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张爱玲热”及《小团圆》

 评“张爱玲热”及《小团圆》

□张伯存

【左岸特稿】

     张爱玲1976年完成的长篇自传体小说《小团圆》，在尘封33年后于2009年春季在两岸三地相继面世，华语文学界、媒体及读者大众掀起新一轮“张爱玲热”。去除热闹的商业化炒作和窥探隐私的索隐派解读，如何对“张爱玲热”这一文学文化现象进行症候式解读？“张爱玲热”经久不息并且还在持续升温之中说明了什么？它蕴含了怎样的社会文化信息？《小团圆》这部所谓张爱玲“浓缩毕生心血的巅峰杰作”（护封广告词）给读者带来一个怎样“全新”的张爱玲？
张爱玲的小说1980年代中期如出土文物般被中国大陆现当代文学界发掘出来，1990年代开始逐渐升温，成为一个引人瞩目的文学现象，她的小说《倾城之恋》、《半生缘》等被改编成影视剧，打下了广泛的群众基础。进入21世纪，随着《同学少年都不贱》、《郁金香》等旧作新出，特别是2007年底李安改编自张爱玲同名小说的电影《色·戒》的热映和近期《小团圆》的出版，“张爱玲热”几乎达到沸点。但据媒体披露，在2010年张爱玲辞世15周年之际，出版社还会以中英文推出她的另两部用英语写就的自传体小说《易经》、《堕塔》（写她的童年和少年，部分内容与《小团圆》重复），可以预料，“张爱玲热”还会持续升温。它已成为一个突出的文化事件和文化现象。而在现代文学界，近年来研究重心也在悄然位移，发生了从“呐喊”到“流言”、“私语”的嬗变，鲁迅受到冷落，张爱玲炙手可热。由《小团圆》引发的这新一轮的“张爱玲热”出现了少有的两岸三地媒体、学术界、读者大众默契互动的狂欢景观。
    各种各样的“话题张爱玲”、“历史张爱玲”构建起了“流言”之网笼罩在“文学张爱玲”之上，形成了一个“神话张爱玲”或“传奇张爱玲”。因此，我们有必要将这一阅读接受层面的“张爱玲现象”文本化，对它进行症候式解读，以揭示这一现象表征了怎样的社会文化现实？它又是经过怎样的阅读、传播或者说文化生产的机制而成为当代文化的某种典型性表征的？或者说，为什么是张爱玲？她是怎样被选择出来并建构起来的？
    张爱玲的小说忽视“人生飞扬的一面”，注重“人生安稳的一面”，①相对于“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启蒙话语和革命话语，张爱玲的小说是世俗话语和私人话语，是一个日常物质生活的欲望世界，是由衣服、洋房、公寓、金钱包裹中的“私人生活”。她对自己的小说《连环套》中的女主人公的评价是：“霓喜的故事，使我感动的是霓喜对于物质生活的单纯的爱，而这物质生活需要随时下死劲去抓住”。②她又有言：“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③其小说的内在质地恰好与1990年代“告别革命”、告别“宏大叙事”、追求世俗物质生活享受的社会思潮相契合。“张爱玲热”恰与市场经济改革、大众文化兴起、消费社会降临几乎同步。1990年代市场经济改革使社会财富迅速积累、个人财富快速增加，同时也培育出一个新兴阶层：中产阶层，在不同的语境中他们又被称为都市白领、新市民、小资，经济富裕起来的这一阶层在文化消费方面推崇时尚、品位、格调。他们把张爱玲视为同道，张爱玲在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上是那样的“小资”，她说：“有些东西我觉得是应当为我所有的，因为我较别人更会享受它，因为它给我无比的喜悦。眠思梦想地计划着一件衣服，临到买的时候还得再三考虑着，那考虑的过程，于痛苦中也有喜悦。钱太多了，就用不着考虑了；完全没有钱，也用不着考虑了。我这种拘拘束束的苦乐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每一次看到‘小市民’的字样我就局促地想到自己，仿佛胸前佩着这样的红绸字条。”④她在消费过程中的享受、喜悦、算计、患得患失完全是“小资产阶级”式的，她似乎成了“小资”的“祖师奶”，当代小资在她身上找到了隔代遗传的基因，同时也发现了她的贵族血统、西式教育履历、生活方式是那样高雅、高品位。
