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周立波著，人民文学出版社西元1956年第二版，西元2011年第九次印刷。
这部小说，在以土地改革运动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中最广为人知，因为根据它改编拍摄的电影《暴风骤雨》在西元1961年上映，给人们留下很深的印象。就小说本身故事情节而言，贫苦农民与恶霸地主之间复杂、尖锐、激烈的斗争过程，以及翻身农民坚决抗击国民党土匪武装进攻的战斗场面，生动真实地表现了东北解放区一边迎战国民党反动军队及其收买的土匪武装、一边进行土地革命的历史画卷。小说中曾写到，工作队第一次进驻元茂屯时，“十五个人中，十个警卫班战士和张班长都背着长枪，其余四个人，萧队长、刘胜跟小王，加上萧队长的通讯员万键，都挎着匣子”，这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工作环境的艰苦险峻。
小说共分两部。
第一部描写西元1946年7月，队长萧祥带领土改工作队进驻东北松江省珠河县元茂屯，依靠贫苦农民赵玉林、郭全海、白玉山等，帮助他们组织农工会，在与恶霸地主韩老六为首的反动恶势力的多次较量中逐步启发、动员了广大群众，最终惩处了韩老六，消灭了国民党土匪武装，初步建立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村基层政权，为土地改革奠定了基础。
第二部从次年十月开始：元茂屯“干部调走过多，领导因此减弱”，坏分子窃占了农会，土改不彻底，许多地主没被清算，中农反遭打击，贫雇农情绪低落。县委书记萧祥亲自带队重返元茂屯，果断地支持郭全海组成贫雇农团，主持清算工作。郭全海充分发动、依靠穷哥们，团结中农，带领大家坚决清查、没收地主的家财、牲口和土地，使群众真正获得了斗争成果，土地改革取得完全胜利。群众情绪高昂，决心努力生产支援前线，许多青壮年积极报名参军，翻身的人们要以行动来保卫胜利果实。
可以看到，元茂屯的土改有两个阶段，这种情况在当年的东北解放区很多地方都发生过。这并非上级政策的设置，而是由于当年共产党既要发动农民土改，又要阻止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还要清剿国民党收编的土匪武装，时间紧迫，形势严峻，斗争激烈，环境艰苦、复杂，导致不少地方发动群众的工作未能完全深入，一些农村政权被坏分子窃据，贫苦农民未能真正翻身。当时把这种情况称为“夹生饭”，进行了“煮夹生饭”的重新深入发动贫苦群众、彻底实行平分土地的运动。
土地改革运动是为了解决旧社会农村广大农民的贫困和受欺压的状况。这部小说描写了不少这方面的状况，为元茂屯的“暴风骤雨”的土改提供了深厚的背景。
例如郭全海，母亲早亡，父亲在韩老六家“扛活”时，冬天生病而被韩老六丢在屋外活活冻死。郭全海长大后以“吃劳金”（当长工）为生，他“头上戴着一顶破烂的草帽，上身穿一件补钉摞补钉的坎肩，那上面补着各种颜色、各种式样的补钉，有红布、灰布、青布和格子布。因为连补太多，不容易看出他的坎肩原来是用什么做的”。他住在地主家的下屋里，“他的小土炕，没有铺炕席，乱杂杂地铺着一些靰鞡草，上面有两条破破烂烂的麻布袋，这就是郭全海的全部的家当。”
贫农白玉山“原是一个勤快的小伙子，他在元茂屯东面的草甸子里开五垧大荒。那年雨水匀，年成好，一垧收十石苞米，他发家了，娶了媳妇”，但第二年因受恶霸韩老六欺侮，他上县里告状，反被韩老六买通官府“关在县大狱，白大嫂子卖了四垧地，把人赎回来。这四垧好地都落在韩老六手里，白家剩下一垧石头砬子地（石头多的土地）”，后来他唯一的三岁女儿小扣子也被韩老六整死了。
贫农赵玉林，从山东老家逃荒来到东北，给韩老六当长工，“到年一算账，倒欠老韩家一百元老绵羊票子，只好把一件山东带来的青布小衫子交给东家，作为抵押”。他家里“一年到头，顾上了吃，顾不上穿，一家三口都光着腚，冬天除了抱柴、挑水、做饭外，一家三口都不下炕”；夏天，“地里庄稼埋住人头的时候，赵玉林媳妇每天不亮天，光着身子跑到地里去干活，直到漆黑才回来”。赵玉林因此被人们称为“赵光腚”。
郭、白、赵三人都是年轻力壮而勤劳肯干的汉子，仍然落入这种骇人听闻的贫困和受欺压的境地，那些老弱病残的穷人的状况更是可想而知了。这三人是元茂屯贫苦农民的代表，也是当时中国农村贫苦农民的代表。他们就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所说的“既无土地，又无资金，完全失去生活依据，不得不出外当兵，或出去做工，或打流当乞丐”的“赤贫”，或者是“略有土地，或略有资金，但吃的多，收的少，终年在劳碌愁苦中过生活”的“次贫”，他们占了当时中国农村农民的大部分。土地改革运动以解放他们为主要目标，这就是人间正道；而他们，自然成为土地改革运动的天然主力军。在小说里，郭、白、赵三人就是元茂屯贫苦农民中的积极分子、农民革命的带头人。
作为广大贫农阶级的对立面，小说着重展示了恶霸地主韩老六这个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形象。韩老六靠依附官府对农民巧取豪夺而发家，是不折不扣的为富不仁；伪满时代，他当过伪区长，成为日寇的爪牙，是货真价实的汉奸；他又与山林中凶残的土匪互相勾结，利用它们残害掠夺乡里，是杀人不眨眼的强盗；共产党来了，他让儿子逃去国民党军，并与国民党特务暗中联络，是妄图复辟的反革命。在村里，他欺压百姓，强抢、奸淫妇女；“他常常提根大棒子，遇到他不顺眼不顺耳的，抬手就打，”“韩大棒子的名声就此传开了”。这个韩老六，可以说是剥削阶级凶残反动性质的集中表现。
