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顺战犯管理所对日本战犯的教育改造——以学习毛泽东《论持久战》为中心的考察

 

 

　　〔摘要〕新中国成立初期，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了近千名由苏联政府移交的日本战犯，并对其进行了教育改造，使其思想出现根本转变，明确认识到自身的加害责任，从而拉开了日本战犯认罪与反省的序幕。1956年起，日本战犯陆续获释回国。此后，这些曾经的战犯一直从事“反战和平·日中友好”活动。促使他们转变认识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对毛泽东《论持久战》等战略理论的学习是重要契机之一。管理所工作人员也在学习、运用《论持久战》的过程中受到了教育。

　　新中国成立初期，位于抚顺和太原的战犯管理所关押了一批日本侵华战犯。他们在管理所接受教育，实现了对侵华战争的认罪和反省，明确认识到自身的加害责任。1956年开始陆续获释归国后，这批曾经的战犯成立“日本战犯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后改称“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联”)，以“反战和平·日中友好”为宗旨，在之后的几十年里敢于直面自己的战争责任，站在战争加害者的立场上反思侵华战争，同时开展多种形式的中日友好活动。虽然经常遭到各种右翼势力的反对、攻击甚至迫害，但“中归联”的大部分会员始终坚持活动，直至2002年因年龄过大而不得不解散其总部。“中归联”山阴支部则拒绝解散，并更名为“山阴中归联”，如今健在的会员平均年龄已经超过95岁，却仍然坚守信念，与年轻一代共同开展活动，努力培养接班人。

　　纵观“中归联”的历史，可分为战争之前和战争期间“蔑华观”的形成、战犯管理所时期的思想转变，以及获释回国后在日本社会实践其新思想等三个阶段。这批战犯如何能在短短六年间转变对中国、对侵华战争的认识，并且将这一认识贯穿整个后半生?近30年来，笔者和我们的团队一直跟踪调查中方原管教人员和“中归联”原日本战犯的情况，力图回答这个问题。本文即拟根据亲历者们的回忆，以及抚顺战犯管理所当年的工作总结、“中归联”活动记录等一手史料，还原抚顺战犯管理所教育改造日本战犯的过程和方法，探究日本战犯思想转变的原因，尤其是毛泽东《论持久战》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一、相关研究回顾

　　在中国，研究日本战犯教育改造问题可以利用的文献资料主要包括:新中国政府审判战犯的政策、部分战犯的供词以及战犯管理所管教人员的回忆录、接受采访的记录等。初步的学术研究始于21世纪，主要论述审判、教育改造日本战犯的过程和意义。只有少数文章对日本战犯的思想转变情况进行了学术性的研究。例如，程凯的《“双重战后”与改造事件》深入解读了日本战犯在中国接受思想改造和审判的历史，尤其关注冷战背景对战犯改造历史叙述的影响。作者指出:思想改造既针对战犯，也针对受害者，许多被害者当面宽恕了加害者;而对于加害者，中国方面强调思想与感情的转变，“使他们意识到受害者的感受”，“这其实是比法庭审判更具真实性和彻底性的清算”。不过，作者并未对这一假设进行实证性考察。又如，2012年末，抚顺改造战犯历史研究会成立，并将中日两国有关日本、伪满洲国战犯审判和教育改造的研究成果汇编成《教育改造战犯研究》第1辑(内部发行)，这是进一步深化研究的一个良好开端。

　　此外，中共中央党校博士研究生齐雪的学位论文《新中国政府改造日本战犯研究——以抚顺战犯管理所为例》认为，新中国政府对日本战犯的改造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是因为符合“正义终将战胜非正义”的历史规律，并且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仁”的精神有很大关系，同时，管教人员的献身精神也是一个关键因素。笔者认为，上述条件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归根结底它们只是日本战犯转变思想认识的“外因”，其心理因素即“内因”显然更值得关注。正如有学者呼吁的那样:中国审判与改造日本战犯的研究需要继续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因为目前尚较少有人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深入分析日本战犯从抗拒到认罪，再到积极从事中日友好活动的心理变化……

　　在日本，“中归联”以组织和个人的形式出版了多部著作。其中以组织形式出版的代表性著作有《我们在中国干了些什么——原日本战犯改造回忆录》(《私たちは中国で何をしたか——元日本人戦犯の記録》，三一書房1987年初版，新風書房1995年再版)和《战犯们回国的后半生——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的四十年》(《帰ってきた戦犯たちの後半生——中国帰還者連絡会の四〇年——》，新風書房，1996年)。前者已有中文版(吴浩然、李锡弼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9年)，书中详细记述了日本战犯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生活情况和思想转变过程。在“中归联”原战犯回忆自身认罪过程的个人著作中，岛村三郎的《中国归来的战犯》(《中国から帰った戦犯》，日中出版，1975年)和富永正三的《一个B·C级战犯的战后史——真正的战争责任是什么》(《あるB·C級戦犯の戦後史——本当の戦争責任とは何か》，水曜社1977年初版，影書房2010年再版)等细致地描写了作者感情和认识的变化过程，较有代表性。

