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无愧当代青年的优秀榜样

最近发生的八名青年因参加广东工业大学的读书会而被抓捕和被全网追逃的事件，和河南洛宁官员强拆毛主席雕像事件一起，成为网络大热门话题。八青年有幸变成“八君子”而引发海内外广泛关注，可以说广东番禺警方“功不可没”。

本来，热血青年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心忧天下关心百姓疾苦为底层群众服务是很好的事，可是却被番禺警方肆意抓捕，没抓到的也绝不放过，要“全网追逃”。番禺警方这样做其实就间接表达了信仰、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非法，为底层老百姓做好事有罪之意！他们如此荒唐的行为自然激起广大有识之士的极大愤慨，连日来，发帖声讨、集会抗议、签名声援……，多种批评方式接踵而至。奇怪的事，番禺警方一点也没有收敛，而相关主管部门装聋作哑保持沉默，只是以疯狂删帖来回应，令人唏嘘不已。如果说番禺警方只是私心作祟立功心切不懂法乱作为充当了迫害进步青年的急先锋，那么那些装聋作哑拼命删帖的部门人员充当了什么角色？至少说明他们与急先锋的想法是一致的。

看看以下随便列举的番禺警方的所作所为，无不令人痛恨：

11月15日张云帆被抓时，警察因看他从事教育行业便给他安了一个“非法经营罪”，后来换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并要求他承认有“极端思想”，有密谋活动，还要求他供出更多有相同思想的人。他被关在秘密处所后，警方无视法律规定阻止家人和律师与之相见。警方还强行要求他交代莫须有的“密谋活动”和“密谋组织”。到1月24日，番禺国保人员仍然跨省到京，与张云帆对话两小时，似对其施压。

与张云帆同时被抓的叶建科在大牢蹲着的时候，警察问他出去后愿不愿意为政府工作，将来如果再有人找他去搞读书会，去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希望他能给警方打个招呼。（天啊，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竟被番禺警方认定为罪状，他们到底是在为什么人执法？！）

孙婷婷2017年12月8号被警方抓捕。8号晚10点左右，一便衣带着四名穿制服的警察拥入她的住室，未出示任何证件，就强行翻箱倒柜，翻出了所有的书籍与笔记本、日记本，将她抓到派出所审问。次日，警方再次搜查并带走她的日记本、电脑、手机等大量私人物品，当晚对她执行刑事拘留。在小谷围派出所，警察问她关于广工读书会成员的事，她说不了解，派出所所长态度非常强硬地威胁道：“你不说是吧？你死吧！（多次说这三个字）那先随便安排个罪名，关进去再说！”该所警察要给她同时提交一个行政拘留和刑事拘留申请，等待上级决定到底执行何种拘留。结果由于系统问题，只能提交一个拘留，然后警察就“干脆”给她办了一个刑事拘留。整个过程中，他们始终都没有出示任何证据证明她犯了什么罪，就以如此随便的方式给她执行了刑事拘留，把她和25个贩毒、偷盗的关在一起。警察还要求她写悔过书，而且一定要按照他们的要求来写。她拒绝歪曲事实，警察就威胁说，如果不按他们的要求写，就对她监视居住六个月……。她无缘无故被关了26天还没结案，已丢了工作，身体崩溃，家中因为律师费借了几万块。1月23日，番禺警方居然跨省到达江苏沭阳，要求仍在老家进行休养、恢复身体的孙婷婷，今后每天上午十点到当地派出所签到。

黄理平仅仅因为热心组织阿姨跳广场舞而被警方怀疑是“别有用心”，有“政治目的”，是密谋给工人维权，而被全网追逃。

六七个警察在12月5日一脚把郑永明的宿舍门踹开，瞬间把他按在床上，好像他是极端危险的歹徒一样。对待一个热爱学习毛泽东的青年竟然这么凶暴恐怖。随后小谷围派出所对他连续8小时审讯，认为读书会背后一定有什么巨大的势力，给他强加上“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他不服，在后续的审讯中以沉默相对，于是又被定为“死硬”。后来警察竟然骗他说，因为他的“死硬”导致他的朋友都被抓进来了！(实则没有)，还说他是带头的不能坑别人，别人还得工作生活呢！他想，那只好自己大包大揽一下了，于是根据他们提供的样本，写了亲笔“证词”。出来之后，他才发现他们并没有放过其他人，顾佳悦、徐忠良、黄理平、韩鹏四位左翼青年仍然被追逃！

