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农：重说毛泽东贺子珍婚姻内情
时间：2013-04-18 10:06:37 来源：《文史精华》 作者：刘晓农
毛泽东与贺子珍于1928年5月底，结缘于井冈山的象山庵，此为不可否认的史实。如何看待毛贺二人的这桩婚姻？笔者从事井冈山斗争史资料工作的40余年之中，于上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接触到了六七位对毛贺婚姻的当事人或知情人，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不少史料。他们是：
龙灵，女，江西永新人，比贺子珍小一岁，两人是同学、好友。贺子珍于1951年后多次回到江西南昌，两次将龙灵接去，二人同睡一床，共叙旧事。龙灵晚年生活在宁冈县鹅岭乡黄石村，1983年去世。
刘克犹，井冈山市大陇镇乔林村人。井冈山斗争时期任中共宁冈县委组织部长，与毛泽东极为熟悉。1965年5月22日，毛泽东重上井冈山，站在黄洋界眺望群山，忽然问：“这底下有个叫刘克犹的，还在吗？”而东北籍南下干部的县委书记根本不知道此人，摇头说“不在了”。毛泽东听后长叹一口气。当年被划为“四类分子”的刘克犹，于1982年去世。笔者曾采访过刘十余次，与之在饭店办“学习班”一同起居生活了3天。
谢梅香，女，袁文才遗孀。谢梅香与贺子珍非常熟悉，当年两人经常同睡一床，后来贺子珍与毛泽东结婚，就不在一起了。谢大姐于上世纪80年代初去世。去世前神志清晰，记忆力亦较强，为文物部门留下了大量口述资料。因谢梅香与笔者奶奶“宁冈婆婆”是至交的原委（在湘赣边界名气很大，红白两边都走得起，类似阿庆嫂式的人物），老大姐对笔者独有一种感情，为此讲叙了许多事情。
苏兰春，井冈山市荷花乡大仓（即毛泽东与袁文才会见的大仓）人，当年为宁冈中学学生中的活跃分子，与袁文才很熟。井冈山斗争时期任宁冈县古城区工农兵政府文书，后任东南特区团委书记。历史上无任何政治问题，建国后为老苏区干部，在县民政局工作。苏有中学文化，性格开朗，记忆力强。当年在“宁冈婆婆”家时常出入，因为这个原因，对笔者感情甚好，笔者常常去他那里聊谈。苏老于1979年去世。
谢富生，茅坪洋桥湖人，与袁文才家马源坑相隔不到一里。谢比袁文才小5岁，当年参加乡赤卫队。由于相隔得近，袁文才在洋桥湖住过很长时间，谢富生对相关的事情较为清楚。1969年起，谢富生被聘为洋桥湖毛主席旧居管理员，笔者多次到他家进行采访。谢老于1978年离世。
张桂庭，象山庵附近的坪上山人，1928年时13岁，参加乡少年队。因家里离象山庵只2里路，时常到古庵来玩儿。毛泽东贺子珍在古庵举行婚仪这天，张桂庭也随着别人在场，还吃了贺子珍发给的油果子。张桂庭从1967年起，一直在原宁冈县“井冈山会师纪念馆”工作，在茅坪担任讲解员，1993去世。
笔者在工作中还较多地接触了黄国安、刘义龙、刘桂生、黄应阶等红4军32团的老战士，他们对毛贺婚姻也了解一些事情。
基于对史料的掌握，笔者对这一史题形成了自己的观点，于1985年发表了《毛泽东第二次婚姻内情》、《井冈情缘》等文章。随着后来又发掘到吴福寿替毛泽东赴长沙找过杨开慧的资料，笔者对于毛贺婚姻的内情有了更为充实的史料依据。于此重新将毛贺婚姻的内情详述于下。
“山大王”袁文才、王佐合力保媒，毛泽东为着革命的利益感到难以推却
讲清毛泽东贺子珍婚姻的由来，还得从袁文才与贺子珍的友谊说起。
贺子珍是1927年7月随永新县委的100多人来到茅坪的。同年9月上旬，刘真、贺敏学带大部分人返回永新，贺子珍和一些体弱患病的留在步云山。18岁的姑娘，恰是光彩照人的青春年华。贺子珍长有一副鹅蛋形脸庞，一双明眸清澈如水，两端的眉毛就像用淡墨描画过，整个身姿及五官匀称秀丽。袁文才对这个才貌双全的姑娘分外照顾，安排在洋桥湖同住一栋大房子。贺子珍并无大家闺秀的矜持娇气，又没有小家碧玉的羞涩腼腆，与袁文才谈吐相投，极为融洽。而袁文才不曾料到，时间稍久，这种与贺子珍纯洁交往的情感，竟使另一个女子心生嫉妒，不时地晃出醋水来。
这女子叫陈白英，原是江西省南康县县长张子阳的宠妾。张数年前病故，她回到宁冈，在新城认识了下山“就抚”的保卫团团总袁文才。陈白英二十六七岁年纪，长得颇有姿色，还有些许文化，又在官府生活了多年，尚有见识。尤其乡村女子不可相比的是，这个女子善于揣摸男人的心理，因此得到袁文才的钟爱。
不料，陈白英是个心胸狭窄的女人，她生怕袁文才恋上别的女人而抛弃自己，便使出防患于未然的一手，欲阻止袁文才与贺子珍的交往。开初撒娇弄乖，后来发展到在贺子珍面前指桑骂槐，恶言粗语。
那是12月上旬的一天。王佐自茨坪赶来，袁文才传令备办酒席，叫来李筱甫、谢角铭、贺子珍等人作陪。众人正在喝酒叙话，早就对贺子珍看不顺眼的陈白英醋劲发作，借故对贺骂骂咧咧。袁文才大为恼火，声色俱厉地呵斥陈氏。陈白英无所收敛，反而撒起泼起来，要赶贺出门。袁文才怒不可遏地掴了她一个耳光。王佐也指责陈白英，安慰了气得眼里泪水打转的贺子珍。
