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戈里：党的组织原则不容践踏——兼述西路军西进究竟奉谁的命令

 1937年3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议指出：

【“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的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1]】

半个世纪后，中央政治局这一历史决议被推翻，史学界和舆论界关于西路军为“获取国际援助”“从渡河、成军、命名到进退行止，都经中央军委指示或批准”之结论成为主流，一些冠有“军史专家”名号者甚至借党报公开替“张国焘路线”翻案。[2]

以下，先展示翻案结论如何违背史实，再展示翻案风践踏组织原则的要害。

一、命名西路军并批准其西进，是中央迫于既成事实的追认

1936年9月11日共产国际电示：

【“坚决指出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面前进，以免红军脱离中国主要区域。在占领宁夏区域以后，将给你们帮助”。[3]】

9月27日又电告：

【“苏联已经决定从外蒙提供援助，（中国）红军应当迅速夺取绥远定远营，并前伸至外蒙边境接取物资。”[4]】

据此，中革军委制定了宁夏战役部署——先“集中三个方面军……相机消灭胡宗南西进先头部队”[5]，制止南面敌人对我军的尾追和夹击，再以主力攻占宁夏，站稳脚跟后，派支队依托根据地穿越戈壁，北上定远营（今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巴彦浩特镇），接取共产国际援助的武器装备。

10月下旬，本来中央只批准了红三十军一个军西渡黄河，但张国焘由于“畏敌过右”，在战役第一阶段尚未“击破南敌”之时，对中央“先打南敌，后攻宁夏”的宁夏战役部署[6]釜底抽薪，以“朱张”一五八号电令[7]，批准红四方面军总部关于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的提议，迫使中央不得不追认红四方面军总部率主力已经西渡黄河的既成事实。

11月2日，红四方面军首长致电中央，提出了与共产国际交货地点背道而驰的西进方向[8]，由此表明其西进的核心意图并不是为了“获取国际援助”。对此，徐向前1982年8月14日曾坦然承认：

【“过河后，中央决定打定远营。……我那时是积极主张西进的。”[9]】

11月3日，共产国际来电将交接武器装备的地点从北面的定远营改到了西面的新疆哈密[10]，补给了红四方面军主力“西进”的理由，也给几十年后推翻中央政治局历史决议制造西路军战史“阴谋论”者留下了一个可以瞒天过海的“根据”。

11月4日，“徐陈”（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张”（朱德、张国焘），再次提出西进请求，而对毛泽东、周恩来日前要其保持东返余地的重要指示[11]，未作只字应答。

11月5日，“朱张”致电“徐陈”，批准其西进请示，并强调了“独立”、“不受一切牵制”、“行动要迅速、秘密、坚决和机断专行”[12]。

11月6日，“徐陈”按此电示，拟定并上报了《平大古凉战役计划》，还致电中央请求成立“西北前委”和“军委西北分会”之“独立”行动的“名份”。

直到11月8日，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来电改变接货地点并未同意——中共中央复电共产国际：

【“从哈密输送物资的办法对于我们主力红军已没有用处了，这个改变已经大迟了。已经过河的红军有大约21 000人，我们可以命令他们向哈密方向前进，但要通过5 000余里路程，战胜这一带敌人与堡垒，需要许多时间，至少也是明年夏天的事情了。而且，除非你们能用汽车将物资送到安西，否则要红军到哈密去接是不可能的。因为哈密、安西之间是1 500里荒无人烟的沙漠。”[13]】

11月11日，鉴于共产国际物资援助接运地点又东移到了甘北安西，鉴于“徐陈”率部西进已既成事实，中央正式为红四方面军渡河西进部队授名“西路军”，并批准其西进请求。

几十年后，一些冠有“军史专家”名号者倒打一耙，指责“最高统帅部一连串错误指挥”“六误西路军”，其中“西路军一误于渡河后奉命滞留不进二十天，贻误迅速西进的良好战机”[14]，完全无视这二十天共产国际援助物资的交货地点在哪儿！

西路军西进，本来是中央迫于既成事实追认的，却被当代“军史专家”硬说成是“奉中央的命令”。如此著史，不是史学迷糊，就是史学欺骗。

二、声称西路军西进是“奉中革军委的命令”，也是瞒天过海伪造的

一些权威军史作品说到西路军西进，虽然由“奉中央命令”改称“奉中革军委的命令”，但不出示直接依据，因为让批准“徐陈”西进请示的“朱张”代表中革军委，底气不足。

史实如下：

1934年1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朱德当选为中革军委主席，周恩来、王稼祥当选为副主席。

1935年6月，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

草地分裂后，张国焘1935年10月在另立中央的同时，又另立中央军委并自任主席。

1935年11月3日，中央政治局决定：军事工作由毛泽东负责；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15]