看看番禺警方的如此言行，全是指鹿为马，胡作非为，欺骗忽悠，哪还有一点人民警察的味道？！

在当今物欲横流很多人被拜金主义腐蚀只求有车有房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大环境下，八青年有崇高信仰有清醒的头脑关心社会现实和民生疾苦热心为底层百姓服务确实难能可贵。当然，他们很年轻，还很平凡，在强大的压力下也有迷茫、软弱的时候，未来成长的路上也会有不确定性。他们还会经受许多磨炼。

这次番禺警方对他们的抓捕和追逃，阴差阳错，使他们曝光在聚光灯下成为了公众关注的焦点，更多人因此而认识、了解了他们，也喜欢上了他们，他们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八君子”。在海内外众多有识之士的大力支持下，他们受到了很大鼓舞，也更加看清了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他们已走出了迷茫，放弃了软弱，选择了继续战斗，斗志弥坚。从他们发出的一篇篇滴血的非常珍贵的心灵自白中，我们看到了他们真实的思想脉络——纯朴无私、高风亮节、勇敢坚定，也看到了番禺警方不守法乱作为的丑恶行径。两相对比孰优孰劣，昭然若揭。这种结果带来的社会效果，是始作俑者没有预料到的，坏事又一次变成了好事！笔者深感八青年个个都很可爱，不愧为当代青年的优秀榜样！顾佳悦的一首《致同路人》小诗很亮眼：“思我同志，如足如手。念我工农，谁护谁佑。牢狱之难，无惧无愁。众志成城，解难解忧。长路暂别，莫失莫忘。愚公移山，不死不休。”让我们记住八青年的名字：张云帆、郑永明、孙婷婷、徐忠良、黄理平、韩鹏、顾佳悦、叶建科！我们将与他们共进退共荣辱！

2018.1.28 

 

附录：

一、八青年自白书精句摘编 

张云帆《我给人民的自白书》： 

有人说我是北大学生，是学霸，是个不那么利己的精英。然而，马克思主义者和“毛左”，这个被不同的人赋予了不同含义的标签，才是我最珍视的身份。我能看到，剥削和压迫从未在世界上消失。 

虽然这次因读书会受到牵连的孙婷婷、郑永明、叶建科几位青年也与我一同取保候审，但左翼青年徐忠良、黄理平、韩鹏和我的女友顾佳悦却被网上追逃！我们的罪名并没被取消，依然是待罪之身——尤其是徐忠良四人，他们现在就是被网上追逃的“逃犯”！我不敢想象，他们四人现在处于什么境地。一闭上眼，就仿佛看到了当年在国统区，那呼啸的警车、刺耳的警笛和手持通缉令的密探追捕那些东躲西藏、找不到一处存身之地的进步青年们！ 

与其忍辱偷生，不如迎头面对！我只能说出真相，再不妥协；即便再次经历牢狱之灾，也远胜眼前这苟且的煎熬。一切善良的人们啊，恳请你看到——你为之奔走的人在这里，他不会辜负你的呐喊。他将昂首挺胸，面对暴风降至。他已做好准备！  

孙婷婷《我是孙婷婷，我要站出来》： 

什么叫做“随便安排个罪名”？难道警察可以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随便给无辜的公民“安排个罪名”吗？法律在他们手里可以如此随便吗？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在他们眼里是可以随便践踏吗？且不说我完全不知道广工读书会人员的情况，就说我当时不过是一个被询问情况的人，有权利保持沉默。难道因为不知道或者保持沉默，就可以“随便”安排一个罪名来逼供吗？

我不是现行犯，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我是重大嫌疑分子，为什么能够把我刑事拘留？警察是不是可以把任何一个人先拘留起来，再来找证据来证明他有罪，找不到证据就把人放了但警察不受任何处分？警察是不是可以对任何一个公民住所进行任意搜查并带走任何私人物品，不限期归还？被问讯的人如果回答得不如警察之意，警察是不是就可以“随便安个罪名先关进去再说”？…… 