这天晚上，袁王同睡一床，共商事情。王佐此番来之目的，是向老庚（同龄人之间的亲密称呼，湘赣一带的称谓）讨主意的。自从秋收暴动的队伍上到井冈山后，王佐一直以犹疑的目光注视着这支队伍。他在多年的绿林生涯中吃亏太多，养成了多疑的性格，不可能像袁文才那样，旗帜鲜明地欢迎毛泽东，而是保持了若即若离的态度。前些日子，毛泽东找人给王佐带信，说要派一个党代表到他的队伍上。王佐对此拿不定主意，特来找袁文才计议。
袁文才当然劝说王佐应该接受共产党的党代表，他说：“老庚，我看定了，毛泽东此人呀，天相妙不可言！你观他，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左唇之下一颗朱砂玉痣，日后是个了不得的人物呢。别看他眼下瘦条条的，那骨架丰满起来就有帝王之相。我们跟着这样的人靠得住。”
王佐向来对袁文才的话深信不疑。他听人讲过，袁老庚腹有才学，胸富韬略，又善观人相。这会儿，他“嗯”了一句，说道：“老庚，这么说，就让老毛派个党代表来吧。”
两人谈着谈着，讲起了贺子珍。袁文才忽然坐起身，口里“呃”了一句，说道：“老庚，你莫要定不下心来，你不相信老毛在井冈山待得长久，还担心人家吃掉你，也罢，我们就设个主意，把毛泽东拴住。”
王佐一听，坐起身急问：“怎么个拴法？”
袁文才默然少时，这才说道：“这还不好办？——叫贺子珍嫁给毛泽东，让老毛做我们井冈山的女婿，这样日后对大家不是都有好处？”
王佐听罢拍掌叫道：“啊呀，当真是个好主意！子珍姑娘要人品有人品，要才识有才识，配他老毛最合适！老毛要是成了我们的亲戚，我们就一万个放心了！”
袁文才稍作沉吟，说道：“子珍配老毛，郎才女貌，天造地设，这没得话说，只是……听说毛泽东在湖南已有妻室哩。”
王佐一怔，随即说：“这也不太碍事，多讨一个老婆有什么关系？只要两人合意就行。”
袁文才担忧地说：“麻烦是有哪，要促成这桩事还得两个人上紧一些。子珍姑娘今天受的委屈不小，你明天带她到茨坪去歇几天，等她心情舒畅了，就同她讲这件事。”
袁文才与王佐共同商定了“联姻”之计后，为着这桩事忙乎起来。袁文才在被中共江西省委批准参加前委后，他当着宛希先等人的面提出说：“前委不能装在毛泽东同志的荷包里，要有个办公的地方，设一个秘书，可把贺子珍调来。”宛希先表示赞同。没过几天，贺子珍被调到了前委机关，在攀龙书院三楼办公。
工农革命军攻打遂川之前，毛泽东随部队路过茨坪，王佐请他吃饭，席间提出要给他当“月老”，对象就是贺子珍。王佐赞叹道：“贺姑娘要人品有人品，有才识有才识，配你毛委员蛮般配的。”毛泽东觉得王佐不是在开玩笑，但他知道，性气豪爽的王佐新近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切不可在这种时候冷了他的心，故而对这一问题没有作正面回答，只是岔开了话题。而王佐的理解是毛泽东对此没有作正面拒绝，“文章”留作以后再做。
毛泽东得到的信息是杨开慧已经被敌人杀害
工农革命军进驻茅坪不久，毛泽东认识了一个叫吴福寿的银匠。
吴福寿是宁冈大陇乡中陇村人，于1864年出生于小康家庭，青少年时读过私塾，写得一手好毛笔字。他从18岁起投师学徒打银子，出师后成了一名行艺四乡的银匠。吴福寿正是在茅坪一带行艺的期间，由人撮合与谢桂莲结为夫妻。成婚后的吴福寿为了在茅坪一带行艺方便，向妻子的堂弟、八角楼的房东谢池香借房子住，住在八角楼天井左侧的房间里。不久，吴福寿夫妻从八角楼搬出，搬到谢池香的另一幢私宅，即茅坪村口小拱桥旁边的一幢房子里，开设了一间小伙铺兼银匠店，挂出了“吴义德号”的招牌。
1927年10月初，向来宁静的山乡茅坪发生了自古至今的大喜事：井冈山的“山大王”袁文才洞开寨门，将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和毛委员迎进山里，在茅坪“安家落户”。吴福寿也加入到袁文才农民自卫军和茅坪群众迎接部队到来的行列中。
在袁文才的安排下，谢池香腾出全村最好的宅房——八角楼，让毛泽东居住。从此，八角楼成了毛委员在茅坪的固定住所。当年的茅坪只有十几户农家和小店铺，几分钟就可以走个遍。一则吴福寿与谢池香的亲戚关系，二则毛泽东多次到过“吴义德号”，没过多久，吴福寿与毛泽东互相之间熟悉了，两人常常在一起交谈。一来二去，比毛泽东大29岁的吴福寿，与之成了感情融洽的忘年交。这里面的原因是毛泽东发现吴福寿的社会阅历甚广，与他交谈可以了解到不少事情，而且吴福寿对诗文字画也懂得一些，一手毛笔字写得很好，因而感到合得来。毛泽东有好几次请吴福寿帮助抄写材料。
工农革命军在茅坪安下了革命的家，袁文才觉得有必要加强对外的侦察联络，于是布置谢池香的儿子谢甲开等人，成立了一个秘密的交通站，挑选了几个善于外出打探消息的人充当“坐地探”，吴福寿就是其中一个，而且交通站就设在“吴义德号”。吴福寿担任了秘密交通员后，曾多次以银匠的职业为掩护，到酃县、茶陵一带打探敌情。
