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及其责任问题

 

　　五、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及其责任问题

　　（一）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准确界定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

　　（二）西路军失败的责任问题

　　1、张国焘在西路军失败问题上负有首要责任。

　　2、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西路军失败问题上负有主要责任。

　　3、苏联(共产国际)在西路军失败问题上负有重要责任。

　　4、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西路军失败问题上负有一定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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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我们分析导致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以及西路军失败的责任问题。

　　（一）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准确界定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

　　我们要研究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就必须首先找到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因为找到了这个主要原因也就基本上揭示了西路军失败的真相。而要找到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就必须探究导致西路军失败的主要矛盾及其矛盾的主要方面。因为“在研究矛盾特殊性的问题中，如果不研究过程中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以及矛盾之主要的方面和非主要的方面这两种情形，也就是说不研究这两种矛盾情况的差别性，那就将陷入抽象的研究，不能具体地懂得矛盾的情况，因而也就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正确的方法。”[339]

　　我们要从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中，从苏、日、国、共这四大力量的角逐中，从东进路线与西退路线的斗争中，从红军在河东河西的兵力分布中，从河东河西敌我力量对比中来研究西路军失败的原因。

　　西路军失败的原因无疑是复杂的。这里既有孤军深入，缺乏后援的因素，也有敌强我弱，马家军骑兵机动性强，来往便捷的原因，也有我党在甘西缺乏群众基础，天候、地形等条件的限制，又有苏联没有及时提供援助的因素，还有党内东进路线与西退路线的斗争，当时西路军尚未置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绝对领导之下，更有张国焘的干扰及西路军领导人自身指挥的失误，……，如果我们把这些原因不分轻重地罗列起来，就会变成一本流水帐，这又怎么能够揭示西路军失败的真正原因呢?

　　要想弄清西路军失败的真正原因，揭示西路军失败的真相，就必须找到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要想找到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就必须发现导致西路军失败的主要矛盾。因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340]“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的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341]

　　由此可见，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由于主要矛盾是事物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事物发展变化中起着主导性作用，决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发展，因而我们在研究西路军失败的原因时，就要寻找到导致西路军失败的主要矛盾。只有找到了导致西路军失败的主要矛盾，才便于发现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只有发现了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才能够揭示西路军失败的真相。

　　那么，我们又如何来寻找导致西路军失败的主要矛盾呢?

　　我们在寻找导致西路军失败的主要矛盾的时候，就要把目光投射到事物的内部，因为“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342]这样我们要想发现导致西路军失败的主要矛盾就只有从我们党和红军内部来寻找，而不能从外部来寻找。从这点上来说，敌强我弱，敌处内线，补给便捷，我处外线，补给困难，苏联援助不至，天候、地形的限制等等因素充其量不过是导致西路军失败的重要矛盾，远非主要矛盾。

　　那么，在我们党和红军内部导致西路军失败的主要矛盾又是什么呢?

　　根据上文的考察我们看到，由于对河东河西在我党领导的革命中的地位及在河东能否建立根据地的认识上的分歧，产生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的东进路线和张国焘主张的西退路线。两条路线的分歧和斗争关系到红军主力的行动方向。坚持东进路线必然要求红军主力向河东发展，主张西退路线必然要求红军主力向河西发展。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的东进路线认为，红军主力要向河东发展，但不排除在此基础上可以派一个支队向河西进军。从当时红军兵力在河东河西的分布来看，红军兵力的三分之一在河西，三分之二在河东，而在敌我力量对比上河东要比河西严重得多。在这种情况下，河东已经难以再为河西提供援助。同时又鉴于苏联援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才多次要求西路军领导人不要依靠外力援助，要把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建立根据地，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不要向西深入过远，保持东边回旋余地，河西不利时可以返回河东。