“主谋”郑永明《我永远是工农的孩子》： 

我不断地在书中求索，看《中国农民调查》的时候就像看到了劳累得直不起腰的爸爸妈妈；在《我是一朵飘零的花》里又看到在流水线蹉跎青春的姐姐；直到看到《问苍茫》《那儿》，我终于遇到了毛泽东。那个带领工农解放自己的毛泽东，比印在钞票上的他更值得我追随！理论和实践使我愿意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读书会和志愿活动使生活不再因贫困而单调。 

我决定在这个崭新的地方寻找同路人”，学着青年毛泽东那样“愿嘤鸣以求友”——不久之后，广东工业大学里面，多了一张我的征友帖子：知行合一，赋予弱势权利，赋予青春深度！我认识了越来越多的青年理想主义者，我带着大家一起学习理论著作，探讨社会问题，服务弱势群体。 

这个读书会背后有什么势力呢？追根溯源，不过是身无长物的我和一纸征友帖。加上几个人的青春热血便有了十几个青年，一群可爱的后勤阿姨。我的确是主谋——宣传毛泽东思想，帮那些弱势群体做些事情，是我“早有预谋”的，甚至“蓄谋已久”的！从我出生，就注定要走上这条“极端”的道路，“死不悔改”！因为我是工农的孩子，我永远都是工农的孩子！继续帮助和父母一样的工人农民，是我最好的生活！ 

徐忠良《我不相信广东是国统区》： 

我并不是天生的“左派”、“毛派”。走出象牙塔，千疮百孔的现实便压过来。我感觉自己无法去思考，在震惊之余只有无力。直到在一次关于阶级分析的公开课上，老师在黑板上写下了两个大字“阶级”;我终于明白，劳动者之所以受到剥削和压迫，是因为自己没有当家作主的地位——而这些，正需要进步青年和他们共同争取。

在老师的娓娓道来中，我仿佛看到了年轻的毛主席和他的同志们，筚路蓝缕，历尽艰辛，一步步建立新中国。那段时间，我沉醉在毛主席的各种文章中，学着运用毛泽东思想去改造自我，服务工农——最终，我成了别人眼里的毛派。

有许多疑问希望番禺警方能为我解答：1、请问读书会涉及的《毛泽东选集》、《共产党宣言》以及《资本论》等书籍或文章是否是违禁书籍?2、请问读书会、广场舞如何构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3、请问信仰社会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我们国家违反哪条法律法规?! 

黄理平《我是否有罪，人民自有公论！》： 

我才不会因为小谷围派出所的威慑，就和这些阿姨、这些青年撇清关系，就否认自己是左派，是毛泽东思想的信仰者!

《资本论》告诉我，有剩余价值，有剥削，出卖劳动力不可能致富，资本会吞噬一切劳动者的青春;《毛泽东选集》告诉我，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人民应该当家作主，捍卫自己的权利!我从来没有毫无理由地崇拜毛泽东。是现实，是劳动人民的处境，让我不得不信。而正是因为讨论劳动人民的悲惨境遇和维护权利的抗争，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读书会就被定为“反党反社会”，张YF也被拘留了。

小谷围派出所不仅不帮助人民维护合法权益，反而一嗅到“维权”的气味就穷追不舍，欲置之于死地!既然你们正在追逃我，那我在此大声宣布：如果信仰毛泽东思想是“思想极端”，那我就是“思想极端”;如果组织后勤阿姨跳广场舞是“扰乱社会秩序”，那我确实是“扰乱社会秩序”;我是否真的有罪，人民群众自有公论。我过去、现在、将来，都不会觉得自己有错。无论你小谷围抓多少人，定什么罪，删多少贴，都无法蒙住人民群众的眼睛!毛主席说过：中国人民从来是不怕鬼、不信邪的! 

