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向英：全球化时代的历史记忆与真实——从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作用说起

斯大林是苏联史和国际共运史上的关键人物。近年来，无论在俄罗斯国内，还是在国际上，对斯大林的评价迥异，甚至不乏针锋相对的情况。这不仅反映出俄罗斯国内思潮和国际环境的演变，也涉及他国对苏联的集体记忆和是非判断的变化，关系到人们对社会主义模式的认识和共产主义前途的信心。随着2020年5月9日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75周年纪念日的即将到来，欧洲议会对斯大林和苏联口诛笔伐，普京回击，第三方随之再回应，从而引发一连串话题，这些话题围绕苏联和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作用展开。波兰、俄罗斯、美国和德国等多国外交人员唇枪舌剑，相互指责。这种现象值得深思，也需要予以客观评析。

一、斯大林被“污名化”由来已久

在西方的很多文献中，斯大林是“极权主义”的代名词。如今他又被贴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发起者”“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等新标签。2019年9月19日，欧洲议会通过《欧洲铭记历史对欧洲未来的重要性》的决议。决议提出，1939年8月23日苏联和纳粹德国签署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又称《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及其秘密协议，导致波兰失去独立；苏联于1939年11月30日对芬兰发动了侵略战争，并于1940年6月占领了罗马尼亚的部分地区，吞并了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使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失去自由、主权、尊严和人权，这些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也遭到破坏。欧洲议会认为，“尽管在纽伦堡审判中对纳粹政权的罪行进行了评估和处罚，但仍然迫切需要提高对斯大林主义和其他独裁政权的认识，并对其进行道德评估和法律调查”，这“对于欧洲及其人民的团结以及增强欧洲对当前至关重要的外部威胁的抵御能力”有重要意义。[1]

此前，欧洲议会已通过一系列批判“极权主义政权”的决议，这些决议包括2005年5月12日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60周年的决议、2006年1月26日关于必须对“共产独裁政权罪行”进行国际谴责的第1481号决议、2008年11月28日通过刑法手段打击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之表达的决议、2009年4月2日关于欧洲意识和极权主义的决议、2010年12月22日关于欧洲“极权政权”所犯罪行的报告、2011年8月23日华沙宣言、2018年8月23日纪念“共产主义受难者”宣言等等。这些决议和宣言宣称强调尊严、自由、民主、平等、法治和人权（包括少数族群的权利）是欧洲的共同价值观；认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将两个“极权主义政权”联结在一起密谋征服世界，从而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声称俄罗斯仍然是“共产极权主义”的最大受害者，只要政府、政治精英和政治宣传继续“美化苏联的极权主义政权”，俄罗斯就无法成为民主国家；指责现任俄罗斯领导人企图歪曲历史事实，粉饰苏联政权所犯下的罪行，这是旨在分裂欧洲的信息战的危险组成部分，呼吁欧盟委员会果断地反对这些做法；等等。

