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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水周:沈志华朝鲜战争“新史学” 是一株颠覆史实、解构民族精神的毒草

时间:2020-08-07 20:32:48  来源:昆仑策网  作者:彭水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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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年,随着国内外以新冠疫情为导火索的形势剧变,尤其是中美关系在美国强盗外交政策逻辑下的剧变,抗美援朝纪念对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来说,有着不同于以往的特殊意义。

抗美援朝战争,是积弱积贫、任由外夷宰割的旧中国与雄鸡唱晓、完全独立自主的新中国的分水岭,它一举雪洗中华民族百年耻辱,标志着中华民族的涅槃、崛起。它是新中国立国、奠基之战,这里所说的立国、奠基不单指政治制度意识形态,而且也包括和平建设发展的大环境、中华儿女昂扬斗志和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让以美帝国主义国家为首的世界资本主义列强看到了一个与他们理解意识中完全不一样的中国,——一个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傲立于世界东方、神圣不可侵犯的新中国。抗美援朝立国之战,不仅为新中国赢得了整个毛泽东时代安全的经济建设环境,而且泽及改革开放后40多年来宽松和平的经济建设环境。毫不夸张地说,抗美援朝战争成为了以美国为首的世界资本主义阵营永远挥之不去的恶梦,难以结痂的内心伤疤。它铸就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以和平与正义的名义,时刻高悬在资本主义列强的头上。
   

然而,同改开以来污泥浊水逆流搅翻起来的沉滓秽物一样,攻击毛泽东时代、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史虚无主义、历史戏说主义、历史颠倒主义泛滥思潮中,同样裹挟着对为了世界和平、保卫新中国和人民家园的抗美援朝战争的疯狂泼污,以以外国档案记录为依据“还原真相”,凭借虚虚实实的高超伎俩,偷天换日,混淆黑白,涂鸦历史本来面目,荼毒人民大众,尤其是涉世未深的青少年,消解爱国主义、消解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攻击丑化共产党领袖,诱导人们尤其是青少年膜拜西方“灯塔”。

在所谓“还原朝鲜战争真相”的汹涌逆流中,沈志华是急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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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志华是谁?在中国历史学术界,他可是有着传奇式人生经历,卓荦不凡、鼎鼎有名的重量级人物。百度记载,1950年出生的他,是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中心主任。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兼职研究员 ,中国史学会理事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名誉研究员,北京大学历史系兼职研究员(为研究生讲课),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兼职研究员(为研究生讲课),香港大学名誉研究员。

其非凡人生历程跌宕起伏,现摘录几条:1979-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历史专业(硕士)肄业;1982年5月-1984年5月,因“泄露国家重大机密罪”被判刑两年;1985年-1993年,在南方经商,成为一名富裕的书商;1992年,中断生意,开始研究国际史,且将研究领域定位在苏联史、冷战史和中苏关系,并致力于搜集解密档案;1993年返回北京,成立民间历史学研究机构,并在中国史学会下设立“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一方面资助史学专著出版和其他学术活动,一方面继续研究苏联史、中苏关系史。

沈志华弄潮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以颠覆抗美援朝正史起家,以“新史学”自诩,并公然声称:“颠覆了官方史学的叙事范本。”他占据高校学府讲坛、社会舆论高地,甚至应邀涉足中央政府的国家机关,一些大学教科书、严肃的学术著作多有引用他的观点和研究方法。中国外交学院教科书《当代中国外交十六讲》,将他的观点写进教科书中并作为重要的参考书目,流毒甚广,社会影响十分恶劣。

为颠覆抗美援朝的正义性、正确性,解构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表现出来的伟大中华民族精神,他孜孜不倦地著书立说,其主观、偏执的“一家之言”,煌煌数十部等身著作(先后出版自著、同他人合著合编著作达20余部 ,论文80余篇。有的著作多次再版,并被一些出版社鼎力推荐),翻译成多国语言文字风靡国外,为重新改写抗美援朝战争史、授国际敌对反华势力颠覆中国共产党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之把柄立下汗马功劳。他的外国友人称赞他及他的著作“具有世界性的影响”,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称他为中国当代最著名的历史学家,基辛格访问中国,他作为知名学者应邀同其促膝交流。他的具有鲜明立场的个性化观点,被基辛格写进其《论中国》一书,相关章节引用沈的观点多达8处。
   

沈志华站在颠覆历史本真的立场上,凭借外国档案加上自己主观臆想,站在有着鲜明一己主观思想的所谓“客观”立场上杜撰的所谓朝鲜战争“真相”,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诬蔑抗美援朝之源,是中国对美国的“误判”。其结论是,整个朝鲜战争从开始到结束都是斯大林和毛泽东的错。金日成、斯大林、毛泽东应对整个朝鲜战争负全部责任。阉割历史大进程时段和国内外大环境,全面否定抗美援朝的正义性、正确性及其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意义。

沈志华自称以“俄罗斯解密档案”为依据,彻底否定70年来人们对抗美援朝战争史的正确认知。胡吣什么“人们的记忆曾经是错误的”,之所以产生这种错误认知,是因为受了共产党宣传舆论蛊惑。


为此,沈志华在言词表达上偷换概念,把当时美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战争,称作中国“介入朝鲜战争”,并异想天开地主观推断是“中苏同盟的签订导致了朝鲜战争爆发”, 斯大林之所以同意金日成发动战争,“是为了苏联自己的利益,为了在远东建立战略基地,赢得出海口和不冻港。”“斯大林很可能是出于对中苏有关东北权益的协定不满 (其中的重要内容就是苏联将失去中长路和旅顺港),为了保证苏联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这是苏联在远东战略利益的支撑点,才同意朝鲜的进攻计划。”胡说“中国出兵其实也是战争起源的一部分”言下之意,中国是朝鲜战争的始作俑者,如此,就反正为负、倒打一耙,从根本上抽离了中国抗美援朝正义性。

2017年6月,《人民日报》发表署名“侠客岛”文章,文章中闪过的几句,与沈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果不是金日成要统一半岛,半岛怎么会爆发战争?中国卷入其中,付出了几十万人的生命,引发了中美长达20年的对抗……”个中深意,颇耐人寻味。

沈志华围绕其“抗美援朝”错误论,在外国档案“故纸堆”及目的明确的踏勘采访中继续他的“寻本溯源”“抽丝剥茧”。

“当时美军轰炸丹东是误炸。后来我访问丹东当时的市委书记高扬,问他到底美军是不是轰炸安东市(即丹东市)?他说是误炸,就两颗炸弹。”

但事实真的如沈志华所认定的吗?俗话说“独木不成林”“有比较才有鉴别”,沈志华为什么只采访个别,怎么不广泛深入民间,多去采访尚存人世的历史亲历者,对他们史实回忆加以比较、甄别?

