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官员财产公开制度成泡影？

 

近日，又看到不少巨贪官员落马的案例。贪官们贪腐的数额之巨大、藏钱的方式之奇特、涉案的官员人数之多，等等，都令人惊叹不已。由此，笔者也再次明白了为啥从1987年开始就喊起到如今已喊了这么多年的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现在仍然成泡影的原因，正是由于贪官太多太强大，笔者也进一步感到反腐之难。

下面笔者展开来谈谈。

 

一、官员财产申报与公开制度源起和进展

 

官员财产申报与公开制度一直被赋予预防腐败利器的重责。这项制度在中国国内首次提出是1987年。2012及2013年，“表哥”、“房叔”们不断被舆论曝光，大学生接二连三申请官员工资公开，舆论和官方继续讨论条件时机是否成熟，而官员财产申报试点也继续在各地浮现。

2011年2月27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再次专程来到中国政府网和新华网访谈室，接受中国政府网和新华网联合专访，同海内外网友进行在线交流。在回答网友问题时，温总理说，从长远看，我们还是应该实行政府领导人财产公开制度。

2012年4月13日，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雷闯通过特快专递向国家烟草局、卫生部等53个中央部门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信，要求申请公开53位部长(局长)在2011年的全年工资总额及工资的各项具体金额。40个中央部门回复了雷闯，但无一公开官员工资。大多数部门给出的理由是：该部门部长（局长）工资薪金方面的信息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所定义的政府信息。

陕西省安监局长杨达才、福建省交通厅长李德金、兰州市长袁占亭因戴“名表”而被网友“揪住”。三峡大学学生刘艳峰、重庆工商大学学生杨璠、四川大学学生张孝欢随即跟进申请公开这些官员的收入情形，但这些学生都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要么被回复不属于该单位信息公开范围，要么干脆埋头不理。

2012年11月9日，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回答有关官员财产申报的问题时表示，广东也在试点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我们会继续探索。

事实上，我国财产申报制度的历史已有27年时间，而社会各界热议的重点不在官员财产的申报，而在于向社会大众公开。

198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要研究是否建立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1994年《财产申报法》被正式列入全国人大立法规划，但未能进入实际立法程序。1995年4月30日，中办与国办联合印发的《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第一次明确提出对中国官员的收入实行申报。2010年6月，两办再次印发《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但是，这些规定中，均没有提及财产公开。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教授、反腐专家林喆表示，已推行多年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很大程度上流于形式，因为欠缺审查机制，更没有问责，“官员在纸上填完了，组织部门密封起来，就锁到柜子里去了”。

第十、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律师协会会长韩德云已经连续7次向全国人大提交了建立官员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的建议，中纪委、监察部给他的答复也只是从“正在积极开展工作”，到“适时向全国人大提出立法建议”，再到“结合实际对制度设计进行了研究论证，并已经着手起草建议稿”。至于这一建议稿何时递交全国人大，《财产申报》法何时纳入立法规划，则从未出现在答复的表述中。

 

二、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建设难题

 

据不完全统计，历年来我国已有27个市、县进行官员财产公开的试点，但这些试点如星星之火，此起彼熄，最终都没能“燎原”，很多试点热闹一阵后就改弦更张，退步到原来的只申报不公开。

2012年11月30日，在新任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召集的8位专家学者座谈会上，就有6位提及了要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王岐山也在座谈会上表示信任不能代替监督。王岐山回应专家们的建议说，有信心搞，但也有很大的困难。他还举了遗产税的例子做类比，表示要推行这一制度具体问题还有很多，不会马上就出台政策。

这只是在官方举办的座谈会上热烈讨论此制度的一个实例。事实上，在整个2012年，每一次官员腐败案例曝光后的制度追问环节几乎都无一例外地归因到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迟迟未能推行。

公开官员的工资收入尚且这么难，试想若要公开官员的灰色收入和实际财产，那就会更难了。

 

三、部分巨额贪官贪腐资料回放

 

东莞巨贪吴湛辉贪腐1.7亿仅被判无期

 