率领工农革命军来到井冈山的毛泽东，在立足扎根的大局得以稳定之后，心中挂记着远在长沙的妻子杨开慧，曾于1927年11月下旬，从宁冈龙市邮局发出一封信，信是写给杨开慧的，寄信的地址为“湖南长沙市西长街‘生生盐号’”，由店主转“板仓杨霞姑”收。这位盐号的店主系杨开慧六舅父的一个亲戚。毛泽东在信中写的是早已与杨开慧约定的暗语，大意为“我在这里做生意，初时不顺，到现在买卖兴隆，赚了钱，堪以告慰。”但信上并未标明回信的地址，这是毛泽东从防备反动当局循着地址追查的谨慎之举。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杨开慧是无法给毛泽东复信的。还有一点是毛泽东发自龙市的这封信，是否送到了长沙“生生盐号”，或者说盐号店主是否转到了“杨霞姑”手上，都是不得而知的。
毛泽东在得不到杨开慧复信的情势下，自然放心不下，想到派人去长沙寻找妻子，探实情况。他所物色的合适人选就是吴福寿。
吴福寿受毛泽东之托前去长沙的时间，是1928年1月下旬。过去曾常去酃县、茶陵打银子的吴福寿，赴长沙去了多久？怎么样按照毛泽东告诉的地址寻找杨开慧母子？这些情况均难以得知。吴福寿的内侄、现年86岁的谢美华老人的讲述是这样的：
吴福寿自湖南长沙回到茅坪，当夜来到八角楼向毛泽东复命。在毛泽东心情急迫的询问下，吴福寿才深缓地说了一句：“毛委员，看来你们很难相见了。”毛泽东闻言大为吃惊，又问到底是怎样的情况。吴福寿只是难过地摇头，并不言语。毛泽东心里明白了，不再问什么，只是内心痛苦得流下了清泪。两人在楼上默坐了一阵，毛泽东忽然起身走到窗前的桌子旁边，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细毛边纸，坐下来用毛笔填上一首词，默默无言地交给吴福寿。吴接过在手，见毛泽东所写的是抄录南唐后主李煜的《相见欢》一词，词文如下：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
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
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
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吴福寿读罢诗词，自是明知毛泽东的心情，想到应该回填一词，以为慰藉。略通词文的银匠向毛泽东要过一张细毛边纸，坐于桌前对窗外凝思少时，照着毛泽东抄录的《相见欢》，写下这样一词：
霜染层林叶红，总匆匆；
无奈朝沐寒雨，晚穿风。
关山重，心里话，恨难穷；
长夜梦念亲人，难觅踪。
毛泽东接过吴福寿填写的词文，默读了两遍，将目光落在对方的脸上，用力地点点头，然后轻声说了一句：“福寿，知我者算你呀。”吴福寿听了为之感动，以安慰的语气对毛泽东说道：“毛委员，不要太难过了，也许是我打探得不准。”说罢起身告辞。
吴福寿受毛泽东之托前去长沙寻找杨开慧，为何将这样一个结果带回井冈山，反馈给毛泽东？这自然与白色恐怖高压之下无法得到杨开慧的下落有关，所以这个很少外出的山里人，误以为杨开慧已被敌人杀害了。而毛泽东也相信吴福寿不会传假消息，也在思想上认为妻子已不在人世。这对毛泽东是个沉重的心理打击，但到后来在确定与贺子珍的婚姻中起了作用。
毛泽东贺子珍产生了真挚爱情，在朱德、陈毅等力促下，决定与之成婚
工农革命军打下新城后，毛泽东在茅坪住了一段时间，每天都来前委机关过问工作。他看过贺子珍整理的材料，觉得她的毛笔字端正娟秀。让毛泽东惊讶的是，贺子珍对于湘赣边界的历史、地理和风土人情都相当了解，语言天赋也好，土籍话、客家话都讲得来。由此，毛泽东打算去宁冈、永新一些地方作社会调查时，请贺子珍一同去做翻译，贺子珍落落大方地表示同意。
毛泽东带着贺子珍先后来到宁冈的乔林、新城，永新的秋溪、石桥等地方，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社会调查。期间，毛泽东发现贺子珍联系群众的能力很强，善于鼓动人心，有很好的组织才干。尤使他欣赏的是，贺子珍工作起来风风火火，泼辣干练，坐下来则谈吐文雅、温柔贤慧。这种刚柔相济的女性气质，无疑是毛泽东所喜欢的。但是他只能把这种喜欢压制在内心深处。
结束了两县的农村调查，毛泽东决议抽时间到象山庵去，将两地的调查记录整理出来，他要贺子珍帮助誊写。两人来到工农革命军的留守处象山庵，在后栋厢房住下来。白天在观音殿一个整理文稿，一个进行誊写。毛泽东有时写累了，就停下来与贺子珍说话，有时还一同到庵外走一走。两人常在清晨或晚饭后到庵外的田头、小路上散步，或是坐在大白果树下，一边欣赏翠色千层的群山，一边轻声絮语。