　　张国焘主张的西退路线认为，红军主力要向河西发展。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正是由于没有深刻理解中央的东进路线，深受西退路线的严重影响，才多次主张河东红军主力向河西进军，一次又一次地要求河东红军提供援助。同时也没有认识到苏联援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他们希望在获得苏联援助后再与马家军决战，因而在获得苏联援助前，就尽量采取避战行为。为了保存实力，不得不以据点为依托，以阵地战、消耗战和击溃战为作战方式。这样也就难以执行中央要求的不要依靠外力，要把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建立根据地，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的重要指示。在消灭不了敌人的情况下，在河西是建立不成根据地的。这就使西路军在河西的生存面临极大风险。可是西路军领导人在这种情况下，却又不愿意离开河西，致使西路军在河西日渐消弱，直到酿成了近乎全军覆没的悲剧。

　　我们也注意到不论是在红四方面军渡河期间，还是在西路军西退及转战甘西期间，张国焘及徐向前、陈昌浩往往是在首先付诸于行动后，才去争取中央的认可，没有真正贯彻执行中央做出的关于西路军安危的正确指示，表现出一些独立性。这说明当时红四方面军(西路军)尚未置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绝对领导之下，而是受到张国焘军阀主义的影响。

　　由此我们认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的正确路线和张国焘路线这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导致西路军失败的主要矛盾。通过前文的考察我们看到，这两条路线的斗争在红四方面军西渡、西路军西退和西路军在甘西转战过程中已经鲜明地表现出来了。

　　我们知道，“不能把过程中所有的矛盾平均看待，必须把它们区别为主要的和次要的两类，着重于捉住主要的矛盾，已如上述。但是在各种矛盾之中，不论是主要的或次要的，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又是否可以平均看待呢?也是不可以的。无论什么矛盾，矛盾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有时候似乎势均力敌，然而这只是暂时的和相对的情形，基本的形态则是不平衡。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343]

　　这样我们看到，在找到主要矛盾后，事情还未完结，因为构成主要矛盾的双方在发展中并非处于平衡状态，其中必有一方处于主导地位。事物的性质是由主要矛盾中处于主要方面的一方决定的，因而我们还要进一步研究在导致西路军失败的主要矛盾中的主要方面。只有发现了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才能找到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找到主要原因后，西路军失败的主要责任的归属也就一目了然了。

　　那么，在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一主要矛盾中，到底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的正确路线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呢，还是张国焘路线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呢?

　　通过前面的研究我们知道，不论从红四方面军西渡时期，还是西路军西退以及在甘西转战期间，均是张国焘路线占主导地位，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的正确路线则是处于次要地位。这样红四方面军西渡，西路军西退和甘西转战失败的主要原因就应该是张国焘路线造成的，而主张这条路线的张国焘及没有克服这条路线影响的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也就应该对此负有主要责任。

　　由此我们认为，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中“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的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344]的结论是正确的，也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二）西路军失败的责任问题

　　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知道，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导致西路军失败的主要矛盾，而张国焘路线则处于这个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因而张国焘路线的提出者张国焘以及受这条路线严重影响的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无疑应该对西路军失败负主要责任。那么，张国焘与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责任的归属上又有什么不同呢?除此之外，在革命阵营内部是否还有应该承担责任的对象呢?

　　1、张国焘在西路军失败问题上负有首要责任。

　　我们认为张国焘在西路军形成、西退和在甘西转战期间不同的发展阶段上产生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在西路军的形成、西退上张国焘直接参与了决策和指挥，在甘西转战期间张国焘主要是通过其路线对西路军发生着作用，影响着西路军的行动。

　　在西路军的形成、西退上张国焘先后采取了四次行动，不仅导致了西路军的形成和向西退却，而且给后来西路军的发展造成了严重隐患。

　　第一次是在红四方面军北上途中，到了甘南，中共西北局在岷县三十里铺召开会议，决定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师。但是随后张国焘又联合了一些红四方面军的高级领导干部，召开了中共西北局漳县会议，推翻了岷县三十里铺会议的北上决定，决定从永靖西渡黄河，向西退却。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坚决斗争，也由于西北局内部朱德、任弼时、贺龙、刘伯承等人的斗争，再加上当时天候不佳，最后才又在中共西北局洮州会议上取消西退，继续北上。但是这已经耽误了时间，使得国民党军队从容集结，给战局的发展造成了不利的影响。[345]