     极而言之，置身于阶级、性别、身份、民族、国家、政治制度、文化教育的多重网络中，每个人的行为都蕴含着一种广义的政治性。每一种写作和阅读都蕴含着政治的信息、立场和评判。具体到张爱玲而言，她出身于旧式衰败中的贵族大家庭，从小养成小姐习性，“连划火柴都不会”，虽然这个糜烂、衰败、阴暗的大家庭对她的成长构成很大伤害，对她一生的心理人格都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但她有着浓厚的贵族情结，对祖父、祖母和外曾祖父（李鸿章）的家族荣耀怀着浓郁的探究的兴趣（《小团圆》和《对照记》中均有相关文字），她终其一生研究《红楼梦》在这层意义上未尝不是一种隐喻，她的贵族意识是强烈的。她受的西方洋式教育亦即资产阶级教育在当时的中国是寥若晨星的，从阶级分析角度看，她与无产阶级、普罗大众向无瓜葛，有的是资产阶级小姐的趣味和西式的生活方式。存在决定意识，决定写作，她的写作是一种资产阶级的幽闭型写作，主人公往往是困扰于金钱、情欲和囚牢一般的公馆里的个体生命，其小说既有实实在在的物质世俗生活的浸淫和趣味，又有着“中产阶级的荒凉，更空虚的空虚”，⑤正因为有这样的特质，才被1990年代崛起的新的小资产阶级发现，当代中产阶级在张爱玲小说中发现了实在可感的现世物质及人生的安稳。满足了他们对贵族、对西方教育和生活方式的想象的认同，就这样建构起一个关于张爱玲的“神话”和“传奇”。而这种小资产阶级的阅读心理接受了张爱玲小说中的“世故”，剔除了其小说中“荒凉”、“苍凉”的虚无感和幻灭感，以及在文明沉浮中感受到的“惘惘的威胁”：“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⑥市民阶层感受到的威胁一般是现世的、实在的、庸俗化的：票子、房子、车子，这些生存的压力和物质上的烦恼，担心得到的一切守不住以及物质占有欲望的无餍足。他们眼中的张爱玲是经过改写的、简化的、缩小版的张爱玲。
张爱玲就这样成为小资“必读书”，成为一个文化符号，伴随1990年代市场经济改革而勃兴的大众消费文化以“文化工业”的运作机制迅速将张爱玲纳入自身的商业逻辑中，使之成为一个大众时尚消费对象，删繁就简，将丰富复杂的张爱玲简化成一个时尚、精致的张爱玲，完成了对张爱玲的历史改写和文化改写，这其实是一个“去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的过程。
      毫无疑问，“去政治化”当然也是一种政治态度和立场，面对这种“去政治化的政治”，我们的态度和策略是，必须将之反转、颠倒过来，将之“再政治化”，一方面还原到历史的具体语境和张爱玲的文本世界，让文本自己说话；一方面以鲜明的立场和态度应对这种暧昧的、市侩气息的、资产阶级情调和趣味的文化氛围。
     这新一轮“张爱玲热”与以往不同的是多了一个新元素：窥视名人隐私的人性的劣根性。张爱玲在写作方面是一个经验主义者和写实主义者，她不是一个具有天马行空想象力的作家，她所有的小说几乎都有“本事”。张爱玲在给朋友的信中透露，她在长篇自传体小说《小团圆》中不管不顾，“把心一横，写了出来”，“自己来揭发”与胡兰成的情史性事。她认为：“最好的材料是你最深知的材料”；“好在现在小说与传记不分明”，⑦而她在1974年发表于香港《明报月刊》上的文章《谈看书》中也表白：“在西方近人有这句话：‘一切好的文艺都是传记性的。’当然实事不过是原料，我是对创作苛求，而对原料非常爱好。”⑧张爱玲与汉奸胡兰成的奇情畸恋成为她的一大人生污点，向为人所诟病。《小团圆》有近半篇幅写盛九莉和邵之雍的恋爱经过和感情纠葛。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盛九莉就是张爱玲，邵之雍就是胡兰成。《小团圆》是张爱玲的自我书写、生命书写，她在书写自我生命中越陷越深，无法自拔，少的是清明，多的是迷乱。在《小团圆》中，她写道：“她跟之雍的事跟谁都不一样，谁也不懂的。只要看她一眼就是误解她。”⑨这很能说明她小处分明大处糊涂的本性，当然这是她的成长环境和所受教育形成的思想意识决定了的，感情敏感，意志薄弱，在大是大非面前，理智溃败，情感决堤。她是个感情至上主义者，她甚至在心智上还处于童年阶段，小说第七章，邵之雍从华中回上海看望她，他带了两本埃及童话书给她，二人夜里床笫之欢后，她“早上醒了，等不及的在枕上翻看埃及童话”；“清冷的早晨，她带着两本童话回去了”。⑩也就是她在书中所说的，“她自己觉得她有时候像十三岁，有时候像三十岁。”尽管从小说中可以看出，她非常看重人生中的三十岁，但她在心智上始终没有“而立”。《小团圆》中第八章，盛九莉和邵之雍在谈话中表示，为了能和他在一起，希望二次大战永远打下去，她还这样自我辩解：“她不觉的良心上过不去。