元茂屯广大贫苦农民，在共产党支持领导下，与韩老六为首的地主阶级进行了反复的、激烈的斗争。
土改工作队进驻元茂屯之初，韩老六威吓佃户和长工不准接触工作队，与其它大地主谋划对抗，并派狗腿子散布流言威慑村民。土改工作队经过调查，掌握了韩老六的罪恶，鼓励贫苦农民对他展开斗争，但前两次，由于贫苦农民没有发动组织起来，韩老六的亲友和狗腿子又混在人群里威慑人们，以小骂大帮忙的手段扰乱破坏，斗争大会都没成功。韩老六威势仍在，气焰嚣张。
工作队员们继续进行耐心细致艰苦的工作。经过农民积极分子的联络，“三十来个贫而又苦的小户，无地与少地的庄稼人和耍手艺的”为基本会员，成立了农工联合会，会员都编成小组，“再去联络人，去找那些劳而又苦，对心眼的穷哥们，分别介绍加入农工会”。如此这般，穷苦人被发动和组织起来，逐渐形成了强大的力量。
对此，韩老六开始惶恐不安，狗急跳墙。他发现家里的小猪倌吴家富夜里去参加农会，逼问他，毒打他，企图暗害他，被村里巡逻的民兵发觉报警，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包围了韩家大院，韩老六仓皇逃跑，被抓回。
这个突发事件，“把群众的报仇的大火，燃点起来了”。斗争大会上，人们纷纷诉苦申冤，用大棒子向这个往日凶残的韩大棒子复仇。会上统计出韩老六“亲手整死穷人十七名”，伪满时期帮助敌伪“杀害抗联干部九人”。人们强烈要求报仇雪恨。工作队请示县里，同意“杀人的偿命”，由民兵将韩老六押出会场执行枪决。许多人哭喊着死去亲人的名字说：“共产党毛主席作主，今儿算是给你报仇了！”
韩老六被惩处后，他的七弟拉着躲在山里的国民党土匪武装来攻打元茂屯，企图报复。组织起来的翻身农民在工作队和农会的带领下坚决反击，并配合县里的驰援部队，将匪帮全部消灭。至此，共产党领导下的元茂屯贫苦农民基层政权得到了完全的巩固。
元茂屯土地改革过程中斗争的尖锐、复杂和激烈，是当时历史事实的缩影。土改要解放大多数人，必然遭到少数垄断旧的反动政治经济权力的势力疯狂反扑。毛主席当年说必须“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暴力土改”，正是清除企图以暴力手段阻碍人民解放、社会进步的少数地主阶级顽固分子的必要措施。
这部小说主要塑造了赵玉林和郭全海两位农民革命带头人的形象。
赵玉林耿直、爽快、嫉恶如仇，经过工作队小王的启发教育，很快有了觉悟，决心对韩老六“非革他的命，不能解这恨”，“叫我把命搭上，也要跟他干到底！”他带头斗争韩老六，联络“穷哥们”组织农会，宣传土地改革的政策。他在村里第一个加入了共产党，担任农会主任，成为党领导下的农村优秀基层干部，为推动元茂屯土改运动而尽心竭力，思想觉悟提高很快，为人大公无私，得到村民的广泛尊敬和拥戴。在土改进程中，他为保护村民免遭侵害，带着民兵阻击国民党土匪武装，冲锋在前，英勇牺牲。他的牺牲激发了贫苦农民的思想和斗志，“这以后几天，代理农会主任白玉山接受了百十来户小户加入农会的要求，好多人去找萧队长，坚决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应了白玉山这句话：一籽下地，万籽归仓！”
郭全海为人忠厚、肯干，也是元茂屯第一批起来的农民革命积极分子之一。赵玉林牺牲后，他成为元茂屯土改运动新的领头人。经过被坏人夺权的短期挫折后，他在工作队支持下很快恢复了“贫雇农当家”。他组织、领导农会清算地主的剥削账，查挖地主隐藏的财产，教育落后懒惰分子，抓捕外逃潜藏土匪特务，分“浮财”，丈量和平分土地，使元茂屯换了新天地。最后，在新婚才二十来天时，他率先报名参军，带动村里大批青壮年踊跃参军，去“保咱们贫雇农的天下”！
小说以朴实的文笔，描写这些原先“大字不识一个”的穷苦农民，在共产党的启发培养下，在土地改革的斗争中，逐步成长为具有革命意识的农村基层干部、社会的先进分子。土地改革运动不仅是政治和经济领域的社会革命，也培养了大批适应新中国发展要求的农村革命新人。这部小说生动地记录了这场革命，既有文学价值，更有历史价值。
这部小说的作者周立波，西元1934年参加“左联”，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爆发后作为战地记者走遍华北前线。西元1939年到延安，任教于鲁迅文学艺术学院，后主编《解放日报》文艺副刊。西元1942年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这对他以后的文学创作的提升产生巨大影响。西元1946年去东北参加土改工作，这部小说就是他亲身经历的结晶。他的小说文笔清新秀丽，别具一格，多描写农村生活和人物，乡土气息浓厚，又多能及时表现社会变迁，塑造时代人物。他擅长以地域风俗入小说，这部《暴风骤雨》中多有东北口语和习俗，而后来那部反映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山乡巨变》则充满其湖南家乡的风土人情，都切合人物、环境，助益主题，而无生涩之感。他是新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