互相仰慕的青年男女在一起无拘无束地交谈，是最好的感情交流。毛泽东与贺子珍通过对各自身世及家庭的了解，以及在工作中一段时间的接触，两人心中架起了银河鹊桥，渐渐地产生了爱恋之情。
毛泽东原本具有感情丰富的诗人气质，面对一位与自己朝夕相处、才貌俱佳的年轻女性，怎能不被贺子珍的优雅魅力所吸引呢？这种发自内心的爱慕激情，以不可遏制的力量冲击着这道门槛。
同样地，贺子珍也处在一种复杂难言的情感旋涡之中。随着与毛泽东接触增加，其感情已经从同志间的友谊渐渐地升华为爱情了。毛泽东的潇洒和非凡气质，本身就有一种很强的吸引力；而他的坚强意志，超人睿智和胆略，更深深地打动了贺子珍的芳心。
毛泽东越是体察到贺子珍对自己的爱慕，心里就越感到痛苦的折磨。襟怀坦荡的他坦诚地和贺子珍讲到了妻子杨开慧，并把吴福寿打听到的情况告诉贺子珍。
建国后，贺子珍在上海期间，曾对嫂子李立英（贺敏学之妻）讲道：“在井冈山，他没有欺骗我，把杨开慧及几个孩子的情况都告诉了我，但他无法确定杨开慧还在不在。”
贺子珍的心被重重地撞击着。毛泽东的坦诚之言，有力地拨动着她心弦：“他为革命的大业，抛妻别子来到井冈山，肩上挑着千斤重的担子，生活上却没有一个体己人的照料，是多么艰难呀！多么需要一个知己的伴侣呀！”然而，贺子珍的心里是十分矛盾的。毛泽东是个以革命为己任的奇男子，也是感情至诚至深的伟丈夫，这样的人多么值得爱慕！他在湖南的妻子到底是怎样的情况？还不知道，是不是被敌人杀害不在人间呢？想到这一点，贺子珍眼里溢出了泪水。
在象山庵的日子里，毛泽东与贺子珍萌生了纯洁的爱慕之情，但这种感情被一道很难逾越的屏障阻碍着，不能大步地朝前发展。毛泽东在象山庵住了7天，把调查报告整理完毕，这就是著名的《井冈山调查》。
袁文才始终注视着毛泽东与贺子珍的感情进展，曾两次来象山庵，美其名曰“报告工作”。他从一些迹象看出毛、贺二人是有爱慕之情的，心中感到高兴，还把这个信息告诉了王佐。
湘赣边界的割据局势，在1928年3月上旬发生了变故。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两个团开往湘南，贺子珍被留下来，没过几天又回永新去了。然而，一种难分难舍的情愫，始终萦绕在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心里。
朱毛两军会师后，毛泽东忙得不可开交，至5月4日成立了红4军才稍稍空闲下来。他想到尚在永新的贺子珍，给县委书记刘真写了信，派龙开富持信前去接人。
贺子珍回到茅坪，毛泽东见了大为高兴，忘情地拉着她的手问长问短。贺子珍也充满久别重逢的喜悦，询问毛泽东和部队去湘南的情况。
贺子珍的突然出现，引起了朱德、陈毅等人的好奇，他们打听这个才貌非凡的女子是谁。正好袁文才在场，他笑眯眯地对众人说：“她叫贺子珍，是毛委员的……恋人吧。”袁文才巴不得有这个机会宣扬一下，这正是他所欲求的。
朱德、陈毅等人才明白过来。再后来，他们又了解到毛、贺相恋得很深，但又迟迟下不了结婚的决心，因为还没有得到杨开慧的确信。朱德、陈毅心想，既然已知信息是杨开慧已被敌人杀害，毛泽东就应该另外考虑与贺子珍的恋情，决计从中加一把火，促成他们的姻缘。
1928年5月22日，湘赣边界党的“一大”结束的傍晚，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十余人，还有朱德妻子伍若兰及贺子珍等几名女同志，来到牛亚陂参加余贲民的婚礼，新娘是桃寮村一名中年妇女。忽然，袁文才当着众人的面对毛泽东问：“毛委员，哪一天喝你的喜酒呀？”
毛泽东尚在怔愣的当儿，王佐接话说：“毛委员，你与子珍姑娘不早些把婚事办了，还等什么呀？莫要等出事来哟！”
颇有儒将风范的陈毅爽言道：“是嘛，两情相好，郎才女貌，天造地设。眼下军务稍弛，泽东同志又荣任了特委书记，喜结良缘，正及时候。”
在人们的哄笑声中，贺子珍羞得坐立不安。毛泽东感受到了战友们的真情实意，有些为难地看着贺子珍，贺子珍迎着他炽热而温情的目光，点了点头。紧挨着贺子珍坐着的伍若兰一看，马上对毛泽东说：“好了，王母娘娘开了口，该你表态呀。”
毛泽东也是干脆之人，爽快地说：“办就办吧。不过要找一个僻静之处，免得影响太大，形式简单，草办礼仪。”
袁文才立时作答：“喜期由我和王佐老庚择定，地点嘛，就选在象山庵，行吗？”
毛泽东无声地点头。众人哄闹起来：“嚯，又有喜酒喝啰！”
正是杜鹃花开得最盛的时节，5月28日，在袁文才、王佐的操办下，毛泽东与贺子珍于象山庵举办了婚仪。没有搞什么排场。连锣鼓、鞭炮也没有，朱德夫妻和陈毅等十余人，在后厅堂一边吃花生糖果，一边说笑。毛泽东与贺子珍还是平时的穿戴，笑容可掬地给人们散发糖果。快到晌午的时候，由袁文才妻子谢梅香和庵里的主持馨月法师，带来的洋桥湖、马源坑的十几个姑娘、细嫂，向毛泽东贺子珍打招呼离开，她们留下一些鸡蛋、绣花手帕等送给贺子珍。新郎和新娘送着她们走到庵外小拱桥的地方才回到庵里。这时，李筱甫布置人摆好了3桌酒席，由毛泽东、贺子珍坐于头一张方桌的上首。袁文才叫了一声“开席吧”，众人纷纷端起酒碗，向这对新夫妻祝酒。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44期，摘自2012年第4期《文史精华》）