联系多年来不绝于耳的反苏联反斯大林论调，就知道欧洲议会的这些言论并非偶然。其实，物必自腐而后虫生。1956年2月24日，赫鲁晓夫在《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中指责斯大林滥用权力，走上大镇压和大清洗的道路，开启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先河。在戈尔巴乔夫号召“重评历史”后，1989年8月18日时任苏共政治局委员、主管意识形态的雅科夫列夫公开宣布苏德条约关于波兰的秘密协定是一个错误，导致几天后在波罗的海三国出现抗议苏德条约签订的大规模群众集会，为苏联解体埋下祸根。还有一些人选择性地曝光斯大林时期所谓的“历史档案”，歪曲和捏造事实，为全盘否定斯大林和社会主义制度做准备。如曾为苏联总参谋部情报总局工作的维克多·苏沃洛夫，他在1978年叛逃至英国，先后出版了十多本关于苏德战争和苏联军队的书，引起国际史学界，特别是俄罗斯、德国和以色列史学研究者和读者的广泛关注。苏沃洛夫的核心观点是：斯大林是希特勒世界大战计划的积极支持者，同时也是一个阴谋策划者。斯大林知道苏联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会导致英法对德宣战，以此成功地把希特勒拖进了战争，自己坐收渔利。如此荒诞不经的观点却在国际上博得众多人的拥护和赞成，如苏联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就是他的拥趸，俄国历史学家米哈伊尔·梅利久霍夫和美国作家埃里克·马戈利斯等人也赞同他的部分观点。马戈利斯借用苏沃洛夫的话，说在1941年的春天，斯大林派出了170个团，24000辆坦克以及数千架飞机，以令人咂舌的速度奇袭西欧，背后囤积着如山的军火以及来自远东和亚洲的大量预备役士兵。第一个目标就是罗马尼亚的普洛耶什蒂，这是德军唯一的石油来源所在地，同时也是意大利唯一的石油来源。拿下普洛耶什蒂，就可以敲掉这两大轴心。苏联红军和空军以具侵略性的队形布置在新的德苏边境上，但是先动手的却是希特勒。在知道了苏联的威胁后，希特勒秘密集结了他的部队，在1941年6月22日发起了攻击。苏联地面部队被迅速包围，被切断并被大量歼灭。如果希特勒没有在1941年先发起攻击，那么斯大林的3000万部队，在背后庞大的工业支持下，将在1941年闪电般攻下欧洲。所以，真正的结论是：希特勒从斯大林手中拯救了欧洲；1991年苏联不可避免地崩塌，这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真正终结。[2] 梅利久霍夫也认为，1941年6月苏德交战时双方力量对比，除苏军人员少于德军人员约1/3之外，在驻师总数、火炮数量、坦克（包括突击炮）和飞机数量等其他方面苏军均远优于德军。只是梅利久霍夫不同意苏沃洛夫关于巴巴罗萨计划德军先发制人的观点，认为双方都在做军事准备，都可能发动攻击，苏联不只是在回应德国的军队部署。[3] 支持苏军准备先发动攻击的证据还有格奥尔吉·朱可夫的先发动攻击的计划蓝图，此蓝图被亚历山大·华西列夫斯基和尼古拉·瓦图京批准，计划以训练为借口，在边界大量部署军队，随时切断德国与罗马尼亚的石油联结。上述说法大多是颠覆性的，目的是想证明希特勒不过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名义上的发动者，斯大林才是实际上的策划者，他应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负主要责任。同样荒谬的说法还有：斯大林不会打仗，多亏了朱可夫才取得了胜利；斯大林曾经想向希特勒投降，并通过保加利亚大使向德军乞和；斯大林与希特勒惺惺相惜，所以救了希特勒一命；等等。这一切都打着“历史档案”揭秘的旗号，认为斯大林不仅没有领导苏联红军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历史功绩，反而成为历史罪人。由于苏沃洛夫和马戈利斯等人并非严肃的历史学家，其著作具有“小说”色彩，虽有轰动效应却不足为凭，但这股抹黑斯大林的国际思潮与俄罗斯国内“非斯大林化”思潮相呼应，造成人们的思想混乱，其影响具有破坏性。

二、还原历史真相道阻且长

当我们致力于还原历史真相时，与我们观点相悖的人可能以为他们才是在还原历史真相。究竟哪个是历史的真实，如何判定真实，这是历史哲学研究的重要问题。然而，上述“污名炮制者”的言论上升不到哲学的高度，因为它们多数由“脑补”产生，既非亲历，也无档案材料支撑，与真实相距遥远。此外，还有历史观的问题。是孤立静止地看待某一事件，还是全面辩证地分析某一事物？即使面对同一史实，两者的结论也会相差甚远。

1.如何认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1939年8月23日，苏联与纳粹德国在莫斯科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及秘密协议。内容主要有：缔约双方保证不单独或联合其他国家相互使用武力、侵犯或攻击行为；缔约一方如与第三国交战，另一缔约国不得给予第三国任何支持；缔约双方决不参加任何直接、间接反对另一缔约国的任何国家集团；双方以和平方式解决缔约国间的一切争端；双方以立陶宛北部边界、波兰那累夫河、维斯瓦河和散河为分界线，德国默认苏联在比萨拉比亚的利益。条约约定10年期限，但实际因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而废止。

