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托派对于解放战争的错误判断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抗战胜利结束时。在上海蛰伏了八年的托派，亲身感受到了沦陷区人民突然激动起来的心情。“人们心理之由消沉死寂转而为活泼希望，完成于一夕之间”：接着又很快“由活泼希望转成为对统治者的愤懑不平”。总之，革命迅速成熟，而且托派认为“当时中共在东南诸大城市里并没有组织，各个'民主党派'也只挂了几块招牌，就革命领导说是个半真空。”《双山回忆录》第280页。

　　可是，当时上海的托派“少数派”只有十几个人，“多数派”也不过二、三十人。面对这种形势，他们痛心地感到处于一种恼人的无能为力的状态。虽然他们在抗战中一直叫嚷要从战争中引发革命，并要为革命的来临而准备，但是正如王文元所说：“一俟'革命逼人来'的时候，我们仍觉得是没有准备的。组织上固然如此，甚至思想上都有点这样。”但是，托派不愿去寻找为什么使他们变得如此弱小、如此狼狈的原因。实际上，中国抗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证明托派的理论和路线完全破产。抗战并不因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失败，恰恰因此而胜利了;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并不因与国民党合作而“投降”、“堕落”，成为“资产阶级的附庸”，恰恰因此而走出困境，更加强大，为夺取全国政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国际上，苏联非但没有被打败，反而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托派理论的破产，连第四国际的头目也不得不承认。中国托派却没有这种承认错误的勇气。他们还要打肿脸充胖子，以他们始终没有离开大城市，没有离开工人阶级，也未向资产阶级投降。而向共产党表示骄傲。所以，他们依然坚持反共的立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进行种种指责和破坏，以求战后中国的历史能按他们托派描画的蓝图进行。

　　抗战胜利后，中国出现了两种命运决战的局势。这时候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完全成熟，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共中央，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中共在解放战争中，充分运用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三大法宝，又是政治谈判，又是军事反击;谈谈打打，打打谈谈。在农村，由减租减息，改变为土地改革;又由土地改革，转变为减租减息。城市政策，不搞罢工斗争，不搞武装起义，还要保护私营工商业，提倡劳资两利;保护工厂，保证正常生产，增加生产，支援前方。对城市，夺取了又放弃，放弃了又争夺。对国民党的国家机器的支柱一一军队，用北京(和平解放)、天津(彻底消灭)、绥远(围而不打)三种方式来解决。最后甚至与资产阶级实行广泛的联合，组成“联合政府”等等。

　　所有这一切，原则是坚定的，策略是灵活的，为了一个目标一一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领导人，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导演了一出威武雄壮的历史剧，绘画出一幅幅色彩斑斓的画卷，仅仅用了三年多一点时间，就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国托派见此种种变化，眼花撩乱，惊慌失措，感到不可思议。他们没有看到过革命是这样搞的，从巴黎公社到十月革命，都不是这样的。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也没有这样说过。他们认为凡是历史上没有过的，马、恩、列、托没有说过的，中国都不应有。于是他们认定这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就歇斯底里大发作，向共产党射来一支支毒箭，干扰和破坏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

　　(一)对于国共谈判：一九四五年八月，由于抗战胜利迅速到来，出现了美蒋和中共都意想不到的局面：东北、华北、华中和华南的大片土地都将落入中共之手。于是他们就策划了一个重庆谈判。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想劝共产党自己交出军队和解放区，以换取国民党政府中的几个席位，同时为准备军事剿共争取时间。

　　从现在还未披露的当时有关档案中看出：中共领导中有人自感当时无力与国民党争夺中国政权，准备学法国和义大利共产党的榜样，接受国民党提议，交出军队和解放区，参加国民党政府，但为了争取更多地保持解放区人民已经获得的权利，也要与国民党讨价还价，争斗一番。所以中共中央决定派毛泽东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提出中共的条件。同时在军事上也作了自己的准备，不打算无条件投降。