龙灵，女，江西永新人，比贺子珍小一岁，两人是同学、好友。贺子珍于1951年后多次回到江西南昌，两次将龙灵接去，二人同睡一床，共叙旧事。龙灵晚年生活在宁冈县鹅岭乡黄石村，1983年去世。
刘克犹，井冈山市大陇镇乔林村人。井冈山斗争时期任中共宁冈县委组织部长，与毛泽东极为熟悉。1965年5月22日，毛泽东重上井冈山，站在黄洋界眺望群山，忽然问：“这底下有个叫刘克犹的，还在吗？”而东北籍南下干部的县委书记根本不知道此人，摇头说“不在了”。毛泽东听后长叹一口气。当年被划为“四类分子”的刘克犹，于1982年去世。笔者曾采访过刘十余次，与之在饭店办“学习班”一同起居生活了3天。
谢梅香，女，袁文才遗孀。谢梅香与贺子珍非常熟悉，当年两人经常同睡一床，后来贺子珍与毛泽东结婚，就不在一起了。谢大姐于上世纪80年代初去世。去世前神志清晰，记忆力亦较强，为文物部门留下了大量口述资料。因谢梅香与笔者奶奶“宁冈婆婆”是至交的原委（在湘赣边界名气很大，红白两边都走得起，类似阿庆嫂式的人物），老大姐对笔者独有一种感情，为此讲叙了许多事情。
苏兰春，井冈山市荷花乡大仓（即毛泽东与袁文才会见的大仓）人，当年为宁冈中学学生中的活跃分子，与袁文才很熟。井冈山斗争时期任宁冈县古城区工农兵政府文书，后任东南特区团委书记。历史上无任何政治问题，建国后为老苏区干部，在县民政局工作。苏有中学文化，性格开朗，记忆力强。当年在“宁冈婆婆”家时常出入，因为这个原因，对笔者感情甚好，笔者常常去他那里聊谈。苏老于1979年去世。
谢富生，茅坪洋桥湖人，与袁文才家马源坑相隔不到一里。谢比袁文才小5岁，当年参加乡赤卫队。由于相隔得近，袁文才在洋桥湖住过很长时间，谢富生对相关的事情较为清楚。1969年起，谢富生被聘为洋桥湖毛主席旧居管理员，笔者多次到他家进行采访。谢老于1978年离世。
张桂庭，象山庵附近的坪上山人，1928年时13岁，参加乡少年队。因家里离象山庵只2里路，时常到古庵来玩儿。毛泽东贺子珍在古庵举行婚仪这天，张桂庭也随着别人在场，还吃了贺子珍发给的油果子。张桂庭从1967年起，一直在原宁冈县“井冈山会师纪念馆”工作，在茅坪担任讲解员，1993去世。
笔者在工作中还较多地接触了黄国安、刘义龙、刘桂生、黄应阶等红4军32团的老战士，他们对毛贺婚姻也了解一些事情。
基于对史料的掌握，笔者对这一史题形成了自己的观点，于1985年发表了《毛泽东第二次婚姻内情》、《井冈情缘》等文章。随着后来又发掘到吴福寿替毛泽东赴长沙找过杨开慧的资料，笔者对于毛贺婚姻的内情有了更为充实的史料依据。于此重新将毛贺婚姻的内情详述于下。
“山大王”袁文才、王佐合力保媒，毛泽东为着革命的利益感到难以推却
讲清毛泽东贺子珍婚姻的由来，还得从袁文才与贺子珍的友谊说起。
贺子珍是1927年7月随永新县委的100多人来到茅坪的。同年9月上旬，刘真、贺敏学带大部分人返回永新，贺子珍和一些体弱患病的留在步云山。18岁的姑娘，恰是光彩照人的青春年华。贺子珍长有一副鹅蛋形脸庞，一双明眸清澈如水，两端的眉毛就像用淡墨描画过，整个身姿及五官匀称秀丽。袁文才对这个才貌双全的姑娘分外照顾，安排在洋桥湖同住一栋大房子。贺子珍并无大家闺秀的矜持娇气，又没有小家碧玉的羞涩腼腆，与袁文才谈吐相投，极为融洽。而袁文才不曾料到，时间稍久，这种与贺子珍纯洁交往的情感，竟使另一个女子心生嫉妒，不时地晃出醋水来。
这女子叫陈白英，原是江西省南康县县长张子阳的宠妾。张数年前病故，她回到宁冈，在新城认识了下山“就抚”的保卫团团总袁文才。陈白英二十六七岁年纪，长得颇有姿色，还有些许文化，又在官府生活了多年，尚有见识。尤其乡村女子不可相比的是，这个女子善于揣摸男人的心理，因此得到袁文才的钟爱。
不料，陈白英是个心胸狭窄的女人，她生怕袁文才恋上别的女人而抛弃自己，便使出防患于未然的一手，欲阻止袁文才与贺子珍的交往。开初撒娇弄乖，后来发展到在贺子珍面前指桑骂槐，恶言粗语。
那是12月上旬的一天。王佐自茨坪赶来，袁文才传令备办酒席，叫来李筱甫、谢角铭、贺子珍等人作陪。众人正在喝酒叙话，早就对贺子珍看不顺眼的陈白英醋劲发作，借故对贺骂骂咧咧。袁文才大为恼火，声色俱厉地呵斥陈氏。陈白英无所收敛，反而撒起泼起来，要赶贺出门。袁文才怒不可遏地掴了她一个耳光。王佐也指责陈白英，安慰了气得眼里泪水打转的贺子珍。
这天晚上，袁王同睡一床，共商事情。王佐此番来之目的，是向老庚（同龄人之间的亲密称呼，湘赣一带的称谓）讨主意的。自从秋收暴动的队伍上到井冈山后，王佐一直以犹疑的目光注视着这支队伍。他在多年的绿林生涯中吃亏太多，养成了多疑的性格，不可能像袁文才那样，旗帜鲜明地欢迎毛泽东，而是保持了若即若离的态度。前些日子，毛泽东找人给王佐带信，说要派一个党代表到他的队伍上。王佐对此拿不定主意，特来找袁文才计议。
