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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荣臻为什么敢于反对“两弹”下马?

时间:2021-10-16 23:22:23  来源:淮左徐郎本尊  作者:肖凡

  【编者按: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标志着新中国的科学技术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有力地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极大地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这一伟大的成功,与50年代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所做出的研制“两弹一星”,重点突破国防尖端技术的战略决策息息相关;更与在后来的三年经济暂时困难时期,以毛主席、聂荣臻元帅等为代表的党中央正确领导,顶住了某些人想让“两弹”下马的逆流有莫大关系。今天,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57周年,让我们回顾那段历史,学习毛主席、聂荣臻元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战略思想和魄力,以及学习他们为使祖国强盛、人民安居乐业而付出的巨大努力和牺牲的无私的革命精神!】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成功引爆

  1955年1月15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就作出了研制核武器的战略决策。毛主席说:“我们要不要搞原子弹啊,我的意见是中国也要搞,但是我们不先进攻别人。别人要欺负我们,进攻我们,我们要防御,我们要反击。因为我们一向的方针是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不是消极防御的。”第二年春,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进一步指出:“我们现在还没有原子弹。但是,过去我们也没有飞机和大炮,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1956年2月17日,受周恩来委托,钱学森提交《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建议发展中国的火箭和导弹事业。3月14日,周恩来召开专门会议,决定成立以聂荣臻为主任的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4月17日,聂荣臻主持首次会议,传达毛主席关于中国发展航空和火箭武器的决定,指出应集中仅有的技术力量研制中短程导弹。到1958年,中国的“两弹”研制已经全面铺开,势头很好。这一年,成立了以聂荣臻为主任的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负责统一领导国防科学技术研究工作。1959年6月,苏联终止援助合同,随后撤走了专家。毛主席毅然决定: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造出原子弹。他明确指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中央把原子弹工程定名为“596工程”,要造“争气弹”。

  此时,中国进入连续三年经济暂时困难时期。中央有人提出现在肚子都吃不饱,“两弹”用钱太多了,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应该“下马”。

  聂荣臻元帅与钱学森

  1961年夏天,在北戴河召开的国防工业工作会议上,关于“两弹”的争论达到了高潮。聂荣臻坚决反对“两弹”下马,他把“两弹”看成是“命根子”——国家的“命根子”。他说:“两弹”已有一定基础,如果队伍散了再接下去就很困难,我们的工作不能断线,继续努力还是可以的。“两弹为主,导弹第一”是中央批准的方针,不能动摇。那些日子,面对激烈的争论,聂荣臻不断找人谈话,研究调查的结果,更坚定了继续领导研制“两弹”的信心和决心。

  1961年8月20日,聂荣臻签发了《关于导弹、原子弹应坚持攻关的报告》,直接上报毛主席。报告说,争取3年至5年或更长一些时间突破国防尖端技术是有条件有信心的。毛主席和中央有关领导很快圈阅同意。

  聂荣臻后来回忆:“在接到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后,我立即召集正在北戴河参加会议的国防科委、导弹研究院、二机部的同志进行研究,分析了当时我国尖端技术的基本状况,我们的国防尖端技术在1958年以前还是一片空白,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可是到1961年,仅仅3年的时间,已经有了一个长足的发展。拿导弹来说,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近程地地导弹,正在自行设计中远程地地导弹,并且进行了若干关键部件的研究试验工作。在尖端科学技术队伍方面,导弹研究院已经拥有大学毕业以上的专业技术干部好几千人。在研究试验的技术设备上,经国内制造和国外进口,已经可以保证满足自行研制近中程导弹的基本需要。原子弹方面,二机部大学毕业以上的专业技术干部也已经有几千人。我们已经查明的原料储量,可以满足第一套金属铀冶炼设备生产的需要。从选矿到原子武器装配的一系列工厂中,大部分设备已经具备,对几个短缺的关键设备,也已经在国内安排试制,待这一套建设项目完成后,我们就可以自己制造原子弹了。在原子弹研究设计方面,二机部集中一批科学家已经摸索了一段时间,找到了—些关键的技术问题,并且有的已经突破,有的正在攻关。我们的目标是尽量争取不迟于1963年把原子弹初步设计方案拿出来。总之,大家觉得我国的国防尖端技术,只要坚持攻关,加上政策、措施得当,争取三五年或更长一些时间得到突破是完全有可能的。”