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背景是以英国和法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与苏联的矛盾激化。1933年，希特勒成为德国元首后，其吞并欧洲的野心已昭然若揭。英、法对德国实行绥靖政策，想祸水东引，使德国攻打东欧和苏联。苏联面临英法和德国的双重威胁，如何破解这一难题，在英法、德国与苏联的三方博弈中取得先机，自然是苏联考虑的重点。1938年9月29日《慕尼黑协定》的签订标志着英、法绥靖政策达到顶峰。斯大林为了保护苏联的利益，决定与德国保持表面上的友好关系，同时加紧备战，以应对纳粹德国在日后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希特勒为了执行1939年4月3日制定的闪击波兰的“白色方案”，避免两线作战，也愿意与苏联签订非战条约。1939年5月，日本在远东地区挑起“诺门坎事件”，向苏联发动进攻。在这样的背景下，苏联为避免出现德、日结成军事同盟后自己腹背受敌的危险，同意与德国签约谈判。只有还原整个历史过程，才能认清《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性质，即它是国际力量博弈的阶段性产物，并不反映苏联和德国结成同盟关系，更不意味着苏联借此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后果之一是波兰被瓜分。然而，当时的波兰并不是无辜羔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被迫割让大片土地，但泽划归波兰，通往波罗的海的“波兰走廊”将东普鲁士隔成了远离德国本土的飞地，德国人一直对此耿耿于怀。1938年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时，波兰也出兵占领了捷克部分领土，招致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而波兰与俄国（苏联）的关系就更加错综复杂。两国的恩怨可以追溯到中世纪，但即使不去细说，仍然可以从几个大的节点判断。1610年6月，波兰打进莫斯科，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个真正占领过莫斯科并俘获其沙皇的国家；200年后，俄罗斯帝国击败了拿破仑帝国，波兰成为俄国的一个自治王国，此后又被降级为维斯瓦河总督区；1918年8月29日，苏维埃俄国政府颁布法令，宣布废除俄罗斯帝国与普、奥签订的一切瓜分波兰的条约，承认波兰人民享有“独立和统一的不可否认的权利”，波兰在被灭亡123年后光荣复国；由于毕苏斯基领导的波兰政府力图恢复1772年的俄波边界线，新成立的波兰共和国发动了对苏维埃俄国的战争，并最终打败苏俄，于1921年3月18日与苏俄在里加签订《波兰与俄罗斯和乌克兰和平条约》，即《里加条约》，获得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以及立陶宛的一部分领土，而苏俄在这场战争中丧失了大片领土，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苏联参与瓜分波兰埋下了伏笔。我们当然不能据此说苏联瓜分波兰是正义的，但当时的国际关系就是如此，弱肉强食是普遍现象。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联合国（包括海牙国际法院）等国际组织，以建立国际秩序和进行国际仲裁的重要原因。

2.是苏联还是德国先发打击？

维克多·苏沃洛夫等人认为，苏联红军在1941年6月遭到灾难性打击，并不能证明斯大林努力维持和平，而是红军的部署着眼于进攻而不是防御，证据就是朱可夫的先发攻击计划。其实，这个观点并不新奇。曾任德军最高统帅部总长、战后在纽伦堡审讯中被判绞刑处死的威廉·凯特尔也是这么说的。“山雨欲来风满楼”，大战前夕各国制订作战计划都不奇怪，何况德国从1939年9月就开始闪电进攻波兰，1940年8月底制定了针对苏联的“奥托”计划，后于1940年12月改为“巴巴罗萨”计划。实际上，无论苏联，还是德国，都没有马上实施计划，朱可夫计划甚至存在被废弃的可能。正如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会员、历史学教授杰弗里·罗伯茨所说：

【“事实上，斯大林非但没有策划战争与革命的阴谋，而且重大的军事冲突恰恰是他最为担心的。战争提供了机会，斯大林在这些机会来临时当然会抓住它们，但战争也带来了更大的危险。”[4]】

整场作战于1941年6月22日展开。德军首先向苏军发动进攻，苏军防备不足，导致其在武器占优的情况下兵力损失严重，这是铁一般的事实。至于说斯大林想要先于希特勒进攻西欧，则没有任何事实上的支撑。到底是德军先发打击，还是苏军先发打击，判断的标准应是史实，而不是臆测或推断。基于此，苏沃洛夫等人的观点虽然吸人眼球，但即便在西方史学界也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

