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为什么选择了暴力？

 　　2018年11月17日，法国爆发黄背心运动，示威者最初为抗议油价上涨发起示威运动，随后运动演变为发泄对总统马克龙的不满以及贫富不均等问题的行为。

　　巴黎人民身穿黄马甲，走上街头，表达不满。巴黎凯旋门、罗浮宫等知名地标惨遭抗议民众喷漆破坏，全法境内共有190处遭人纵火，运动造成超过750人受伤，包括136名警察。

　　两百多年前，法国通货膨胀日益恶化，社会购买力下降，法国平民被国王路易十六强加税赋，加上教士贵族之辈压榨激怒，法国大革命在1789年5月的三级会议中终于爆发。

　　两百多年过去，巴黎人民为何一次又一次选择“暴力”形式革命?各个阶层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理想国出版威尔·杜兰特《文明的故事》，以整体历史观而非碎片化信息认识人类文明。在第11卷《拿破仑时代》上册中，杜兰特从不同阶层出发，分析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原因，再现法国大革命中的利益交锋。主页君今日摘录其中部分内容，分享如下。

　　

　　当地时间2018年12月11日，法国勒芒，“黄背心”示威者封锁了油库入口，警察宣布将进行干预，示威者燃烧路障浓烟滚滚。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巴黎人民为什么选择了暴力？

　　本文摘自理想国新书《文明的故事》第11卷《拿破仑时代》上册

这些富有、骄傲而一无是处的地主触发了这次革命

　　1784年，内克估计法国共有人口2467万。因为有较多的食物供应、更好的卫生及无外来的侵略和内战，18世纪整个国家经历了繁荣，但新兴的财富大部分归于中产阶级。

　　法国人口中只有200万人务农。农人由皇家督察官、地方行政官、教区牧师和封建贵族指挥监督。据1789年的估计，这一阶层约有2.6万人。这些人和他们的子弟，战时仍以英勇而古老的方式报效国家(这时剑已多半成为装饰品而非武器)。除了极少数贵族留在宫中，大多数贵族住在他们的庄园里，从事农业经营与管理治安、宫室、学校、慈善机构等职业。然而这些工作多半已由中央政府的专门机构接管，而且自耕农也在地方行政上发展出自己的机构，因此贵族们已成为退化的器官，从社会的机体中汲取许多血液，却仅以少许军事服务作为报偿——连这项职务也引起了公众的愤懑，因为贵族们建议路易十六将所有未具四代贵族出身的人，赶离陆军、海军和政府的主要职位。

　　不少贵族本身穷困，有的无能为力，有的遭遇不幸，有的对土地使用不善。许多人向国王恳求帮助，其中几个人还获得国家的补助。1789年，农奴制度在法国境内已多半消失。但仍有100万名农奴，主要为教会所有。1779年路易十六将皇家领地的农奴解放，法国法务院(在法国东部)却将他的敕令延迟9个月才注案，1779年，路易十六废除了地主在其领地外贩卖农奴的权利。

　　1789年，95%的农民享有自由，但大部分必须支付一项或更多的封建税，按地区不同。地主保留射取猎物权，即使进入农民的田地也无妨。圈限公地范围愈来愈大，那原为农民放牛砍柴用的。在法国大部分地区劳役以日计资，但在奥夫涅、香槟区、阿图瓦省、洛林，农民们仍须每年为地方贵族免费工作3天或更久，以维护道路、桥梁与水道。

　　货币贬值使地主所得的金钱价值降低，贵族们为保护他们的收入逐渐增加税金，或恢复久已废弃的税金，或将公地圈限更广。通常，收税外包给专业代理，他们大多办事冷酷。农民对某些必需品的征收权利发生怀疑时，他们会被告知，它们是被登记在庄主名册或登记簿上的。如果农民向这些名册的真实性挑战，就必须诉诸庄园法庭或省议会，而裁判由贵族们控制。邦瑟夫受到杜尔哥的秘密鼓励，出版一本小册子《封建权利的流弊》，倡导减少这些权利，他因此受到巴黎国会的责难。伏尔泰虽已82岁，再度起来奋战。“要废除封建权利，”他说，“就等于夺取绅士们的财物。教会、贵族和国会会员联合对抗他们共同的敌人——人民。”