袁文才当然劝说王佐应该接受共产党的党代表，他说：“老庚，我看定了，毛泽东此人呀，天相妙不可言！你观他，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左唇之下一颗朱砂玉痣，日后是个了不得的人物呢。别看他眼下瘦条条的，那骨架丰满起来就有帝王之相。我们跟着这样的人靠得住。”
王佐向来对袁文才的话深信不疑。他听人讲过，袁老庚腹有才学，胸富韬略，又善观人相。这会儿，他“嗯”了一句，说道：“老庚，这么说，就让老毛派个党代表来吧。”
两人谈着谈着，讲起了贺子珍。袁文才忽然坐起身，口里“呃”了一句，说道：“老庚，你莫要定不下心来，你不相信老毛在井冈山待得长久，还担心人家吃掉你，也罢，我们就设个主意，把毛泽东拴住。”
王佐一听，坐起身急问：“怎么个拴法？”
袁文才默然少时，这才说道：“这还不好办？——叫贺子珍嫁给毛泽东，让老毛做我们井冈山的女婿，这样日后对大家不是都有好处？”
王佐听罢拍掌叫道：“啊呀，当真是个好主意！子珍姑娘要人品有人品，要才识有才识，配他老毛最合适！老毛要是成了我们的亲戚，我们就一万个放心了！”
袁文才稍作沉吟，说道：“子珍配老毛，郎才女貌，天造地设，这没得话说，只是……听说毛泽东在湖南已有妻室哩。”
王佐一怔，随即说：“这也不太碍事，多讨一个老婆有什么关系？只要两人合意就行。”
袁文才担忧地说：“麻烦是有哪，要促成这桩事还得两个人上紧一些。子珍姑娘今天受的委屈不小，你明天带她到茨坪去歇几天，等她心情舒畅了，就同她讲这件事。”
袁文才与王佐共同商定了“联姻”之计后，为着这桩事忙乎起来。袁文才在被中共江西省委批准参加前委后，他当着宛希先等人的面提出说：“前委不能装在毛泽东同志的荷包里，要有个办公的地方，设一个秘书，可把贺子珍调来。”宛希先表示赞同。没过几天，贺子珍被调到了前委机关，在攀龙书院三楼办公。
工农革命军攻打遂川之前，毛泽东随部队路过茨坪，王佐请他吃饭，席间提出要给他当“月老”，对象就是贺子珍。王佐赞叹道：“贺姑娘要人品有人品，有才识有才识，配你毛委员蛮般配的。”毛泽东觉得王佐不是在开玩笑，但他知道，性气豪爽的王佐新近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切不可在这种时候冷了他的心，故而对这一问题没有作正面回答，只是岔开了话题。而王佐的理解是毛泽东对此没有作正面拒绝，“文章”留作以后再做。
毛泽东得到的信息是杨开慧已经被敌人杀害
工农革命军进驻茅坪不久，毛泽东认识了一个叫吴福寿的银匠。
吴福寿是宁冈大陇乡中陇村人，于1864年出生于小康家庭，青少年时读过私塾，写得一手好毛笔字。他从18岁起投师学徒打银子，出师后成了一名行艺四乡的银匠。吴福寿正是在茅坪一带行艺的期间，由人撮合与谢桂莲结为夫妻。成婚后的吴福寿为了在茅坪一带行艺方便，向妻子的堂弟、八角楼的房东谢池香借房子住，住在八角楼天井左侧的房间里。不久，吴福寿夫妻从八角楼搬出，搬到谢池香的另一幢私宅，即茅坪村口小拱桥旁边的一幢房子里，开设了一间小伙铺兼银匠店，挂出了“吴义德号”的招牌。
1927年10月初，向来宁静的山乡茅坪发生了自古至今的大喜事：井冈山的“山大王”袁文才洞开寨门，将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和毛委员迎进山里，在茅坪“安家落户”。吴福寿也加入到袁文才农民自卫军和茅坪群众迎接部队到来的行列中。
在袁文才的安排下，谢池香腾出全村最好的宅房——八角楼，让毛泽东居住。从此，八角楼成了毛委员在茅坪的固定住所。当年的茅坪只有十几户农家和小店铺，几分钟就可以走个遍。一则吴福寿与谢池香的亲戚关系，二则毛泽东多次到过“吴义德号”，没过多久，吴福寿与毛泽东互相之间熟悉了，两人常常在一起交谈。一来二去，比毛泽东大29岁的吴福寿，与之成了感情融洽的忘年交。这里面的原因是毛泽东发现吴福寿的社会阅历甚广，与他交谈可以了解到不少事情，而且吴福寿对诗文字画也懂得一些，一手毛笔字写得很好，因而感到合得来。毛泽东有好几次请吴福寿帮助抄写材料。
工农革命军在茅坪安下了革命的家，袁文才觉得有必要加强对外的侦察联络，于是布置谢池香的儿子谢甲开等人，成立了一个秘密的交通站，挑选了几个善于外出打探消息的人充当“坐地探”，吴福寿就是其中一个，而且交通站就设在“吴义德号”。吴福寿担任了秘密交通员后，曾多次以银匠的职业为掩护，到酃县、茶陵一带打探敌情。
