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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福艳:战场上用枪说话 ——在上甘岭与张桃芳并肩狙击敌人的战友吕常清亲述战斗经历

时间:2020-11-15 21:11:48  来源:昆仑策网  作者:赵福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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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常清近照】

吕常清,1933年12月出生,安徽省颍上县人,1950年12月入伍,1956年4月复员,转入河北地质五队,1986年5月退休。1953年1月至1953年7月,参加了坚守上甘岭作战,在冷枪冷炮运动中击毙击伤敌人188名,荣立二等功。在纪念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他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渡江战役当船工

我叫吕常清,安徽省颖上县六十里铺镇小白庄人,祖上三代都是贫苦农民。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不记得父亲长什么样子。生活所迫,在我七岁时母亲离家重新嫁人,我和大四岁的哥哥是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我的家乡水多,河、湖、池、塘遍地。爷爷、奶奶整天为生活奔波,对我和哥哥基本不管,从小就经常跟小伙伴们下河玩耍,使我习得了一身好水性,一两公里的河面,游个来回大气不喘。由于缺少管束,也使我养成了自由散漫、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稍大一点,讨过饭、放过牛、也给地主扛过活。

我有个亲戚叫蒋志国,是地下党员,知道我胆子大,有时也安排我做点力所能及的事。记得在我十四、五岁的时候,他交给我一封信,让我送到镇里的一个饭馆的炊事员手里,告诉我暗号后就上路了。那个时候知道会有危险,但我一点也没有害怕,穿个大裤衩子赤着背就向镇里走去。一路上见熟人就打招呼,跟没事人一样,十多里地的路,很快就到了。不巧的是我要找的人当时不在店里,知道不能随便交给别人,只好在饭馆前边转悠边等,当时心里还真有点着急,一是怕自己找错了地方,二是担心炊事员不来白跑一趟。等了大约一个多小时,才见一个中年人从外面回来,我主动上前去对他说:“您是高师傅吗?我是从小白庄来的。”他见我笑了笑,问道:“干什么来的?”我说:“找点水喝。”他马上把我让进店里,关好店门让我坐下,我见没有别人,就从裤衩兜里把信掏出来给他。他拍拍我的肩膀说:“不孬!小伙子,见了蒋志国代我问个好,以后要稳当点,多看看再打招呼,今天有点冒失。”听有了他的话,我才觉得自己进门时急了点。从饭馆出来后,我感到浑身上下都十分轻松,一路小跑就回到了村里,见蒋志国把话带到,蒋志国听了很高兴,对我说:“表现不错,有事还可能找你,要注意保密啊!”后来我又替他送过几次信。

1949年大年后没多久,我的家乡来了很多部队,是准备渡江打老蒋的。由于渡江需要,到处征粮、征船、征船工。因为我水性好,也会使船,蒋志国又找到了我,让我给部队当船工。我那个时候已经十六岁,身高也已经一米七多了,身上有的是力气。听说部队是渡江打老蒋,爷爷、奶奶尽管知道有危险,也没反对,只说了一句:“孩子大了,让他去吧!”到部队后,每天是在内河训练,扬帆、落帆,避浪,战士们则端着枪练水上射击,我看着战士们拿着枪,真是眼馋,休息的时候就凑上去比划两下,当时真想自己有一支枪。其实当时要有一支枪很简单,参军入伍就行了。但由于自己见的世面少,没敢提参军的事,怕部队不要。1949年4月20日晚上,渡江战役开始打响,长江里到处是船,枪炮声大作,我也不敢抬头,就是拼命的划,这样来回跑了四五趟,算是完成了任务。送部队过完江以后,我就回到了家,我们保障的部队是16军,部队给我发了一枚“渡江水上英雄”纪念章,这枚纪念章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得到的奖励,我一直珍藏,还经常给儿孙们看,讲自己保障部队渡江的事。