其实,历史并未走远,事实早已昭然若揭,侵略者罪证凿凿于人们耳目和白纸黑字上。1950年8月27日,美机侵入中国东北境内的集安、临江、丹东地区轰炸扫射,造成中国居民死伤24人,并炸坏车辆房屋。周恩来以中国外交部长名义致电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提出严重抗议;同日,周恩来还致电联合国,要求制裁美国空军侵入中国领空的挑衅和残暴行为。8月29日,美机又两次入侵中国丹东市宽甸县上空进行侦察扫射,打死打伤中国居民11人。10月7日,美出动战机对中国丹东、集安等地进行轰炸、扫射,炸毁建筑、工厂及车辆,炸死炸伤中国平民,袭击正常行驶的商轮。从1950年10月起,美国还派飞机轰炸、袭扰中国青岛、烟台等地。美军飞机低飞扫射丹东等地的史实,有照片,有当时的各种报道和举国人民抗议,乃至后来在如山铁证面前,美国也不得不承认武力侵略中国实事,只是仍诡辩是飞行员误判。

1950年10月24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上说中国为什么出兵抗美援朝时,有这样一段话:“从8月27日到昨天这两个月时间,美帝国主义的飞机已侵入我国12次。最近不仅在鸭绿江,而且已飞到宽甸来示威、侦查、扫射和轰炸……”

12次,难道每次都是误入、误投、误炸?作为朝、中分界线的鸭绿江,标志性很明显,难道以飞行员的视力,进入低空扫射还看不清一条宽广明亮的大江?其幼稚的谎言不攻自破。

其实,只要着眼历史进程宏阔大背景,就不难找准朝鲜战争发动的根本原因,朝鲜战争的导火索,是当时以国际资本集团掌控的资本主义阵营和蓬勃兴起、日益壮大的社会主义阵营激烈博弈的必然结果,是源于最根本的政治因素。新诞生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对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号召力、影响力无疑是巨大的,而这正是美国发动“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朝鲜战争的根本原因,欲通过朝鲜战争扶植南韩李承晚傀儡政府,在中国“雄鸡”之首楔入一棵钢钉,既而部署军事基地,乘新中国立足未稳之机,帮助蒋介石反攻大陆,以中国大陆潜伏的蒋匪势力为内应,将社会主义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

二是胡说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决策者的决策彻底错误。沈志华称,据自己掏苏联“档案”考证, 朝鲜战争第三次战役快结束时,联合国关于停战谈判的呼声更加强烈,而且提出的条件也更加有利于中国。如果中国(得到苏联同意后)接受1951年1月13日联合国提案,进行停战谈判,不仅能够稳住在朝鲜战场的有利局面,也将对日本问题的处理产生极大影响。然而,在台前的中国和在幕后的苏联都没有抓住这次稍纵即逝的良机。当1月17日中国拒绝联合国提案后不久,美军即发起全面反攻,已是强弩之末的中国军队不得不败退三八线以北。这次决策失误,使中国付出了本来可以避免的沉重代价,彻底失去了在朝鲜战场及国际舞台上的有利地位,而在政治、外交、军事等各方面陷于被动局面。

沈志华接着列举中国因此造成的惨重损失:因战争延长两年多,造成了中国“兵员损失”巨大。“这里仅以中美双方的兵员损失作对比。志愿军在整个战争中阵亡11.4万人,因伤病致死3.46万人,负伤25.2万人,失踪2.56万人(其中被俘2.1万人),总计损失兵员达42. 62万人。而在这些损失的兵员中,属于前三次战役,即在拒绝联合国停火议案前战斗中伤亡和失踪的人员共4.72万人(未计冻伤人员)。与此对比的是,美军在整个战争中阵亡3.36万人,负伤10.33万人,被俘或失踪0.51万人,总计兵员损失共14.2万人。如此计算下来,在整个战争中,中美双方的军队损失比例大约为3:1”“从战争结局看,中美之间基本上打成平手,但中国所付出的生命代价却比美国要大得多。更重要的是,必须注意到中国的兵员损失绝大多数都出现在改变战略目标之后。由于1951年1月未能及时进行停战谈判,中方的兵员损失多了37.9万人,即增长了7倍。”

沈志华的据档案考证与推断,无疑是脱离了当时复杂激荡的新中国国内局势和国际政治环境,属单一线性平面思维,其割裂社会背景、且立场鲜明的逻辑与臆想推论无疑也是苍白的。毛泽东与斯大林在长期对敌斗争中淬砺的广阔政治视野和斗争艺术,不是沈志华之辈所能窥测的。

抗美援朝前三次战役,正是中朝军队反击以美帝为首的“十七国联军”辉煌鼎盛时期,占领汉城,联合国军溃退至北纬三十七度线以南地区。中朝军队士气高涨,联合国军斗志沮丧。当时,中、美双方都希望结束战争,尤其是刚建立的满目战争创伤、百废待举的新中国。联合国呼吁停战和谈可谓顺势而为,深得人心。

但这只是其光鲜表面,表象之下实则暗流汹涌:

其一,刚成立的新中国是建立在饱经战火的废墟上,蒋介石败走台湾时,将国家库帑悉数卷走,留给共产党的是既大且穷、盗匪横行、百废待兴的烂摊子,抗美援朝是被逼之举,实属无奈。而与之相对应的美国,在一战、二战中无往不胜,且在每一次战后分赃中,均以“老大”自居而大发横财,其国泰民安以及雄厚的军事力量,新中国只能望其项背。