韩鹏《爸爸妈妈，请相信我无罪》： 

我参加了广东工业大学的读书会，我们一起讨论时事历史，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同时为学校的后勤工友们举办一些公益活动，完全公开，绝不是什么“密谋组织”。我第一次认真地向你们说了我的志向——我不追求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日子，我想通过自己的行动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

如果不公和灾难无端降临到我身上，降临到我的好朋友们的身上，降临到我们所有人的家庭中，我们还能忍气吞声吗？还能苟且过活，忍辱偷生吗？我不计较以后还能不能找到好工作，过上好日子——我只想遵从自己的内心，活得有尊严——我不可能承认莫须有的罪名，更不可能向欺压我们的恶势力低头！ 

顾佳悦《我，决不因恐惧而否认——顾佳悦的宣言》： 

或许有人会翻出我的成绩单，证明我算半个学霸，算个“北大精英”。谢谢你们，可我不喜欢这个标签。所谓独善其身，无非冷漠的托词；所谓个人奋斗，无非利己的变种。

小医医病，中医医人，大医医国。受朴素的愿望驱使，我和同样在思考社会，关注底层的一群人汇合在北大，我最终找到了解释世界的钥匙，改造世界的武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老工人的风云故事和谆谆教诲，新底层的三座大山和逐渐觉醒，学校内志同道合者的逐渐汇聚，后勤工人调研引发的全民热议，……让我从一个单纯的孩子，成长为毛主席的学生。

我终于学会笑对世俗的偏见和精英的假面，而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和对劳动人民的感情弥深弥坚。这种情感，让我挥别了可爱的同窗。作为八年制本博连读的医学生，我中止了学业。——我不在乎个人前途越走越窄，因为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总会越走越宽的。在工作之余，我参与进步学生的读书会，宣扬社会主义理论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让许多年轻学子找到了人生方向，也让我们结识了这个时代为数不多的理想主义同路人。

……我决不否认参加过读书会；决不否认和同学们讨论过社会主义，讨论如何改善工农境遇，讨论如何面对社会黑暗面；决不否认我曾带着校工阿姨跳舞唱歌，而且很快乐，决不“悔过”！

我决不因为恐惧而否认：我，是左翼青年，我，坚持社会主义理想。请你们认真地想一想，难道这些有罪吗？！

我，不敢说理解苦难重如山，不敢说怀抱理想高于天，但是心有勇气，改变于万一。今日即将身陷囹圄，虽有不甘，从未后悔。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为了青年人追求理想的权利，燃尽青春，在所不惜。

请你，不要想象一个青年在铁窗之内的悲哀场景；请你，接过我的勇气和力量，为共同的理想奔走呼号；在我不在的日子里，代我对亲友不抛弃，对信仰不放弃；代我忠于劳动人民，永不止息。 

叶建科《撤销罪名，停止追捕徐、韩、黄、顾》： 

直到后来，我接触了毛泽东思想，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才打开了我的心结。

毛泽东马列毛这些东西，在当代的大学生看来就像一块被嚼了又嚼的口香糖一样，又臭又硬，极其枯燥乏味的教条，是过时的老黄历。但是，我和我的朋友们却发现，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论去分析和解决当今社会的问题的时候，是那样的极其富有神奇色彩和艺术感。

如果搞读书会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如果在学校组织后勤大妈跳广场舞、唱唱歌是扰乱社会秩序，那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抓捕马克思主义者，又是犯了什么罪？这天下还是不是开国领袖毛主席打下的？连读毛主席的书都不行了，你们对得起跟着毛主席闹革命而牺牲的三千万革命烈士的阴魂吗？

 

二、八青年自白书（全） 

 

（一）张云帆：我给人民的自白书 

 

感谢北京大学钱理群、孔庆东、张千帆、李零、陈波、柴晓明、宋磊等多位师长和张耀祖、李民骐、汤敏等海内外北大校友；感谢黄纪苏、旷新年、祝东力、秦晖、于建嵘、徐友渔和宋阳标、陈洪涛、范景刚等400余位社会各界的老师、朋友们！ 

感谢你们的仗义执言，使我得以重见天日。 

请原谅我不能一一拜访，向你们表达我的谢意！

我是2017年12月29日被取保候审的。但结束了30天的刑事拘留和14天的监视居住之后，我发现，对自己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我无法把这一页掀过去，只能直面这种考验。 

