部作品能够和《孔乙己》、《祝福》、《为了忘却的纪念》等鲁迅的作品或《创业史》、《红岩》、《林海雪原》等新中国红色经典相比肩。

  其实,恐怕今天纪念白桦的大多数人也只不过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希望借纪念白桦来为那一段历史翻案,从而攻击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罢了。像某家知名的主流媒体就在纪念文章当中公开指责邓小平同志当年对于白桦的批评:

  【1980年,他根据黄永玉等人的遭遇和本人的生命体验而创作的电影剧本《苦恋》及据此拍摄的电影《太阳与人》,尚未在全国范围内正式放映即遭到严厉的批评。白桦所在的武汉军区组织批判,《人民日报》《文艺报》《长江日报》《湖北日报》发表批评文章。而《解放军报》则受命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说《苦恋》“不仅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甚至到了实际上否定爱国主义的程度”,它的出现不是孤立的,它“反映了存在于极少数人中的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及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某人的“文选”因此提到了白桦。这场文艺大讨论虽然因胡耀邦的庇护白桦全身而退,批判《苦恋》没有在全国形成一种政治运动,但,白桦仍然被打入另册,很长一段时间,白桦的名字和作品在文艺界和出版界噤若寒蝉。

  诗人白桦逝世:他是20世纪下半叶作家的孤独代表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22701875513100379&wfr=spider&for=pc】

  这当然不是说白桦就没有写过好一点的作品,也不是说写过不好的作品的作家就应该被全盘否定。笔者在日前的文章中谈到过,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判断作家的文学成就应该看其优秀的作品而不是糟糕的作品。像老舍早年就受国民党反共宣传的影响写过攻击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猫城记》,但是后来又在鲁迅先生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之下,写出了《骆驼祥子》、《龙须沟》、《茶馆》等艺术杰作。我们今天判断老舍的艺术成就时,就应该以后者作为判断的标准。

  可是,那些整天吹捧白桦、纪念白桦的人,恐怕也未必知道白桦那些思想性方面好一点儿的作品究竟有什么独到之处。如果其没有写过那一部被邓小平同志点名批评过的电影剧本《苦恋》,他们还不一定会听说过这个人。这对于一位作家来说,无疑是极大的悲哀。

  记得当初苏联有一位著名诗人曼德尔施塔姆,其毕生一直反对十月革命,在30年代末的大清洗当中死在了狱中。在苏共20大以后,随着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的兴起,苏联也掀起了一阵“曼德尔施塔姆热”。但是曼德尔施塔姆的遗孀不但没有为此欢欣鼓舞,反而感到忧心忡忡。她在给朋友的信件中表示,不知道那些人有多少是真的理解和喜欢曼德尔施塔姆的诗,有多少是对曼德尔施塔姆的诗作根本就不感兴趣,完全是出于反共的政治态度才吹捧他。因此,曼德尔施塔姆的作品究竟写得怎么样,还需要历史来检验。(可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三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外国文学研究所卷》,方志出版社,2007.04,第155页)

  后来的事实证明,曼德尔施塔姆夫人的担心的确是有道理的。在戈尔巴乔夫时代,苏联各界对于曼德尔施塔姆的吹捧达到了高潮,甚至1991年曼德尔施塔姆诞辰100周年的时候联合国还把这一年定为“曼德尔施塔姆年”,呼吁全球纪念这位诗人。然而也就在这一年苏联解体以后,人们对于曼德尔施塔姆诗作的兴趣急剧减弱。前几年著名的右翼民调机构列瓦达中心公布的关于“20世纪最受喜爱的诗人”的调查结果当中,支持十月革命的叶赛宁和马雅可夫斯基占了前两位,曼德尔施塔姆连前20都没有能够进入。(可参见http://epaper.gmw.cn/zhdsb/html/2013-07/24/nw.D110000zhdsb_20130724_1-04.htm)

  曼德尔施塔姆的命运能否预示白桦等一批当代中国作家呢?笔者不知道。

  

二、于敏与“大时代”

 

  于敏被很多人称之为“中国氢弹之父”。应该说,以于敏为代表的一大批尖端科学家的确为中国的“两弹一星”事业做出了极大的个人贡献。就拿于敏本人来说,他所提出的独特的氢弹构型设想,不仅解决了氢弹的原理问题,而且也比美国等国的另一种构型模式要更加小型化,更有利于实战的需要。

  但是另一方面,严格说起来这种大型的国防科技项目并非个人力量所能完成,更大的作用还是国家的综合国力因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于敏为代表的两弹一星工程师能够取得让全中国为之振奋的成就,在历史上书写下自己的名字,更重要的因素还是因为新中国给予了他们有力的支持,给予了他们展示自身才华的空间与平台,让他们的才华能够充分的发挥了出来。

  如果要是我们对照一下旧中国的情况,就更加能够感受到于敏为代表的这一代科学家的幸运。在旧中国也有很多杰出的人才,比如说,制造飞机的工程师冯如等在当时也属于世界领先的。只是从晚清到民国,那种黑暗混乱的环境不可能提供他们发挥个人才华的余地。于是,中国的飞机制造工业不但没能够因为这些杰出人才而迅速振兴,反而在冯如死了以后近乎灭亡。到新中国成立时,接手的摊子已经完全没有制造飞机的能力了。

  《中国青年报》的纪念文章《于敏和邓稼先的继承者们:“小时代”与他们无关》也很好地写出了个人成就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该文指出,20世纪80到90年代的时候,由于政策原因,军工方面呈现出招不到人的窘境,连于敏这样的大师也十几年招不到一个博士生。直到新世纪以后,一系列国家推动的重大科技工程项目上马,这些科技机构才恢复了生机与活力:

  【可为什么于敏不带学生?1980年代,于敏已是学部委员(即院士)。可十几年间,他一直没招到过一个博士生。

  国之大业,没有接班人怎么行?