鉴于苏联先败后胜，有些西方学者故意贬低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作用。普京曾对此作出精准的评析。他说，不否认苏联的盟国在战胜德国法西斯中做出了很大贡献，但如果要看对整个战争胜利所做的贡献大小，应当从其对战争做出的牺牲、努力及发挥的作用等方面来比较。比如，德军在东线（苏德战场）配置了多少师团；在西线（主要针对英美等国）配置了多少师团。相应地，德军在东线部署多少坦克、飞机、火炮，在西线部署了多少？普京认为，只要把这些数据列出比较，一切就很清楚了。根据苏联史书的说法：从1941年6月22日到1944年1月，德军共有153～201个师布防在苏德战线，大约占德军总兵力的2/3；德军同时期在其他战线只配置了2～19.5个师。苏联军民共消灭了73%以上的德军官兵、75%以上的飞机、75%的坦克和强击火炮，这些占德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损失的兵员总数，飞机、大炮、坦克总数的3/4。普京提出，还可以从为战争牺牲的人数比较来看对战争的贡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共牺牲了大约35万人，美国大约50万人左右。尽管牺牲这么多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还是不能和苏联为战争胜利牺牲了2500万人相比较。[5]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是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伟大胜利，苏联为赢得胜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应该让英雄蒙羞，让烈士的鲜血白流，这是后人在书写历史中要牢记的。即使意识形态存在冲突，大是大非不应混淆。

3.斯大林与希特勒暗通款曲吗？

在转轨前后的俄罗斯和西方，斯大林与希特勒共同炮制战争的说法甚嚣尘上，包括斯大林与希特勒暗通款曲，甚至说斯大林救了希特勒的命。据苏联英雄（1944年）、苏联国家奖金获得者（1986年）弗拉基米尔·卡尔波夫讲，所谓斯大林救了希特勒一命，指的是斯大林出于战略考虑，最终放弃了苏联情报机关在1942～1944年酝酿了近3年的暗杀希特勒计划。斯大林认为，要彻底战败德国需要让希特勒活着——只要希特勒活着，美国和英国就不可能同他单独搞交易，但如果希特勒不在，戈林或巴本可能上台，西方大国就可能同他们达成协议，这对苏联是不利的。[6] 1944年苏联即将彻底战胜德国，此时更不需要暗杀希特勒。上述只是卡尔波夫的解释，是否存在暗杀希特勒的计划还有待考证。从已经掌握的史实来讲，斯大林确实没有派人暗杀希特勒，不是与其惺惺相惜，也不是与其有什么密谋，只是因为斯大林早已预料到苏联红军必然胜利，希特勒终究难逃覆亡命运。

还有一种说法，是斯大林曾向希特勒乞和。在这一版本中，斯大林不仅被说成阴谋家、野心家，还被说成懦夫、国家利益的出卖者，因为斯大林曾于1942年通过保加利亚大使向希特勒乞和。其实，斯大林从未向希特勒乞和，判断依据为：第一，由于保加利亚投靠德国引起苏联愤慨，斯大林不可能通过保加利亚大使向希特勒乞和；第二，莫斯科会战胜利使苏德战场出现转机，斯大林曾乐观地判断战争将于1942年结束，所以不可能在1942年2月派人向德国乞和；第三，1942年5月，美英与苏联就开辟第二战场达成共识，苏联得到了美英的大量武器、资金援助，这个时候斯大林更没必要单独与德国媾和；第四，1943 年 10 月，一名叫埃德加·克劳斯的德国商人曾与苏联驻瑞典使馆进行过接触，自称代表里宾特洛甫愿与苏联就媾和一事进行会谈，立即遭到苏方拒绝，苏联政府就此事向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作了通报；第五，斯大林一直防范并坚决反对美英与德单独媾和。[7] 基于以上事实分析，所谓斯大林向希特勒乞和完全是无中生有，是始发于苏联后波及中国的“非斯大林化”思潮的结果，旨在抹杀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功绩。

三、以“共同历史准则”构建更广泛的认同

以往我们常说，历史是一个民族的记忆。现在，当某个历史片段不仅被某个民族记忆，而且被多个民族记忆，成为世界史的一部分时，往往会出现不同记忆者书写的历史版本不同的情况。作为人文科学之一，历史学既具有被研究对象已凝固不变所带来的客观性，也具有研究主体常变常新所赋予的主观性。在主观性中力求把握客观性，这正是历史学的魅力所在。

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世界史的研究范式连续发生变化。从民族—国家史到跨国史再到全球史，以民族国家为主线书写历史的状况被彻底改变。由于“不同的国家对其历史，往往有相互冲突的记忆版本”[8]，历史记忆与历史真实之间便有了罅隙。有学者指出，

【“‘一些国家的一些人无法正视自己过去的一些方面’，是由于记忆在现实生活中具有情感色彩，换言之，问题不是出在记忆本身，而是出在当下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方面”。[9]】