　　关于封建税有些事要说明，以贵族的观点来看，它们是农民自由地缴出作为他从合法主人那里购买一块土地的部分代价的抵押——多数主人曾很荣耀地从以前的地主买来的。一些贫穷的贵族仰赖租税过活。政府税、教会税和战争所需与破坏远较封建税更使农民困苦。法国社会学家尤雷斯说：“如果18世纪的法国社会，除了留有那可鄙的封建制度外没有其他弊端，就不需要一场叛乱来抚平创伤。逐渐减少封建权利，解放农民就能和平地完成。”

　　法国贵族最特殊之处是他们认识到自己的“罪”。许多贵族加入哲学家的行列，否定古老的神学，我们也看到有些人嘲笑他们过时的世袭特权。法国大革命的前一年，30个贵族放弃了他们金钱上的封建特权。拉斐特不仅为美国作战，而且回到法国激烈地从事和平改革的事业。他放弃奴隶制度，并献出他的部分财产以解放法属圭亚那的奴隶。自由主义的宣言和改革的主张在一部分贵族中变得很流行，尤其是有爵位的夫人，如拉马克夫人、布夫莱尔夫人、布里耶纳夫人和卢森堡夫人。成百的贵族和高级教士活跃地参与各种奋斗以平均税率，防止政府浪费，组织慈善机构，停止强迫劳役。有些贵族，如波旁公爵夫人，将他们大部分的财产给予贫民。

　　然而，所有这些事不过是在隐藏这个事实——法国贵族已无法自己谋生!许多贵族努力尽他们的传统责任，但在浪费闲散的富有贵族与经常处于饥饿的平民之间的对比，引起恨懑和责怨。就是这些富有、骄傲而往往一无是处的地主触发了这次革命。他们缅怀黎塞留以前的日子，当时他们的意旨便是法国的统治力量。

　　法院为他们取消皇家诏令的权利辩护时，血统贵族、战功贵族与教袍贵族联手企图使国王屈服。他们向法院内呼吁自由的演说家喝彩，他们鼓励人民和小册子作家停止路易十六的专制权力。我们不能责怪他们，但由于王朝权威的动摇，促成了1789年国民大会的可能性，它由中产阶级操纵，以掌握法国主权。贵族们为他们的坟墓掘下第一铲泥土。

农民：真正贫穷的人过于软弱而无法革命

　　法国55%的土地属于贵族、教士和国王，主要的农事由佃农完成，主人供给他们家畜、工具和种子，并往往酬以生产的半数。这些佃农普遍贫穷，因此约瑟夫·扬认为这个制度是“整个国家的灾难和毁灭”。其大半因素不在于属主的残忍，而是因为政府的鼓励太少了。

　　大多数的自耕农耕耘着45%的土地，由于土地太小，限制了机器的使用，他们注定贫穷。在农业技术方面，法国落后于英国。虽设有农业学校和示范农场，但只有一小部分农民利用它们。约60%的自耕农，其土地少于13英亩，不足以维持一个家庭，这些人被迫出外受雇于大农场做劳工。1771年至1789年，农场劳工薪资提高了12%，但同时期各种物价涨高了65%或更多。路易十六时期，农业生产增加，受雇的劳工却变得更穷，并形成了乡村无产阶级，在就业萧条时成为各种乞丐和流浪汉的环生地带。拉罗什富科认为“无可怀疑的，法国境内有700万人乞求施舍，有1200万人一贫如洗”。

　　农民必须付钱给政府、教会和贵族，租税或土地税，整个负荷在他们身上。他们几乎供应了陆军步兵的全部人力。他们忍受政府垄断食盐的重压。道路、桥梁和运河靠他们的劳力维护。他们是虔诚“敬畏上帝”的人，应该很乐意付教会什一税，因为付教会税是出自慈悲的心理，而且也很少照实拿1/10。但是他们看到多数的教会税只使得教区供应一位遥远的主教，或宫廷内的一个教职懒人，或曾买未来教会税的一个俗人。路易十六减轻农民的直接税，但许多地区的间接税增加了。

　　农民的贫穷是革命的原因吗?它是复杂的因素中最富戏剧性的一个。真正贫穷的人过于软弱而无法革命，他们能呼喊要求救济，但他们直到被更宽裕的农民、中产阶级的推动者和巴黎市民的叛乱惊起以前，他们既缺少方法也没有精神组织叛乱。