抗美援朝战争抵达第三次战役时,由于我方战线纵深扩展及战争消耗,武器弹药、生活物资补给匮乏,补给线的持续延伸及联合国军强大空中军事力量的不断密集轰炸、破坏,造成补给日益困难,我英勇志愿军站上战绩辉煌之巅同时,面临着战争持续的极大困难,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其先进、雄厚的军事、物资供给保障能力与我方态势恰好相反。

此外,还有一个关键要素,第三次战役结束,美方已接受了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严重军事误判及严重战略失误几造成全军覆没的沉痛教训,重新部署接下来的朝鲜战争。

其二,在上述当时复杂局势、背景下,导致停战谈判搁浅的关键点在于,联合国提案是“先停战后谈判”,而中方的意见是“先谈判后停战”。这里,“停战”和“谈判”两词貌似“差不多”的先后顺序排列,却蕴藏着极大玄机。其实说穿了,就是中、美双方智慧韬略的对决,毛泽东对受美国操纵的联合国于停战谈判提案中提出的“先停战后谈判”的可“量化宽松”的奥秘洞若观火,只要战火停息,联合国军就可乘“谈判”之机,以其世界上最先进的机械化军事运作设施,迅速将其业已溃败的战线重新建立并加固,战线兵员、海陆空军事装备,武器、辎重,后勤补给随之快速补充到位,在中、美双方国力迥然天壤的现实情况下,这显然不利于中方,谁敢断定这“停火谈判”不是美国为中国设下的“冠冕堂皇”的圈套,况且,即使真的进入停战谈判,谁又能保证美国不在诸多关键性细节问题上故意为中朝设置障碍,借故发难而拖延时间,最后重归“用飞机大炮辩论”?毛泽东的“先谈判后停战”恰恰是基于数十年革命战争经验及对惯耍伎俩的美国侵略者深刻认识所作出的正确决断。而后来的实事也证明了毛泽东决策的正确性,所谓“先停战后谈判”只是美方引诱中国的一只“画饼”。就在1951年1月17日中国拒绝联合国提案之前,中国同联合国交流、磋商对停战谈判的立场、条件时,美军却于1月15日对志愿军发起试探性进攻,到25日,正式开始大规模反攻。——美方用实际行动戳穿了由其操纵的联合国提出的所谓“先停战后谈判”是缓兵之计的伎俩,而不是沈志华胡诌的什么是中国的重大“机会”。 

至于沈志华的朝鲜战争中、美伤亡论,同样充满着“以偏概全”“见木不见林”的立场鲜明的诡辩,“志愿军在整个战争中阵亡11.4万人,因伤病致死3.46万人,负伤25.2万人,失踪2.56万人(其中被俘2.1万人),总计损失兵员达42. 62万人。而在这些损失的兵员中,属于前三次战役,即在拒绝联合国停火议案前战斗中伤亡和失踪的人员共4.72万人(未计冻伤人员)。与此对比的是,美军在整个战争中阵亡3.36万人,负伤10.33万人,被俘或失踪0.51万人,总计兵员损失共14.2万人。如此计算下来,在整个战争中,中美双方的军队损失比例大约为3:1”“从战争结局看,中美之间基本上打成平手,但中国所付出的生命代价却比美国要大得多。更重要的是,必须注意到中国的兵员损失绝大多数都出现在改变战略目标之后的两年多。由于1951年未能及时进行停战谈判,中方的兵员损失多了37.9万人,即增长了7倍。”

沈的数据的列举似无可辩驳,但他却故意选择性地遗忘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对抗的是以美国为首的十七国(含南朝鲜)军队,敌方伤亡应将除美军之外的其它十六国军队计算在内,难道这样的基本统计法沈志华不明白吗?其在统计双方伤亡上选择性失明,实证其统计比较之论属“诛心之论”。而按照科学正确的统计方法统计,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志愿军与十七国军队彼此伤亡数据结果,不是沈志华所说的“3:1”,而是1:1.9 。在战争胜负问题上,也决非其所说的“中美之间基本上打成平手。”姑且不论战争双方国力、财力的巨大差别和战争伤亡比,仅凭志愿军将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一路驱逐至三八线,一度越过三八线,最终将战争分界线牢牢锁定在三八线上,一举砸碎了美帝国主义欲帮助李承晚绞杀朝共革命力量,在朝鲜建立大一统资本主义傀儡政权,打造钳制、颠覆社会主义中国“桥头堡”的如意算盘,就证明了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实质意义的巨大胜利。

不单如此,沈志华还一头钻进外国“档案”的“故纸堆”,举着“显微镜”,以立场鲜明的狭隘视角、偏激思维,执意找寻颠覆历史的所谓“新史学”的蛛丝马迹。

如,关于抗美援朝战争之初“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正式发动帮助李承晚统一朝鲜战争的时间问题,沈志华说“‘决议’(指美国操纵的“联合国”1950年10月7日通过的让“联合国军” 越过三八线,统一朝鲜的决议)通过的第二天,美国部队越过了三八线。”给人直觉是“守规矩”的“联合国军”是在联合国“决议”通过后才越过三八线的。但事实却是,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不是在联合国“决议”通过之后的“第二天”过的三八线,而是在同一天。因朝鲜和华盛顿存在时差,联合国军已越过三八线,联合国才开会讨论“决议”并投票。尤其应注意的是,联军统帅麦克阿瑟接到华盛顿过三八线的指令是在更早的9月29日,受“联合国军”指挥的南朝鲜军是10月1日越过三八线。同日,踌躇满志的麦克阿瑟发表广播讲话,“命令”朝鲜部队放弃抵抗。这同7月7日联合国作出的干预朝鲜内战决议一样,都是美军统率联军先行侵入朝鲜,而后由联合国作个“补充决定”。

