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表演的爱心妈妈不是好乡贤：毛时代没有也不需要这样的怪胎！

 　　7月24日，河北武安市人民法院依法对李艳霞、许琪等16人涉恶案件进行一审公开宣判，河北“爱心妈妈”李利娟一审获刑20年，被罚267万元。其涉案2000余万，被指利用百余名儿童敲诈勒索，用爱心款买豪车。

　　“爱心妈妈”涉恶案件披露以后，在网络上成为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一方面她在收养抚育弃婴、残障孤儿，另一方她却又在用这些孩子大肆敛财、勾结黑社会违法乱纪，对“爱心妈妈”的评价也出现了两极化的趋势。

“爱心妈妈”的感人表演

　　根据媒体报道，李利娟是武安人，自1996年以来，她已经陆续收养了118名遗孤，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她创立的“爱心村”。2006年李利娟被评为“感动河北十大人物”，从2008年起连续十年当选邯郸市政协委员，身上有着 “河北好人”、“爱心妈妈”以及“为抚养孤儿散尽百万家财的女企业家”等称号或者相关描述。　　

　　根据成名时，李利娟对媒体的讲述，她的前夫染上毒瘾败光家产，为换取毒资，竟然将亲生儿子卖给人贩子。从人贩子手中抢回儿子后，李利娟在心理上对失去父母之爱的孤儿产生了同情，这段经历成为她开始收养孤儿的起因。李丽娟自称在城里长大、九十年代就已是“几百万富翁”，因为收养遗孤，到2011年收入已经入不敷出，甚至欠债200多万元。随着李利娟频繁被媒体报道，很多爱心人士通过捐款、捐物等形式帮助这位“爱心妈妈”以及她收养的孤儿们。

　　事迹如此感人的“爱心妈妈”，不正是媒体和某些官员口中念兹在兹的好“乡贤”的优秀代表吗?

　　然而，仍然大跌眼镜的是，在已查明的李利娟名下有各类银行账户45个，存有人民币20259846.75元、美元25500元。又查获李利娟人民币现金1130000元、美元现金34000元;而李利娟名下有着武安市鑫森铁矿，在市区还有着多处房产，门市。这些，还不包括其现任男友许琪的资产。

　　“爱心妈妈”究竟是在奉献“爱心”、收养孤儿，还是借助“孤儿”骗取公众的善良供自己奢靡的生活？还不一目了然吗？“爱心妈妈”的感人形象不过是通过舆论一步步演绎出来的，而媒体恰恰在这个过程中充当了诈骗的帮凶！让公众的爱心捐款源源不断地流入骗子的口袋。

　　2017年，有媒体以《“痞子”妈妈：收养104个孤儿为孤儿户口堵市长车》为题，报道了武安当地村民对李利娟的观感：很大一部分人称她为“痞子”。听到“爱心村”三个字，一名村民撇嘴，“你去打听打听，这边的人没有说她好的。”“爱心村里的孩子都是李利娟亲戚家的，根本没有孤儿。”有村民说，她利用这些孩子，抢占了一名村民的铁矿，占了部分村民的土地。

　　除了诈骗社会公众的“爱心”，从李利娟及其男友许琪等16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伪造公司印章、敲诈勒索、诈骗、职务侵占、故意伤害、窝藏罪一案的起诉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更加令人触目惊心的涉黑真相：李利娟团伙伪造印章，非法保留白家庄铁矿的探矿权;为阻止武安园区某企业高压线路迁建工程，让收养的残障儿躺入施工基坑，将其置于险境;2014年至2018年期间，提供了23名与事实不符的申请低保人员信息骗取政府低保;将爱心村公用账户资金转入个人账户供自己及家人挥霍;甚至是住宾馆时，因为电梯颠簸一下，就勾结黑社会勒索宾馆17万元赔偿……全部案件涉案资金高达2000余万元!

“爱心妈妈”是如何诞生的

　　“爱心妈妈”的虚伪固然是可憎的，公众热衷公益慈善、奉献爱心却是没有过错的。毕竟，那些需要帮助的群体是客观存在的。

　　公益慈善事业在中国是由来已久的，早在先秦时期，墨家也主张“兼爱”，“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东汉之后，佛教传入，求“福报”、“修福”对那些富人是有很大吸引力的，济贫、赈灾、施粥之风盛行。毕竟在一个私有制的社会里，能够富起来的哪个不是靠吃人致富的?

　　远的例子不说了，武训“行乞兴学”，乞的正是那些为祸乡里的大地主;心狠手辣的黑帮大佬杜月笙，亦是热衷慈善，主办或参加各种公益晚会，套用姜文《一步之遥》里的话，人家就是要把“old money”洗成“new money”……

　　晚清以降，随着传教士和西方社会组织的进入，中国的慈善事业也步入了正轨，逐渐正规化、组织化，各类慈善团体应运而生。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慈善团体在黑暗的旧中国的确做了很多“扶贫济困”的事，为改善一小部分受苦受难的底层民众的生存状况做了一些好事。

　　解放初期，百废待兴，慈善事业也继续发挥了一段时间的作用。中共中央成立了内务部，主管社会救助等事务，而解放前成立的一些慈善团体逐渐被国家接办，成为配合政府实施救助的力量，渐渐地被全部收为国有，成为职能部门的一个补充部分，慈善事业在毛泽东时代逐渐销声匿迹。这也是被80年代后，公益界广泛诟病的。

　　争议更大的是，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改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推动了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与批判。