有人说我是北大学生，是学霸，是个不那么利己的精英。 

然而，马克思主义者和“毛左”，这个被不同的人赋予了不同含义的标签，才是我最珍视的身份。 

我能看到，剥削和压迫从未在世界上消失。 

家里有很多国企工人，令我自幼懂得国企改制中老工人的毕生心血如何被蚕食，亲眼见证他们被抛向社会，风雨飘摇；而更广大的弱势群体，无非黑煤窑脚手架血汗工厂，其生命轨迹，无非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 

“我咽下这工业的废水，失业的订单/那些低于机台的青春早早夭亡/我咽下奔波，咽下流离失所/咽下人行天桥，咽下长满水锈的生活/我再也咽不下了/所有我曾经咽下的现在都从喉咙汹涌而出/在祖国的领土上谱成一首/耻辱的诗” 

崛起背后，阴影长长，一寸光环，一寸血色。 

诗人坠下高楼，信念冉冉升起。 

这就是我立志忠于劳动人民，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原因。 

网上某些传言是真实的，北大读书期间，我确实曾是北大马克思主义学会的会员。我和大学里的同路人不仅在读书会上研读那些理论著作，弱势群体所在之处也会有我们的身影。经过数不清的唱歌跳舞讲新闻放电影英语班，渐渐我发现，无论走到哪里，都有校工大哥大姐和我打招呼——在打饭的时候，总会多那么一勺。

毕业后我来到广州，除了参加工作，自力更生之外，生活没有什么不同。说得高尚一些，我在广东工业大学中继续一点一点践行着理想，其实无非是继续参加读书会和志愿活动。 

在被拘捕的那次读书会上，我们讨论了几十年来的历史进程和社会问题——涉及重大历史事件、劳动者地位权利等等。我们讨论作为青年人应当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我承认，我们还谈到了29年前有大学生参与其中的那场风波。 

一定有人会好奇，我的言论是否真的过激？ 

当然不如报纸电视教科书那么标准化，如果按照上述标准，承认社会有问题就足够“过激”了，讨论“如何解决”无疑更“过激”。 

但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有它的社会问题，都会有人对问题的解决之道提出各种各样的看法，这难道也是一种罪过？ 

这是权利！ 

宪法赫然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若言论有“过激”，那“自由”毫无意义！ 

不过，如果拘捕我的原因是“讨论社会问题”，那至少让我感觉尚且受到了严肃对待。11月15日带走我的时候，警方看我从事教育行业便给我安了一个“非法经营罪”。或许因为过于滑稽，正式刑拘时换成了“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我一个24岁的青年竟然威力如此巨大，能够导致一所上千亩的大学“工作、生产、营业和教学、科研、医疗无法进行”？ 

这不正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我被要求承认有密谋活动——真的有什么密谋组织吗？ 

读书会需要什么密谋组织呢？广场舞需要什么密谋组织呢？读书会上种种必要的简单分工，难道就是什么“密谋组织”吗？ 

我还被要求承认自己有“极端思想”，保证以后再也不参加读书会，被要求“供出”更多有相同思想的人。 

看守所冰冷的地板，八小时连续不断的审讯，监视居住的绝对孤独，太多太多精神折磨，难以言说。当被告知更多的人会因我被抓捕，父母会被连累的时候，我承认，我没能顶住这种巨大的精神压力，只想快点了结，哪怕自己进监狱，只要能让其他青年和家人得到安宁。所以，我妥协了。 

没有料到随后会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绝对孤独岁月让我话都说不清楚，思维也十分迟缓。 

经过十几天恢复，我终于回过神来——更没有料到：我的妥协竟如此苍白无用！ 

虽然这次因读书会受到牵连的孙婷婷、郑永明、叶建科几位青年也与我一同取保候审，但左翼青年徐忠良、黄理平、韩鹏和我的女友顾佳悦却被网上追逃！我们的罪名并没被取消，依然是待罪之身——尤其是徐忠良四人，他们现在就是被网上追逃的“逃犯”！ 

我不敢想象，他们四人现在处于什么境地。一闭上眼，就仿佛看到了当年在国统区，那呼啸的警车、刺耳的警笛和手持通缉令的密探追捕那些东躲西藏、找不到一处存身之地的进步青年们！ 

而我，也可以沉默不语——按警方指示，“谨言慎行”，回归“正常”的生活，放上一张平静的书桌，躲进小楼成一统，从此去做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但却要一辈子背负不属于自己的罪名，一辈子远离读书会和我热爱的劳动人民。 

更何况，我还要眼睁睁地看着其他左翼青年被四处追逃拘捕！ 

并非出身名校的他们不会像我这么幸运，能在大家的呼吁下走出来——他们连广州都出不去，更没有当年的延安可以投奔，只能去经历何其漫长的监禁岁月!