入伍后当了一名后勤兵

当船工的经历让我看到了战士上战场的威武,让我产生了参军入伍的念头,虽然没敢提出来,但心里还是惦记着有机会当兵扛枪上战场。转眼到了1950年,部队开始做解放台湾的准备,急需要水性好的战士。我的亲戚蒋志国又一次想到了我,在他的推荐下,我告别了爷爷、奶奶和哥哥,于1950年12月,来到皖北警备旅42团后勤处运输连,主要任务是喂马。其实我是想当步兵,扛枪上战场的,但没有如愿,开始有点想不通,老兵们就开导我,告诉我只要是当兵,干什么都光荣。虽然是后勤兵,基本的训练也是有的,所以我抓住每一次训练的机会,特别是对射击训练特别用心,经常向老兵请教,自己也认真体会。有时喂马,在马厩也拿个木棍练习。别看我没上过学,但心理素质好,加上训练刻苦,射击的成绩进步很快,每次打靶都是优秀成绩。

1951年1月,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被调到24军71师213团运输连,还是一名后勤兵,依然是管理军马。当时部队主要是由执行剿匪改为向上海、嘉兴地区集结,进行入朝前的准备。在这里工作了一年多。1952年7月,部队进行整编,我所在的71师师、团两级机关改为空军,基层连队充实到70师和72师,我于1952年8月被调到72师214团2营4连。这一次是可高兴了,终于到了一线作战连队。

终于当上狙击手

调到新的连队没多久,第一项任务就是坐火车北上。那个时候运送部队不是客运车,是坐闷罐车,车上没有座位,战士们都是坐在自己的背包上,一节闷罐车坐一个排的人,排长在门口把守,全排人吃喝拉撒全在车上,到停靠站有人把饭送上车,车上的人员不能下车,最难办的是上厕所,在角落处有个桶,桶上有个盖,有人上厕所时两个人用白布拉起像屏风一样遮挡一下,上完厕所把桶盖上,停靠时才能把桶清理。大夏天的三十多人在一节车厢,又闷又热,关键是各种味道实在难闻,有人晕车了就安排到门缝处透透气。我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坐火车,开始还觉得新鲜,走着走着就乏味了,一直盼着早点下车。火车过了山海关以后,天气变得凉爽些,不再像关里那样难受,战士们反复问排长我们去哪里,回答就是“执行命令,不要问那么多。”其实排长也不知道,为了保密,出发前只有团以上干部知道去哪里,执行什么任务,营、连干部和普通士兵根本不知道要去哪里,执行什么任务。火车在天津、沈阳都没停,不记得在车上熬了几天几夜,总算熬到了目的地,下车后我第一个要干的就是在站台上大口大口地呼吸新鲜空气。

出了火车站,有识字的战士告诉我们到了辑安,但辑安是什么地方我们也不知道。部队被带到临时驻地休整,边休整边清理中国军队的标志,如写有部队番号的搪瓷盆,衣服上“某某被服厂”的标志,写有“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白毛巾等。辑安与朝鲜只是一江之隔,对面老百姓活动情况看得一清二楚,有老战士看到江对面有妇女用头顶着搬运东西,告诉我们这里应该是中朝边境,这个时候才有人猜测我们是要入朝作战了。

辑安到朝鲜的铁路大桥被美国鬼子炸坏,正在抢修。为了保证部队过江,工兵在江上搭建了浮桥。入朝前的晚上,部队开始进行战前动员,先是由营领导讲抗美援朝的意义,讲我们的具体任务和组织开进的计划,接着是干部、战士代表纷纷表决心。营里开完会连队接着开,组织战士们诉苦,表决心。经过充分的战前动员,战士群情激愤。第二天晚上,也就是1952年9月11日,我们在踩着一摇一晃的浮桥渡过了鸭绿江,在过江的那一段时间里,干部战士不时回头张望,都想再看看祖国一眼,也有的默默流泪,大家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要跟祖国告别。从辑安出发后,经过二十多天的艰苦行军,于10月上旬到达元山,我们接替的是27军的防御阵地。

从1950年10月至1952年8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共进行了两个阶段作战。第一阶段以运动战为主,与部分阵地战、游击战相结合,经过五次战役,将战线从鸭绿江边推进至北纬38度线附近。第二阶段是边打边谈的局面,主要是防御战。我们入朝时正是第二阶段的开始。开始在元山,距敌人比较远,没有战事。部队到达后主要是做好防空袭和战前军事训练。训练除了战术动作外,射击训练仍然是主要内容,我十分珍惜战前训练的机会,射击成绩一直很好。暂时的平静使战士们都憋了一肚子火,恨不得尽快上前线,打个痛快仗,特别是看到兄弟部队战报的时候就更着急。