1936年6月，张国焘被迫取消伪中央并宣布：

【“军委、总司令部、总政治部等组织仍恢复一、四方面军会合时的旧制，仍以朱德任军委主席、张国涛[焘]、周恩来、王稼蔷为副主席。”[16]】

同年9月19日，贺龙、任弼时等致电中央：

【“建议马上以军委主席团集中指挥三个方面军作战，岷县朱、张，陕北周、王，应迅速亲临前线会合工作。”[17]】

9月21日，中央致电朱德、张国焘并红二、四方面军领导人：

【“我们完全同意任、贺、刘、关四同志之意见，以六人组织军委主席团指挥三个方面军。恩来因准备去南京谈判，此间军委以毛（泽东）、彭（德怀）、王（稼祥）三同志赴前线与朱、张、陈三同志一起工作。”[18]】

9月26日，朱德、张国焘等致电中央提议：

【“请洛甫等同志即用中央名义指导我们，西北局应如何组织和工作，军事应如何领导，军委主席团应如何组织和工作，均请决定指示，我们当遵照执行。”[19]】

为张国焘继续自称军委投石探路。

9月28日，朱德、张国焘在电文中最后一次自称中革军委[20]；同日，自草地分裂后首次在电文中称呼“陕北同志”为“党中央”。[21]

10月10日，中央书记处致电朱德、张国焘并各方面军领导人：

【“为着统一作战指挥起见，拟请朱、张两同志以总司令、总政委名义，依照中央与军委之决定，指挥三个方面军之前线作战事宜。三个方面军对朱、张两总之报告，及朱、张对三个方[面]军之电令，均望同时发给中央军委一份，以密切前后方联络。”[22]】

10月14日，自草地分裂后，朱德、张国焘致电中央时，首次在电文抬头称呼“军委”。[23]

看看看看：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之时及西进之初，这中革军委，连张国焘自己都不好意思再自称了，可如今，某些“军史专家”却硬说其代表中革军委，并以此编造成推翻中央政治局历史决议的依据，荒唐！

需要说明的是，鉴于张国焘有封锁朱德、“强奸式”署他人名字等种种劣迹，此间署名“朱张”的电报并不一定代表朱德。

三、让翻案结论强霸史学、舆论阵地，违反党的组织原则且迎合境外反共势力

从组织原则上看，要否定中央政治局1937年3月31日关于西路军失败原因的历史结论，只能通过组织程序，由中央政治局或中央委员会重作决议。改革开放后，党内对这一历史结论虽有不同意见，但中央至今并未行文重作结论予以否定，邓小平同志对反映不同于中央历史结论的意见之最后批示，也只是“同意全件存档”。[24]

可如今，否定中央政治局历史决议的论调一统史书论述，强霸学术论坛，充斥主流媒体。被某些党报、地方政府和主流媒体捧为“军史专家”的红四方面军历史研究会副秘书长夏宇立就公开鼓吹“阴谋论”，公然辱骂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像旧色政坛上那些厚颜的政客一样，……最粗暴恶劣、最卑鄙无耻、最缺德失道、最伤天害理”。[25]

更为险恶的是，西路军史学之争如今已经演变成意识形态斗争——上述翻案“成果”已被收入张戎夫妇在境外出版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阴谋论”始作俑者还接受了张戎的采访。该书广告词狂妄宣称：

【“一本注定要改变历史的书，摧毁中国制造之红色神话，张戎新书透穿毛泽东魔障！”】

四、把反张国焘路线曲解为反西路军指战员是为张国焘路线开脱的政治阴谋

1937年3月31日《中央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早已坚决指出：

【“一切把反对张国焘主义的斗争故意解释为反对四方面军全体干部的斗争，把四方面军的干部同中央对立的企图与阴谋，应当受到严重的打击。”[26]】

可如今，夏宇立等“阴谋论”制造、传播者，对抗中央政治局的严厉批评，继续拿广大红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给张国焘及张国焘路线当挡箭牌，其“阴谋”昭然若揭。

对此，执迷不悟不仅违反党的组织原则，其逻辑也十分荒谬——遵义会议批判左倾路线，否定红一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英勇斗争了吗？！

五、警惕翻案风为当今中央领导设置政治陷阱

2019年8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时强调：

【“我心里一直牵挂西路军历史和牺牲的将士，他们作出的重大的不可替代、不可磨灭的贡献，永载史册。他们展现了我们党的革命精神、奋斗精神，体现了红军精神、长征精神，我们要讲好党的故事、红军的故事、西路军的故事，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承下去。”】

本来，1937年3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辛）条内容与习近平总书记上述讲话精神基本一致，但一些网络大V却曲解为“总指挥亲自为西路军定调正名”，鼓噪其翻案迎来了“春天”，为继续颠覆西路军史传播“阴谋论”，进而妖魔化毛泽东等我党领袖，开辟舆论通道。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主流媒体借机继续否定中央政治局的历史结论，向受众灌输曲解了的西路军史。