  身边的人分析:一是他要求太高,面试全没过,报考于敏的学生成了“江湖上一个可怕的传说”;二是原子物理类专业太冷门,第一等的聪明人,那个年代都下海经商或出国了。

  没有人,没有一代接一代的传承,再伟大的事业都不能持久。

  中物院人事教育部规划教育处处长李科,对九院过去30年人才“流动”规律,有一种近乎物理学的精确梳理:

  第一阶段是“难招人”。横跨上世纪整个90年代,那的确是一个“卖导弹不如卖茶叶蛋”的年代,人们追求“富起来”,军工“遇冷”。

  第二阶段是“好招人”。1999年南斯拉夫“炸馆”事件后,军工重热,国家加大了各种投入,人才对九院“回暖”。

  第三阶段是“招准人”,进入新世纪后,国家战略牵引的一系列重大创新科技工程项目上马,九院重新找回了精气神儿。

  于敏和邓稼先的继承者们 “小时代”与他们无关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22868220491604329&wfr=spider&for=pc】

  因此,在我们纪念于敏对祖国杰出贡献的同时,也应该纪念那个朝气蓬勃、让于敏创造出伟大成就的时代,并坚决执行新世纪以来重视由国家推动重大科技工程项目的政策,从而让那些有才华的人拥有施展自己能力的空间和平台。

  

三、两种不同的选择

 

  与此相类似的是,现在一些文章在谈及建国初期海外归国的科学家时,往往单纯强调其回国后“经历的磨难”。然而,这种报道其实也是片面的,除了于敏为代表的少数本土科学家,大多数新中国初期的尖端科学家的确有过海外留学的经历。但是这并不等于他们选择回国就是选择磨难。除了钱学森、邓稼先等极少数已经被美国承认和认可的尖端科研人才,许多留学人员选择回国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因为新中国能够给予他们的研究更好的物质支持、制度保障。

  像当初在批评《苦恋》的时候,清华大学的教授、著名归国科学家钱宁就在《历尽沧桑获得的一个真理》一文中明确指出,白桦所写的内容并不符合事实。新中国由于人才短缺,对尖端科学领域提供的政治待遇是要比美国更高的,生活待遇和科研条件也在有限的条件下尽可能予以保障,“我爱祖国,但是祖国爱我吗”这样的问题只是极个别现象。像钱宁的老师小爱因斯坦是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的儿子,也是研究泥沙的,可是因为找不到资本家的支持,所以虽然才能比他高,但是也没有取得多少成就。而钱宁自己却得到了社会主义祖国提供的大量人力物力支持,所以才能够让研究顺利开展:

  【我们国家为了改造黄河,动员大批人力物力进行调查,搞大规模的模型试验,这就为泥沙研究提供了极好的基础。我的老师爱因斯坦比我能力强,但他得不到资本家的支持,没有人乐意为泥沙研究投资,在很长时间里只我一个人当他的助手,这就大大限制了他的才能的发展。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个人才能和群众结合,才使泥沙研究蓬勃地开展起来。最近,碰到国外回来的朋友,有的对我说:“如果你还在美国,爱因斯坦死后,他的事业理所当然地会由你来继承。”但我觉得,这些年我在国内的锻炼和成长,是在国外不能比拟的。

  《纪念钱宁同志》编辑小组,纪念钱宁同志,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年10月第1版,第272页】

  钱宁教授还在文章当中特别强调,他刚开始并不相信社会主义,回国后还害怕“共产党洗脑”。但是,后来发现新中国的经济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广大科学家都拥有铁饭碗,所以可以批评自己的顶头上司和领导也不用担心被解雇,和美国那种在老板面前战战兢兢,整天担心被解雇相比,的确是让人有尊严的生活。这一切使他感受到,新中国实行的公有制和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体制远远优于美国那种私有制和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体制,从而彻底信服了中国共产党:

  【尤其给了我深刻印象的是,我国的社会制度是建立在集体主义的思想基础上的,大家都为集体努力工作,集体搞好了,个人的生活也提高了。和美国不同,那里是个人利益高于一切,由此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为了赚钱,什么可耻的事都干得出来。我在美国好多年,但连邻居的名字都叫不出,因为互相不来往。在我们国家,领导有错误,大家可以批评,在美国,骂总统可以,但不敢骂自己的顶头上司、公司老板,否则把你解雇。有本事的人,老板笼络你;本事不大的就很惨,你想自由找工作,试试看!你找得着吗?

  《纪念钱宁同志》编辑小组,纪念钱宁同志,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年10月第1版,第272页】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白桦的《苦恋》和于敏、钱宁等高科技工作者其实也是代表了私有制与个人主义价值观和公有制与集体主义价值观之间的不同选择。只有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与集体主义价值观,彻底摒弃《苦恋》鼓吹的那种个人主义和美国的私有化模式,才能够让于敏这样的杰出人才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从而让中国从落后实现赶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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