事实一再证明所谓联合国,不过是美国于幕后操纵下的一个自家“玩偶”而已,也戳穿了沈志华“档案考证”加主观“臆想”的所谓“新史学”这只纸糊的灯笼。

再如,在沈志华认为的中方于1951年1月出现“拒绝”联合国“努力促成”的“停战谈判”战略性“决策错误”后,于战争胶着中重启谈判,“自1951年12月11日第四项议程谈判开始后,中美双方的交锋逐渐展现出一幅尖锐对立、不可调和的画面,谈判多次陷入僵局,直至无限期休会。究其原因,既有意识形态的冲突,也有文化背景的差异,既有出于心理战的考虑,也有影响国际舆论的意图。还有一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即中、苏有意在朝鲜停战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以扭转在远东由于对日媾和完成而出现的被动局面。”“所以我认为,第一次时是中国犯了一个战略性决策错误,导致战争的继续延续。等到第四、第五次战役,美国已经打回了‘三八线’,形成了拉锯战,中国才决定停战,但是现在停战,什么条件都没有了。而且中国都不好意思提出停战,只能求苏联帮忙。斯大林出面找美国要求停战谈判,于是开始开城谈判。这一次是美国不想停战,因为这时他们正占优势。”“1951年10月25日,停战谈判在板门店重新开启。并且很快就军事分界线达成协议,以致毛泽东和金日成乐观地给谈判代表团发出指示,‘努力争取在年内达成停战协议’。但此后不久,中方的立场便发生了明显变化,12月28日,毛泽东致电坐镇板门店的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不要怕拖,要准备再拖一个较长的时期才能解决问题。只要我们不怕拖,不性急,敌人就无所施其技了。1952年2月24日,周恩来致电李克农,‘在目前的谈判中,我方在限制机场的修建、自愿遣返和苏联参加中立国监察机构三问题上,绝对不能让步。如果对方仍坚持其不转弯的立场,我们宁可让它僵持下去’。”

这里摘录沈志华著述的数段中,真伪相参,有虚有实,最能迷惑人。其中所提到的艰难的谈判往往陷入僵局的当时大背景“究其原因,既有意识形态的冲突,也有文化背景的差异,既有出于心理战的考虑,也有影响国际舆论的意图”无疑是对的,但随后说“中苏有意在朝鲜停战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主要指中方)”却是主观选择性的武断,其言下之意,中苏对谈判缺乏诚意,而这显然与其接下来主观臆断中国首次于1951年1月犯了拒绝停战谈判战略性决策错误后,战争延续至第四、第五次战役,“美国已经打回了‘三八线’,形成了拉锯战,中国才决定停战,但是现在停战,什么条件都没有了。而且中国都不好意思提出停战,只能求苏联帮忙。斯大林出面找美国要求停战谈判,于是开始开城谈判。这一次是美国不想停战,因为这时他们正占优势 ”相矛盾。

沈志华在这些浅表化的平铺直叙中,也是主观立场先行,纰缪多多。什么“美国打回了‘三八线’,中国才决定停战,但现在什么条件都没有了,而且只能求苏联帮忙。”什么“斯大林出面找美国要求停战谈判。”而这一次“美国却不想停战,因为他们正占优势。”把中国描绘成一个十足的畏首缩尾、患得患失、仰人鼻息,狂妄而又猥琐的瘪三,一个十足的投机主义份子。

而事实情形远非沈志华所说的如此肤浅和庸俗。

在1951年底中美就朝鲜战争重启谈判,边打边谈的艰难的二年多时间里,中方始终坚持最初的谈判原则,着眼大局,有理有节、大义凛然地坚决维护朝中利益。而每一轮谈判都因美方依照其蛮横的强盗思维出尔反尔而功败垂成。

抗美援朝战争进行到后期,在历经劫难、百废待举的新中国,是切望战争早日停息,因为新中国亟需修复百年来战争创伤,重整旧河山,建设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中国被迫卷入由美国挑起的抗美援朝战争,其实打的是人民战争,打的是民族精神。在国力雄厚,财大气粗,且一直充当世界军事霸主的美国,由于纠集了众多“打手”,在重新调整战略决策和军事部署,建立起完整、健全的后勤物资保障供给线后,气焰嚣张,志在必得。他们依据战争双方现实条件对比,一厢情愿地乐观认定中方一定耗不下去,自己将稳操胜券,所以在每轮谈判中摆出居高临下的倨傲姿态,动辄节外生枝,临时强加进谈判议案之外的无理条款,致使谈判失败。绝非沈志华简单武断,是“中苏有意在朝鲜停战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

朝鲜战争历经前三次战役后,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逐渐在战场上扎住阵脚、恢复元气,所有用得上的当时最先进的武器装备都集结战场,这正是美方企图单方操纵停战谈判底气,正是美国在谈判桌上敢于向中方狂妄叫嚣“用飞机大炮辩论”的底气,是他们建立于一贯的资本主义强盗、奸商逻辑之上的敢于公然践踏公平正义和国际公约的底气。1951年10月25日,停战谈判在板门店重新开启,中朝和美方就军事分界线达成协议,以致于毛泽东兴奋地给谈判代表团发出指示,“努力争取在年内达成停战协议”。但在继续讨论第二项议程时,美方却无理拒绝了我方提出的以现在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的建议,要求我方退出开城及其周围一千五百平方公里的地区,企图夺取这一地区,致使刚绽出的一缕希望曙光重又被乌云遮盖。在这点上,沈志华隐去了谈判失败的“因”,而只说“果”——“中方的立场便发生了明显变化。”其断言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又如在后续谈判议案中关于在停战后的监督一项,美方基于自身拥有完备的相对中朝占绝对优势的强大空中战斗力量,坚持其停战后在朝鲜境内不能新建机场的无理要求,干涉朝鲜在自己境内建设机场内政。同时,横生枝节,违背国际惯例,单方抛出违背日内瓦公约的关于战俘交换自由遣返方案,并盛气凌人、毫无商量余地地说,他们的“方案”是不可更改的最终方案,完全不顾“谈判”一词所蕴涵的双方公平对等的基本道义内涵。