反击历史虚无主义任重道远！

建议：参照1983年中央解决西北党史问题的办法，通过召开西路军史座谈会等形式，让不同观点的学者通过当面交换意见，明辨是非。

西路军“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示意图（点击这里查看原图）

附图说明：

本来，共产国际的交货地点在北面的定远营（现阿拉善左旗），徐向前、陈昌浩“11·2”电报却提出了“我方决先向大靖、古浪，平番、凉州行”的西进方向。几十年后徐向前依然坦承“过河后，中央决定打定远营。……我那时是积极主张西进的。”然而，夏宇立却把“11·2”电报曲解为“断然没有向新疆方向的意图”，理由是民勤“与定远营相距约120公里，徐陈认为这里方便接运物资”，诬指徐向前当年给中央发电报口是心非。对此，我写了《夏宇立恶语诋毁人民领袖却唾天自辱——再谈辨析西路军失败责任的“11·2”电报》，双石写了《不懂地理不辩地图治史论史只能丢人儿又现眼儿》并附上图，予以反驳。

2019年8月27日

【高戈里，察网专栏作家。】

注释：

[1]《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1937年3月31日）》，《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1）》，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版，第952-954页。

[2]主持人李庆英，话题嘉宾陈铁健、夏宇立、周宏林：《铁血西路军——从〈惊沙〉说到西路军的悲壮历史》，《北京日报》2011年3月28日第20版。

[3]《共产国际书记处关于同意占领宁夏区域和甘肃西部计划致中央电（1936年9月11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693页。另，季米特洛夫当日的日记记载：“提前决定在中国红军攻占宁夏地区后提供1.5万～2万支步枪、8门火炮、10门迫击炮和相应数量的外国制式的弹药。武器将于1936年12月集中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南部边境，将通过知名的乌拉圭洋行售出。为运进宁夏作准备。”转引自《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6页。

[4]《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关于中国红军应迅速夺取绥远定远营接受物资致中共中央电（大意）（1936年9月27日）》，转引自杨奎松：《苏联大规模援助中国红军的一次尝试（1934～1937）》，《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新探》，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318页。

[5]《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关于同意红二方面军北渡渭水致朱德等电（1936年10月2日14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1167页；《通庄静会战役计划》（1935年9月28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1160～1163页。

[6]《毛泽东、周恩来关于先打南敌后攻宁夏部署致朱德、张国焘电（1936年10月30日16时）》，《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版，第823页。

[7]《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建议九、三十一军尾三十军后渡河（1936年10月24日）》，《关于西路军的十一份电报》，《徐向前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42页。

[8]《徐向前、陈昌浩请示行动方针致中央军委电（1936年11月2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858～859页。

[9]《徐向前关于红四方面军历史上的几个重要问题的讲话（节录）（1982年8月14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下）》，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43页。

[10]《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11月3日）》，转引自杨奎松：《苏联大规模援助中国红军的一次尝试（1934～1937）》，《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新探》，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321页。

[11]《中央军委关于河西部队行动部署致朱德、张国焘等电（1936年11月3日22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860页。

[12]《朱德、张国焘为河北纵队主要任务是消灭马步芳独立开展新局面致徐向前、陈昌浩电（1936年11月5日14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864页。

[13]《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电（1936年11月8日）》，转引自杨奎松：《苏联大规模援助中国红军的一次尝试（1934—1937）》，《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新探》，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322页。

[14]主持人李庆英，话题嘉宾陈铁健、夏宇立、周宏林：《铁血西路军——从〈惊沙〉说到西路军的悲壮历史》，《北京日报》2011年3月28日第20版。

[15]《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71页。

[16]《朱德等关于军委、总部等组织仍恢复红一、四方面军会合时旧制致各军首长电（1936年6月3日7时～9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870页。

[17]《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关于统一三个方面军指挥事宜致朱德、张国焘、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等电（1936年9月19日）》，《张闻天年谱·上卷（1900～1941）》，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371页注释②。

[18]《中共中央领导人关于组织军委主席团致朱德、张国焘及红二、四方面军领导人电（1936年9月21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0页。

[19]《朱德、张国焘等关于四方面军西进致中央电（1936年9月26日12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721～722页。

[20]《通庄静会战役计划（绝对秘密）（1936年9月28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解放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1160～1163页。

[21]《朱德、张国焘等关于红四方面军已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停止西渡转向北进致毛泽东等电（1936年9月28日16时）》，《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版，第736页。

[22]《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三个方面军会合后的统一作战指挥决定致朱德、张国焘并各方面军领导人电（1936年10月10日20时）》，《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版，第777页。

[23]《朱德、张国焘关于完全同意十月份作战纲领和军事、政治、外交指示致党中央及军委电（1936年10月14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1186页。

[24]《邓小平对李先念同志〈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的批示（1983年3月22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下）》，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72页。

[25]夏宇立：《毛洛新步骤：在西路军失败悲剧之上再造冤案》。

[26]《中央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1937年3月31日）》，《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版，第952～9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