　　但是，托派认为抗战结束时，“构成了革命前夜的局势”，本来可以夺取全国政权，共产党却不去夺取，指责中共接受重庆谈判是反映了“农民斗争的反动性”，是“中共领导政纲上的错误，维护莫斯科的利益和中共上层的地位。”对于谈判桌上的斗争及随后为旧政协、国民大会问题的争论，他们攻击中共只看重政府改组、军队比例等问题，即只看成官职分配问题、枪杆问题、地盘问题，政协成了“分赃会”。然后，他们又搬出老药方，以为先有一个“全权的真正民主产生的国民代表大会”，才能解决好这些问题。说穿了，托派又梦想以他们的国民会议纲领来挥手国共两党的斗争，干预国家根本问题的解决，甚至要把国共两党排挤掉，由他们托派来收拾残局。

　　(二)对解放区军民的自卫反击战争：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在与共产党谈判的同时，又在一些他们认为有利的地区，向解放区发动了几次大规模的进攻，企图抢夺胜利果实，逼迫共产党在谈判桌上就范。解放区军民英勇自卫，坚决反击，打退了他们的挑衅。毛泽东主席几次发表谈话和文章，指出自卫战争的正义性，谴责蒋介石挑动内战。

　　但是托派却在机关报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攻击中共的立场，尤其是彭述之为首的多数派。他们站在虚伪的中立与和平主义的立场上，不分挑衅与自卫，不辨正义与非正义、革命与反革命，各打五十大板，说什么“站在人民的观点和立场，无论内战双方怎样自圆其说，……到头来还是暴露了相互间的口是心非，形成了'上层觥筹交错，下层血肉横飞'的现局”：人民经过抗战，“已苦不堪言，……但残酷的现实还是驱使他们重遭战祸!以前的牺牲是为了民族独立，现在当炮灰又为的是什么?”然后，他们就矛头一转，主要攻击毛泽东的谈话，说什么“不要诉苦，不要控诉那一方先调兵，先遣将”：“内战的责任，绝不是何方先进兵，何方先发第一炮”;“战争只能加重人民的痛苦。加深矛盾的严重性。在历史上从没有靠单纯的军事行动，来改变社会结构的。”他们为了在国民党统治下合法存在，刊物公开发行，表面上对国共双方都攻击，实际上对国民党小骂大帮忙，暗地里甚至与国民党勾结。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孙科非常赞赏彭述之办的《求真》和《青年与妇女》杂志。他常对属下说，要向《求真》和《青年与妇女》学习办杂志的方法。他显然认为国民党的报纸反共太露骨，没有欺骗性。他从南京到上海，一下飞机，第一句话，常是问《求真》出版了没有，他要看。彭述之还以此为荣，这连少数派都感到耻辱。

　　(三)对于内战和解放战争：政治谈判没有达到目的，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爆发了全面内战。

　　对这场战争，托派两派一概斥之为“美苏之争”，国共之间的“私斗”和“混战”。少数派进一步认为是“资产阶级地主和农民之间的阶级斗争”，虽然中共一方是“进步的”，但“不是革命的”。所以这种战争是没有出路的，将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毁灭中国。或者变成美国殖民地“菲律宾第二”，或者变成苏联殖民地“波兰第二”。

　　出路何在?少数派头目、香港托派组织负责人李振声宣称：“最根本是中共必须改变它的全部基本立场，必须丢开新民主主义的理论，放弃(与民族资产阶级)阶级合作的政策……在革命的社会主义名义之下，进行深刻的社会革命。”郑超麟不相信中共会“丢开新民主主义的理论”，所以他提出更为“彻底”的办法，由他们托派领导的城市工人运动，来瓦解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解放战争。他认为把无产阶级革命寄托在中共身上，“那是可怜而错误的幻想”：使无产阶级参加解放战争，“使进步战争变成革命战争，是幻想”。“只有在造成城市工人运动有利的客观情形影响下，促使中共内部分化，下层左倾群众推翻上层保守的官僚，发生内部革命。”为此，他宣称：“我们的工作不在参加进步一边的内战，也不是跑'解放区'，而是留在城市做无产阶级革命的准备工作。”并要求人们“寄希望于城市革命而不应寄希望于中共战胜。”

　　多数派也唱这个调子，认为国民党和共产党谁也不会胜利，“不论在'解放区'或在非解放区的人民，谁都不愿替这样毫无出路的内战来受牺牲;来受痛苦，来白流血了。”“中共虽然在'解放区'施行了某种改良，获得了不少农民的拥护，然而今天的世界，已经不是刘邦的时代了，再不能用乡村来征服城市了，……要实现其改良理想，只能是幻想。”因此，他们主张国共双方立即停战，听候托派提出的国民会议来裁决，“如果那一方面不愿停战或停战期间重复进攻，……将由国民会议加以惩处。”他们的“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内战的决议》甚至号召解放区的托派毫不踌躇地参加农民斗争，藉以“揭破中共的错误与叛卖”，“推翻中共的领导权”，“刺激城市的工人起来，使工人与农民合起来干涉历史的行程。”