　　后来，人民智慧的发展削弱了国家的力量，军队很危险地受叛乱思想的感染，地方政府再也无法依赖凡尔赛宫的军事支援。那时，农民便成了一支反叛的力量。他们聚会，交换怨言和誓约，武装自己，攻击城堡，烧掉顽固贵族的房屋，并毁掉被引用来批准封建税的庄园名册。就是那种举动威胁全国贵族财产，恐吓贵族放弃他们的封建特权(1789 年8 月4 日)。因此，旧王朝正式结束。

无产阶级：渴望平等，但不想占领国家

　　在这行将破灭的不幸王朝，法国城镇却因工业和商业的繁荣而富裕。巴黎现已成为商业而非仅仅是政治中心，它是控制法国一半的资本，即一半的经济的轴心。1789年，它有共约60万人口，那时它不是一个特别美丽的城市。伏尔泰形容它顶多只配哥特人和汪达尔人居住。约瑟夫·普里斯特利于1774年访问此地后报道：“除了宽敞、繁多的公共建筑外，任何事物都不曾使我惊奇，与此相对的，我却对几乎所有低矮、污秽而曲折的街道感到无比的愤慨。”

　　在都市和城镇，劳动阶级形成了：男人、女人和孩童为薪资工作，使用他人的工具和材料。1789年，估计巴黎城市约有7.5万户或30万人。在阿比维尔城、里昂和马赛，都有相当的劳动人口。他们工作时间长，薪资低，巴黎法院规定工人不许成立组织。1741年至1789年，薪资提高22%，物价却上涨了65%。路易十六时代劳工的情况似乎变得更坏，曾因需求减少或外国竞争严重，大量劳工被解雇，成为救济的重担。面包价格提高使成千的家庭濒于饥饿。1787年里昂有3万人领公家救济;1788年兰斯遭遇一场大水，2/3的居民皆陷于困窘;1791年巴黎有10万户登记为贫民。”梅西耶于1785年写道：“在巴黎，平民衰弱、苍白、矮小而发育不全，并与国内其他阶级显著不同。”

　　劳工们违抗禁令，组织团体进行罢工。1774年，里昂的丝工停止工作，声言生活所需远超过工资，而不规则的供需律使工人仅勉强糊口，雇主们则大量储藏食物，等待饥饿迫得劳工讲和。遭受挫折后，许多劳工离开里昂到其他城镇，甚至远赴瑞典、意大利，但在边境被拦截，被以武力带回家。叛乱时劳工奋起，占领市政厅，以公社建立短期的劳动阶级专制政权。政府征召军队压制叛乱，绞死两个领导人物，失败的罢工者又回到他们的商店，现在他们恨政府有如恨雇主。

　　1786年他们再次罢工，抗议他们即使每天工作18小时，也不能维持家庭开销，而且抱怨他们的待遇“比家里的动物还不如，因为连它们也能够维持健康和精力”。市政府同意提高工资，但禁止任何四人以上的聚会。一营炮兵负责执行此项禁令，士兵向示威者开火，数人死亡。罢工者又返回工作。不久，薪资的提高再次被取消。

　　18世纪下半叶，为争取生活所需而起的叛乱间歇性地发生。1752年至1768年，有6次在诺曼底。1768年，叛乱者控制了鲁昂，抢劫公共谷仓，掠走储藏物。类似的叛乱1770年又发生在兰斯，1772年在普瓦捷，1775年在第戎、凡尔赛、巴黎、蓬图瓦兹，1785年在艾克斯省，1788年和1789年又发生在巴黎。

　　劳动阶级或一般都市民众的贫穷，在革命的形成中扮演什么角色?表面上，它是一个最直接的理由。1788年至1789年，巴黎缺乏面包而造成的叛乱，使人民狂热至甘冒生命危险抵抗军队，进攻巴士底狱。但饥饿与愤怒能产生动力，却不能产生领导力，这次叛乱很可能只要求降低面包价格。若不是较高层的领导者引导叛乱者占领巴士底狱并向凡尔赛进攻，群众仍未曾有推翻政府及取消王室、建立共和的想法。

　　无产阶级渴望谈及自然的平等，但不妄想占领国家，它要求国家管理经济，至少稳定面包的价格——这恰是中产阶级反对的。但如此又回到旧制度，无法迈向劳工阶级控制的经济。事实是行动的时刻来临时，那由饥民推动、受演说家和推动者唤起的巴黎民众占领巴士底狱，并阻碍国民召集军队对付全民大会，但全民大会复会于法国时，由警卫保护，并谋取中产阶级的利益。