这可谓一语中的。其实，这种情况并不少见。不仅波兰人与俄国人就一件事情有截然不同的两种说法，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塞尔维亚人与克罗地亚人、韩国人与日本人等等，只要有过多年冲突的国家或民族，“人们通常陷于无休止的、无法以任何明白的方式仲裁的记忆竞赛中”。[10] 法布里斯·拉哈提出，“民族认同是以相互竞争、某种程度上相互对立的民族记忆和历史经验为基础的”，要构建更大意义上的共同体认同，应建立“共同历史准则”，其目的是“界定欧盟及其成员国如何与其往昔发生联系，这里的往昔不仅是指共同的欧洲历史，而且也包括欧洲单个民族的过去”。[11] 为此，他提出，应为民族情感表达设定限度，即禁止历史工具化、修正主义、复仇主义和忿恨，鼓励对相互间的历史和自身历史的反思和批判性认识、增加对其他欧盟国家民族历史的了解。应该说，法布里斯·拉哈的主张是建设性的。

无论历史记忆有多少种版本，我们相信，历史真相只有一个。然而，真相往往不是袒露于外的，而是需要在相互联系的史实中不断挖掘。如卡廷惨案，鉴于俄罗斯官方多次就此问题向波兰道歉，而且解密后的档案也证实，屠杀波兰军官的命令是斯大林下达、贝利亚执行的，似乎真相已充分暴露，再无疑义。然而，近年来一些考证的新成果使该事件显得扑朔迷离，难断真伪。根据保存在俄联邦总统档案馆、俄联邦国防部中央档案馆、俄联邦武装力量总司令部特别档案馆、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和俄联邦国防部军事历史研究所档案馆里1941—1945年间600多卷关于卡廷事件的历史文献，俄罗斯国家杜马与国家建设委员会副主席、科学院院士、卡廷事件泛斯拉夫会议国际委员会主席伊柳欣指出，戈培尔在1943年炮制的苏联在斯摩棱斯克附近枪杀近万名波兰军官的说法纯属诬陷。他认为，这一说法当时只得到了仇恨苏联的波兰流亡政府的支持，其他国家并不怀疑是法西斯屠杀了被俘的波兰人。至于俄罗斯官方为什么要承认对卡廷事件负责，首先，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是这一观点的鼓吹者，而苏联前总统戈尔巴乔夫轻信雅科夫列夫，贸然承认苏联军队在卡廷森林枪杀了波兰人并向波兰道歉，叶利钦和普京步其后尘；其次，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共被禁止活动，导致其无法与此种言论做斗争，之后又发生了大规模篡改和伪造苏共中央档案资料的行为，使得证据更加混乱，缺乏可信渠道。伊柳欣承认苏联红军在卡廷处决过3196名波兰军人，但没有搞过大屠杀，绝大多数波兰人是后来被德军射杀的。证据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有包含德军军官在内的大量见证人；另一方面，苏共中央的某些档案和转给总统叶利钦的某些档案是假的，现有资料可以证明。俄罗斯的一些历史学家赞同伊柳欣的观点，认为普京对枪杀一事的表态过于草率，以往的调查经受不住任何检验。他们援引布尔坚科院士委员会在20世纪40年代的调查结果，指出当时苏联挖掘出约有900具尸体，就算相信德国人的数据也不过是4000多具尸体，如今波兰宣称有21700具尸体，是没有依据的。历史学博士朱可夫指出，1943年2月希特勒来到斯摩棱斯克，住在特殊掩体里，波兰战俘参加了掩体的修建，然后被枪毙，这是非常可能的一种情况。历史学家斯特雷金强调独立调查很难，军事总检察院根据解密的贝利亚1940年日记作出枪杀波兰军官的基本结论，而原件并不在刑事案件卷宗里，也未经任何检验和其他调查。更为关键的是，贝利亚日记不知为何是用两台打字机打的，所以很可能这些文件后来被伪造过。2009年，根据国际项目调查员谢尔盖·斯特雷金的倡议，对贝利亚794 / Б日记的真实性进行了正式调查。侦察学家的结论是明确的：日记的第一、第二和第三页是用同一台打字机打的，而第四页是用另一台私人打字机打的。还有专家指出，波兰人是被德国武器枪杀的，许多人的手被纸绳绑着——苏联从不这样做，在德国倒是非常普遍。[12] 波兰方面认为，伊柳欣等学者的观点与苏共伪造和掩盖真相乃一脉相承，旨在为斯大林推卸责任。作为第三方，在不掌握一手材料的情况下，我们无从加以判断，但应对此保持高度关注，而不是将此事件作为确凿无疑的史实封存。俄罗斯对卡廷惨案的确认处在转轨前的非常时期，如上述专家所指出的，诸多细节缺乏透明度。卡廷惨案的真相到底是什么，也许还是未解之谜。