羊城晚报2013-11-21报道：

受贿4970万元、约1.2亿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或为广东最大“蛀虫”的东莞市委原副秘书长吴湛辉，2013年11月20日被广州中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

1.7亿的涉案金额，为何仅被判处无期徒刑？广州中院相关人员20日者表示，对吴湛辉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刑10年“已经到顶了”。据了解，相对而言，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属于刑法中的轻罪，最高刑期为10年。

 

清点现金烧坏点钞机

 

现代快报2014-05-17报道：

近日，有媒体报道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引起公众广泛关注的是媒体披露的一个细节：魏家中发现上亿现金，重1.15吨，由于现金太多，执法人员从银行调去的16台点钞机当场烧坏了4台。

因清点贪款烧坏点钞机的事并不是个例，据报道，2012年8月，时任东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欧林高被广东省纪委双规。随后，办案人员从其住处查获大批现金。为清查暂扣的1700万元赃款，银行派了8名专业点钞员，连续工作12个小时，烧坏了3台点钞机。

一家国内点钞机生产厂家的客服工作人员称：点钞机连续工作很容易发热。一般情况下，一台性能完好的60W点钞机，能连续点钞3小时左右。点钞机很可能因为过热而烧坏。

 

任职22个月贪腐1.3亿元，最头痛的事是藏钱

 

第一财经日报2014-01-03报道：

《第一财经日报》报道了2013年12月底，呼和浩特市铁路局原局长马俊飞因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上述两罪赃款合计超过1.3亿元。以其任职的22个月计算，马俊飞每月平均受贿近600万元，每天近20万元，每小时受贿近万元。

报道称，自2009年8月被任命为呼和浩特铁路局副局长后，马俊飞最头痛的一件事便是藏钱。

 

四、盘点落马贪官五花八门的“藏金术”

 

综合2014-05-17现代快报和2014-01-03第一财经日报

 

藏法一：放身边

 

一些官员选择在家里藏钱，放在身边随时可以看着。藏钱的地点可以是密码箱(柜)、床底，甚至可以是厕所。如重庆巫山县交通局原局长晏大彬将4个共装有939万元的纸箱藏于新居厕所中，因厕所渗水被发现。

 

藏法二：假道具

 

江西省赣州市公路局原局长李国蔚用心良苦，他请人精心制作了一个煤气罐专门用来窝藏数百万赃款。更让人惊奇的是，这个用于藏钱的煤气罐还能正常使用。另外他还将装有280万元的密码箱埋在一个垃圾堆下。

 

藏法三：租房子

 

广东省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原所长罗耀星就因收受的赃款太多，家里堆不下了，于是另外租了一套豪宅来给钱“住”。为了防止钞票受潮发霉，他不仅用塑料袋将钱扎成一捆捆的，还未雨绸缪，在地板上铺上了防潮纸、干燥剂之类的东西，但最终1200万元仍发了霉。

 

藏法四：藏室外

 

重庆公安局原副局长文强将2000万元用油纸包住沉入一口鱼塘中。江苏省建设厅原厅长徐其耀则将受贿的400万元中的部分现金用塑料纸包裹藏在树洞、灰堆、稻田、粪坑里和屋顶瓦下。

淮海工学院后勤服务总公司总经理张晋陆把存折放在自己办公室对面女厕所的排气扇里边。身为一个男人，他在东张西望很久确定没有人之后，才偷偷钻进女厕所，将存折放入灰扑扑的排气扇里。

 

藏法五：塞鱼肚、埋地下

 

天津市塘沽区原副区长姚建华把金饰品、人民币、美元和存单藏在鱼肚子里、纱门和废旧纸盒的夹层以及用水泥封闭的烟道眼里。

秦皇岛市原煤炭检验中心主任李小林在父母曾经住过的一处废弃的平房院子里，埋下了一个精心包裹的大包，里面有1500多万元公款。

 

藏法六：化整为零

 