中产阶级：不想推翻这一专制，但渴望控制它

　　18世纪，法国经济生活的显著特点是商业阶级的兴起。它在路易十四与柯尔伯时开始繁荣，因为优良的道路和运河促进贸易而获利，因为与殖民地交易而富有，它崛起于行政职位，它控制了国家财政。

　　但在道路和运河上，贵族或政府只有一个通行站来收取通行费，因浪费时间在货物的检查上迫使商业阶级几欲反叛。商人要求国境内自由贸易，但未确定国际上是否也如此。1786年，受到重农主义理论的鼓动，政府减轻英国纺织品和五金器具的关税以换取英国减轻法国酒、玻璃制品及其他物品的关税。一个结果是打击了法国的纺织工业，其无法与装设新机器的英国工厂竞争。里昂、鲁昂和亚眠的失业问题达到爆炸点。

　　然而，降低关税、增加国外贸易，充实了商人的财富。1763年至1787年，贸易额几乎加倍，至1780年已超过10亿法郎。法国的港口都市挤满了商人、船主、水手、仓库、加工厂、酿酒厂。商人阶级在未遭革命压制以前，曾在那些城镇独霸许久。

　　正如在英国，商业的繁荣部分来自贩卖非洲奴隶，将他们运至美国，在那里出售以耕作。1788年，法国奴隶贩子独自运了29506名黑奴至圣多米尼加，那里及瓜德罗普和马丁尼克的大部分土地和工厂属于法国投资者。多米尼加的3万名白人使用48万名奴隶。1788年，巴黎组成一个“黑奴协会”，由孔多塞领导，包括拉斐特和小米拉波，以解放奴隶，但船主和种植业主抗议。1789年，波尔多的商会宣布：“法国需要殖民地以维持它的贸易，因此需要奴隶在世界的角落从事农业生产，至少等到其他权宜之计发现为止。”

　　工业、殖民和其他投资都需要资本，因此银行家产生了。合股公司提供股票，政府发行公债，证券的买卖发展为投机事业，投机者收买记者散布谣言以提高或降低股票价格，内阁阁员参加投机，因此成为银行家施压或影响的对象。每次战争都使政府更加依赖资本家，并使资本家更急切地关注政府的政策与偿还债务的能力。有些银行家喜欢私人债务而不愿借给政府，但他们可以低息借钱，再以高利贷给政府，只凭账目就能增加他们的财富，假定他们判断正确，政府就还债。

　　总包税人(因贷款给政府而购得收取间接税权的资本家)特别富有但特别遭怨，因为大体上像贩卖税等的间接税，对于那些大部分收入用在日常所需的人是最重的负担。这些富有的总包税人，如爱尔维修和拉瓦锡，都是很正直、有公共责任的人，对慈善业、文学和艺术的贡献很大。政府认清赋税承包制的害处，便于1780年将总包税人的人数由60人减为40人，但大众仍然不满。大革命废止了税田，而拉瓦锡在这个过程中身首离异。

　　因为赋税在革命中扮演着领导的角色，我们必须再次注意法国人繁复的税：

　　一、租税是土地和私人财产税。贵族因服兵役而免税，教士们因为维持社会秩序和为国家祈祷而免税，法官、高级行政官和大学教职都免税，几乎所有租税都落在第三等级的地主——大多在农民身上。

　　二、人头税或丁税，家庭中的每个人都要承担，只有教士可免。

　　三、二十分之一税，为所有私人不动产税。但贵族使用私人影响力或雇用律师寻找法律漏洞，以逃掉大部分此税及人头税，而教职则按时自愿付钱给政府以避免。

　　四、每个城镇付政府一项税金(入市税)，此加诸市民。

　　五、收取间接税的有：(1)运输通行税;(2)出入口税;(3)消费税：葡萄酒、酒类、肥皂、皮革、铁、游戏用纸牌，等等。

　　六、烟草、盐由政府专卖。每人每年必须向政府购买规定的最低量的盐，价格由政府规定，总高于市价。此盐的税金(盐税)是农人的主要困扰之一。

　　七、农民付税以代替劳役。平均第三等级每人得付出收入的42%至53%缴税。

　　如果我们将商人、制造商、资本家、投资家、工程师、科学家、小官吏、出纳员、贸易商、化学家、艺术家、书商、教师、作家、医生和登记的律师与法官合称为中产阶级，我们便能了解为什么至1789年，它已成为国内最富裕、最有力的部分。