就这样,谈判在美国一次又一次缺乏诚信、耐心的蛮横无理的搅缠下泡汤, 美国恃其强大的军事力量,一次比一次猛烈的用“飞机大炮”同中朝军队“辩论”,它像一头被欲望烧红了眼的战争狂魔,对志愿军发动地毯式轰炸的“空中绞杀战”、灭绝人性的生化“细菌战”……,恨不得一招置志愿军于死地,逼迫朝中同其订立城下之盟。但孰知毛泽东早已洞悉其阴谋,做好了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打持久战的准备。中国人民同仇敌忾,万众一心,勒紧裤带支援前线。志愿军在着眼长远的战略部署中,建立部队入朝作战轮换制,保证军队的休养生息和旺盛斗志。中国人民志愿军滚滚铁流越过鸭绿江,投入朝鲜战场,在抗美援朝战争后期同联合国军“拉锯战”中,将战线牢牢固定在自己战略预定的三八线上,最终以美军“滑铁卢”之战——在世界战争史上写下志愿军辉煌一页,令美军难以置信的惨烈悲壮的上甘岭战役为战争与和平的分水岭,美方的嚣张气焰在不可撼动的英勇的志愿军面前黯然熄灭,灰头土脸地结束了两年多的“飞机大炮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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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沈志华所谓1951年10月25日,停战谈判重启后,是中方屡次无理取闹,从中作梗,是“中苏有意在朝鲜停战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主要指中方)”的论断,纯粹是对并未走远的历史“闭目塞听”,仅依据历史的断章碎片、一鳞半爪,片面、苍白、主观地断定历史“真相”,阉割与战争紧密联系的当时国内、国际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外交的、不同制度和文化意识形态等等犬牙交错的复杂形势,摈弃对毛泽东、斯大林、杜鲁门等对垒双方领袖人物各自经历、气质、性格的研究,以厘清历史自负,却罔顾历史事实,以偏执的立场,偏颇、单一、粗浅的研究,“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地泡制出泼污真实历史的“一言堂”。

关于抗美援朝历史背景问题,还有一个为美国狼子野心“立此存照”的值得一提的事件:1950年6月25日,美国在纠集联合国军侵入朝鲜的同时,派遣其海军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并于27日发表声明,提出台湾“未来地位的确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签订或经由联合国的考虑”。悍然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干涉中国内政。

至于沈志华所谓朝鲜战争延续到“下半场”,中国“见势不妙”,想要“停战”,但又抹不开面子,婉求苏联帮忙斡旋,由斯大林出面找不想停战的美国要求停战谈判,纯粹是无稽之谈。且不说依毛泽东的坦荡旷达胸怀、辽阔高远视野、顽强坚毅性格,就不可能如此首鼠两端,关键的是沈志华在这里篡改了历史事实。与沈的观点正好相反的事实,是美国首先想要停战。因为美国发动的非正义的朝鲜战争遭到世界正义力量联盟的持续强烈谴责,尤其是美军在朝鲜战争中前三次战役惨败,极大刺激了美国朝野,遭到来自美国国内自上至下,尤其是美国人民的一致反对,且随着战争的继续,反战呼声日益高涨,兼之美国与盟国间因意见分歧导致矛盾裂隙;而战场上,中朝军队愈战愈勇,这使美国时任总统杜鲁门认识到,在军事上美国难以占到任何便宜,从而重新萌生谈判停战念头,并先后两次找到苏联,请求帮助促成中美和谈。苏联对此不置可否。美方见状,派与时任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有交情的美国国务院顾问凯南直接去找马立克,告诉他说,“美国准备与联合国或在任何一个委员会或以其他任何方式与中国共产党会面,讨论结束朝鲜战争问题。”马立克追问“是恢复朝鲜战争前的状态吗?”凯南答道,“是的,各自回到战前的位置。”

以上实事陈述,实证沈志华所说“当1951年1月17日中国拒绝联合国提案后不久,美军即发起全面反攻,已是强弩之末的中国军队不得不败退三八线以北”纯属不顾史实的一派胡言,什么“强弩之末”,既然志愿军已成“强弩之末”,那哪来的此后两年多“拉锯战”,美国气势汹汹的“用飞机大炮辩论”,由朝中战略厘定的“三八线”依然固若金汤,而不是美国最初帮助南韩李承晚统一朝鲜、建立其傀儡附庸政权的美梦得逞?为什么还有美军滑铁卢之战——大涨志愿军威风和中华民族不可战胜精神的上甘岭战役?

关于此间历史细节,沈志华还研究得出与早已公之于世的史实相悖的所谓“新史实”,“(联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被撤职,接替是谁?李奇微。李奇微到部队一视察,发现美国其实军事上没有损失,全是机械化部队,跑起来很快,又有后勤部队保证供给。到第二次战役结束时,真正需要喘息的不是美国,而是中国。”对历史研究的粗枝大叶、囫囵吞枣,加上掺杂一己主观情感,沈志华竟得出如此浮光掠影、贻笑大方的“史实”。

好在历史并未走远,国内外关于朝鲜战争,由亲历者自述,历史学家据史料编撰的文章、书籍汗牛充栋,尤其是还有很多战争亲历者尚健在人间,成为朝鲜战争的活证据。

真实史实是,李奇微并非接替麦克阿瑟任联合国军总司令之后才到部队“视察”的,而是在第二次战役后期,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被溃退的部队车辆撞死,他便去了第八集团军接任司令。当时,“联合国军”正处于被志愿军打得溃不成军大溃逃艰难时期。”李奇微在其回忆录中说,“将无斗志,兵想回家。我在沿途停下来与一些遇到的士兵交谈,听到了他们的抱怨。他们的表现也让我深信,这是一支迷失了方向的军队,对自己、对领导都失去了信心,他们不清楚自己在那儿干什么,总是盼着早日能听到归国航船的汽笛声。我视察过的每一个指挥所都给我同样的感觉,就是丧失了信心和斗志,中士以上的指挥员都好像反应很迟钝,不愿回答我的问题。即使要从他嘴里掏出一些牢骚都很费劲,他们闷闷不乐地提供着情况,完全不具备情绪高昂的士兵身上的那种机敏、淡定的状态,这次战役的结果仍然是无可挽救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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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李奇微是这样记述当时美军“军事上没有损失”的:“ 元旦上午,我驱车由北面出了汉城,结果见到了一幅令人沮丧的景象。(南)朝鲜士兵乘着一辆辆卡车,正川流不息地向南涌去,他们没有秩序,没有武器,没有领导,完全是在全面溃退。有些士兵是依靠步行或者乘着各种征用的车辆逃到这里来的。他们只有一个念头——逃得离中国军队愈远愈好。”“美第19步兵团的一个营在其友邻南朝鲜部队崩溃之后,也被卷入无秩序的退却。那天上午,我在师的伤员后送站找到一些伤员谈了话,发觉他们情绪十分低落,没有美国士兵在伤势不太严重时表现的那种重返部队的迫切心情。”“我们清楚地意识到,敌军正面进攻和大范围侧翼迂回相结合,而我军右翼洞开,——这一侧的韩国军队早已仓皇逃走,全军处境很快就会岌岌可危。找不到充分依据让我对部队坚守阵地的能力有信心,即使给他们下命令也未必行。因此,我1月3日要求驻韩大使通知李承晚,我们要再次撤离汉城,马上开始从前沿阵地撤退。”

