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麦肯锡顾问公司的改造者马尔·波文曾经如此描述：一般的商业领导不需要政治领导那样的天才，他只需要鼓动人们去养家糊口而非包围德国飞机轰炸下的伦敦。“一定程度的想象力，主动性和韧性，强烈的成就感与理解他人的观点和历程的能力”的人，他只要再学习一些管理的技能，就可能成为一位成功的商业领导。
用这条“定义”去衡量毛泽东，将得出一个有趣的答案。
如果真的去做一个企业家，毛泽东一定不是一个安分的职业经理人。他个性飘逸、志向远大，绝非套驾之马。他只要稍有机会，肯定会拉支人马，独闯天下。毛泽东的一生中，最迷人的是他那股“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精神气质，他那“与天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永无穷尽的叛逆精神，几乎与格式化的、商学院流派的商业思想无关，它似乎能够非常轻易地唤起人们内心那股莫名的创业亢奋和青春骚动。
毛泽东没有上过大学，就好像企业家没有读过商学院一样，但这一点也不让他感到棘手，去重庆的时候，他以一阕《沁园春·雪》就让所有满腹经纶的白胡子们倾倒。在宏观谋划上，他是一个天才的战略家，这又是卓越企业家的必备能力之一。如果去经营一家企业，不知要少走多少弯路，获得多少先机。
毛泽东还是一个天生的反对派，一个从来不肯停歇的革命者。他似乎从来不能完全地信任一个人。所以，他的企业中无法实现真正的授权式管理。
二
毛泽东这些复合型的独特魅力，即使把他放到现代商业中来，也依然会熠熠生辉，也因此故，毛泽东一直是中国企业家心中的偶像，他的治军、治国、治党理念，即所谓“治军以严，治党以忠，治国以强”的思想精髓，经常能在中国商业史上的某些时刻闪现。
在知名的企业家中，柳传志和任正非大概是最出名的“学毛标兵”。大学时代，柳传志当过造反派的领袖，他对《联想局》的作者迟宇宙说，“我们都以政治敏感自豪，谁跟随毛主席谁就政治敏感。”在创办联想前，他始终对科学研究提不起兴趣来，倒是对中国每天正在发生的一切充满了兴趣，他常常和几个要好到同事躲在一个空房子里讨论林彪的坠机事件、“四人帮”的猖獗、毛泽东为什么要选择华国锋当接班人等等，跟沉闷的计算机相比，这些政治话题才能让他满脸通红，激动不已。柳传志治理联想，颇多权谋之术，其中与倪光南之争、制衡郭为、杨元庆关系以及收购IBM等等，不乏看到毛式风格。
当兵时的任正非也是“毛泽东思想学习积极分子”，他很喜欢读《毛泽东选集》。1992年，华为自主研发出交换机及设备，当时阿尔卡特、朗讯、北电等洋巨头把持着国内市场，任正非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迅速攻城掠地，通讯设备价格也直线下降。1996年，华为开始在全球依法炮制，蚕食欧美电信商的市场。任正非还仿效《鞍钢宪法》搞出一部《华为基本法》，他在公司内部开民主会，搞“批评与自我批评”，所有行迹具有强烈毛式痕迹。
在我接触过的企业家中，如今身陷大狱的牟其中可能是最虔诚的崇拜者。我亲眼见过他谈到毛泽东时，两眼湿润的景象。这位中国企业史上的第一个“首富”，从来就是政治情结十分深重的人，少年时，他曾经因写作一篇《中国往何处去》的万言文而入狱。经商后，他无时不以思想者自诩，颇有替天行道、经略中国的气概，到后期，他甚至梳起了一个毛式大背头、还学毛的作为，故意去长江游泳，拍了一张“到中流击水”的照片。那种不切实际的治国幻觉，最终让他在商业上一败涂地。他大概是最劣拙的模仿者。
在中国保健品市场创造过三株奇迹的吴炳新是第一个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淋漓尽致地施展于市场上的企业家，他自称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读一段毛主席语录。1996年前后，他用刷标语的方式将三株的广告做进了全中国所有的乡村，他还用赤脚医生的方式，“送药下乡”。
读书不多的娃哈哈创办人宗庆后是“农村包围城市”的另一个忠诚实践者，在强手林立的饮料市场，他以联销体的模式在城镇市场取得绝对优势，90年代末，他又推出“非常可乐”，硬是从可口可乐那里抢走一块市场。他在公司内部实行强权的一人领导制，据称，“也是向毛主席学的”。
如果说，那些年过50、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企业家们怀有深厚的“毛氏情结”还可理解，那么，年轻的企业家们也对之痴迷则让人颇为好奇。
几起几伏的史玉柱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很是痴迷，1994年推广脑黄金时，他仿效毛泽东在解放战争时采用的军事体制，在深圳设总指挥部，各地设“军区”，发动“总攻令”，试图以排山倒海的广告来启动市场，其广告词便是“请人民作证”。这种“人海战略”和人民战争模式一度竟非常有效。
年轻而没有经历文化大革命的陈天桥据称对毛泽东也十分崇拜，他曾经模仿毛式语言专门写了一篇《论“新文化运动”》，在盛大公司内部开展文化整顿。据称，他聘用唐骏为盛大CEO，也与这份喜爱有关，他们两人都是毛的崇拜者。唐骏在微软中国公司时，曾经包了一个专列，带领员工浩浩荡荡上井岗山。
三
在中国企业家中，还有几个很奇异的“学毛标兵”。
河南南街村的王宏彬，因为坚持用毛泽东思想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而名闻遐迩。在他的带领下，南街村将承包的责任田，又收归了集体所有。直到今天，南街村仍然过着人民公社般的生活。每天早上6：30，全村的广播喇叭就响起了嘹亮的《东方红》乐曲，到处是毛主席的巨幅雕像和马恩列斯毛的巨幅画像。道路两旁的街灯，都是模仿北京长安街上的设计，并悬挂着耳熟能详的毛主席语录。年轻的村民们排成整齐的队伍，在领队的指挥下，正在进行操练。南街村的村民必须定期集体学习毛主席著作，就如同文革时期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一样。
孙大午的大午集团是一个“人民公社”式的公司，他用18年的时间建设起了一个“乌托邦”。这里有工厂、公园、学校、医院，承载着1600名职工的全部生活。他将这种模式称为“互为劳动”：饲料可以养鸡，鸡粪、猪粪又可以制造沼气，沼气可以用来孵化；工人可以带动商店、饭店等第三产业的发展，医院、学校不但满足了工人和附近村民的需求，同时还创造了新的劳动空间。从他的实践中，可以非常生动看到毛泽东对现代生活的某种描述。
在某种意义上，任正非、史玉柱所学习的毛泽东，无非是他的术而已。与这些权谋痴迷者相比，王宏彬、孙大午们倒是近乎于他心目中的道了。那是一个无私的大同社会，人人自食其力，家家丰衣足食，无穷无富，无贵无贱。这种理想能否在一个商业时代中可持续地存在，迄今是一个让人狐疑的大谜。
任正非、史玉柱所学习的毛泽东，无非是他的术而已。王宏彬、孙大午们倒是近乎于他心目中的道了。那是一个无私的大同社会，只是这种理想能否在一个商业时代中可持续地存在呢？
本文摘自《中国招标》2006年第51期，作者：吴晓波，原题：《毛泽东的商业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