　　日本学术界对“中归联”原战犯认罪过程的研究，以精神医学家野田正彰的《战争与罪责》(《戦争と罪責》，岩波書店，1998年)为代表。该书已被译成中文(朱春立译，昆仑出版社，2004年)。作者对“中归联”原战犯反复进行面对面调查，从精神病理学的视角阐明在战前日本社会和军队中，人的感情被压抑的情况，进而指出:感情僵化的战犯们在恢复丰富感情过程的终点实现了认罪。笔者之一(石田隆至)在野田正彰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对“中归联”会员进行访问调查，对其认罪体验和归国后生活历程的多样性展开研究，并发表了《从回报宽大到承担战争责任——以某原士兵“永无止境的认罪”为例》(《寛大さへの応答から戦争責任へ——ある元兵士の“終わりなき認罪”をめぐって》，《PRIME》第31号，2010年3月)等多篇研究成果。

　　此外，丰田雅幸的《中国的对日战犯处理政策:从严惩主义到“宽大政策”》(《中国の対日戦犯処理政策:厳罰主義から“寛大政策”へ》，《史苑》第六九巻合併号，2009年)和大泽武司的《超越“人民的义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日战犯政策》(《人民の義憤を超えて——中華人民共和国の対日戦犯政策》，《軍事史学》第四四巻第三号，2008年)虽标榜实证主义和客观性，但认为新中国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而将战犯政策作为“外交牌”，同时，他们没有对战犯认识、感情的转变做出分析和阐述。高尾荣司的《改造“天皇的军队”——毛泽东隐形的儿子们》(《“天皇の軍隊”を改造せよ——毛沢東の隠された息子たち》，原书房，2012年)一书虽罗列多篇参考文献，但对抚顺战犯管理所历史及工作人员思想的论述基本与史实不符，与其说是科学研究，倒不如说是政治色彩浓厚的宣传作品。

　　二、总体情况概述

　　1950年7月，中国接收了苏联移交的969名日本侵华战犯，将其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这批战犯涵盖日本军国主义集团的各个阶层:多数成员是下士官、士兵等侵略战争前线的直接参与者，亦有负责中国社会“治安”的宪兵、警察，有承担作战指挥任务的下级将校至旅团长、师团长，有伪满洲国各级行政指挥者、政策执行者以至最高行政长官，还有细菌部队和情报机要人员。

　　尽管在侵华战争中的分工千差万别，有一点却是相同的——这些日本战犯都犯下了许多战争罪行。1956年6月至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开庭，依法对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的36名罪行特别严重的日本侵华战争犯罪分子进行公开审判，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2年至20年不等;对其余战犯，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从宽处理，免予起诉并释放。

　　从1950年到1956年，抚顺战犯管理所大批集中关押日本战犯的六年时间，可以根据战犯思想认识的转变过程，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1.拒不认错和嚣张反抗(1950年7月至1951年春)。被关押的日本官兵不仅不承认自己的“战犯”身份，而且还赤裸裸地表现出对中国政府及人民的蔑视，持续地对抗管教人员的管理和教育，气焰极为嚣张。

　　2.通过学习认识战争性质(1951年春至1954年3月)。伴随着中方在生活、管理方面给予的人道主义待遇和耐心教育、感化，加之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带来前所未有的震撼与冲击，日本战犯的态度逐渐发生转变，开始要求学习，希望进一步了解中国，最终大部分人认识到日本对中国发动的战争是一场侵略战争。本文即主要围绕这一阶段进行阐述。

　　3.经过侦讯开始诚恳认罪(1954年3月至同年秋)。战犯们虽然对战争的侵略性质有了初步认识，但尚未意识到自己在战争中的行为属于战争犯罪。为此，中方开展了侦讯工作，并领导战犯发起批评与自我批评运动，一直持续到绝大部分战犯诚恳认罪。

　　4.集中表达悔罪心情(1954年秋至1956年夏)。为深化在前一阶段中获得的“受害者意识”，即站在中国受害者的立场上看问题，加深对社会、对自我的认识，中方组织战犯开展各种文艺创作、演出等文化活动。

　　三、几个前提条件

　　日本战犯对自身罪行的认识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发生根本转变的契机多种多样，下文将要详述的对《论持久战》的学习便是其中之一。这些契机之所以能发挥作用，以下几个因素构成了极为重要的前提条件。

