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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资本论》

时间:2019-05-08 18:15:29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作者:湘潮

 导读 毛泽东引用了《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所表述的内容: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指导我们行动的向导。为此目的,就要像马克思所说的详细地占有资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我们的许多人却是相反,不去这样做。

 

正文>

毛泽东一生博览群书,涉猎的范围十分广泛,《资本论》便是其中之一。毛泽东一生读过多种版本的《资本论》,并且对书中许多章节、段落作了批注和圈画。

圈画过的《资本论》及相关书籍

  毛泽东收藏的《资本论》中文全译本,最早的版本是读书生活出版社印行,郭大力、王亚南翻译的。 在这套书的第一卷中,毛泽东不仅对第1至12章大部分内容用铅笔进行了圈画,连下方的部分注释也认真读过并且进行了标注。在第三卷中,他不仅用铅笔、蓝铅笔对第13至20章、第37至39章的一些段落进行了圈画,还纠正了原书中的错字,改正了原书中不妥当的标点符号,将漏字一个一个添加上去。可见,毛泽东读《资本论》时的刻苦用心。

  1954年,毛泽东读过另一套《资本论》。书中每卷都盖有“毛泽东”印章,在第一卷《资本的生产过程》上册版权页上,“中华民国27年8月31日出版”一行字下方,毛泽东用铅笔写有“1938年”,左侧空白处还写有一竖式:

  1938年

  1867年

  在竖式后,毛泽东用铅笔标注:“在71年之后中国才出版。”(《资本论》第一卷是1867年出版的,1938年是中国编译出版的时间。在目次页,毛泽东用铅笔写有“1867,距今87年”。)

  在这套《资本论》《原著者初版序》页上,毛泽东在天头用铅笔写有“距1847年共产党宣言的时候27”年,在“初版序”三字的下方画一横线并写有“(1867年)”;在原著者第二版跋的下方毛泽东用铅笔写有“(1873年,过了差不多7年之后)”,在此跋的第9页第一行文字“《资本论》已有一个优秀的俄文译本,于1872年春出版于圣彼得堡”中,毛泽东在“1872年”处用引线引出这样一段话“距中国这个译本出版的时候(1938)65年”。不难看出他曾专心研读过此书。不仅如此,毛泽东还用铅笔、红蓝铅笔在书中的第1、2、11至22等章节用曲线、单横线、单横线加曲线、双横线、中括号、问号等逐字逐句圈画和标注。

  毛泽东的阅读习惯是“不动笔墨不看书”。毛泽东读书时总是作出各种读书标记,很多地方圈旁有圈,杠外加杠。这些符号反映了他对某个观点的欣赏、赞同、怀疑、反对、不解或深思。在他阅读过的《资本论》上,这一特点淋漓尽致地反映出来。这也验证了毛泽东强调指出的,学习马列主义一定要认真读书,坐下来,钻进去,不能像看小说那样,一目十行,走马观花,而要一句句、一段段地认真思考,用心领会,三复四温。可见,毛泽东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毛泽东藏书中,还有一套16开大字本的《资本论》,共29册,由人民出版社于1968年出版。毛泽东对其中第一册即第一卷中的有关内容进行了圈画。从1968年一直到他逝世,这期间中国正处于“文革”时期,他在这段时间内认真研读此书,并留下了圈画标记,可以想见他仍然关注着中国的经济工作。圈画之处主要为:序;第23页中“支配它的规律,不仅不以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为转移,而且宁可反过来说是决定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第24页中“每一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特有的规律”;第25页中“叙述的方法,在形式上的研究的方法相区别。研究必须详细地占有资料,分析它的不同的发展形态……”,另外在叙述有关黑格尔、辩证法等内容的段落旁,毛泽东还用红笔画了圈,表明其重要程度。第27页“我所应用但是以前还没有在经济问题上用过的分析方法……在科学上面是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第29页(马克思)“原来有意要把第一卷的原文大部分改写一下……”第31页“决定意义的工业”(铁工业和棉工业)等都进行了圈画。

除此之外,1939年11月出版,由何锡麟翻译的《资本论》提纲,毛泽东也认真地研读过并对有关页次用红铅笔作了圈画。如第71页“货币为媒介物、商品……商品为媒介物”;第72页“M-C-M”只有通过这二极底量的差别,才获得它的意义”;第74页“关于使用价值的限度以内,双方都可以得到利益”;第75页:“商品交换在其它纯粹的形式上,是等价物的交换”;第76页:“商品流通,并不创造任何新的价值”;第77页“对于现存的价值,他的劳动是能够增加更多价值的……货币的资本论,应在商品交换之内在法则的基础上来说明……”;第78页“货币转化为资本,货币所有者就必须在商品市场上发现自由的劳动者”等。