　　第二次是红四方面军渡河期间，在张国焘已经知道中央击破南敌的方针，要求红九军留在河东的情况下，却消极对待中央击破南敌的方针，批准了红九军的渡河行动。[346]随后又要求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347]这就给中央击破南敌方针的实行带来很大困难。如果不能给南敌以歼灭性打击，停止南敌，那么就难以实行宁夏战役计划。

　　第三次是在海打战役实施的关健时刻，张国焘命令红四军、三十一军撤出阵地，[348]从而导致海打战役流产。如果当时在海打战役中给南敌以歼灭性打击，还是可以停止南敌进攻的。彭德怀后来的回忆也证明了这一点。[349]这样南敌猖狂北进，红军被迫向东转移，宁夏战役被迫中止，红西路军最终形成。

　　第四次是在红西路军的西退上，张国焘在十一月五日的电报中要求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必要时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行动要迅速、秘密、坚决和机断专行”“不得已时不必留兵力守渡口”“你们应不受一切牵制，独立去完成你们的任务”。[350]这样就率先打开了西路军西退的“闸门”，对西路军的西退负有主要责任。

　　十一月下旬，张国焘离开河东，前往保安，就失去了西路军的指挥权。这个时候，他主要通过张国焘路线对西路军领导人发生重要影响。

　　有人把张国焘是不是在西路军中作为判断张国焘是否对西路军失败应负责任的依据，这显然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认识，唯心的看法。张国焘是没有在西路军中，但是通过前文的考察我们发现张国焘路线对西路军领导人有着严重的影响，张国焘难道就不应该对此负有责任吗?

　　由此我们认为，张国焘在西路军的形成和西退上负有主要责任，在西路军甘西转战期间的失败上负有间接责任。从西路军的形成、西退及其失败的总体考察中，尽管在不同阶段张国焘所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但是张国焘路线却自始至终影响着西路军的行动，张国焘显然应该对西路军的失败负有首要责任。

　　2、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西路军失败问题上负有主要责任。

　　在明确了张国焘应该对西路军的失败负有首要责任后，那么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又该对西路军的失败负有什么样的责任呢?

　　我们看到，在红四方面军渡河及西路军西退期间，虽然有时候是出自徐向前、陈昌浩的提议，但真正决策的是张国焘，因而这个时候徐向前、陈昌浩对此只负有直接责任。西路军在甘西转战期间，西路军领导人虽然受到了张国焘路线的严重影响，但是毕竟他们是西路军的指挥者，此间的文献资料显示了他们的一系列失误，因而他们应该承担西路军失败的主要责任。

　　我们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在红四方面军渡河期间，徐向前、陈昌浩是在知道中央要击破南敌，[351]要求红九军留在河东的情况下，[352]却奉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一百五十八号电令开始了渡河。随后，他们又提出红四方面军不论执行宁夏战役与否都要西渡的要求，[353]这样就使击破南敌遇到很大困难。

　　西渡后，他们还一再要求红四方面军河东两个军向河西进军。[354]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在西退问题上出现分歧的情况下，他们奉张国焘的命令，制定了向西退却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在中央尚未批准的情况下，他们又奉张国焘的命令开始了向西退却。

　　因而我们说在西路军的形成和向西退却问题上，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负有直接责任。

　　在西路军甘西转战期间，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深受张国焘路线的影响，没有深刻理解中央的东进路线，对苏联援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怀缺乏清醒地认识，因而也就难以执行中央对西路军领导人做出的不要依靠外力，要将在甘西的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建立根据地，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不要向西深入过远，保持东边回旋余地，河西不利时可以返回河东的重要指示。一开始他们轻视马家军，后来又说依靠自身力量难以消灭敌人，在战略战术上犯了一系列的错误，特别是在高台失陷后，西路军处境危险，失败的阴影已经显现的情况下，他们又没有果断决策离开河西，返回河东，终遭西路军近乎全军覆没的结局。