　　(一)对管教人员的心理认同

　　新中国政府为抚顺战犯管理所精心调配了工作人员。从“中归联”会员的回忆材料看，战犯思想的转变与其对管教人员的认同密切相关。

　　1950年初，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部长的史良为组建抚顺战犯管理所选拔干部事宜来到大连，通过接触和了解，认为时任旅大地区关东高等法院劳改处处长的曲初较为合适，因为他从事教育改造罪犯工作比较早。当年5月，曲初先期到达抚顺就任管理所副所长并主持工作。他在管理日本战犯方面的主张是:“我们共产党人，不使用报复主义，我们胜利了的中华民族，关押日本军国主义战犯，这是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一笔资本。我们教育他们，首先以政治思想方面的攻势来摧毁其日本军国主义反动气焰，然后进行思想改造教育，使他们认罪服法。他们一旦认识了真理，他们在国际法庭上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罪行，那说服力，比我们说的强百倍”。7月28日，日本战犯入所后的第一次大会上，曲初向战犯宣布监规纪律时指出:“你们之中有职位高的和职位低的，但大的有大的罪恶，小的有小的罪恶，不管大的小的都是战犯”。同时，他为战犯们指出了努力的方向:“改恶从善，重新做人，改造思想，认罪服法，争取光明的前途……”曲初的讲话对稳定战犯情绪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在之后的工作中，他也始终突出思想教育。

　　曲初是抚顺战犯管理所的首任副所长，首任所长则是原抚顺市公安局副局长孙明斋，他是随后才到任的。此外，管理所成立初期的工作人员还有:管教科科长王枫林，总务科科长张实，所务会秘书王永生，日语翻译兼管教金源、谢连璧、吴浩然、张梦实等。其他工作人员及看守人员来自东北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和公安三师等，共百余人。

　　其中，负责尉级及以下战犯管教工作的吴浩然，原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某部营指导员，会说日语。他调查了战犯们的具体情况，并发挥在部队做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通过跟战犯谈心，进行耐心、细致的沟通与交流。1950年11月，吴浩然在呼兰监狱率先组织尉级及以下战犯开展诉苦运动，一部分战犯联想到自己受剥削、受压迫的家史，痛哭不止，思想感情开始发生变化。就这样，吴浩然从下级士兵中找到了突破口，为接下来的理论学习以及后期大规模开展的认罪教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深入的思想调查和初步的悔罪教育

　　抚顺战犯管理所接收日本战犯初期，一方面，战犯疯狂打监闹监，态度傲慢、不可一世。他们仍旧像侵华战争时期那样，蔑视、敌视中国人，经常做出挑衅行为。另一方面，管教人员多为转业军人，是没有接受过系统文化教育的“大老粗”，有的仅小学文化程度，更多的只是在部队接受了一些教育。工作上，管教人员必须严格执行国家的政策方针，既要做到一个不跑、一个不死，又要做到不打不骂、不侮辱人格，尊重战犯们的民族习惯。但是，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当事人”——其本人或家人曾经惨遭日军伤害。战犯与管教人员之间实质上处于严重的情绪对立状态。

　　要想改变上述情况，必须摸清战犯的思想状况。于是，管理所决定由懂日文的管教人员深入各监室与战犯沟通，进行调查，不懂日文的管教人员则与懂中文的战犯交流。战犯们对此是配合的，因为他们希望从中了解情况，探明中国政府对他们的看法及处理意见。

　　通过调查，管理所了解到，战犯中曾担任一定官职的人员多为日本高等学府毕业的知识分子，普通士兵则大多是底层工人和农民，二者之间不仅出身、职级、经历、年龄不同，立场观点也不尽相同，由此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小社会。从比例上看，在这批近千名战犯中，共有日军官兵582名，他们中志愿参军的校级及以上军官只有25人，占总人数的4%，其余96%基本都是非志愿入伍，即被日本政府征召进军队。伪满洲国行政官员和陆军将领虽然某种程度上也是受煽动来到中国的，但毕竟是自己选择的职业，平日对中国人居高临下、颐指气使，下班后回归家庭，则跟日本本土民众无异，其生活水平甚至高于本土。相比之下，士兵们只是战场上的“消耗品”而已。日军的新兵教育中有“珍惜军马”一说，即“如果士兵战死，凭一张红纸(召集令)即可补充，而军马则是不可能轻易实现的”。这些年轻的士兵对中国将其关押感到十分不满，反抗也最为强烈，他们不认罪，认为自己参加战争的年限短，而且职位低，只是奉命行事，不应被视为战犯。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为保证这批日本战犯的安全，中央指示抚顺战犯管理所整体北迁，转移到当时的松江省哈尔滨市(今属黑龙江省)。战争局势的紧张，使得原本就不愿认罪的战犯更加嚣张。有的战犯对朝鲜战争局势抱有幻想，有的甚至勾结监外日侨，企图暴动越狱。

