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海：从中兴事件看爬行主义的破产

 　　资本自诩“资本没国界”的，因我我对中兴被美国制裁不太感兴趣，因为这还是资本家与资本家之间狗咬狗的把戏。我感兴趣的是被制裁的原因，商品卖给谁，中兴竟然是没有自主权的。不是说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的嘛?怎么就不算数了，说制裁就制裁了呢?国贼们不是有一句名言：“造不如买，买不如租”吗?怎么到中兴身上就不管用了?原来这“...不如..，...不如...”跟在别人后面爬行的主义是多么的脆弱呀,多么的不可信呀!中兴苦就苦在自己手中没有反制强盗的东西。

　　对付强盗唯有对等甚至超等的反制才凑效，中国是个礼仪之邦，所以在历史长河中跪求强盗，和强盗割地求和的例子多得胜不胜数，其结果也都以求和者败亡而终。在此远的且不说，就在本朝立国之初遭遇了苏修撕毁合同撤走专家之厄，毛主席总结并且接受历史教训，就此斩钉截铁地告诫人们：“革命靠自己，建设也要靠自己。”更是提出了：“独立自主，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豪言壮语!硬是把帝、修、反拒之于国门之外而奈何我不得!中兴今天的遭遇与当年苏修撤走专家何等相似。因此我们要对那些爬行主义者大声怒喝：“你们快去帮中兴解套啊!中兴遭此厄运，你们为何不支声啦?死光了吗?”

　　倘若只是中兴横遭打击那就算了，但是可能吗?阿里巴巴、华为等等...呢?只是中兴受损倒也罢了，天朝反正家大业大。可是由此而受关联的几乎是中国95%以上的人。中兴仅仅丧失一个“技术自主权”就造成这么大的困境，那末请问：“丧失了金融主权，丧失了农粮主权，丧失了土地主权该是一种什么样境况就不用预料了吧?”

　　请看看下图：

　　一只美丽诱人的手机竟然是东拼西凑的垃圾货，我是没有手机的，要是我手中抄着这么个垃圾东西，一定会感觉羞愧无比的——幸亏我笨学不会使用手机。

　　下面摘录孙锡良同志的一段话,看看毛主席领导下全国人民是怎样的英雄豪迈：

　　1956年中国提出“向科学进军”，国家制订了发展各门尖端科学的“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提出中国也要研究发展半导体科学，把半导体技术列为国家四大紧急措施之一。为了落实发展半导体规划，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所首先举行了半导体器件短期训练班。 国家决定由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厦门大学和南京大学联合在北京大学半导体物理专业，共同培养第一批半导体人才。最出名的教授有北京大学的黄昆、复旦大学的谢希德和吉林大学的高鼎三。1957年就有一批毕业生，其中有现在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王阳元(北京大学)、工程院院士的许居衍和电子工业部总工程师俞忠钰等人。之后，清华大学等一批工科大学也先后设置了半导体专业。

　　中国半导体材料从锗(Ge)开始。1957年北京电子管厂通过还原氧化锗，拉出了锗单晶。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和二机部十局第十一研究所开发锗晶体管。前者由王守武任半导体实验室主任，后者由武尔桢负责。

　　1957中国依靠自己的技术开发，相继研制出锗点接触二极管和三极管(即晶体管)。中国科学院于1960年在北京建立了半导体研究所，同年在河北省石家庄建立了工业性专业研究所-第十三研究所。到六十年代初，中国半导体器件开始在工厂生产。此时，国内搞半导体器件的已有十几个厂点。当时北方以北京电子管厂为代表，生产了II-6低频合金管和II401高频合金扩散管;南方以上海元件五厂为代表。

　　在锗之后，很快也研究出其他半导体材料。1959年天津拉制了硅(Si)单晶。　1962年又接制了砷化镓(GaAs)单晶，后来也研究开发了其他种化合物半导体。硅器件开始搞的是合金管。1962年研究成外延工艺，并开始研究采用照相制版、光刻工艺，河北半导体研究所在1963年搞出了硅平面型晶体管。1964年搞出了硅外延平面型晶体管。

　　另一方面，新品开发主要研究方向是硅高频大功率管，除了通讯放大管之外，之后也开发了开关管。中国科学院在半导体所之外建立了一所实验工厂，取名109厂(后改建为微电子中心)。它所生产的开关管，供中国科学院计算研究所研制成第二代计算机。随后在北京有线电厂等工厂批量生产了DJS-121型锗晶体管计算机，速度达到1万次以上。后来还研制出速度更快的108机，以及速度达28万次、容量更大的DJS-320型中型计算机，该机采用硅开关管。