还原真相不等于为之辩护。真相必须接受，即使它是丑陋的。历史学家在没有搞清真相之前，必须谨慎落笔，但一旦真相大白，则有义务秉笔直书。这也是“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核心要义。我们从不否认，斯大林有功也有过。姑且不提斯大林的大清洗等国内政策失掉了人心，单讲斯大林的对外政策，如对东欧国家的“老子党”做法等，也十分不妥。我们无法忘记，斯大林在中国东北和西北所做的一些事情，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但是对任何历史人物的分析和评价，都应该实事求是，而不是从个人情感和民族情感出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

【“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尽管他们拥有很高的理论水平、丰富的斗争经验、卓越的领导才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认识和行动可以不受时代条件限制。不能因为他们伟大就把他们像神那样顶礼膜拜，不容许提出并纠正他们的失误和错误；也不能因为他们有失误和错误就全盘否定，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13]】

有人认为，历史评价不是历史学研究本身，它具有价值判断的属性，因而是政治活动的一部分。我们不同意此种观点。历史学绝不是材料的堆砌。正如英国克拉克爵士在14卷本《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的总导言中所说：

【“就历史学而言，我们可以断定，如果说它是一门科学的话，它是一门从事评价的科学。”[14]】

评价与史实并不冲突，任何严肃的评价都是基于史实的评价。同时，评价确实是为现实服务的，这也是历史研究本身应有之义。

还需注意的是，反斯反苏现象近年来已超出思想斗争领域，服务于现实的国家利益。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被西方视为国际安全领域最大的威胁。将俄罗斯定义为苏联遗留下来的“祸胎”，而普京是斯大林“极权主义”的继承人，对某些西方国家来说，此类说法接受起来毫无违和感。在西方长期的宣传攻势下，很多人包括知识分子和青年在内，都认为共产主义政权普遍带有“极权主义”色彩，这也恶化了中国的外部环境。2019年，立陶宛和拉脱维亚两国先后将中国与俄罗斯一起列入“威胁”名单[15] ，不得不说，意识形态斗争不是一厢情愿能够摆脱的。西方的逻辑很清晰，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一切抹黑斯大林和苏联历史的做法自然而然地也就具有了现实意义。

注释：

[1]European Parliament Resolution of 19 September 2019 on the Importance of European Remembrance for the Future of Europe，https://www.europarl.europa.eu/doceo/document/TA-9-2019-0021_EN.html.

[2]Margolis Eric.Don.t Blame Hitler Alone for World War II,https://ericmargolis.com/.

[3]См.:Мельтюхов М.И.Упущенный шанс Сталина.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борьба за Европу: 1939-1941.М.: Вече, 2000.

[4]〔英〕杰弗里·罗伯茨著，李晓江译：《斯大林的战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9～10页。

[5]Встреча с молодыми учёными и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ями истории,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46951.

[6]参见〔俄〕弗拉基米尔·卡尔波夫著，何宏江译：《大元帅斯大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10～614页。

[7]金重远：《评“斯大林向德乞和说”——兼与郑异凡先生商榷》，《探索与争鸣》2006年第10期。

[8]赵佳琳：《全球史与跨国史：过去、现在和未来》，《书屋》2019年第11期。

[9]张荣明：《历史真实与历史记忆》，《学术研究》2010年第10期。

[10]〔美〕阿兰·梅吉尔著，赵晗译：《记忆与历史》，《学术研究》2005年第8期。

[11]〔法〕法布里斯·拉哈著，徐庆超译：《欧洲撕裂的记忆、认知的不一致及文明地处理历史问题的挑战》，《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10 年第 1 期。

[12]См.:Катынь: в поисках истины, https://kprf.ru/history/soviet/149206.html.

[13]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人民日报》2013年12月27日 。

[14]于沛：《历史真理的认识和判断》，《社会科学文摘》2018年第5期。

[15]谭武军、王臻：《拉媒：拉脱维亚首次将中国视为威胁中方回应》， https://oversea.huanqiu.com/article/9CaKrnKoBy3。

【欧阳向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本文原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