　　针对战犯们的种种表现，中央指示要适时对其进行悔罪教育。结合调查中了解到的情况，管教人员认为，悔罪教育应从抓好战犯的学习入手，使其认清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罪行的实质以及给中日两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然后再组织他们联系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对比，为其认罪悔罪打好思想基础。

　　(三)在日常生活中建立的信任感

　　新中国政府按照国际惯例为日本战犯提供了一系列人道主义待遇，使其生活得到良好保障，这与他们在西伯利亚的五年里“极寒、慢性饥饿、重体力劳动、人与人之间信任的缺失”等状况形成巨大反差。在温饱无忧又有充足时间可以支配的环境中，战犯们甚至体会到了“自由的快乐”。而自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证据，自由的尊严，只有曾被剥夺自由而后又被解放出来的人才能体会得到。日本战犯虽然表面上表现得十分猖狂，其实对中国政府实行的人道主义政策还是心怀感激的，当然也不乏对此心存疑虑之人。

　　在日常生活中，管理所工作人员坚持原则，忠实执行上级交给的任务，尊重战犯们的人格，以诚相待、以理服人。在“中归联”原战犯的回忆文字中，管理所工作人员的原则性和诚信、温情，以及由此带来的信任感占据了很大的篇幅。“中归联”首任事务局局长国友俊太郎回忆过很多这方面的例子，在此仅举三则:

　　其一，金源、吴浩然等管教的年纪与战犯相仿，但面对战犯的肆意反抗，他们一直理性对待，从未感情用事。当发现战犯们将剩饭倒进厕所、用白米饭制作麻将时，他们耐心地说服道:“目前中国革命刚刚胜利，物资严重匮乏。工人、农民们都在努力渡过难关。你们能吃到白米和鱼肉是非常奢侈的。你们认为高粱米不是你们所能吃的，但我们中国人不这样认为。无论什么粮食，都是农民的汗水换来的劳动结晶，它维持着人们的生命……所以，你们这样做是错误的，请你们改正错误。”这种认真、诚恳的态度使战犯们体会到了尊重，也感到很有说服力，国友俊太郎甚至从管教人员的身上看到了自己小学老师的身影。

　　其二，1950年12月31日晚饭后，战犯们怀着复杂的心情准备迎接新年。这时，看守人员给每个房间送来了“新年食品”——大大的袋子里装满了苹果、糖、花生、年糕等，而这一切都是他们多年不曾见到的，也是从未想过的。大家喜极而泣，一时间愣在那里，谁也没伸手去拿……

　　其三，医务方面，1952年初开始，许多战犯患上了末梢神经炎，一时没能找到病因。5月，管理所从沈阳、抚顺等地请来医疗队对战犯进行细致的集中会诊，及时查明原因，随即配备营养护士，增加户外运动时间等，从多方面进行了改进。之后一次会上，吴浩然就此事讲了一段令战犯十分难忘的话:“以往，我们都是被投进监狱的，没有把人关进监狱进行管理过。在长年与日本军国主义的艰苦战争以及国内的解放战争中，我们都是睡在野外，没吃过饱饭。说句实在话，我们管理所里对给大家什么待遇、如何维持大家的健康等没有什么研究，以为给你们吃饱就可以了，但从这次医疗队的调查结果发现，我们在生活管理方面存在问题，管理所决定对大家的饮食、运动以及生活环境等多方面进行改善”。对于管教人员这种大胆而坦诚的自我批评，战犯们无比感动，同时对吴浩然、管理所以及新中国政府进一步增加了信赖感。

　　在“中归联”原战犯们的回忆中，类似内容比比皆是。管理所工作人员认真的工作态度和生活方面的教育、照顾，深深打动了一部分战犯。其背后体现的新中国政府的人道主义政策，更使战犯们感受到尊重、真诚、温暖和信任，促进了他们正常感情的恢复。

　　(四)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带来的极大震撼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在前方战场，中国人民志愿军捷报频传，这极大地刺激了日本战犯。他们原本一直深信日本是败给美国的，既然连日本都无法战胜美国，中国根本不可能赢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一些人甚至幻想、期待着美军乘胜进入中国东北“解救”他们，但战争的进程很快粉碎了这种幻想。