她整个的成年生活都在二次大战内，大战像是个固定的东西，顽山恶水，也仍旧构成了她的地平线。人都怕有巨变，怎么会不想它继续存在？她的愿望又有什么相干？”真是糊涂得一塌糊涂，没有黑白之分，为了男女之情冷血至此，完全没有一点人道主义立场，更谈不上民族的国家的意识，将生灵涂炭、同胞罹难的侵略战争视为常态，反将之结束视作“巨变”，而想让“常态”继续存在，没有任何“良心上过不去”，显见得令人生疑其心智的健全。她以自我为中心、为本位，活在自我的世界里，因担心他战争结束后“三美团圆”，不再是两人世界，为了两情相悦的一己私人感情生活的维持，竟在心理上愿意以国土沦丧民众罹难为牺牲为代价，显见的是一个极端自私主义者。
     从心理分析角度说，一个人童年的心理行为模式决定了他的成年甚至终生的心理行为，而一个作家早期习作中的思想情感会对他以后的创作产生极大影响。张爱玲高中快毕业的时候，在校刊《国光》杂志上发表了小说《霸王别姬》，它以虞姬为主人公，故事以虞姬的心理活动为主线展开，从虞姬的女性视角观看霸王的成败。“项羽是‘江东叛军领袖’。虞姬是霸王背后的一个苍白的忠心的女人。霸王果然一统天下，她即使做了贵妃，前途也未可乐观。现在，他是她的太阳，她是月亮，反射他的光。他若有了三宫六院，便有无数的流星飞入他们的天宇。因此她私下里是盼望着这仗一直打下去的。”如果把在南京、上海活动的汪伪政府高官、民族叛逆胡兰成（邵之雍）看作是“江东叛军领袖”，当然有索隐之嫌了，而历史上的项羽、刘邦之间的战争与抗日战争无法同日而语，如果说在《霸王别姬》中，虞姬为了能和霸王单独在一起而希望战争一直打下去，表现了她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反抗男性霸权的欲望以及她对霸王的“真爱”，那么，《小团圆》中的盛九莉也为了同样的目的而希望战争一直打下去就是“真浑”了。
    对于《小团圆》中盛九莉和邵之雍的恋情，张爱玲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这是一个热情故事，我想表达出爱情的万转千回，完全幻灭了之后也还有点什么东西在。”什么东西在呢？那种刻骨铭心浸透肺腑的爱意、感觉，反复蜕变而仍然存在。在《小团圆》收尾部分，当她泡在热水里洗澡的时候，一种感觉往往“乘虚而入”，“五中如沸，混身火烧火辣烫伤了一样，潮水一样的淹上来，总要淹个两三次才退。”这不由得令人想起她在写完《小团圆》初稿之后就着手写的短篇小说《色·戒》中的主人公王佳芝，王佳芝觉得跟老易做爱就像洗了一个热水澡，《色·戒》在验证一个看法：“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王佳芝之死源于她的“器官性敏感”产生的对易先生的情感依赖。这样的“器官性敏感”在盛九莉或者说亦即张爱玲身上同样存在，沧海桑田，数十年后，晚年的张爱玲在异国他乡写道：“他一吻她，一阵强有力的痉挛在她胳膊上流下去，可以感觉到他袖子里的手臂很粗。”这种切实的“肉身感”刻骨铭心，盛九莉当时就想“这个人是真爱我的”，发出了和王佳芝一模一样的感叹。《小团圆》中写道二人疯狂的床笫之欢导致了她器官受伤，也验证着《色·戒》中的那句话。张爱玲是一个感官主义者，感官决定感情取舍，生理影响心理判断。
    《小团圆》最后，盛九莉做了一个世外桃源般的梦：青山、松林、小木屋，她和她的孩子、邵之雍在一起。“她醒来快乐了很久很久”，难道这就是所谓万转千回、完全毁灭后留下的“东西”？张爱玲对胡兰成没有憎笑、怨懑，落笔有温情有暖意，直到小说结束都很温暖，而这个男人不仅是个民族的罪人，而且背着她寻花问柳，做着三妻四妾的美梦，她知道后他还满不在乎，根本不值得她爱。这就政治上不正确了，虽然我们未必希望张爱玲在《小团圆》中大泄私愤、咬牙切齿，或者检讨忏悔、痛哭流涕，但我们看不到一点儿反思。一个置民族大义伦理道德于不顾的男女情事历经久远的时空，仍让她沉浸、煎熬其中，时常难以自持，这是怎样的一种情感？这也许能看作是一个蕴藏着人的情感心理之谜、人性之谜的标本。而这又是一个天才女作家的耻辱，这可不是像她所想所言的：“这一段时间与生命里无论什么别的事都不一样，因此与任何别的事都不相干。她不过陪他多走一段路。在金色梦的河上划船，随时可以上岸。”这不是金色梦之河，而是人生耻辱柱，一旦“落水”，又岂能随时可以上岸？