我走出了监狱，可是套上了良心的枷锁；逃脱了法庭，但永远遭受道义的审判。 

甚至我们都是微不足道的。但自此之后，任何理想青年都可以被抓捕，任何读书会都可以被定罪，任何志愿活动都可以被控制，理想精神不可触碰，言论自由极端廉价，马克思毛泽东都是笑话！ 

要多么无情无义，才会在此刻低头？！ 

我听到许多“适可而止”“中庸之道”“退一步海阔天空”。 

我当然能理解这是对我善意的关怀。但我怎能躲开我的同志，去做那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更不必说，“言论自由”受宪法保护，无所谓适可而止；毛泽东思想旗帜鲜明，从不是“中庸之道”；我“退一步”让自己“海阔天空”，但我的同志却要跌下万丈深渊！ 

——同时跌下万丈深渊的，还有所有青年理想主义者的全部尊严。 

与其忍辱偷生，不如迎头面对！我只能说出真相，再不妥协；即便再次经历牢狱之灾，也远胜眼前这苟且的煎熬。 

一切善良的人们啊，恳请你看到——你为之奔走的人在这里，他不会辜负你的呐喊。

他将昂首挺胸，面对暴风降至。

他已做好准备！

2018年1月15日 

 

（二）孙婷婷：我是孙婷婷，我要站出来 

 

我是《张云帆：我给人民的自白书》中的孙婷婷，与张云帆同为广工大读书会事件中被拘捕的当事人，2017年12月8号被警方控制，2018年1月4号被取保候审。我原本没有太大的勇气站出来发声，但是我看到了愤起举报性侵者的罗茜茜，看到了全国各地前仆后继反性骚扰的女同胞，看到了不畏强权争取言论自由的张云帆。作为同样被侵犯人身权利和人格尊严的当事人，我不可能置身事外，我不愿意继续沉默。

我是孙婷婷，我要站出来！

2017年的前十一个月，生活与工作都像往常一样，宁静而开怀，白天筹划着一场场为农民工举办的公益活动，晚上去跟广州大学城学校的后勤工友们一起开心地跳着广场舞。只是没有想到，12月8号晚上，一群警察闯进我的住所，让2017年的最后一个月变成了一场噩梦。

我，孙婷婷，南京中医药大学2016届毕业生。我在大学期间接触过做公益的进步青年，参加过一些社会实践活动和公益活动。公益青年们那种激情昂扬、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和谦虚真诚、朴素实干的作风深深感染了我，在为底层的人们做公益服务中，我逐渐认识到，目前公益是帮助社会最底层的工农群众有尊严地生活的最好方式。从此我对公益事业产生了强烈的向往，于是我毕业后先是在广州天河区一家社工机构里工作，之后到到广州番禺大学城一家社工机构里工作。在我来这家机构之前，机构已经与广东工业大学的一个读书会保持合作关系。我来到大学城的这份工作的职责之一就是为公益活动招募志愿者，因此自然而然地也就与广工的那个读书会的学生志愿者保持着联络与合作，协助广工的后勤工友们开展文艺晚会和广场舞活动。

令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我却因此身陷囹圄。

2017年11月15号晚上，广工的同学在教室里照常举办读书会，保安突然闯进教室驱散了读书会，据说因涉及敏感话题被举报至保卫处，随后警察将负责读书会的四名本校学生和已经刚毕业的两名青年带到派出所。第二天，广工的四名学生被放了出来，而另外两人（张云帆与叶建科）随后被刑事拘留，关进了番禺看守所。很快我就从我们机构主任那边得知警方已经将这个读书会定为了“反党反社会”的组织。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该读书会的学生频繁被校方和警方约谈警告，其中一名同学还因此失去了助学金，很快这个读书会就土崩瓦解了，他们再也不和阿姨们一起跳舞了。我当时感到特别可惜，因为他们是我见过的最富有爱心和行动力的志愿者，不像很多学校的那些志愿者那样，做活动只是为了拿志愿时长而无半点底层立场。