沈志华所有意渲染的李奇微和美军未损的战斗元气以及与之相反的志愿军诸战斗要素的“强弩之末”,其认知和理论同样局限于褊狭的局部,而不是将研究的视野扩展至整个战争全局,“抓一点而不顾其余”“钻头不顾腚”。

事实上,李奇微接任联合国军总司令是受命于危难之际,而经历此前由麦克阿瑟任联军总司令时三次战役惨败的惨痛教训,美军于沉痛中反思失败原因,分析志愿军作战特点,根据志愿军各种现实作战条件,找寻志愿军弱点,重新调整战略战术,充分利用相对压倒性空中军事力量和地面最先进的机械化武器装备,扬长避短,实施战略反攻。在中美双方军事装备、各种给养“叫化子与龙王爷比宝”条件下,在惨烈的“拉锯战”中,美方空中轰炸、地面铁甲冲突,曾一度给志愿军造成较大伤亡。但共产党人民军队最擅于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很快志愿军雄风崛起,充分发挥集体才智,避实就虚,对敌战术神出鬼没,且愈战愈勇,砥平里、上甘岭等战役中志愿军所表现出来的坚不可摧的钢铁意志和誓死压倒一切敌人的不怕牺牲精神,令美军心惊胆寒。——而这正是抗美援朝战争不只囿限于鼠目一隅的全局灵魂之所在,这种精神贯穿于整个战争,得出的事实结果只有唯一,那就是志愿军必胜,新中国必胜,正义与和平必胜。

三是否定抗美援朝战争结果的重大意义。除了上文已驳斥、校正的“中美之间基本上打成平手,但中国所付出的生命代价却比美国要大得多”谬论外,沈志华还进一步深入总结说“介入朝鲜战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参与处理国际事务、解决周边重大危机的第一次尝试。60年过去了,朝鲜半岛的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成为中国周边最棘手的问题。”“造成了自身在国际政治中的孤立地位。”且对台湾的不能收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从国际政治格局的更为广阔的视野观察,人们发现,战争结束以后,世界并没有得到和平和安宁。朝鲜战争大大加剧了以美苏对抗和两大阵营对峙为特征的冷战状态。中国介入朝鲜战争被看作是‘国际战争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而冲突延长两年多的结果是助长了在战争爆发后出现的一些令人担忧的趋势,如军备竞赛和北约扩充及其军事化,同时也无限期地消除了任何残存的一点恢复中美友好关系的希望。战争使美国对外政策更深地陷入了僵硬的冷战立场,其结果迫使美国不断加强军备,扩大其在经济和军事上所承担的义务,并由于实施对华遏制方针而迈出了通向越南战争的第一步。与此同时,中国成为人们眼中的世界强国的副作用在于被认定是‘苏联军事力量的延伸’。中国的参战,特别是顽固地拒绝联合国议案,被西方认为是社会主义阵营统一指挥的杰作,是莫斯科的命令使然,其结果之一是在西方国家看来,中苏确实已成为‘铁板一块’。中国终于被牢牢地捆绑在本来是以美苏对抗为核心的冷战战车上,甚至由于毛泽东那被战争激发出来的革命冲动而比苏联更深地陷入了与美国敌对的漩涡。”

在沈志华看来,中国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正义战争自始至终全都错了,不仅对内影响了解放台湾,实现国家统一,对外对朝鲜半岛的长期分裂犯下了罪,而且还要为此后美、苏冷战及在他们带动下的世界军备竞赛、北约东扩,美国发动越战,乃至中国迟迟不能加入联合国,中美长期不能建交负全部责任。他就是绝口不谈当时美国侵略朝鲜,是世界蓬勃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结出两枚巨大硕果的苏、中社会主义国家,更加推动世界反帝、反封建、反殖民、反资的社会主义运动汹涌澎湃,对以美国为首的世界资本主义阵营形成严重威胁,美国借朝鲜内战之机侵入朝鲜、扶持傀儡政权、继而在中国头部插上尖刀,钳制、打压新中国,进而帮助蒋介石反攻大陆,推翻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真实意图和当时国际政治大背景。

思想决定立场,立场决定观点。只要我们将思想置于实事求是的唯物立场上,就不难得出与沈志华相反的判断和结果:造成如其所说的一切恶果之源,都是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帮凶,是他们“见缝下蛆”地入侵朝鲜,剑指中国,利用这一契机,打乱中国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统一的战略部署,武装野蛮干涉他国内政,在其宏观政治视野里,企图扑灭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燎原之火,阻遏社会主义革命蔓延。由对以私人资本财阀掌控政权的资本主义制度和以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制度两大水火不容的政治意识形态清晰认知出发,不难推断,世界何以难以和平、安宁的原因,——不可调和的“不是东西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不是朝鲜战争加剧了以美、苏对抗,强化了资、社两大阵营对峙冷战状态,而是历史的必然走向,朝鲜战争不过是主题先行的众因中的一因而已。至于冷战期间,在美、苏大搞军备竞赛,美国扩充北约,中美建交等问题上,莫不基于资、社两大阵营迥异意识形态这一根本性因素。资本主义的嗜血扩张本质,迫使其罔顾道义,永不停歇其向外侵略、扩张的步伐,以消解自身扭曲变态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作用下不断膨胀的政治矛盾和经济危机。它不断的扩充军备,铸造战刀,以各种骗子诳语、强盗托词,侵略他国,掠夺他国资源财富,在“自由民主”的伪善幌子下,兜售自己“吃人不吐骨头”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文化,以“宗主国”的霸王条款订立不平等经贸条约,拓展自己产品倾销、资本吸血市场。接踵朝鲜战争的越战,便是美国在其资本主义霸权意识及资本主义制度性质规定下,发动的又一场同样注定失败的战争,因为和朝鲜一样,越南同样毗邻中国。如果没有中国的抗美援朝、抗美援越,美国同样会利用一切可资利用的条件、时机,想出只要他们能够想到的一切手段,在国际舞台上、在政治、经济上打压、孤立、封锁、钳制中国。