　　(四)对于城市革命运动的兴起：内战爆发以后，共产党在进行解放战争的同时，在城市里开辟了第二条战线，掀起了反内战反独裁民主运动的高潮。一九四六年六月，上海爆发了五万人的反内战、争和平大示威，然后派代表到南京请愿，遭国民党镇压，发生下关惨案。十一、十二月，上海数千名摊贩反对当局迫害，两次举行请愿游行，并与警察搏斗，形成全市性反蒋群众运动。十二月，北平又发生抗议美军强奸中国女大学生暴行的大规模的学生运动。一九四七年五月，各大城市爆发了规模更大、时间更长的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的斗争。

　　托派对这些城市斗争，又大做文章，一方面攻击共产党，一方面直接进行干扰和破坏。

　　首先，他们认为这是他们企求的“沉寂了二十年”的城市群众斗争的抬头，是中国“真正的”革命运动的“复兴”，证明了他们托派路线的“正确”，而过去城市斗争所以沉寂，除了统治阶级压迫太甚之外，是“共产党路线错误所致”：只看见“武装斗争”一个方式或者“政治协商”方式(那也是以武装力量为后盾的)，看不见城市群众斗争方式，不知道中国革命也……应当以城市广大群众斗争为主力的。“

　　托派是十足的唯心主义者，他们的宣传可以随心所欲，完全不受客观实际的检验。

　　众所周知，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根据中国实际情况，从被迫到自觉地逐步把工作重心移向农村，但从未放弃城市斗争。城乡斗争是互相支援的。虽然由于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五年的城市斗争遭到失败，组织破坏严重，但从一九三五年”一二九“运动以后，在刘少奇白区路线指引下，中共及外围组织得到恢复和发展，城市斗争走上了正轨，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输送了大批干部、物资、武器和经费，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无数革命烈士，在这条战线上，献出了生命。所以，表面上看，中国民主革命以农村武装斗争形式为主，实际是城乡共同斗争的结晶。

　　解放战争时期的城市群众斗争，完全是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即南系地下党和刘少奇为首的北方局即北系地下党领导的，是有计划、有领导、自觉地进行的，绝不是自发的。

　　自吹二十多年来从未离开城市工人阶级的托派，只是在机关报上骂骂共产党和国民党，吹吹国民会议，实际斗争一件也没有做。现在，共产党搞起来了，他们就来争夺领导权，干扰和破坏运动。上海一九四六年六月五十三个团体的反内战争和平大示威，托派也参加了。他们在运动中提议由参加运动的群众团体，依照人数比例，推选代表，组织一个超党派的、统一的、集中而民主的机关，由它来领导一切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

　　很显然，这是托派想把他们的”国民会议“主张，改头换面，偷偷地塞给群众，自然遭到共产党及其他民主党派的抵制。

　　当时共产党的方针是，城市斗争要服从和配合解放战争，托派这里鼓吹的是用城市斗争来代替解放战争。

　　对于共产党领导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托派更是竭尽破坏之能事。胡说这场运动是”小资产阶级政客“领导的，最终走向与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府”妥协分肥“。为此，他们向青年提出警告：千万不要相信共产党走革命捷径，应该背向共产党的联合政府主张，”你们的中心政治口号，不是虚幻的“联合政府”，而是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一只有它才能带来和平、大米、土地和自由。“

　　(五)对于共军在战争中主动放弃一些城市的策略：内战初起，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共军执行毛泽东制订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所以，到一九四六年十月，国民党以重大代价换取了一百零五座城市，十一月又占领了解放区重镇张家口。蒋介石当即宣布要召开”国大“，制订”宪法“。

　　托派一方面在国民大会上大做文章，一方面对中共所谓”失败“幸灾乐祸，为美蒋辩护。事实上，共军由于丢掉了包袱，军事上可以机动更多兵力，打大规模的运动战，更加灵活机动地大量消灭敌人。政治上，蒋介石坚持内战独裁，陷于更加孤立的境地，在他召开”国民大会“时，”民盟“等中间势力站在中共一起，进行抵制。