但是我没有想过这件事会波及我，因为我不过是跟他们一起合办后勤工友活动，仅此而已。事情发生后，我依然照旧工作着，没有了志愿者的帮忙，后勤工友的广场舞活动维持得很是吃力。

这时，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毫无征兆地降临在我身上。

2017年12月8号晚10点左右，房东突然敲门说有事找我，我开门后，一个正常穿着的男子（有可能是便衣警察）带着四名穿制服的警察一拥而入，让我出示身份证接受配合。我一个女孩子单独租住的房间突然闯进几个人高马大的警察让我瞬间懵了，茫然不知所措，短暂惊恐之后就是强烈的愤怒，我一再要求他们出示警官证和搜查证，他们不为所动，开始对我的房间翻箱倒柜，翻出了所有的书籍与笔记本、日记本等摆成一堆，然后让我站旁边拍了照片。

随后将我以及我的手机、电脑等物品带到小谷围派出所，他们开始询问我关于广工读书会成员的事，我说我不了解。这时候派出所所长过来，态度非常强硬，威胁道：“你不说是吧？你死吧！（多次说这三个字）那先随便安排个罪名，关进去再说！”

听了这话，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什么叫做“随便安排个罪名”？难道警察可以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随便给无辜的公民“安排个罪名”吗？法律在他们手里可以如此随便吗？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在他们眼里是可以随便践踏吗？且不说我完全不知道广工读书会人员的情况，就说我当时不过是一个被询问情况的人，有权利保持沉默。难道因为不知道或者保持沉默，就可以“随便”安排一个罪名来逼供吗？

第二天下午5点钟的时候，警察又将我带到我的住所，然后给我一张搜查证让我签字。我签字后他们开始搬走那些书籍和本子，包括我完全私密的日记本，以及带走kindle等物品。我当时非常气愤和不解，搜查证就是抄家证吗？有了搜查证就可以带走任何私人物品包括最私密的个人日记本，然后让警察回去慢慢仔细研究？警察不用考虑公民的隐私，不用考虑将个人物品带走之后给当事人带来的种种不便？要知道，此时此刻我还不是犯罪嫌疑人，更不是罪犯，不过是被传讯而已啊！

回到派出所后，警察又拿来一张搜查证，上面写的日期时间是2017年12月9日12:00，他们让我在上面签字。这完全是赤裸裸地欺骗！明明是下午17点多去搜查的，怎么变成12点了？怎么又多出一张搜查证了？难道在中午12点的时候他们已经又去过一次了？我质问警察时，对方未做任何回答，我便拒绝签字。随后他们又出示一张日期是昨天晚上12月8号的传唤证要我签字，我质疑他们为什么昨天晚上不出示，他们说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先带走再补手续。这简直让人很无语啊！我是有什么特殊情况？我一个不到一米六的刚从学校毕业的瘦弱女生是能逃还是要怎样啊？当时也拒绝签字了。

更可笑的还在后头。

晚上小谷围派出所的警察跟我说，要给我同时提交一个行政拘留和刑事拘留申请，等待上级决定到底执行何种拘留。结果由于什么系统问题，只能提交一个拘留，然后就“干脆”给我办了一个刑事拘留。在这整个过程中，他们始终都没有出示任何证据证明我犯了什么罪，就以如此随便的方式给我执行了刑事拘留。在这一刻，我又一次感觉到了番禺警方对待法律和公民人身自由权利是如此的随意。