　　西路军在甘西转战期间，西路军领导人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

　　第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没有依靠自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建立根据地。陈昌浩也承认在高台失陷前西路军是有进行歼灭性作战实力的，也是有可能打成歼灭战的。 [355]在有可能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的情况下，却没有能够打成歼灭战，这不能不是西路军领导人的失误。这种失误不仅导致西路军在甘西难以生存，更难以发展和壮大。在打不成歼灭战的情况下，是消灭不了敌人的。在消灭不了敌人的情况下，是建立不了根据地。建立不了根据地，西路军又如何能够生存呢?打不成歼灭战，就不得不以阵地战、消耗战和击溃战为作战方式，就是单靠这种“乞丐”与“龙王”“比宝”的作战方式也会把西路军送上绝路的。

　　第二个致命的错误就是没有果断决策离开河西，返回河东。西路军在甘西难以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建立根据地，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又对他们畅开着东归的大门。在这种情况下，西路军领导人除了要求外力援助外，却不愿意离开河西，返回河东。这样西路军也就难以逃脱失败的命运了。

　　当然，西路军的西退并不必然会导致近乎全军覆没。正是由于西路军领导人深受张国焘西退路线的影响，没有接受中央的东进路线，这样在河西歼灭不了敌人，建立不了根据地的情况下，却又不愿意离开河西，返回河东，终遭近乎全军覆没的命运。同时他们在红四方面军渡河期间及西路军西退问题上也负有直接责任，因而我们认为西路军领导人应该对西路军的失败负有主要责任。

　　3、苏联(共产国际)在西路军失败问题上负有重要责任。

　　我们从前文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苏联原先表示从宁夏为我党提供援助。当红四方面军三个军渡河后，在背水一战的情况下，苏联又表示担心会引起日苏冲突的可能，中止了从宁夏提供援助，又表示从新疆为我党提供援助。[356]当西路军深入甘西的时候，由于国内发生了西安事变，苏联实际上又中止了对我党的援助。

　　苏联的两次违约当然是为了维护其民族利益，也就是对我党援助的阶级利益与其民族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就以民族利益为首选原则。这对于朝思暮想在获得苏联援助后再返回头来打击马家军的西路军领导人无异于望梅止渴，给他们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通过对西路军失败的考察我们发现，由于西路军领导人希望在获得苏联援助后再与马家军决战的行为，致使苏联没有能够及时为西路军提供援助而在西路军失败上的影响显得尤为突出，但是我们运用唯物辩证法内外因相结合的原理来进行分析，苏联没有及时为西路军提供援助仅是导致其失败的重要外部条件，而不是导致其失败的内在原因。如果西路军领导人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做出的不要依靠外力，要把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的指示，即使苏联没有能够及时为西路军提供援助，也不会对西路军造成致命的影响，更不会导致西路军近乎全军覆没的结局。因而我们认为苏联在西路军失败问题上只是负有重要责任。

　　4、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西路军失败问题上负有一定的责任。

　　我们从红四方面军西渡、西路军西退及在甘西转战期间的整个历程来进行考察，从辩证唯物主义的主要矛盾及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原理上来进行分析，两条路线的斗争既然是导致西路军失败的主要矛盾，张国焘路线处于支配地位，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起着主导性作用，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的正确路线则是处于辅从地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处于次要地位。这样西路军失败的主要责任就应该由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而不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来承担。

　　从文献资料中我们看到，虽然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多次违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指示，但是西路军毕竟是中央命名的，向西退却最终也获得了中央的同意，中央一度也对西路军在甘西的处境比较乐观(尽管这种乐观是由于西路军领导人电报的影响所致)，[357]也没有强令西路军返回河东，因而我们认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西路军失败问题上还是负有一定责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