1952年10月,著名的上甘岭战役开始了,这场战役历时43天,双方在面积仅3.7平方公里的两个高地反复激烈争夺,双方伤亡3万多人,其中的597.9高地被美军称为“伤心岭”。

1952年12月下旬,我们接到了向上甘岭开进的命令,行军400多里,接替了15军的防御阵地,我们的防御位置恰好是双方争夺最激烈的597.9高地。根据志愿军司令部的命令,换防后短期内不得组织大的战斗行动。我们所在的高地属于防御的最前沿,最近的地方与敌人的阵地只有50多米。

接防第一天,我们班的副班长隐蔽动作没做好,对面的敌人当即开枪,牺牲在阵地上。我们几个战士立即要蹿出去把尸体抢回来,被排长一把按住,直到晚上暗下来了,才允许我和3班副班长把副班长尸体抢回来。当天晚上连队在坑道召开了追悼会,战士们满腔怒火,纷纷请战要打出去为战友报仇,但志司有命令不准出击。没办法部队只能熟悉阵地情况,了解当面敌情,经过一段时间准备以后,开始根据上级要求开展“冷枪冷炮运动”。

“冷枪冷炮运动”是正规说法,志愿军战士在私下里还有个说法“冷枪冷炮打活靶”,“给敌人关禁闭。”冷枪运动也可以叫狙击手活动,就是利用狙击手,在阵地前沿隐蔽接敌,冷枪袭击敌人。不要小看这项活动,据统计,从1952年初开始,到1953年停战协定签字,“冷枪冷炮运动”共击毙击伤联合国军5.2万多人。

我们团为了开展好冷枪冷炮活动,集中了全团二十多名射击基础好的战士进行了专门的培训。那个时候我虽然已经是老兵了,但由于是解放后入伍的,没有真刀真枪杀伤过敌人,入朝前射击的一至八练习都打过,但都是打靶子。培训首先是学会利用地形地物搞好隐蔽,保护好自己才能杀伤敌人;其次是尽快发现目标,找到敌人才能消灭敌人,在纵深阵地,团里有专门的观察所,用高倍望远镜搜索目标,发现后用“手话机”通知前沿阵地的狙击手,狙击手要根据观察所的指示尽快发现目标;第三个关键点是要目测好距离,定好标尺,抢在被敌人发现前将敌人消灭。我们总结的就是要“三快”,出枪要快,瞄准要快,击发要快。

在培训班训练了20多天,最后选出4个同志担任狙击手。说是狙击手,但我们用的并不是像电视演的那样专门的狙击枪,我们开始时用的只是苏联生产的普通步枪,名叫M1944式莫辛—纳甘,志愿军战士叫它“水连珠”,这支枪现在存放在中国军事博物馆,这种枪瞄准基线相对较短,散布大,更适合巷战。后来我们改用美军的M1步枪,也叫“加兰德”,战士们叫它“大八粒”,这种枪弹仓可装八粒子弹,是一种半自动枪,射程远、射速快、精度高。我们4名狙击手当中最有名的是张桃芳,他在32天内以436发子弹,击毙214名敌人,跟我们团的番号是一样的数字,被志愿军总部授予“二级狙击英雄”称号,被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国旗勋章。我的成绩比他差些,击毙击伤188个敌人,荣立二等功。当时志愿军有规定,射手击发后,敌人倒地15分钟不动,或另有敌人抬走、拖走算击毙;背走或架走的算击伤;击发后敌人倒地,而后又跑了的情况算活。这些都是由后面的观察所判定,我们狙击手可不敢伸着脖子看战果。