创下“沂蒙第一贪”的原蒙阴县副县长、沂南县政协副主席袁锋剑，利用手中的权力，贪污公款558万多元。他先是以妻子、孩子和亲戚的名义分100多次分别存入济南、日照、临沂、沂南、蒙阴等地的37家银行，再将存折、首饰、金条、金块、账本等物品放入一个“铁观音”茶叶罐里，然后埋在家中的花池里。

 

藏法七：利用家中现有资源：冰箱枕头垃圾桶天花板

 

南京一位奶企官员很有理财意识，为了保值也为了安全，他用赃款买下一根大金条，包在火腿肠里，放在冰箱里冻着。

南京新联机械厂副厅级干部吴锦贤把钱藏在冰箱、米袋、米缸、月饼盒、面条箱里，一块劳力表则放在存放粉丝的库房里。

海南省万宁市副市长林礼深被查源于意外。他的夫人李某在家中被害，警察查案时意外发现床上的枕头里藏有大量存单、存折，共计百万元，又在他家垃圾桶底层发现一个布袋，装着10万元人民币。

原贵州省长顺县政协副主席、计划局局长胡方瑜的被查更是意外。小偷在他熟睡时从窗外将他的裤子挑走，搜走现金后，将裤子扔在县医院后门外。结果，两个小学生将拾到的裤子交给公安局，公安人员例行检查时发现，裤子皮带的夹层里藏有4张大额存单，总金额约42万元。

在辽宁省北票市原粮食局局长胡宪林的办公室和家中，办案人员在其办公室抽屉里找到了6万元的存折，床铺底下找到54万元的存折、现金2万元，住宅地下室里找到10万元现金，厨房的天花板内找到9.99万元美金，阳台上的铁管内找到40多万元存折，厨房内找到30余万元的存折，还有卧室内30万元、门厅里30万元。

丹阳市原供销合作总社主任高力，利用单位改制及人事调整机会，在一年多时间里，先后收受下属20个单位负责人的贿赂款22万余元。当行贿人员的罪行败露后，高力将钱藏于床底下、破绒线衣里、铝锅中和柜子底。

 

藏法八：利用家外资源：保险箱仓库境内外银行

 

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成克杰，将收受的钱财由其情妇存入境外银行，以备婚后使用。

河南省交通厅原厅长张昆桐在郑州的家里仅有几千元存款。原来，他把赃款分批以别人的名字存入异地的银行中。

深圳市民政局原局长黄亦辉把上千万的巨款和存折藏在了一家清洁工存放工具的仓库里，看门人始终不知。

原郴电国际董事长邓中华，为了“安置”那些战战兢兢弄来的赃款，先将120万元转移到姐姐那里，后来转移到妹妹处。可是，其妹妹却将其中的90万元买“地下六合彩”输掉了。邓中华只好另将60多万元转移到其二哥处，不料二哥也将他这些赃款进行投资了。亲人们不“靠谱”，邓中华只得多次求助于情妇朱庆华，先后将财物转移至郴州市工商银行保险柜和长沙一个新开的银行保险箱。

河南省交通厅原厅长石发亮在笑纳了一套房子之后担心事情败露，于是将该房的所有权人改为了家里请的保姆。

 

五、小结

 

看到这些遭曝光的贪官们的贪腐资料和贪官们变戏法似地藏钱的方式，笔者真是感叹不已。对他们来说，钱实在是太多了，多到已让他们感到成了一种负担的程度了，以至于不得不费尽心机地掩藏了。面对此情此景，我们设身处地地替巨贪官员们想一想：拥有这么多的巨额财产，若是他们一旦公布出来，岂不是引火烧身、自毁前程？！因此，变着法似地掩藏，才是他们的必然选择，而绝不会有公之于众的欲望。

大量贪官的存在，必然对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形成巨大的抗力，这也必然形成官场上对这一制度光打雷不下雨的局面。一旦要动真格的来个官员财产公开，他们都会像缩头乌龟似地缩回去。

笔者敢断言：只要催生官员腐败的土壤继续存在，那么，要想实施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就没有一点点实现的可能性。

 

2014年5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