　　它与贵族拥有同样多的乡村土地，它只要买下一块贵族封地，或一个国王许多秘书之一的职位，便可得到贵族资格。贵族因怠惰、浪费和身体衰败而减少人数和财产，教士们因为科学、哲学、都市享乐生活、法典等兴起而丧失其领土时，中产阶级却因工业技术、商业和资本的发展而增加他们的财富与权力。他们的制品或舶来品充满了小店铺或储藏室，繁华的程度使巴黎、里昂、兰斯或波尔多的外国访客惊讶。

　　战争使政府崩溃，却使中产阶级更富有，因为他们供应运输和物资。这种增长的繁荣几陷于城镇，与农民和无产阶级隔绝，而以商人和资本家最为显著。1789年，40位法国商人共有财产6000万法郎，巴黎蒙马特区的一位银行家积蓄达1亿法郎。

　　革命的根本因素是现实的经济与政治形式之间的悬殊，是中产阶级制造和拥有财富上的重要性与政府权力上的被排斥。中产阶级确知它的能力与所遭受的轻视，它困扰于社会的排挤和贵族的轻侮——如显赫的罗兰夫人受邀留在一个贵族家庭进餐，却发现她被安排到佣人房。它眼见贵族剥取国库作为奢侈的费用和飨宴，却拒绝将政治、军事职位或升级机会给予那些真正以其创意的投资发展了法国经济、并以他们的积蓄支持国库的人。它看到教士们吸取国家岁入的1/3以维护全法国受过教育的人都认为中古、幼稚的神学。

　　中产阶级并不想推翻这一专制，但渴望控制它。他们绝不希望民主政治，但他们希求立宪政府，使各个阶级的才智之士能被推出来负责立法、行政和国策。他们要求解除政府或行会对工业和商业的限制，但他们不反对政府的补助金及农民和市民的支持以争取中产阶级的利益。法国大革命的本质是中产阶级利用农民的不满破坏封建制度，用市民的不满缓冲国王的军队，因而倾覆贵族和教士。革命的两年后，至高的立宪大会废止封建制度，没收教会财产，为商业组织立法，但禁止工人有任何组织或聚会。

　　资本家立刻感到事态不妙而大为惊恐，因为曾向他们借贷许多钱财的政府可能宣告破产——如亨利四世以来它曾有过完全或部分的破产共56次。公债所有人对路易十六失去信心，为政府企业工作的承包商不能确保他们的薪水或它发下时的价值。所有商人都觉得避免国家破产的唯一办法(后来证实了)是各个阶级完全税制，尤其是对教会积蓄的财富征税。路易十六唯恐失去他已动摇的王位，犹豫是否将租税扩征于特权阶级时，公债债主几乎在无意识中放弃了他们一贯保守的原则，成了一股革命的力量。这次革命不归因于农人们有耐性的贫穷，而是中产阶级危险的财富。

力量的聚集

　　所有这些革命的力量都受到观念的影响，并有着吃饱穿暖的欲望。除了哲学家和重农主义者的宣传外，还有遍布的共产主义者，他们继承并发展前代人摩莱里、马布利、兰盖解释的社会主义。布里索的《深究财产权的哲学含义》、蒲鲁东的《什么是所有权》更早讨论到私人财富是盗自公众的货物，法律是“强者对付弱者、富者对付贫者的一项阴谋”。

　　1789年攻下巴士底狱后不久，F. 布瓦塞尔出版了一本《人类的问答》，所有的罪恶都由于“图利、杀人及违反社会的阶级，他们曾管理、毒化并摧毁人类直到现在”。强者奴役了弱者，并设立法律控制他们。财产、婚姻和宗教的发明使篡夺、暴力和欺诈合法，因而一小撮人拥有土地，大多数人却在饥饿和寒冷中生活。婚姻是女子自私的财产。任何人都无权拥有他所需要之外的，任何超出之物都应按照各人的需要分配，有钱的懒人应工作或停止大吃大喝。修道院应改为学校。

　　这些想法在酿成革命的过程中只占微小的部分。1789年，从法国各地送到三级会议的诉苦状中很难找到社会主义情绪的迹象，也没有涉及攻击私人财产或专制。中产阶级控制了局势。