　　一九四七年三月，放弃延安，是共产党为粉碎国民党重点进攻，开始走向全国胜利的重大步骤。毛泽东以政治家军事家的雄才大略，亲自指挥了延安战役，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托派两派都认为这是共产党军事上”惨重失败“，是”孤注一掷的军事冒险“的结果。

　　更可笑的是，他们又在延安”失守“上大做起文章来，检讨中共的政治。他们认为这在军事意义上不大的话，在政治上和革命政策意义上，却颇为重大，是中共”一贯错误政治路线的必然结果“，于是又把中共历史上所谓错误数落一番，最后断言：没有城市工人斗争，限制了中共在内战中的规模和力量;只自限于农民游击战争，不能占领与保持城市据点，不能对国民党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不能不缩小其区域，如果延长下去，最多能保持与苏、蒙直接相连的地方。

　　(六)对于共产党土地政策的转变：抗战时期，共产党由土地革命政策变为”减租减息“政策，托派以此为重要证据，骂共产党向国民党”屈服“、”投降“，骂了八年。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鉴于在解放区农村清算反动地主和减租过程中，农民进一步提出了分配土地的要求，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决定把”双减“政策，改变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翌年十月十日，解放战争达到了一个历史的转折点，由战略防御变为全面的战略进攻，共产党发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革命形势的猛烈发展，要求进一步深入地和普遍地实行土地改革，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充分满足农民土地要求。只有这样，才能彻底发动广大农民群众，积极支援革命战争。于是中共中央在同日发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宣布”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同时，鉴于革命的民主性质，保护乡村的资本主义成分，不触动富农的工商业。由于不是没收土地归国有，所以也不阻止农民土地买卖、租借和抵押。

　　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共产党土地政策的及时转变，表明了中共的成熟，得到了广大农民热烈的拥护，很快在农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群众运动。翻了身的农民群众，生产热情空前高涨，革命觉悟也随之提高，出现了参军参战支援革命战争的热潮。连中间派人士也对共产党的土地政策的转变，给予很高的评价。但是托派又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他们攻击”中共的土地政策，不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是从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的立场出发，因而不但是不彻底的，而且常常是动摇的，忽左忽右的，……只是藉以做为与大资产阶级谋取“合作”时讨价还价的筹码“，”没收旧地主的土地同时，又承认新地主的所有权。“”根据“江西时代”后的历史经验，……这次的“土地法大纲”也就很有可能变成未来谋取“合作”的牺牲。“少数派甚至号召托派分子起来，”努力揭穿中共'新转变'……是中共对莫斯科外交攻势的一个适应，所以它是虚伪的、易变的、不足恃的“;”暴露中共土地法令的实质上的袒护富农性：坚决站在贫雇农的立场，反对土地之自由买卖、抵押、租借“云云。

　　(七)对于共产党的城市工商业政策：一九四八年五月一日，中共中央发布二十三条口号，表明了共产党在夺取全国胜利时的政策，其中关于城市工商业政策，强调公私兼顾、尊师爱徒、保护公私企业、遵守劳动纪律、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等。这是出于革命还是民主主义性质、保护民族资产阶级利益而制订的政策，同时对于在社会大变动的情况下，防止生产力的大破坏和维持人民的正常生活，具有重大的意义，有利于国计民生，大得民心，也是世界历史上少有的。可是又遭到托派一系列的抨击。

　　郑超麟发表《中共军事胜利与中国工人阶级》一文，说在这样的纲领之下，”中国工人只有牺牲，同旧政府下一般的牺牲“。没有提”工人管理或监督生产之权“，没有提”依照生活指数发给工资制“;一切为了生产，不承认”工人罢工权利“，……”结果只为了建立“新民主主义”，即建立一个生产第一、劳资“两利”、尊师爱徒的制度，那么无产阶级就不是领导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而是在民主革命中替资产阶级当苦力罢了。“

　　(八)对于共产党夺取全国胜利：一九四八年上半年，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之前，共军战略进攻节节胜利，消灭了敌人一百五十二万余人，解放了石家庄、洛阳、四平街等一百六十四座城市;人民群众中产生了一个普遍的认识，认为中共将取代国民党而夺取全国政权。