率领工农革命军来到井冈山的毛泽东，在立足扎根的大局得以稳定之后，心中挂记着远在长沙的妻子杨开慧，曾于1927年11月下旬，从宁冈龙市邮局发出一封信，信是写给杨开慧的，寄信的地址为“湖南长沙市西长街‘生生盐号’”，由店主转“板仓杨霞姑”收。这位盐号的店主系杨开慧六舅父的一个亲戚。毛泽东在信中写的是早已与杨开慧约定的暗语，大意为“我在这里做生意，初时不顺，到现在买卖兴隆，赚了钱，堪以告慰。”但信上并未标明回信的地址，这是毛泽东从防备反动当局循着地址追查的谨慎之举。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杨开慧是无法给毛泽东复信的。还有一点是毛泽东发自龙市的这封信，是否送到了长沙“生生盐号”，或者说盐号店主是否转到了“杨霞姑”手上，都是不得而知的。
毛泽东在得不到杨开慧复信的情势下，自然放心不下，想到派人去长沙寻找妻子，探实情况。他所物色的合适人选就是吴福寿。
吴福寿受毛泽东之托前去长沙的时间，是1928年1月下旬。过去曾常去酃县、茶陵打银子的吴福寿，赴长沙去了多久？怎么样按照毛泽东告诉的地址寻找杨开慧母子？这些情况均难以得知。吴福寿的内侄、现年86岁的谢美华老人的讲述是这样的：
吴福寿自湖南长沙回到茅坪，当夜来到八角楼向毛泽东复命。在毛泽东心情急迫的询问下，吴福寿才深缓地说了一句：“毛委员，看来你们很难相见了。”毛泽东闻言大为吃惊，又问到底是怎样的情况。吴福寿只是难过地摇头，并不言语。毛泽东心里明白了，不再问什么，只是内心痛苦得流下了清泪。两人在楼上默坐了一阵，毛泽东忽然起身走到窗前的桌子旁边，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细毛边纸，坐下来用毛笔填上一首词，默默无言地交给吴福寿。吴接过在手，见毛泽东所写的是抄录南唐后主李煜的《相见欢》一词，词文如下：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
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
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
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吴福寿读罢诗词，自是明知毛泽东的心情，想到应该回填一词，以为慰藉。略通词文的银匠向毛泽东要过一张细毛边纸，坐于桌前对窗外凝思少时，照着毛泽东抄录的《相见欢》，写下这样一词：
霜染层林叶红，总匆匆；
无奈朝沐寒雨，晚穿风。
关山重，心里话，恨难穷；
长夜梦念亲人，难觅踪。
毛泽东接过吴福寿填写的词文，默读了两遍，将目光落在对方的脸上，用力地点点头，然后轻声说了一句：“福寿，知我者算你呀。”吴福寿听了为之感动，以安慰的语气对毛泽东说道：“毛委员，不要太难过了，也许是我打探得不准。”说罢起身告辞。
吴福寿受毛泽东之托前去长沙寻找杨开慧，为何将这样一个结果带回井冈山，反馈给毛泽东？这自然与白色恐怖高压之下无法得到杨开慧的下落有关，所以这个很少外出的山里人，误以为杨开慧已被敌人杀害了。而毛泽东也相信吴福寿不会传假消息，也在思想上认为妻子已不在人世。这对毛泽东是个沉重的心理打击，但到后来在确定与贺子珍的婚姻中起了作用。
毛泽东贺子珍产生了真挚爱情，在朱德、陈毅等力促下，决定与之成婚
工农革命军打下新城后，毛泽东在茅坪住了一段时间，每天都来前委机关过问工作。他看过贺子珍整理的材料，觉得她的毛笔字端正娟秀。让毛泽东惊讶的是，贺子珍对于湘赣边界的历史、地理和风土人情都相当了解，语言天赋也好，土籍话、客家话都讲得来。由此，毛泽东打算去宁冈、永新一些地方作社会调查时，请贺子珍一同去做翻译，贺子珍落落大方地表示同意。
毛泽东带着贺子珍先后来到宁冈的乔林、新城，永新的秋溪、石桥等地方，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社会调查。期间，毛泽东发现贺子珍联系群众的能力很强，善于鼓动人心，有很好的组织才干。尤使他欣赏的是，贺子珍工作起来风风火火，泼辣干练，坐下来则谈吐文雅、温柔贤慧。这种刚柔相济的女性气质，无疑是毛泽东所喜欢的。但是他只能把这种喜欢压制在内心深处。
结束了两县的农村调查，毛泽东决议抽时间到象山庵去，将两地的调查记录整理出来，他要贺子珍帮助誊写。两人来到工农革命军的留守处象山庵，在后栋厢房住下来。白天在观音殿一个整理文稿，一个进行誊写。毛泽东有时写累了，就停下来与贺子珍说话，有时还一同到庵外走一走。两人常在清晨或晚饭后到庵外的田头、小路上散步，或是坐在大白果树下，一边欣赏翠色千层的群山，一边轻声絮语。
互相仰慕的青年男女在一起无拘无束地交谈，是最好的感情交流。毛泽东与贺子珍通过对各自身世及家庭的了解，以及在工作中一段时间的接触，两人心中架起了银河鹊桥，渐渐地产生了爱恋之情。
毛泽东原本具有感情丰富的诗人气质，面对一位与自己朝夕相处、才貌俱佳的年轻女性，怎能不被贺子珍的优雅魅力所吸引呢？这种发自内心的爱慕激情，以不可遏制的力量冲击着这道门槛。