　　共济会是革命的一个因素吗?我们曾注意过这个秘密社团1717年在英国兴起，1734年首次出现于法国。它快速传遍欧洲，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和瑞典的古斯塔夫三世都喜爱它，教皇克莱门特十二世曾禁止教职人员或俗世政府参加或帮助共济会，但巴黎法院拒绝承认这个敕令。1789年，巴黎有629个共济会支会，每个支会通常有50到100位会员，包括许多贵族、一些教士、路易十六的兄弟们和启蒙运动的大部分领导人。1760年爱尔维修创立科学分会，1770年天文学家拉兰德推展为“九姐妹”分会(九姐妹即九位缪斯)，聚集了贝托莱、富兰克林、孔多塞、拉罗什富科、格勒兹、霍顿及后来的谢耶斯、布里索、德穆兰和丹东。

　　理论上，共济会会员排斥“无神的怀疑论者”和“愚蠢的无神论者”，每个会员必须声称信仰“宇宙的大建筑师”，它需要进一步的宗教教条，因此大致上共济会的理论限于自然神论。他们对驱逐犹太人离开法国的运动有明显的影响。他们宣言旨在建立一个秘密的国际兄弟会，以集会和仪式使人类基于友谊而结合起来，宣誓互相帮助、宗教容忍和政治改革。路易十六时代，他们活跃地参与政治，几个贵族会员成为全民大会的自由派领导者，如拉斐特、小米拉波、大米拉波、诺瓦耶子爵、利昂库特公爵、奥尔良公爵。

　　最后便是明确的政治团体。首先他们模仿英国的形式——进食、谈话和阅读;1784年，他们便成为半革命性辩论的中心。有人说：“他们大声演讲而且毫无忌惮地谈论人类权利、自由和利益及地位不平等的大荒谬。”三级会议开会后，布列塔尼的代表组成布列塔尼人俱乐部。它很快地扩充会员以包容非布列塔尼人如米拉波、谢耶斯和罗伯斯庇尔。1789年10月，它的总部搬往巴黎，变成雅各宾派。

　　因此，正如历史上多数的关键性事件，100个相异的因素汇成法国大革命。根本原因则是中产阶级人数、教育、财富和经济力量方面的发展。他们要求与他们对国家、政府财政上种种贡献相对应的政治和社会地位，而且他们担忧，唯恐国库宣告破产使政府公债失去价值。次于这个因素而作为助力和威吓力的是百万贫穷的农民，他们渴求摆脱租金、税款和教会税。另有几百万农民已坚强得足以对抗庄园主、总包税人、主教和军团，而且有组织的城市群众不满于面包的供应受操纵及历史性通货膨胀循环中的薪资落后于物价。

　　除此，还有一些混乱的辅助因素，宫廷奢侈的浪费、政府的无能和腐败。由于长期与法院和贵族争斗而使王室衰弱，缺乏政治性机构以使怨懑能够合法而建设性地表达出来，市民受到学校、书本、沙龙、科学、哲学和启蒙运动的影响，比其他国家的国民更敏锐，他们对政府的期望愈来愈高。加上基督教信仰悲剧性地降低，它曾经维护现状和国王的神圣权力，宣扬服从和依顺的美德，而在政府无力负担扩增的工作经费时，它却蕴集了可羡的财富。加上“自然法则”信仰的传播，它要求人类公平对待任何理性动物，不论出生、肤色、种族或阶级，共处于一个壮观的“自然国度”。在这个国度中全人类平等、善良而自由，但人类已离开此间而堕落，这是因为发展私人财产、战争和固定阶级的法律的缘故。加上律师和演说家的兴起和繁衍，可护卫或攻击现状，唤起并组织公共情绪。此外还有繁多而狂热的小册子作家、政治团体的秘密活动，以及奥尔良公爵欲夺法国王位的野心。

　　将所有这些因素集中于这个王朝，其国王温和而仁慈、柔弱而犹豫，受困于四周混乱的事件和内心矛盾的动机，所统治的人民却几乎比历史上所有其他民族更敏锐地感到痛苦，感情更丰富，易冲动且富幻想力。只需要一些比思想更能深刻激发人类本能的事件，便能将这些力量结合并煽动成为一股分裂的爆炸力量。也许那就是1788年的干旱和饥馑，及1788年至1789年的酷寒。1781年，吉拉尔丹这样断言：“只有饥饿会造成这种大革命。”乡村、城市和巴黎的饥饿强烈得足以使群众推翻传统、敬意和畏惧，而且成为饱食者追求利益与智慧的工具。法律、风俗与怜悯崩溃，革命于是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