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入选的是厉以宁、林毅夫，而不是吴敬琏、张维迎

　　近日官媒公示了100名改革开放杰出贡献拟表彰对象，引发了网民的热烈关注，厉以宁的入选更是引发了学者联名反对;其他的槽点也非常多：例如选了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没选华西村、南街村这样的农村集体经济带头人，小岗村年年吃财政，还累死了个沈浩，而华西村、南街村走集体化道路、自力更生，都是全国百强村;私营企业家里马云、马化腾、柳传志都入选了，却没有选华为的任正非，原因就不说了，几个月前联想投票门还吵得沸沸扬扬……

　　入选的经济学家里，有学者建议应该选刘国光，而非厉以宁，要笔者说，这个建议并不好，刘国光老先生没入选是好事，刘老先生有自知之明的话，大约也不愿跟那些人搅在一起吧。

　　主流经济学界对这份名单的比较感兴趣的是：为何入选的是厉以宁、林毅夫，而不是吴敬琏、张维迎。

　　其实原因很简单，走到现在，中国资本隐然有崛起之势，但仍然屈身于美国主导的世界资本体系当中。放弃主权的新自由主义，必然彻底沦为美国的附庸;但经济基础都这样了，改弦更张的“老路”也是走不得、更是不愿走了。有人说“政左经右”，这个词很贴切、但很不准确。这里的左并非真左，只是权力的集中而已(在西方资本主义语境里这反而叫“保守”、“右”)。

　　如此大背景下，吴、张落选其实是在情理之中的。

　　吴敬琏与厉以宁，两人同龄，又是同乡、同事。两人的历史都不是特别的“光彩”。

　　吴敬琏女儿写《我和爸爸吴敬琏》，披露了吴敬琏“大义灭亲”，跟当了“右派”的父母坚决“划清界限”的历史。1964年，吴敬琏积极参与了批判孙冶方;文革中吴敬琏又带头批判自己的老师顾准;改革以后又拿顾准给自己装点门面，自称“顾准的传人”，“在顾准最后的日子里，一直陪伴在他身边”;直到1983年，吴敬琏还在起劲批判市场经济。至于后来的光荣历史就不用一一介绍了。

　　厉以宁的经典口号非常多，观点很鲜明，例如“改革开放需要牺牲三千万职工的利益”，“我国贫富差距不大”，“24%的物价上涨也问题不大”，“真正的集体所有制，即公众持股经济”，“国有资本在混改企业中一定要减持只占30%才能有效发挥作用”，这种角色放到老百姓面前肯定要找骂的，更为神奇的是，厉以宁还是88年的政论片《河殇》的主要顾问。

　　吴敬琏和厉以宁原本没有根本分歧：一个主张市场化，一个主张私有化;一个叫“吴市场”，一个叫“厉股份”;两人都主张市场经济，让市场配置资源。不同点是吴敬琏激进地反对国家干预，最有名的口号就是“反对权贵资本主义”;而厉以宁还要一点点国家干预，主张市场主导，权力预调、微调，主张时间先后的市场与政府“两次调节论”——本质是市场主导，混合所有制也是此人操刀——其本质不过是权力主导下的私有化。厉吴分歧其实还没有蒋汪分歧大。两人都是“私有化”和“市场化”的老一辈权威级吹鼓手

　　但是，在当前中美竞争格局下，两人的微妙差别就凸显出来了。吴敬琏显然更讨美国人喜欢，而厉以宁则更有“官气”，“国师”的角色必须也要演下去。

　　至于张维迎与林毅夫，1994年，二人都曾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创始人，就是在那里，曾发生过一次著名的“交火”事件，那便是林毅夫和张维迎在国有企业改革核心问题上发生的学术分歧。林认为产权归属无碍于国企改革，张则始终坚持不改产权，国有企业根本没有出路。在那次争论中，林毅夫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和张维迎提出的“资本雇佣劳动假说”都已成型。

　　张维迎的“资本雇佣劳动假说”与马克思的“资本雇佣劳动”没有一丁点关系。张维迎公开要求让富人来当企业家，张称“一个有经营能力的人同时也是资本家的时候就成了企业家”，“资本雇佣劳动是合意的，因为只有这样一种机制可以保证经营工作由称职的人来承担，相反，如果劳动雇佣资本，企业家市场就会充斥着‘伪劣商品’，就是说会有太多的不称职的人声称他们可以做经营者”。张维迎这个说法不过是为其后的产权改革提供了“道义合法性”，但国企产权改革(私有化)在98年之后的确是大张旗鼓地展开了。为了给国企私有化支招，张维迎提出了著名的“吐痰理论”，其他诸如“冰棍论”、“烂苹果论”、“先嫁论”——有些有思想觉悟的国企老工人，甚至恨不能扒了他的皮。

　　争论的另一方林毅夫也同样受到重用。林毅夫鼓吹“比较优势理论”，遭到了新左派和体制内马克思主义学者的集体批判。比较优势理论认为，赶超战略最终并没有带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持久快速增长，却使发展中国家经济付出惨重代价;作为一种替代性选择，遵循比较优势是一种更有效的发展战略，发展中国家的优势就是劳动力成本低。这些年，中国基本遵循了外生比较优势理论，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导致的结果，一方面是沦为跨国公司的加工车间，制造了一大批血汗工厂;另一方面则是技术附加值低，核心技术受制于人。