同样地，贺子珍也处在一种复杂难言的情感旋涡之中。随着与毛泽东接触增加，其感情已经从同志间的友谊渐渐地升华为爱情了。毛泽东的潇洒和非凡气质，本身就有一种很强的吸引力；而他的坚强意志，超人睿智和胆略，更深深地打动了贺子珍的芳心。
毛泽东越是体察到贺子珍对自己的爱慕，心里就越感到痛苦的折磨。襟怀坦荡的他坦诚地和贺子珍讲到了妻子杨开慧，并把吴福寿打听到的情况告诉贺子珍。
建国后，贺子珍在上海期间，曾对嫂子李立英（贺敏学之妻）讲道：“在井冈山，他没有欺骗我，把杨开慧及几个孩子的情况都告诉了我，但他无法确定杨开慧还在不在。”
贺子珍的心被重重地撞击着。毛泽东的坦诚之言，有力地拨动着她心弦：“他为革命的大业，抛妻别子来到井冈山，肩上挑着千斤重的担子，生活上却没有一个体己人的照料，是多么艰难呀！多么需要一个知己的伴侣呀！”然而，贺子珍的心里是十分矛盾的。毛泽东是个以革命为己任的奇男子，也是感情至诚至深的伟丈夫，这样的人多么值得爱慕！他在湖南的妻子到底是怎样的情况？还不知道，是不是被敌人杀害不在人间呢？想到这一点，贺子珍眼里溢出了泪水。
在象山庵的日子里，毛泽东与贺子珍萌生了纯洁的爱慕之情，但这种感情被一道很难逾越的屏障阻碍着，不能大步地朝前发展。毛泽东在象山庵住了7天，把调查报告整理完毕，这就是著名的《井冈山调查》。
袁文才始终注视着毛泽东与贺子珍的感情进展，曾两次来象山庵，美其名曰“报告工作”。他从一些迹象看出毛、贺二人是有爱慕之情的，心中感到高兴，还把这个信息告诉了王佐。
湘赣边界的割据局势，在1928年3月上旬发生了变故。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两个团开往湘南，贺子珍被留下来，没过几天又回永新去了。然而，一种难分难舍的情愫，始终萦绕在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心里。
朱毛两军会师后，毛泽东忙得不可开交，至5月4日成立了红4军才稍稍空闲下来。他想到尚在永新的贺子珍，给县委书记刘真写了信，派龙开富持信前去接人。
贺子珍回到茅坪，毛泽东见了大为高兴，忘情地拉着她的手问长问短。贺子珍也充满久别重逢的喜悦，询问毛泽东和部队去湘南的情况。
贺子珍的突然出现，引起了朱德、陈毅等人的好奇，他们打听这个才貌非凡的女子是谁。正好袁文才在场，他笑眯眯地对众人说：“她叫贺子珍，是毛委员的……恋人吧。”袁文才巴不得有这个机会宣扬一下，这正是他所欲求的。
朱德、陈毅等人才明白过来。再后来，他们又了解到毛、贺相恋得很深，但又迟迟下不了结婚的决心，因为还没有得到杨开慧的确信。朱德、陈毅心想，既然已知信息是杨开慧已被敌人杀害，毛泽东就应该另外考虑与贺子珍的恋情，决计从中加一把火，促成他们的姻缘。
1928年5月22日，湘赣边界党的“一大”结束的傍晚，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十余人，还有朱德妻子伍若兰及贺子珍等几名女同志，来到牛亚陂参加余贲民的婚礼，新娘是桃寮村一名中年妇女。忽然，袁文才当着众人的面对毛泽东问：“毛委员，哪一天喝你的喜酒呀？”
毛泽东尚在怔愣的当儿，王佐接话说：“毛委员，你与子珍姑娘不早些把婚事办了，还等什么呀？莫要等出事来哟！”
颇有儒将风范的陈毅爽言道：“是嘛，两情相好，郎才女貌，天造地设。眼下军务稍弛，泽东同志又荣任了特委书记，喜结良缘，正及时候。”
在人们的哄笑声中，贺子珍羞得坐立不安。毛泽东感受到了战友们的真情实意，有些为难地看着贺子珍，贺子珍迎着他炽热而温情的目光，点了点头。紧挨着贺子珍坐着的伍若兰一看，马上对毛泽东说：“好了，王母娘娘开了口，该你表态呀。”
毛泽东也是干脆之人，爽快地说：“办就办吧。不过要找一个僻静之处，免得影响太大，形式简单，草办礼仪。”
袁文才立时作答：“喜期由我和王佐老庚择定，地点嘛，就选在象山庵，行吗？”
毛泽东无声地点头。众人哄闹起来：“嚯，又有喜酒喝啰！”
正是杜鹃花开得最盛的时节，5月28日，在袁文才、王佐的操办下，毛泽东与贺子珍于象山庵举办了婚仪。没有搞什么排场。连锣鼓、鞭炮也没有，朱德夫妻和陈毅等十余人，在后厅堂一边吃花生糖果，一边说笑。毛泽东与贺子珍还是平时的穿戴，笑容可掬地给人们散发糖果。快到晌午的时候，由袁文才妻子谢梅香和庵里的主持馨月法师，带来的洋桥湖、马源坑的十几个姑娘、细嫂，向毛泽东贺子珍打招呼离开，她们留下一些鸡蛋、绣花手帕等送给贺子珍。新郎和新娘送着她们走到庵外小拱桥的地方才回到庵里。这时，李筱甫布置人摆好了3桌酒席，由毛泽东、贺子珍坐于头一张方桌的上首。袁文才叫了一声“开席吧”，众人纷纷端起酒碗，向这对新夫妻祝酒。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44期，摘自2012年第4期《文史精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