推荐与在实际中应用

  毛泽东对《资本论》的重视始于青年时代,并在以后逐步在实际工作中应用。

  为了传播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于1920年7月31日在长沙《大公报》发表了《发起文化书社》一文,写道: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文化书社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使各种有价值的新出版物,广布全省,人人有阅读之机会。在文章中,毛泽东把马克思《资本论入门》列为“书之重要者”、“通告好学诸君”。9月15日,书社正式营业。经营中外各种有价值的书报、杂志212种,其中就有《资本论入门》。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但在这一结合方面,还存在着很大的缺点,即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有两种互相对立的态度。一种是主观主义的态度。我们党内许多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违背了理论和实际统一这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准则。“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另一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此,毛泽东引用了《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所表述的内容: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指导我们行动的向导。为此目的,就要像马克思所说的详细地占有资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我们的许多人却是相反,不去这样做。

  毛泽东在1941年的《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一文中,强调指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世界中去认识世界,又从认识世界中去改造世界,就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中国中去认识中国,又从认识中国中去改造中国,就不是一个好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说人和蜜蜂不同的地方,就是人在建筑房屋之前早在思想中有了房屋的图样。我们要建筑中国革命这个房屋,也须先有中国革命的图样。在这里,毛泽东形象地引用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五章《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中的论述。

  毛泽东不仅自己阅读《资本论》,而且还推荐给党内其他同志。《资本论》第三卷关于商品交换的论述中,有这样的表述:“近代生产方式最初的理论的考察——重商主义——必然会从流通过程及其独立化为商业资本运动时的表面形象出发,所以仅仅把握了一个外观。一部分因为在封建生产的最初的变革时期,即近代生产的发生时期,它(商业资本)曾经发生过压倒一切的影响。现代经济的真正科学,是在理论考察由流通过程过渡到生产过程时开始的。”1958年3月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将这段文字摘下来并为这段文字拟写了标题“从生产出发,还是从交换和分配出发”后,印发给与会人员。

  1958年11月8日、9日,1959年8月15日,毛泽东分别发出了读书的建议,建议同志们阅读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苏联同志们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等著作,要求大家展开读书辩论并建议从哲学、经济学两门入手。毛泽东还就苏联经济学范式发表谈话,指出经济问题要研究客观经济规律,但不能用自身来说明自身。“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他举例说:“《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就是用这种方法,总是从现象出发,找出本质,然后又用本质解释现象,因此,能够提纲挈领。”另外,毛泽东批判了苏联教科书作者没有辩证法,他认为正确的哲学思维是经济学家写出好的经济学论著的必要条件。“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毛泽东认为:“像马克思写《资本论》、列宁写《帝国主义论》那样,才是完整、严格、系统的科学著作。”可见,毛泽东非常钦佩马克思,对《资本论》更是喜爱有加。

  1961年3月23日,毛泽东就调查研究问题发表讲话,其中讲到了1930年5月他写的一篇关于调查研究的文章[1961年3月31日毛泽东批示印发此文时题目改为《关于调查工作》,1964年编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时题目改为《反对本本主义》(笔者注)]。他说:这篇文章中心点是要做好调查研究,还说:“这篇文章还提出这么一个观点,就是说,正确的策略只能从实际经验中产生,只能来源于调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那些原理则是经过调查得出的结论。如果没有伦敦图书馆,马克思就写不出《资本论》……”我们知道,马克思为构建他那庞大而又深邃的劳动价值学说耗费了毕生精力,在这里毛泽东以此实例指出了调查研究工作的重要性,从另一个角度看,毛泽东还深刻地表明了《资本论》这部巨著的价值。

  1963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听取聂荣臻和中央科学小组汇报《科技工作十年规划》时说:“三大革命运动中的科学实验,主要是指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不能完全采用实验的方法。例如研究政治经济学不能用实验方法,要用抽象法,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说的。商品、战争、辩证法等,是观察了千百次现象才能得出的理论概括的。”

  毛泽东不仅熟读了《资本论》,具体引用,而且还多次在多种场合分析了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工作方法等,要求同志们在工作中加以应用。

  《资本论》——这部迄今全世界以各民族语言出版传播最广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毛泽东不仅用心读过,而且还读过不止一遍,有些章节更是反复而专注地阅读,并多次向其他领导干部及青年同志推荐,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可以说《资本论》是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源泉之一。我们应该学习毛泽东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以其学以致用的治学精神为典范,多读马列主义著作,加深对理论的理解认识,并指导工作实践。(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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