　　80年代以后，批判《武训传》的案子又被翻起来了。1980年，张经济在《齐鲁学刊》第4期发表《希望给武训平反》，掀起了给武训平反的热潮;2006年，《炎黄春秋》发表两篇文章，指责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一个大冤案;2012年3月图书音像网站上悄然售卖“未删节”的“供研究使用”的《武训传》DVD……

　　武训被平反的同时，公益慈善事业重新进入中国大众的视野。在政府的支持和引导下，一批公益项目应运而生，1989年开始的“希望工程”是其中的鲜明代表。随着，西方基金会和公益组织的进入，中国的公益事业更是蓬勃地发展起来了。与公益社会组织相伴随的则是西方“公民社会”这些理念，这背后又夹杂着新帝国主义和跨国资本的种种图谋，但这个话题不再本文的讨论范围。其后，中国本土的公益组织和基金会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众筹成了公益组织和基金会便利、快捷、有效的募集资金的手段;很多公益组织和基金会本身就是商业转型过来的，成为资本及个人牟利的一种手段，所谓的公益慈善也日趋功利化、商业化;至政府购买服务的出现，此类社会服务型的公益活动已经蜕变为赤裸裸的商业买卖。公益款项去向了哪里其实并没有谁认真追究，只要有足够的“照骗”和活动痕迹记录，资方和捐款的公众是很容易应付的。

　　“爱心妈妈”李利娟不过是学习了这种模式，并且搭上了便车。无奈“人心不足蛇吞象”，李利娟不去“涉黑”，不去触动别的资本利益的话，原本可以很滋润地继续其“乡贤”的表演，根本不会翻船。

再说毛泽东为什么要批判《武训传》

　　影片《武训传》虚构和美化地主阶级，掩盖阶级矛盾的事实姑且不去讨论。毛泽东重视对《武训传》的批判，真正担心的是某些人借宣扬武训精神，妄图误导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不继续前进了!由于近代以来，英、美等国家以教会为工具，在中国举办文化教育事业，西方长期以来“孜孜不倦”的文化渗透，加上大多数高级知识分子具有留学背景，许多知识分子存在着严重的地主买办阶级思想、改良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

　　据夏衍回忆说：“(《武训传》)上映之后，场场满座，上海、北京和各地的陶行知学派的教育工作者又在报刊上对此片做了许多过高的评介，这就引起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注意。”影评文章大部分认同电影编导对武训“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的赞扬，人们纷纷表示要“学习武训无条件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然而，在《人民日报》社论中，毛泽东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但与此同时，毛泽东对《武训传》的批判是比较谨慎，对创作者的批评是强调“对事不对人”。

　　1951年6月，毛泽东在审阅修改杨耳《关于武训和〈武训传〉的几个问题》一文，针对一些人说的评论历史人物要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但不能用今天的观点去要求和衡量历史和古人，加写几段文字：“武训的中心事业是所谓行乞和办‘义’学。这件事，迷惑了很多天真的孩子般的不用脑筋的老好人”。“武训的‘义’学，其实是不义之学。钱是残酷地括来的。一是强要来的，武训是一个以吃五毒威胁善良人民逼其出钱的恶丐;二是放高利贷(利息三分);三是依仗官势募捐。这三种钱的来源都是不正当的。”我们说，“武训自己一个人想不对，是极小的事，没有什么影响。后人替他宣传就不同了，这是借武训来宣传自己的主张，而且要拍成电影，写成著作或论文，向中国人民大肆宣传，这就引起了根本问题了。”

　　关于武训兴办义学，毛泽东指出：在封建制度下，“只有地主阶级能够垄断文化，办学校。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阶级是不可能有受教育学文化的机会的。在封建地主阶级看来，使用简单工具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农民，也没有要使他们受教育学文化的必要。这是几千年封建制度的规律，是唯物史观所指示的法则。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阶级要在文化教育方面翻身，要自己办学校，学文化，受教育，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推翻地主阶级的政权，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权，并取消地主与农民间的封建的生产关系即地主的土地所有制，改变成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才有这种可能”。

　　面对“苛政猛于虎”、老百姓没有活路的社会，小善固然要做，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借用《曹刿论战》里的话，“小惠未徧，民弗从也。”意思就是小恩小惠未能遍及百姓，人民不会跟着你的。

　　建国前夕，毛泽东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直到1956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私有制才在新中国被消灭，一个工人农民当家作主的公有制社会才逐步建立起来。城市工人家庭享受免费医疗、免费住房、免费教育、免费养老自不必说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地区，在人民公社制度下，国家代替宗族承担了农村社会的互助和救助职能，并发展出了一套政治性分配系统。比如，五保户、孤儿、军烈属、残疾人等在人民公社制度下都得到了照顾。在毛泽东时代，广大的农村也发展出了一整套社会服务系统，例如村村都有赤脚医生和一所学校等。文盲率下降到20%，新生儿死亡率大幅下降，毛泽东时代人口寿命几乎翻了一翻……这样的卓越成就的取得，是任何公益慈善项目都根本无法想象的，这正是得益于一个崭新制度的诞生。

　　然而，80年代，市场大潮袭来，“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风气盛行，农村基层教育衰败，中小学数量锐减，本来靠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完美解决的农村教育问题，竟然要沦落到去乞求一个所谓的“希望工程”;人民公社解体后，基层政府的职能逐渐弱化，农村出现空巢化，留守儿童、五保户、孤儿……的现象才有重新出现了，也为爱心妈妈这样的怪胎的滋生提供了土壤。

　　姑且不说所谓的慈善能不能消灭这些贫穷问题，看到那些名人开着四驱大排量汽车，驰骋在自然保护区，为环境保护搞慈善募捐宣传，还不够讽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