　　在后方，中国人民举国上下齐心合力支援前线，这使得日本战犯深切地感受到中国人民对和平的渴望和为保卫祖国甘于牺牲的精神。“中归联”常任委员长绘鸠毅在回忆中讲述了当时针对在华日本人的《民主新闻》刊登的一篇报道:一天，在东北某军工厂弹药生产现场，炮弹库旁的一根雷管突然冒出火苗，情况十分危急。见此情景，一名年轻女工奋不顾身地扑向雷管。雷管爆炸了，女工当场死亡。那位女工用年轻的生命挽救了众多工友的生命和国家财产的安全。绘鸠毅等受到很大冲击，不由得对新中国人民肃然起敬。

　　最终，眼前这些他们一向蔑视、战争中伤害甚至残酷屠杀过的中国人，竟然击败了“不可战胜”的美军。而且，面对结下过深仇大恨的日本敌人，中国人在生活、医疗等方面给予了高度的人道主义待遇。这一系列情况构成了抚顺战犯管理所日本战犯生活与思考的环境，促使他们承认，中国首先在道德上优于日本。战犯们开始怀疑之前对中国的看法，进而希望能够真正了解中国，了解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了解为什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能够成功，很多战犯正是抱着这种心理参加学习活动的。这就为进一步的学习和改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四、《论持久战》的作用

　　日本战犯有组织的集体学习始于1951年春，先期学习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等一系列理论知识。在此基础上，1952年初开始学习《毛泽东选集》中的战略理论。《论持久战》其实只是开展中国革命经验教育时使用的教材之一，但是，“中归联”原战犯在回忆中普遍认为，该文给他们留下的印象最深，发挥的作用最大。

　　(一)管理所工作人员对《论持久战》的学习

　　考察日本战犯学习《论持久战》的情况之前，需要指出的是，管理所工作人员为了提高思想认识，以便更好地贯彻中央指示、对战犯开展认罪教育，也组织学习了《论持久战》，同样收到很好的效果。

　　日本战犯入所初期，管理所工作人员与战犯之间一度处于严重对立状态。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战犯们认为此前多次受到苏联政府的欺骗，现又被其以“送回祖国”的名义移交给自己曾经犯下滔天罪行的中国，因而感到愤怒、惶恐与绝望，变得颓丧或疯狂。另一方面，管理所工作人员大多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文化教育，也没有管理国际战犯的经验，担心教育不好、违反政策，给党和国家造成不良影响，更不知面前这些令人恨之入骨的日本鬼子究竟何年何月以至会不会有所转变，迷茫中仍要坚持执行国家方针政策。因此，一段时间内，围绕如何管理日本战犯，管教人员的观点是不一致的，甚至一度针锋相对。

　　出于民族感情，战犯管理所工作人员对眼前的日本战犯充满仇恨，加之开始时战犯们十分傲慢、不断挑衅，工作人员的愤怒情绪几乎不可遏制。然而，他们必须完成组织上交给的任务，于是其中一些人索性主张采取“猪倌儿”式的管理方法，只管让日本战犯吃饱不饿，做到一个不跑、一个不死，相信有朝一日，政府一定会把这些穷凶极恶的日本鬼子枪毙，以解民族之恨。由于缺乏主动教育改造战犯的意识，面对战犯的无理要求和挑衅闹事时，一些管教人员难免多少有些束手无策。对此，东北公安部要求进一步提高管教等所有工作人员的思想认识，要把教育日本战犯当作一项历史使命完成。

　　据抚顺战犯管理所《十四年来教育改造日本战犯工作基本总结》记载，1952年初，按照中央指示，管理所方面开始对战犯展开认罪教育。当时，虽然管理所的工作初步走上正轨，但大多数战犯仍在推卸罪行，尚未达到自我认罪的阶段，这是需要解决的紧要课题，因为认罪服法“是促使战犯自觉改造的第一关，也是完成改造战犯任务的首要前提”。为实现这一目标，管理所将工作推向新的阶段，即教育改造工作的“全面进攻阶段”。由此亦可看出，管理所方面的目标是争取使战犯实现社会认识及自我认识的彻底转变。

　　作为认罪教育阶段开始前的准备工作，管理所工作人员进一步开展自我教育，以提高思想认识，《论持久战》即在此时发挥了重要的教育和指导作用。具体来说，管理所工作人员学习了《论持久战》关于日本军队的分析，研究了日本军人的心理特点，并将其作为思想武器运用到工作当中。工作人员重新认识了这项工作的性质，分析自身存在的思想问题，在不断教育改造自己的基础上，再去教育改造战犯，实现升华。