　　总之，向科学进军的号如下，中国的知识分子、技术人员在外界封锁的环境下，在海外回国的一批半导体学者带领下，开始建立起自己的半导体行业。这一发展分立器件的阶段历时十年，与国外差距约为十年。    在有了硅平面工艺之后，中国半导体界也跟随世界半导体开始研究半导体集成电路，当时称为固体电路。1965年12月份召开的产品鉴定会上鉴定了一批半导体管，并在国内首先鉴定了DTL型(二极管-晶体管逻辑)数字逻辑电路。工厂在生产平面管的基础上也开始研制集成电路。北方为北京电子管厂，也采用介质隔离研制成DTL数字电路，南方为上海元件五厂，在华东计算机所的合作下，研制出采用P-N结隔离的TTL型(晶体管-晶体管逻辑)数字电路，并在1966年底，在工厂范围内首家召开了产品鉴定会鉴定了TTL电路。

　　中国第一台第三代计算机是由位于北京的华北计算技术研究所研制成功的，采用DTL型数字电路，与非门是由北京电子管厂生产，与非驱动器是由河北半导体研究所生产，展出年代是1968年。

　　为了加速发展半导体集成电路，四机部决定筹建第一个专门从事半导体集成电路的专业化工厂，由北京电子管厂抽一部分技术力量，在1968年建立了国营东光电工厂(代号：878厂)，国家领导号召建设大三线，四机部新建工厂，采用“8”字头的都是在内地大三线，唯独878厂，为了加快建成专业化集成电路生产厂，破例地建在首都北京。与此同时，上海仪表局也将上海元件五厂生产TTL数字电路的五车间搬迁到近郊，建设了上海无线电十九厂，到1970年两厂均已建成投产。从此，七十年代形成了中国IC行业的“两霸”，南霸上无十九厂，北霸878厂。在国外实行对华封锁的年代里，集成电路属于高新技术产品，是禁止向中国出口的。七十年代上半期，上无十九厂年产量才实破500万块，位居全国第一。

　　陈伯达曾向毛泽东主席提出了“电子中心论”。北大在1975年研制成中国第一台真正达到100万次运算速度的大型电子计算机-150机。中国科学院109厂研制了ECL型(发射极藕合逻辑)电路，提供给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在1976年11月研制成功1000万次大型电子计算机。

　　在发展双极型电路之后，不久也开始研究MOS电路。 1968年研究出PMOS电路，这是上海无线电十四厂首家搞成的。到七十年代初期，上无十四厂和北京878厂相继研制成NMOS电路。之后，又研制成CMOS电路。全国建设了四十多家集成电路工厂。

　　集成电路一经出现，随着设备和工艺的不断发展，集成度迅速提高。从小规模集成(SSI)，经过中规模集成(MSL)，很快发展到大规模集成(LSI)。这在美国用8年时间。而中国在初始发展阶段中出仅用7年时间走完这段路，与国外差距还不是很大。

　　后来呢?开放了!春天来了!合资开始了!引进开始了!整体购买开始了!

　　结果呢?至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信息产业几乎全军覆没，人下岗，厂破产。

　　再后来，中国危机感来了，又提出要规划自己的信息产业。

　　再看看今天的芯片产业。

　　几句话可以回答：如果不是近十年大量引进生产线，中国曾经一度几乎没有成规模的芯片产业，或者说差距是无穷大，几乎不能用时间来度量。即使在有重大投入的情况下，中国的芯片仍然是九成以上依赖进口，自己生产的芯片也是以中低端为主。2017年的芯片进口额约为2300亿美元，是石油进口额的两倍。——摘自孙锡良《孙锡良：贸易战，为何又怪毛泽东？》

　　不要把制裁中兴看成是孤立事件，不!不是的，川普绝不是一个神经错乱的疯子，而是对华预谋已久的，随中兴之后会继续步步推进，那怕妩媚多姿的娇妻李使尽浑身性招数也无济于事，那怕求和派叩破头，跪断腿也得不到丝毫恩赐。出路只有一条：全国人民集聚在五星红旗下，以革命大批判开路——批洋奴，批爬行主义，批一切卖国贼，凡是拿国家主权做交易的，继续软弱退让，助敌资敌都是卖国行为——不要迷信于某的职位高低。相关行业要积极主动相互协助，发扬共渡难关的精神和风格。业外人同心同德力所能及地该抓贼的抓贼，能打狗的打狗，充分发扬“独立自主，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大无畏精神。 孙锡良同志说到了的我就不重复了!

　　林海

  2018.4.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