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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庆东:我一生最感激的人,就是我的那些老师

时间:2016-09-23 10:36:00  来源:作者博客  作者:孔庆东

我一生最感激的人,就是我的那些老师。由于时间的关系,大学里的老师记得最清楚,中学的也记得大部分,只有小学老师的身影,渐行渐远,快要消逝在地平线了。而其中记得最模糊的,就是我最早的老师——小学一年级只教了我第一个学期的高老师。

我上学时,是春季开学。几年后大概毛主席周总理他们觉得要跟国际接轨吧,就改为秋季开学了。1971年3月1日,我第一次走进了“五七小学”,因为按照我母亲的算法,我已经八岁了。可是人家学校的老师说,你儿子是64年9月生的,现在还不满6岁半,年龄不够,回去吧。我从此永远记住了“与国际接轨”的重要性,坚决反对很多北方地区“虚两岁”的土政策。许多年后,我带着21岁的女朋友回家看看,我母亲和一些亲戚非说人家已经23了,弄得人家哭笑不得。在这件事上我终生不能得到众多亲戚的理解,当我的母亲58岁时,亲戚们都为我不给她老人家操办六十大寿而摇头叹息,觉得这人一旦当了北大的老师,咋就变得禽兽不如呢?而当我的母亲六十周岁时,又没有人关心这件事了。我感觉自己有点像沈从文一样,无论在亲友中还是在学友中,永远都是孤独的。

其实我6岁的时候,加减乘除已经都会了,报纸上的新闻也凑合着能读了。所以不许我上学,对我并没有什么耽误,不过是给我增多了12个月的自由童年而已。我还在这一年的秋季跟父亲去辽宁开原出差,天天到那里的动物园看那只会笑、会抽烟的“马猴子”,每天不是吃海城馅饼就是吃辽西甜卷子,真是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

冬去春来,到了1972年3月1日,没人再拦着我上学了。我领着楼上老刘家的大哥(参见拙作《老刘家》),入了哈尔滨南岗区通达公社“五七小学”一年级一班。为啥叫“五七小学”呢?因为毛主席有个著名的“五七指示”,今天的人们大多都忘了。其中关于教育有这样一段话:“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毛泽东的教育理念,当时的人们是理解不到位的,今天教育走进了死胡同,人们才想起毛的话。教育应该是培养全面的人、大写的人,不应该是为资本家培养千千万万有文凭没灵魂、会干活不会思想的打工仔。

不过中国人办事情都是一窝蜂,各地的领导其实并不理解毛的精神,单凭对毛的个人崇拜,就在全国搞了很多“五七小学”。我所上的那个“五七小学”位于西大桥一带的桥南街,所以一般又叫“桥南校”。班主任姓高,是个黑眉大眼、圆脸白牙的少妇,身材略高,不胖不瘦,梳着利落的短发,有时候也扎起来,长得有点像后来的影星张金玲。她的总体形象是整洁而严厉,如果笑了,眼睛会晶晶闪亮,那一定是从内心往外迸发出的喜悦。

学生们对她既敬又爱。我从此对所有姓高的老师都一律莫名其妙地颇有好感。 高老师第一天发了张卷子,让我们做了点算术和语文题,具体内容我已经忘记了。反正我觉得老师教的东西我都会,不教的我也会,老师的问题没有我答不上的。高老师看了全班的卷子后,就宣布让我当学习委员。班长则由一个学习不好的干部子弟担任。现在很多热爱毛泽东的朋友说那个时代是没有腐败的,这我不同意。当然,那时候腐败的程度和规模都是有限的。我们班长虽然有干部老爸当后台,可他自己实在不争气,学习不好,纪律不好,连打架都熊包,一点威信没有。所以那个班长就一天天当不下去了。春季运动会那天,高老师撤了他的职,让我担任班长、学委兼体委。并且我还是全班唯一的第一批入队的少先队员。