     而她对母亲的感情正好相反。《小团圆》中盛九莉的母亲蕊秋，是以张爱玲的母亲为原型塑造的，从《小团圆》及她的散文《对照记》、《私语》、《童言无忌》中看，她的母亲为她做出了很大牺牲，为她受到好的教育把她留在身边而让她弟弟回到那个旧家庭（她无力承担两个孩子的费用）、为她出国留学费尽心思，与她父亲斗争。在张爱玲缺乏爱和温暖的童年，有一段时间她母亲从国外回来，给她带来终生难忘的欢悦，她1944年对此回忆道：“家里的一切我都认为是美的巅峰”；“画图之外我还弹钢琴，学英文，大约生平只有这一个时期是具有洋式淑女的风度的。”在她1944年写的散文《童言无忌》中又说：“我一直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我母亲的”。而《小团圆》通篇流露出对母亲难以释怀的怨忿，冷漠，盛九莉用偿还养育费的方式伤害了母亲，给她致命的一击，在心理上战胜了她，此后对母亲不再有任何感觉，心如止水，甚至是冷若冰霜了。我更愿意相信张爱玲早年在散文中表达出的对母亲的感情是真实的、正常的，而她晚年写作《小团圆》时的心理产生了某种扭曲，并自觉不自觉地融进文本中。对比一下她对胡兰成的感情是温情、爱意，终生无法释怀；而对她血脉相连、有养育之恩的母亲是怨意、恨意，决绝地一刀两断。这是张爱玲偏执、冷酷、绝情、忘恩负义之处，令人叹息。
     张爱玲的冷酷无情在小说《小团圆》中对待港战的心理上也表露无遗，小说第二章，在香港大学读书的盛九莉，一天早晨正在餐厅里和同学们一起吃早餐，听到日本侵略者攻打香港的消息，“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冰冷的像块石头，喜悦的浪潮一阵阵高涨上来，冲洗着岩石。也是不敢动，怕流露出欣喜的神情。”因为不用考试了，由此看来，她是个极端自私主义者，以个人为本位者，一切事情从个人角度、立场看问题，除此之外，民族、国家、同胞均置之度外，不能不说有冷血之嫌了。（在她1944年发表的散文《烬余录》中，曾写到香港战争时期自己做义务护工时怠慢伤病员的情形：半夜里一个伤病员要水喝，她不耐烦地拒绝了，并毫无廉耻地表白：“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没良心的看护。我恨这个人”；“这人死的那天我们大家都欢欣鼓舞”；“我们这些自私的人若无其事的活下去了”。一个在贵族式大家庭长大的资产阶级小姐怎么会放下架子耐着性子干伺候人的活呢？）即使从个人角度想问题，她也不是理智地判断无法完成学业啦，无法拿到奖学金到牛津大学留学啦等事关个人前途命运的大事，而想到的只是不要如临大敌一般备战大考了，可以看出她是个极端感性主义者，想的也是眼前的事情及逃避、解脱的喜悦，由此判断她的心智不仅不到“十三岁”，简直就是几岁的儿童。
     总之，《小团圆》是一个感情至上主义者、感官主义者、感性主义者、极端自私主义者的“自叙传”、自白书、自供状。尽管《小团圆》从艺术角度看结构繁复精巧、语言臻于炉火纯青、人物心理描写细腻精微，显示了张爱玲晚年不衰的艺术创造力，但艺术上的高明掩盖不住她思想上的苍白、观念上的荒谬、意识上的稚气、心理上的阴暗。这是我们所不能不察的。这样看来，“张爱玲热”是该降温了。
□
 
 
 
①②③《自己的文章》，《张爱玲集·流言》第12、18、15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
 
④《童言无忌》，《张爱玲集·流言》第3页。
 
⑤《谈画》，《张爱玲集·流言》第176页。
 
⑥《〈传奇〉再版的话》，《传奇》第34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⑦⑨⑩《小团圆》第5、2、6，199，208，130，209，7，282，145，150，46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⑧《张爱玲集·对照记》第140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
 
《存稿》，《张爱玲集·流言》第109页。
 
《私语》，《张爱玲集·流言》第133页。
 
《张爱玲集·流言》第4页。
 
《烬余录》，《张爱玲集·流言》第43页。

   （原发于2010-0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