在前沿阵地有5个射击位置,也是射击的最佳位置,4个人分成两组,轮流射击。其中4个射击位置在交通壕内,十分隐蔽,另1个在坑道中,当狙击手在前面执行任务时,其他人在坑道中隐蔽。我们刚接防时,敌人十分猖狂,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仗着有装甲车,有飞机大炮,连工事都不认真构筑,大摇大摆地走动,还有的三、五成群地躺在地上晒太阳。班长把我们带到射击位置,现场指点怎么测距,怎么定标尺,怎么算提前量。我们那个时候没有测距的器材,用的是“瞪眼法”。把大拇指一伸,将右眼、拇指与目标连成一线,然后闭上右眼,睁开左眼,闭上右眼。从左眼和右眼不同的角度观测,拇指与目标间便会产生横向误差,根据这误差的大小,就可以估算出目标的距离,再根据距离定标尺,瞄准射击。

敌人的麻痹大意,给我们提供了为战友报仇的好机会,第一天执行任务,4名狙击手的战果都在击毙击伤3名以上。几天以后,敌人被我们打怕了,开始构筑工事,再也不敢随便走动。这为我们增加了难度,大家就注意摸索敌人的活动规律,我们发现一般饭后一个多小时是敌人大小便的高峰,这个时候阵地上出没的敌人就会多起来,我们把敌人阵地编了号,提前测好距离,这样只要观察所一指示目标,我们就不再测距离,直接就定标尺,瞄准开火,节省了时间。敌人被我们打懵了头,就开始报复,毫无目标地向我方阵地炮击,这个时候狙击手们就马上撤回坑道。炮火一停,狙击再出击,总之只要敌人敢露头就必然会吃枪子。后来敌人就干脆不出来大小便,改为便在罐头盒里,往掩体外扔。

敌人见用炮火报复这招不灵,就改为派狙击手来消灭我方的狙击手。大概是1953初夏,我的战友张桃芳在3号狙击台值班,刚一露头对面工事内的机枪就打了过来,一串子弹从头皮上飞过。张桃芳故意引敌打枪,用步枪把一顶破钢盔顶起来吸引敌人,晃了半天敌人一枪不发,张桃芳感觉遇到对手了,必须转换狙击位置。他在交通壕匍匐前进,到尽头时突然蹿起,几个箭步穿跃一小段空地,刚要到4号狙击台,对面机枪又是一个点射,子弹紧追着他的脚跟,打的尘土飞扬。张桃芳假装被打中,顺势一倒摔进狙击台左边的掩体里。这个假动作骗过了敌人,暂停了射击。他开始利用掩体的掩护,仔细观察。发现敌人的机枪正对着我方阵地射击,经验告诉他,这是敌人故意暴露的,真正的对手在暗处。经过一段时间观察,他在一个岩缝处发现了敌人,张桃芳立即出枪,就在准备击发的一刹那,敌人也发现了张桃芳,脑袋一偏,躲过了。而对面的机枪又打了过来,张桃芳被压制在掩体内。为了压制张桃芳,机枪几秒钟就是一个点射。经过一段时间观察,发现敌人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狙击台的左侧,对右侧射击较少。于是他变换了位置,悄悄移动到右侧,敌人的注意力依然在左侧,很少顾及右侧。张桃芳感到敌人没有发现自己已经变换位置,当一个对右侧点射过后,张桃芳猛地起身,即刻击发。几乎同时,对手也发现了张桃芳,立即转动枪口扣动了扳机。结果敌人的动作慢了,头都被打暴了。紧接着机枪的火力就跟了过来,张桃芳立即撤了下来。

像这样的斗智斗勇还有很多,时间久了记不太清了。我们并肩战斗的4位狙击手,另外3位都已故去,但名字我都记着,除了张桃芳外,另外两位分别是宁彩堂、李彪,我十分怀念他们。

坚守上甘岭一段时间后,我们又参加了金城反击战,在停战协定签字的那天,美军疯狂对我阵地进行炮击,并发射了毒气弹,我的左眼受到伤害,到现在也睁着费力,炮火把我震的晕了过去,一个弹片打在了屁股上,手术痊愈后,回到国内。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快七十年了,每每想起那段经历,我就为我们国家感到自豪,为我们军队感到自豪,我们以劣势装备打败了所谓的联合国军,靠的是一股气,就是中国人永不服输的精神气,这股气也会激励后人奋发图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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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常清在朝鲜获得的奖章、证书和回国后获得的抗美援朝纪念章】

 

(作者系军队退休干部,原任河北省军区政治工作局主任;来源:昆仑策网【原创】,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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