　　可是，托派却起来批判这个看法。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九日，多数派的中央党委开会讨论政治形势，彭述之和刘家良说，”我们还不要忘记，国民党是有美援支持的，中共要想在军事上完全摧毁国民党是绝对不可能的。“在政治上，他们认为共产党虽有武装力量，但在国民党之区域内，还没有很大的影响，在城市无产阶级中。也没有基础。因此，中共代替国民党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更没有可能夺取政权“，最多像俄国二月革命后的”社会革命党“，最后自愿隶属于资产阶级，反过来反对无产阶级。他们在此时还颠倒黑白，把中共的优点说成是”弱点“，妄断共产党”真正的弱点“在于占据了农村，它的武装力量建立在”落后的农村经济基础之上。但在现代社会经济的条件下，农村是依附于城市的，无论在经济、政治、交通及军事上，城市都是中心，都足以左右农村。所以谁占有重要的城市，谁就是全国的主人：希图根据农村来夺取城市，那就命定它不能有任何真正的前途了。

　　然而，到一九四八年底和四九年初，共军取得三大战役胜利，百万雄师饮马长江，夺取了济南、长春、沈阳、天津、北京、徐州、郑州、开封等北方所有的大城市之后，托派又怎样说呢?

　　他们不得不承认共产党军事上的胜利，并将夺取全国政权，但又胡说中共胜利主要原因是“对方的过分腐败无能，与苏联强有力的军事援助。”同时，在政治上，他们又进一步攻击共产党“大大地倒退而陷进了一个最危险的泥潭中了”;中共“保障工商业财产的政策，在城市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之间，将遭到不可救药的破产，……引起工人阶级的反抗。”同时，中共胜利“只能促进和加速美帝反苏战争的爆发，把中国拖到第三次大战的浩劫中去!……中国人民将有几千万被牺牲。”因此，他们煽动中国工人和一切被压迫民众起来，“要求国共立刻停止战争”。

　　当时，“停战”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要阻止解放军渡江作战。当时有这个要求的首先是美蒋一方，以“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

　　根据新形势，中共又采取一系列新政策。当时，随着共军胜利的扩大，许多地主、资本家和国民党的军政人员，看到大势所趋，纷纷中立或倒戈;而新解放区群众组织起来要有一个过程，还考虑到支援战争的“合理负担”，让地主富农负担大部分公粮，让贫雇农在战争胜利中得到实惠。所以，共军在攻下济南、石家庄等大城市后，中共中央急电各地，在新区暂不实行土改，运用抗战时期的经验，重新实行“减租减息”政策，不分掉地主、富农的土地和浮财等。

　　托派对此，又纷纷发表宣言，攻击中共，破坏共军进军江南。

　　少数派发表所谓《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告民众书》(油印传单)，攻击中共不要阶级斗争，而实行“劳资两利”，不要工农政府，而要与资产阶级进步分子合作的“联合政府”;不要土地革命，而保护地主与富农的土地……。这种“妥协”政策，将使我们贫农以数百万颗头颅换来的军事胜利，付诸流水，……不能解救我们的贫穷困苦“。为此，他们挑拨工人、贫农、兵士与一切劳苦大众们，”反对中共的领导路线，独立组织起来、独立思考问题、独立决定攻策、独立发挥自己的力量“，赶快冲破中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多数派发表所谓《中国革命共产党(第四国际支部)时局宣言》(油印小册子)，自作多情地哀叹城市工人阶级，没有像托派想象的那样起来干涉解放战争，说是中共的”反动政策才造成城市工人今天对农民军事胜利的冷漠、迷惑、怀疑和瘫痪的态度!“解放军”占领城市(从济南到天津)从没有唤起过城市工人的热烈响应。这一刺目的事实与一九二七年上海工人以三次暴动来迎接北伐军的热烈态度，形成可悲的对照!“

　　其实，他们那里知道，中共中央考虑到敌我力量对比，解放军已经有力量解放城市和减少城市革命力量不必要的牺牲，指示不必搞大革命时的武装起义来配合城市解放，而只要搞策反、护厂、护店、护校等保护其他重要设施、继续生产、交通情报工作等。这本来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但对于教条顽症患者的托派来说，是不可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