沈志华所谓通过朝鲜战争,“中国终于被牢牢地捆绑在本来是以美苏对抗为核心的冷战战车上,甚至由于毛泽东那被战争激发出来的革命冲动而比苏联更深地陷入了与美国敌对的漩涡。”这一论断不过是在表述上依其“新史学”的“颠覆”的主观立场“正话歪说”了。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通过抗美援朝战争,以中苏为中坚的世界社会主义阵营更加壮大、巩固,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大无畏革命英雄主义,以及维护世界和平、正义的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和援助社会主义国家兄弟情谊,狠狠打击了美帝国主义嚣张气焰。抗美援朝战争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世界正在为谋求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各国人民推翻反动统治阶级、反抗一切外侮,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斗志。

四是主观剥离历史内核,一意孤行、信马游缰地推出诛心之论

 “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为了在冷战的世界格局中求得生存和发展,中国与苏联终于结成了全面同盟关系。在国际形势的压力下,斯大林被迫同意与新中国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其结果将导致苏联失去它通过雅尔塔体系和1945年中苏条约而获得的远东权益,这主要是指由长春铁路和旅顺口、大连港保证的苏联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沈志华通过想象臆测,“斯大林认为,可以替代中国东北而保持苏联在亚洲的政治、经济权益的地区是朝鲜半岛——在那里重建出海口和不冻港,这是他同意金日成以军事手段统一朝鲜这一计划的最主要的原因和出发点。”接着,他笔锋一转,发诛心之论“当然,以此报复毛泽东,阻止中共发动解放台湾的战役,很可能也在斯大林的考虑之中。”

 “毛泽东出兵,应该说直接原因就是为了巩固中苏同盟,当然实际上也是考虑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因为他刚刚掌握这个政权,社会动乱、经济萧条,中共地位尚不稳固。在这种时候,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这个政权很难维持下去。所以毛泽东决定出兵朝鲜,主要是为了巩固中苏同盟,而巩固中苏同盟是为了新中国的稳定。” 

沈志华所说上世纪50年代初,社会主义新中国与社会主义苏联结盟,以抵抗西方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激发世界人民革命斗志,壮大世界社会主义力量,无疑是对的。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是大势所趋,是共同的信仰使中、苏两个位于欧亚版图的比邻的社会主义大国巨人的手握在了一起,绝非沈志华说的是迫于国际形势的压力,“斯大林被迫同意与新中国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般卑猥。至于沈志华所说苏联同中国结盟,签订条约,失去其通过雅尔塔体系和1945年中苏条约而获得的由长春铁路和旅顺口、大连港保证的苏联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等远东权益,这也是事实,但也决非他语气里替代苏联所暗示的无奈而心怀怨恨的情绪倾向。所谓“雅尔塔体系”和1945年中苏条约订立的大背景,是中国在建立全国抗日统一战线,配合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在国际上取得反法西斯的同盟国对反人类法西斯轴心国的胜利,在国内取得抗日战争胜利。当世界欢庆和平时,反动腐朽的国民党政府却撕毁国共和谈协议,依仗美国挑衅发动内战,使得国、共再起战火。“雅尔塔体系”和1945年中苏条约是当时主宰中国的国民党政府贪一己之私,在国家民族利益上对外妥协、媾和的产物,与于1949年建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人民政府毫不相关。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国、共前后执政所秉持的执政理念和推行的政治制度,——即所走的道路,是绝然不同的两条道路。而这正是社会主义苏联捐弃前嫌,与同属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友好同盟条约的根本原因。 沈志华通过想象臆测“斯大林认为,可以替代中国东北而保持苏联在亚洲的政治、经济权益的地区是朝鲜半岛——在那里重建出海口和不冻港,这是他同意金日成以军事手段统一朝鲜这一计划的最主要的原因和出发点。”的无稽之谈,只能说是他沈志华自己在想象中推演的斯大林同意金日成以军事手段统一朝鲜这一计划的原因和出发点,而不是其他什么人的。 

当然,他天马行空地想象斯大林是欲通过中国抗美援朝“报复毛泽东,阻止中共发动解放台湾战役。”更非“离题万里”“痴人说梦”解释得通的,在他的“新史学”浩繁著述“档案”里,到处充斥着的偏激的 “臆测”“想像”“梦呓”,将历史巨人毛泽东、斯大林描述成胸襟狭窄、心理阴暗、没有崇高信仰和大局观,凡事计算蝇头小利的市侩小人。
   

改开以来,社会上出现一股强大的企图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共产党党史和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逆流,且逆袭至今。这股势力手眼通天,以专家学者、学术权威自居,与西方黑华反共势力遥相呼应,数十年如一日地通过各种场合演讲和颠倒黑白的篡改历史,凭借想象杜撰“还原历史”“历史揭秘”等耸人听闻著述,在社会上散布裹挟私愤、有悖史实的谣言谬论,熏染、毒害人民群众,尤其是涉世未深、在芜杂的网络舆论环境中成长的青少年。其根本目的,是要否定建国以来的党史、国史、军史,抹黑历史民族英雄,在国际上矮化、泼污中国形象,炮制中华民族劣根论打击国人民族自信心。他们惯于抓住个别特殊事件或人物,显微镜式拚命放大黑暗,渲染丑恶,搧风点火,挑拨离间,解构民族精神和主流文化。