  毛主席与聂荣臻元帅

  聂荣臻的决心和信心建立在“相信群众相信党”上。他坚信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决策和部署,相信参加“大力协同”的各行各业研制人员的积极性。因此,“1958年以前还是一片空白,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可是到1961年,仅仅3年的时间,已经有了一个长足的发展。”

  几位“两弹一星”元勋当年的经历可以证明这一点。

  邓稼先

  《邓稼先传》写道:1958年“大跃进”的精神“曾因过度膨胀而带来了违背客观规律的失误,但在另一方面却也激发人们拼命去取得一些超乎寻常的结果,包括核武器研制工作这样的成就,冷静地说,也是得益于它的鼓舞。(见该书第63页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2月)

  王大珩

  王大珩在他的自传《七彩的分光》中写道:“此时又遇大跃进高潮,所里的干劲冲天,团结协作精神非常好,一有问题八方支援。”“1958年那一年,我们长春光机所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技术攻关,搞出了一批当时在国内领先的科技成果。”“立刻在全国科技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人民日报》以头版篇幅刊登了长春光机所的突出成就。”可以说,长春光机所是在全国放了一颗科技卫星。”“我们这颗科技卫星经过后来的反浮夸风运动的检验,被证实是切实可靠的。”(见该书第116页-167页)。

  陈能宽

  陈能宽在研究中不断取得成果,发表了几篇重要的论文。“今天,我们站在历史的高度,回头看‘超英赶美’的说法或多或少地与中国国情有一定的偏差,但是这并不影响当时整个社会的浪潮,这种全国人民对于‘钢’的高度重视也影响了当时的学术气氛,金属领域的研究得到了高度重视。”(《许身为国最难忘》中国科技出版社2015 第67页)

  从1958年全面展开的“两弹”研制工程,极大地带动了我国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5年4月我国试制成功的新型金属材料、新型无机非金属材料、新型化工材料共1.28万多项。品种上可以满足导弹、原子弹、航空、舰艇、无线电方面科研和生产需要的90%以。许多过去靠进口的新型材料,基本上能够自己解决了,为新型材料立足国内打下了一定基础。如喷气飞机用的高温合金,有的已正常生产,有的即将投入生产。电子设备、仪器、仪表需用的精密合金从无到有,建立了生产基地。当时也已经能满足科研和生产的初步需要。在合金钢方面,列入国家标准的200 多个品种已经大多能够生产,稀有金属的研究生产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更重要的是经过攻关,初步建立了立足我国资源条件和使用条件的合金钢系列。仪器仪表方面,步步突破难关,基本上满足了导弹、原子弹研究和军工、民用部门的需要。

  最能体现“相信群众相信党”的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力协同”。聂荣臻回忆:“1962年11月,刘少奇同志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宣布,成立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央十五人专门委员会,由各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参加。在这次会上,还传达了毛泽东同志关于‘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的指示。”为了贯彻毛泽东同志要大力协同的重要指示,在科研方面,当时我们明确提出了科研攻关的五个方面军,即国防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工业部门、高等院校和地方研究机构,要大力协同,互相支援。特别是要求地方有关科研部门协助国防科研部门突破以导弹、原子弹为代表的尖端武器关。“经过几年的艰苦攻关,我们先是成功地试验了自己研制的若干种导弹、火箭武器,以后又试验了原子弹、氢弹。1964年10月16日,我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当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宣布这一喜讯时,大家热泪盈眶,长时间地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热烈庆祝我国首次核试验成功的伟大胜利,欢呼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能力制造的原子弹试验成功了!帝国主义的核垄断、核讹诈政策破产了!企图使中国人民屈服于某种压力的指望落空了!这是中国共产党自力更生路线的伟大胜利,也是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的最好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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