那时刚刚从“红小兵”恢复到少先队,所以既要戴红领巾,也要戴“红小兵”臂 章。后来就只戴红领巾了。本来班里还有一位叫何丽君的女生也是少先队候选人,但因为她爷爷是资本家而没有通过政审。我看见何丽君趴在课桌上哭得真可怜,心想她爷爷是资本家跟她有什么关系?她住在我家5栋对面的11栋,长得白白净净,穿的干干净净,书包是绣花的,课本用塑料皮儿包着,削铅笔不用小刀,而用“铅笔拧子”——北京叫“转笔刀”,不如东北话形象。可是她学习好,爱发言,扫除勤快,主动给老师擦黑板,全班一致选我俩当少先队的,凭什么就不行呢?我问高老师凭啥不行,高老师说:“你真幼稚,不行就是不行。我也不知道她爷爷是资本家呀。你爸爸要是地主,也一样不行。”“文革”最令我反感的极左思维之一就是血统论。现在其实仍然有血统论,只不过颠倒一下,凡是劳动人民出身的,就一定愚昧、野蛮、落后,不代表先进生产力,不懂得八荣八耻……

我在学校大概太优秀了,又不善于藏拙,不但能讲黄继光邱少云董存瑞,还能讲“一吕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二班那位黄胖黄胖的董老师就想挖我——这种情况在我以后的学习生涯里一再重演。一次课间操,董老师说:“小高,让孔庆东到我们班当班长吧,搁你这儿你也不好好用,留着当女婿啊?”我估计这可能也是促使高老师升任我为班长的重要原因之一。不过我这人从小封建,一般不喜欢跳槽。我也不大喜欢董老师,因为她在操场上就对学生连踢带打的,二班的学生不但不害怕,反而更加淘气。我们高老师虽然严厉,但是从不打人。课上有同学淘气时,高老师用教鞭一敲黑板,清脆地说道:“毛主席教导我们,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如果不遵守纪律,同学们,解放军叔叔能打胜仗吗?”大家拖着鼻涕腆着肚子齐声喊:“不能!”看高老师挺拔地站在前边,不怒自威,孩子们都觉得在这个班里有一种幸福。而二班的哥们告诉我,董老师经常让他们一个生字写十行,自己却脱了鞋,坐在门口卖呆儿。二班同学给她起了个外号,叫“家庭妇女”。

我不喜欢董老师,董老师却一直对我非常好。一次我在路上遇见她去买菜,她给我买了一根5分钱的冰棍。当然,高老师也给我买过。夏天到了,老师们弄了些冰块,在办公室里嘎崩嘎崩地大嚼。突然董老师出来把我喊进去,给我一大块冰让我吃。我不好意思享受这特权,用眼睛看着高老师。高老师说:“让你吃你就吃吧,董老师希罕你,拿你当干儿子呢。”我知道高老师也非常希罕我,但高老师决不会做让我难堪的事,这就是高老师比董老师有文的表现。二班有个同学跟我打架,本来各占一半理,董老师知道了,把我俩叫到一块儿,让我踢那个同学三脚。而高老师事后批评我说:“踢人家三脚你就舒服啦?一点风格都不讲。让别人低头怕你,那不算本事,让别人仰脸敬你、希罕你才是本事。记住了吗?”我记住了,并且很快就领悟了。此话让我受益甚大。

然而高老师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暑假前夕的一天放学时,我整理队伍,听到她在身后跟董老师说的:“这孔庆东啊,是个大学苗子啊。”那时候大学已经停止招生了,中学毕业就要上山下乡。我学习好,心想将来到生产队当个会计是不成问题的。从来没想到上大学的问题。这句话,仿佛天上掉下来似的,忽地拨动了我的某根心弦。当时我琢磨了半天,没明白,打算什么时候问问高老师,到底是啥意思啊?

可惜,过了一个漫长的暑假,“五七小学”重新编班,我被编到了“四明校”当班长,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高老师和董老师。到了二年级,“五七小学”取消,我被分到“进化小学”,连高老师她们的下落也不知道了。

后来,又有更多的人说我是“大学苗子”,我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并且我实现了他们的预言,我上了大学,上了世界上最能推动一个国家进步的大学,我还当了 这个大学的老师,我的工作,关系到许许多多的这个时代的“大学苗子”。想起高老师随口说出的那句话,我从心底涌起对她无限的感谢和尊敬。

那时没有教师节,天天喊工农兵是主人公。但教师,真的是学生和家长心里,是广大工农兵心里,最值得尊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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