沈志华们颠覆共和国历史现象,不能不说是改开数十年来中国“盛世之怪现状”。警钟已经在我们的耳边敲了数十年。这里必须提到,这股颠覆历史的逆流与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紧密相关,沈志华“新史学”何以风靡国内外?在基辛格们,受青睐的政治意图不言自明。在国内大受追捧的重要原因,除了其迎合了反华“第五纵队”隐藏心底的政治诉求外,正是其偏离历史正轨、偏离民族大义的对真实历史的颠倒、杜撰和想象式“戏说”,顺应了市场经济需求,满足了社会上一些人的扭曲的“猎奇”心理,而由幕后“操盘手”策划,在社会上掀起沈志华们“新史学”热潮,散布他们的学说、观点,让对历史原貌不太了解的人们对他们顶礼膜拜,于现实中便形成了由著作出版、发行等节点组成的经济利益市场链条。

但现实中,有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对批评沈志华“新史学”的正本清源的商榷性著作,许多出版社借口须报请中央审核等理由,拒不出版。——这种诡异现象,就不再是单凭单纯的市场经济效益所能够解释的。
   

最后,让我们来回顾一个人和与他与中华民族相关联的言行事迹,他就是当年东北抗联总司令兼政委,著名的民族英雄杨靖宇。

杨靖宇早年抛弃优裕的家庭生活,投身革命事业,在抗日战争最艰难时期,他在环境最恶劣、处境最危险的东北战场,率领东北抗联在冰天雪地的森林里抗击日本侵略者,为了可爱的祖国、受难的同胞,明知陷入绝境不可为而为之,明知决无生还之理而视死如归。在曾经最亲密的战友程斌、张秀峰、张奚若等“识时务”的“弃暗投明”,投降日寇当了汉奸时,他依然以中华民族不屈的傲骨孑然挺立在打击侵略者的战场上。叛变投敌的“亲密战友”向日寇告密他,主动为日寇带路追捕他,并在最后扳动瞄准他的机关枪打死了他。

还有向汉奸告密杨靖宇行踪直接导致杨靖宇殉难的那个“识时务”的农民赵廷喜。杨靖宇在牺牲前和赵廷喜有过简短的对话,赵廷喜劝他:“我看你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是日本人的天下,他们对投降的人不杀头的。”杨靖宇只是平静地回答:“老乡,我们中国人如果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

今天,我们竭力想要知道的是,当自己最信任最亲密的“战友”和自己用生命守卫的“人民”都背叛了他,且都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时候,杨靖宇想到了什么,尤其是杨靖宇贴身警卫,抗联第一军军部警卫排长,叛徒张秀峰,幼时父母双亡,是杨靖宇一手将他抚养成人的。

我们从杨靖宇壮烈殉国时所表现出来的民族气节、松柏品格来推断,他想到的绝对不会是慨叹人心不古的怨恨、对忘恩负义者的私愤,以牙还牙的报复,“大势已去”的沮丧以及继之“随波逐流”的思想上的动摇,我想他当时想到的应该是对战友、民众的惋惜、怜悯与对祖国深沉的爱,是对日本侵略者的刻骨仇恨。

这里提到杨靖宇烈士,还是想说说沈志华。沈志华在毛泽东时代和改开初期,可谓命运多舛,而其颇富传奇色彩的坎坷经历却与“档案”紧密相关,他自称是“档案”毁了他的前半生,砸掉了他的饭碗。

“我差点被当成杀人犯”,沈志华回忆起自己的“档案事故”,心有余悸。毛泽东时代,他参军入伍,成为部队里的技术尖子,不仅始终入不了党,而且最后还被勒令复员。他说团长讳莫如深地向他说,“现在我不能跟你说是怎么回事,但是你留在部队里是没有前途的,还是回到地方发展吧。”还是后来指导员到北京出差时向云里雾里的他吐露真相:他的档案里有别人揭发他曾经杀人的资料。沈志华根据指导员提供的线索,找到了揭发者,对方承认自己是为了积极表现,编造了这一“坑爹”谎言,通过他写的证明材料,才把所谓“杀人材料”从档案里抽了出来。

虽然“档案”问题得到澄清,但却余波未息。文革结束前,他被戴上了反革命帽子,投入监牢。此后八十年代初,以“泄露国家重大机密罪”,被判刑两年。邓小平同志复出,接踵拨乱反正,政治经济改革春风劲吹神州大地。恢复高考第一年,沈志华还是因为档案政审不合格,失去上大学机会;后来虽然破格考上了中国社科院世界史专业研究生,但因其档案无人接收,又不能够毕业。

残酷的现实逼迫他“下海”,他凭借改开政策春风,以及过人的精明头脑,成为了一名成功书商,数年间便赚得盆满钵满。1992年,在商场混得风生水起的沈志华,却突然捩转人生方向,放弃经商,将全部时间、精力投入历史研究,且重点研究苏联史、冷战史和中苏关系,并将大部分精力放在“档案”搜集、解密及著述上。

沈志华人生“不幸”“灾祸”产生,全都是发生于毛泽东时代及改革开放初期,他的“幸运”“福祉”都是得益于改开后宽松的政治社会环境,以及基于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的市场经济环境。其人生遭际、命运同拨乱反正后政治“摘帽”、重新起用的大批在文革期间受到打击、迫害的老同志似有雷同(尽管其“触霉”源起颇为“无厘头”),但他们在路线斗争政治风浪中所遭受的冤屈、苦难,并不挟带私人恩怨,能够因为受到一些历史大背景下的个人冤屈、磨难,而衔恨在心,诅咒甚至挟愤反噬自己的祖国,背叛党和人民吗?再说,他们于文革中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以及政治和身心上的屈辱,孰能与杨靖宇烈士并论?孰能与在敌人的威逼利诱、毒刑拷掠面前坚定信仰、永不变节、视死如归的方志敏、刘胡兰、江竹筠们并论?孰能与在为了建立新中国同国内外敌人浴血奋战中牺牲的无数革命先烈并论?

正如陈毅元帅《青松》赋:“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对于真正的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仁人志士和共产党员来说,为了国家民族和人民根本利益,遭受任何政治上的打击和身心的屈辱、折磨,都不应成为背叛祖国、人民,背叛党和崇高共产主义理想,丧失自己基本人格的托词和借口。

但愿沈志华颠覆历史的言行的出发点,不是基于他人生前期的“黑暗”而走上的政治背叛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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