　　日本军队的长处，不但在其武器，还在其官兵的教养——其组织性，其因过去没有打过败仗而形成的自信心，其对天皇和对鬼神的迷信，其骄慢自尊，其对中国人的轻视等等特点;这是日本军阀多年的武断教育和日本的民族习惯造成的……破坏的方法，主要的是政治上的争取。对于日本士兵，不是侮辱其自尊心，而是了解和顺导他们的这种自尊心，从宽待俘虏的方法，引导他们了解日本统治者之反人民的侵略主义。另一方面，则是在他们面前表示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不可屈服的精神和英勇顽强的战斗力……战争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消灭敌人，就是解除敌人的武装，也就是所谓“剥夺敌人的抵抗力”，不是要完全消灭其肉体)。

　　这是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的论述。通过学习，管理所工作人员加深了对中国抗日战争性质与特点的理解。他们认识到，日军不仅军事方面是强大的，其“皇国史观”和武士道思想也相当严重。不仅在军事上战胜日本军国主义是一场持久战，在思想领域彻底根除战犯的错误思想同样需要坚持不懈，任务艰巨而光荣。而且，要想彻底“消灭敌人”，仅仅依靠军事进攻是不够的，必须从思想上打击它。管理所工作人员正是按照这一思路，理解并正确引导战犯们的自尊心，以求达到教育的目的。

　　(二)日本战犯对《论持久战》的学习

　　许多管理所工作人员和“中归联”会员都以不同形式回忆了战犯们的理论学习情况。早在1950年10月，日本战犯进入抚顺战犯管理所不久，管理所方面便为每个监室发放报纸、杂志等，供战犯了解时事。据现有材料记载，最先组织日本战犯学习理论的是吴浩然。1950年11月，呼兰监狱开展诉苦运动后，吴浩然用自己保存的一本日文版列宁《帝国主义论》，组织尉级及以下战犯开展小规模理论学习。学习过程中没有搞强迫命令，也没有硬性灌输。先是通过调查研究，将战犯中有学习愿望的80余人组织起来，分成六个小组，由他们自己选出六人为学习组长，这六人也就是呼兰监狱战犯理论学习组的核心成员。六人中的总负责人是战犯们推选的国友俊太郎。学习方法方面，先由各小组传阅学习材料，在领会基本精神的基础上联系实际展开讨论，讨论中若遇有疑难问题，则由各小组长提交核心小组，经研究后逐一给予解答，核心小组解决不了的，再反映到管教科请人解答。为把学习搞好，吴浩然还将自己珍藏的一本日文版《社会科学词典》交给了核心小组。

　　1951年3月，由于朝鲜战局好转，呼兰监狱和道里监狱临时关押的669名尉级及以下日本战犯迁回抚顺，有组织的集体学习随即开始。在呼兰监狱参加学习的80余名战犯被分散到各个监室。这些人主动向同室战犯介绍了呼兰监狱的学习情况，还把自己写的学习体会给大家看，激发其他战犯的学习愿望。各监室把之前参加过学习的人选为本监室学习组长，核心小组的成员也增加到九人，管理所还配发了许多新的学习材料。于是，在系统学习《帝国主义论》《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日本人民的前途》等书籍的基础上，战犯们结合反对军国主义教育学习了《关于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批判》，结合世界革命前途教育学习了《关于社会主义力量和帝国主义力量的对比》《朝鲜战争的伟大胜利》《日内瓦会议后的国际形势》等。进入1952年，战犯们的学习积极性愈发高涨。之前，这种学习多为他们午前消磨时光的一种方式，如今则成为许多人每天的期待，并逐渐变成一项集体活动，每个房间都制定了时间表，比如午前学习《政治经济学》，午后学习《新民主主义论》。抚顺战犯管理所在押的近700名尉级及以下战犯就此掀起了学习的热潮。在管理所方面的支持下，战犯们还成立了学习委员会。应该说，前期的积累为日本战犯学习《论持久战》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抚顺战犯管理所组织战犯学习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战犯们也很希望能够对此有所了解。既然要学习中国革命经验，当然少不了对《毛泽东选集》的学习。有战犯评价说:毛泽东的哲学著作文体通俗易懂，理论全部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说服力极强。有战犯原本没有上过学，感叹通过学习毛泽东的理论，既学习了知识，也懂得了道理，进而转变了对战争和日本社会的认识。在《毛泽东选集》中，《论持久战》是非常“特殊”的一篇，因为它与日本战犯的命运关系密切。众多“中归联”原战犯都在回忆中讲述了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持久战》等文献的情况和感受，并指出，他们最感兴趣、收获最大的是《论持久战》。