　　到了2016年，林张二人为产业政策的存废争的面红耳赤。张维迎认为，由于人类的认知局限和激励机制的扭曲，技术和新产业是不可预见的，因此产业政策注定是失败的。林毅夫则认为，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产业政策都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张维迎抨击最猛烈的，便是林毅夫关于“大企业需要政府”的观点，而林毅夫在这点上显得很委屈，他不断地争辩说，是张误解了他。其实，二人都主张私有化、市场化，只是林毅夫对新自由主义稍微有点反思，反对“过度市场化”和“过度私有化”。为此，许多体制内偏“左”的经济学者都出来力挺林毅夫。

　　张维迎所鼓吹的拜市场“新自由主义”政策已经在全世界范围遭遇了可耻的失败，尽管资本集团仍然把它当作对底层发动阶级战争和对后发国家发动经济战争的主要工具，但很多人已经认清了新自由主义的面目。林毅夫的“有为政府”的“产业政策”主张则更具有欺骗性。

　　为了证明其产业政策药方的药效，林毅夫列举了几个他认为采用产业政策成功的国家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而实际上，这几个国家当年主要是作为美国遏制中苏的桥头堡有意扶植的，其后的发展反证了林毅夫比较优势理论的失败。因为附庸于美国的工业体系格局之下，中国改革、中美关系缓和之后，一纸广场协议让日本本土产业迅速空心化，从此一蹶不振;一场亚洲金融危机，连韩国人引以为豪的三星都改“姓美”了。新加坡还没“挂掉”，因为它还扼守着马六甲海峡，桥头堡的作用还在。

　　对于苏联和前三十年的中国，这两个利用优先发展重工业和核心技术的产业政策，成功实现“赶超”的后发国家，林毅夫却避而不谈。这两个国家发展的逆袭不是依靠时间积累的逆袭，而完全是方法的逆袭，其比起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比较优势”、“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为简单，简而言之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重)工业化。

　　林毅夫歪曲事实，声称苏联和中国前三十年“出于赶超的目的，而去支持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导致“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远”，认定“所有实行计划经济体系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不成功，而且与社会主义国家一样推行计划经济的非社会主义国家，也普遍不成功”。今年的“50人论坛”上，林毅夫甚至污蔑毛时代中国比非洲还要穷，这种话恐怕美国的资产阶级学者都不敢讲。

　　在简单否定了计划经济体系之后，林毅夫又批评了新自由主义，直言“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推广蔓延，并没有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经济繁荣，反而弊端不断暴露，消极影响日益凸显，给众多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危害”，甚至指出“俄罗斯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教训非常惨痛”。在把左右各批判了一番之后，林毅夫开出了其貌似超越左右的“新结构经济学”药方。

　　林毅夫指出，经济体应该按照其要素禀赋结构发展符合其比较优势的产业，在发展到一定阶段要素禀赋结构改变时应当适时进行符合新的比较优势的产业升级，这样就可以由低收入的农业经济发展到高收入的工业甚至后工业经济，虽然在每一个阶段“市场都是资源得以有效配置的基本机制”，但是由于“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以产业升级以及硬件和软件(有形的和无形的)基础设施的相应改善为主要内容的结构调整。这种升级和改善需要一个内在的协调机制，对企业的交易成本和资本投资回报具有很大的外部性。这样在市场机制外，政府就需要在结构调整中发挥积极作用”，也就是要发挥其 “有为政府”的产业政策的作用。

　　这不过是其一贯鼓吹的“比较优势理论”的延续。林的主张的核心本质就是让“有为政府”继续领导廉价劳动力给发达国家打工，充分融入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好好学习、天天进步，逐步实现产业升级。这恐怕也是中国权力精英们的“中美国”美梦。如此，林毅夫的当选也就不奇怪了。

　　世界性劳动分工体系与世界性商品交换关系将各个国家、地区牢牢地粘结在庞大的世界经济网中，然而，全球一体化不等于平等化，地球并不是平的——起码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不是。

　　在这个体系下，美国为首的中心国家，拉拢一批半外围国家做帮凶，残酷地压榨外围国家。不能摆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发展中国家几乎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发展，更遑论进入高收入国家。

　　中国作为有13亿人口的大国，美国自始至终都是把中国当作潜在的敌人。奥巴马说，“如果中国居民过上美国这样的生活，将是世界的灾难”，特朗普说，“中国人好日子过太久了!”

　　以和平的方式，帝国梦、中美共治梦将永远是黄粱一梦;不和平的方式是怎样，各位可以自己去开脑洞，人家林毅夫抱着篮球游过海峡，可是冲着“和平”来的，不和平了大不了再游回去。

　　如此，厉以宁、林毅夫的当选，吴敬琏、张维迎的落选，的确是有点深意的——有“权力约束的世界加工厂”是过去走过的模式，有人想把这个模式继续走下去，还要走成功(跪着把钱挣了再站起来)，厉、林就是合格的吹鼓手。在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不断加剧的今天，特朗普都已经不按老套路出牌了，厉、林的参(guo)谋(shi)角色还能当好吗?

　　张维迎落选了，他很失落。24号他在《财经》杂志上发表了文章《知不知，小平也》，竟被全网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