　　学习《论持久战》时，战犯们首先讨论了战争的性质。这场战争，是中方正义的自卫战争和日方非正义的侵略战争。中国军队受到中国人民强大的支持，而他们则遇到中国人民坚决的反抗。对这种反抗的残酷镇压，又激起了更加强烈的抗争。这些原本都是极为简单的道理，战犯们却从未想到过。他们不曾思考自己到底为何而战，也没有意识到非正义的侵略战争终将遭到当地民众的抵抗和世界人民的援助而归于失败，他们头脑中被灌输的是日本的军人精神，是尽忠报国的武士道思想。所谓“尽忠”，就是绝对服从天皇命令，绝对不许有任何异议。他们崇拜天皇，认为天皇是“神”，天皇的军队是“神兵天将”，他们所参加的战争则是为“八纮一宇”而进行的“圣战”。经过学习讨论，战犯们终于认识到:“之前，我们深信这是正义的战争、保卫祖国的战争，因此在战争中倾注了自己青春与热血。而实际上呢，我们这究竟是为了谁呢?可恨的是，学校教育和军队教育竟向天真无知的我们灌输了这样一些思想。”战犯们发现，是“皇国史观”和武士道等军国主义教育深深地坑害了他们。此外，日本军队在教育中极力强调日本民族的优越感，如今通过学习，战犯们逐步认识到，蔑视其他民族、不把中国人当人看正是日军在中国战场上所暴露的残暴性的思想源泉。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分析道:“日本暂时还能控制其国内的人民，也还能利用国际间的矛盾作为其侵华的工具，这些都是事实。然而在长期的战争过程中，必然要发生相反的变化”。学习过程中，下级战犯首先在对战争的认识问题上展开思想斗争，逐步变化、升华，最终发生了“相反的变化”。战犯们回顾亲身经历，在学习过程中逐渐认识到，自己原来是在不明是非的情况下盲目地执行上级命令。一部分战犯还意识到，自己既是战争的加害者，同时也是战争的受害者。战犯们对毛泽东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仅仅十个月的时候就精辟地论述了这场战争的性质，精准地预测到战争的发展过程及最终结果，感到既震惊又佩服，以至由衷羡慕拥有如此英明领导的中国八路军，同时也不得不扪心自问，开始深刻反思。例如，学习过前文提到的《论持久战》中关于“战争的目的”那段话，原侵华日军第39师团步兵第232联队第3大队第10中队中尉中队长富永正三意识到:“中国人民虽不曾以言语表达，但实际上他们所期待的，不正是我等恢复人的良知、由鬼到人的重生吗?!”结合学习《矛盾论》《实践论》等著作，富永正三的认识不断加深，开始对自己的过往感到惭愧，但是他很快又认识到，从事物变化的规律看，既然他们可以从正常人堕落到鬼畜不如的境地，反之同样有可能由鬼畜不如的状态恢复成正常人。

　　与此同时，日本战犯对中国军队的民主化管理体制反响强烈，这与他们在日本军队中的经历不无关系。多数战犯在回忆录中对日军非人道的训练与管理体制表示出极大不满。绘鸠毅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我们读到官兵民主、军民民主、宽待俘虏的时候，被这与日本军队的天壤之别惊呆了。特别是读到‘与俘虏之间的民主’一项时，我们顿时感动不已。我们在这个管理所里所受到的极好的‘人道主义待遇’的根源就出自这里。通过学习这篇文章，我们渐渐开始对‘日本军队’有了初步的反省和批判”。战犯们不禁感慨，中国军队自战争初期就确立了优待俘虏的人道主义原则，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这既体现出中华民族品格的高尚，又映衬出己方的无知、狂妄与落后，而中国方面的这一优越性与他们之前在日本接受的教育截然相反。

　　当初，日本对国民的教育是:中国军队地狱般冷漠残酷，一旦被中国军队俘虏，必然被杀无疑。面对中国方面始终如一的人道主义待遇，战犯们曾多次怀疑“是不是政治上被利用”或者“有什么诡计”。然而事实证明，中国人是真诚的。回想在日本军队中的情况，“大队长是不把士兵当人看待的。报告战况时只汇报战绩即可，士兵死亡的数字不必汇报。大队长所追求的是自己的功名利禄，而士兵的生命仅为消耗品而已”。二者之间强烈的反差使得战犯们的心理受到震撼，感情和思想上也逐渐发生变化。

　　绘鸠毅、富永正三等在回忆录中都使用了《北风与太阳》的寓言故事，来比喻新中国对战犯的人道主义政策及其无比强大的道德力量。这个“太阳”融化了他们顽固的心，同时也培育了他们认罪的心情。这正是宽大政策的精神之所在。绘鸠毅还回忆了作为一名东京帝国大学(今东京大学)伦理专业的“康德学子”，自己是如何堕落成战犯，又如何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教育、转变思想的。

　　战犯们还学习了《论持久战》有关抗日战争阶段划分以及“中日战争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的论述。结合自身的侵略史，他们开始认识到:日军起初虽然兵力占优，但随着战争的推进，战线随之拉长，兵力、物资补给困难，最后必然会达到极限而陷入“以战养战”的不能自拔的泥潭。曾任伪满洲国总务厅次长的古海忠之在学习讨论会上说:读了《论持久战》，像是在梦里突然惊醒，明白了日本为什么失败。他感慨道:毛泽东主席料事如神、论述精辟。虽然我们武器精良、设备先进，但难以取胜。因为我们是侵略者，是非正义的，所以必然失败。我们这些参加过战争的人应该深刻反省这场战争给两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我们只有老老实实地认输，认认真真地反省，才能有出路。古海忠之的讲话赢得了其他战犯的赞同。总之，从战犯们的回忆中可以看出，《论持久战》在其思想转变过程中的影响十分突出。通过学习这篇文章，战犯们从认为侵华战争是一场师出有名的“圣战”到承认此战实为一场师出无名且罪恶滔天、必遭失败的侵略战争，自始至终是一场不义之战;从轻视、鄙视、仇恨中国人民到重视、尊重、感恩中国人民。由此，战犯们实现了人生观、世界观的根本转变。获释回国后，大部分原战犯始终不渝地坚持认罪反省，坚持学习。尤其当中日关系出现重大变动时，“中归联”会员经常重温在管理所学到的知识与方法，这成为其坚持反对侵略战争、走和平道路的思想武器之一。

　　从某种意义上说，1950年至1956年，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管教等工作人员与日本战犯这一对立统一的矛盾体在思想领域又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没有硝烟的教育与被教育、改造与被改造的战争。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以其科学的分析方法与敏锐的洞察力准确预测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进程。20世纪50年代抚顺战犯管理所内的特殊战争，实际上也经过了《论持久战》所阐述的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管理所工作人员通过学习《论持久战》，提高了对日本战犯管理和教育工作的思想认识，并将所学理论运用于实际工作当中，成功教育了日本战犯;日本战犯则通过对《论持久战》的学习，从思想上转变了对中国、对侵略战争的认识。

　　五、结语

　　综上所述，20世纪50年代抚顺战犯管理所对日本侵华战犯进行的教育和改造，是新中国政府基于教育改造国内罪犯的经验而进行的，同时按照国际惯例管理战犯的生活，尊重战犯的人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包括北迁哈尔滨时的呼兰、道里监狱)为日本战犯创造了一个适合生活、学习和思考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管理所组织开展了对《论持久战》等战略理论的学习，激发了战犯们的思想矛盾与斗争，促使其逐步转变对中国、对侵华战争的认识。此外，《论持久战》还起到了提高管理所工作人员思想认识、指导其做好管理教育工作的作用。1956年，阔别祖国十余年之久的原战犯终于回到日本。然而，他们被冠以“中共回来的洗脑族”之污名，遭到一系列攻击，很多人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即便如此，他们也没有退却，并于1957年成立“中归联”，终其余生始终坚持开展“反战和平·日中友好”活动。富永正三将抚顺战犯管理所时期的思想转变称为“思想改造”，但此“改造”并非所谓的从资本主义思想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改造，而是围绕“作为一个人来说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所进行的改造，是一种“从错误的道德观到正常的道德观”的改造。1997年，“中归联”最年轻的会员也已七旬过半，但针对日本右翼分子的诽谤，他们毅然发行了《中归联(季刊)》，以此作为言论斗争的平台，同时向日本年轻一代讲述真实的历史。时任会长的富永正三在发刊词中将战犯们的思想转变过程概括为:“人——侵略战争——杀人魔鬼——战争犯罪——战犯——人民中国的人道待遇——恢复了做人的良心”。许多“中归联”原战犯著书立说，坦陈自身思想转变的契机，也有人未留下明确的阐释，但言行中同样充满了对中国人民深深的歉疚、感激以及对和平的渴望。这些曾经的战犯在成长背景、人生经历等方面各有不同，为数不多的共同经历就是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六年，由此可见，中国方面对战犯的教育改造的确比较成功。

　　中国方面尊重日本战犯的人格，凭借着正义和包容赢得了他们的尊敬，凭借着对和平的渴望与追求得到了他们的理解和支持。许多“中归联”会员放弃后半生来之不易的稳定和幸福生活，克服重重困难，几十年如一日，将转变了的对华观和战争认识付诸实践，直面战争责任，呼吁中日友好，一直坚持至今。什么样的教育和改造使日本战犯转变得如此彻底?什么样的胸怀和态度真正有利于铭记历史、开创未来?这些问题显然需要我们深入思考。

　　(本文作者周桂香，大连理工大学日本学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石田隆至，日本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大连理工大学“海天学者”大连116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