我就这样被他们“干脆”弄进了看守所，这才是我真正的噩梦的来临。

我所在的牢间里有25个犯人，有贩毒的、偷盗的，什么犯罪的人都有，我一个为外来工人做公益服务的女孩子跟他们关在一起——让我感到无尽的讽刺与悲哀。但是房间里只有15个水泥铺位，结果我只能睡在冰冷的地板上。进看守所的第一天晚上，我在晃眼的白炽灯光照射下，彻夜未眠。我身体向来虚寒很严重，一受凉我的肠胃和肾脏就会十分难受，接下来的每天晚上都不知道要醒几次。我们牢间里的上厕所时间都是固定的，我总是被排在最后，轮到我时上厕所时间已经结束了。

如果紧急地、在非规定时间上厕所就要被罚站岗不准睡觉。因此我在牢间里是一个半小时睡觉一个半小时站岗的交替，我每天晚上睡不足四个小时。由于睡眠严重不足以及经常不能上厕所的原因，我身体变得越来越糟糕，开始出现肾脏严重不适、两次严重尿血与严重的便秘，在后期便秘导致的疼痛已经到了让我无法坐立、无法行走的地步。如果不是1月4号保释出来，我想我可能会疼死在里面。我要求对我单独看管或者去看病时，遭到拒绝和嘲讽；强烈要求之下，里面医生给我的药品居然是一个空瓶！

除此之外，在里面完全没有任何隐私可言，牢间里到处都是摄像头，换衣服和上厕所都在摄像头的监控之下，真的很难想象自己换衣服都要被监控。我为什么要经受这样的耻辱啊！

我在里面关了26天，于2018年1月4号被保释出来了。尽管如此，我仍然是一个待罪之身。

在整个过程中我始终都感到莫名其妙，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究竟干了什么、犯了什么罪。警察要求我写悔过书，而且一定要按照他们的要求来写，我拒绝歪曲事实，警察就威胁说，如果不按他们的要求写，就把我指定住所监视居住六个月，可我怎能承认根本莫须有的罪名呢？

我有太多太多的困惑，因此把我的经历写出来，希望有人来解答我的困惑。

我不是现行犯，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我是重大嫌疑分子，为什么能够把我刑事拘留？

警察是不是可以把任何一个人先拘留起来，再来找证据来证明他有罪，找不到证据就把人放了但警察不受任何处分？

警察是不是可以对任何一个公民住所进行任意搜查并带走任何私人物品，不限期归还？

被问讯的人如果回答得不如警察之意，警察是不是就可以“随便安个罪名先关进去再说”？

对于是执行行政拘留还是刑事拘留，是不是可以由警察“干脆”来决定？

是不是因为在警察面前强调了自己的权利，就应该被认为“不配合”而得到看守所里显而易见的欺凌？

在看守所里生病了，是不是可以不用医治的？

四个小时，是不是就是法律上规定的“保证犯罪嫌疑人充足的睡眠时间”？

是不是必须写上符合警察之意的口供，才能够取保候审？

警察将一个无辜的人在看守所里关了二十几天，警察扣留我的书籍、电脑、手机、kindle等物品，是罪证还是赃物？什么时候能够还给我呢？我已经没有钱去买那些东西了。

最后，我希望警察知道，他们将我无缘无故关了二十几天，已经让我丢了工作，身体崩溃，家中因为律师费借了几万块，我一辈子打上了罪犯的烙印。今后，我或许很难找到工作。这次无辜受难，使我原本贫困的家庭又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这是为什么？这些困惑一直困扰着我，让我如履薄冰，毫无安全感，我不知道未来我以及我周围的人是否还会再次遭受如此虐待。我希望看到我上述经历的朋友们，如果你们能够解答我的困惑，烦请告诉我，也希望大家能帮帮其他几名因此事受难的朋友们！无论将来是给我判刑还是宣布我无罪，至少能够让我明明白白的，来个痛快！

 

2018年1月16日

 

 （三）郑永明：“主谋”郑永明：我永远是工农的孩子

 

我是郑永明，广东工业大学读书会的组织者。 

看到张云帆、孙婷婷相继发声，作为“主谋”，我誓与他们风雨同舟！ 

1994年，我出生在江西省赣州一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偏远农村。我第一次去县城是因为考上了县里的高中，第一次坐火车是因为我考上了大学。 

我父母是贫苦农民，姐姐早早辍学进入血汗工厂。 

包产到户后，我家分到了两三亩地，父母为了养活我们姐弟三人，在后山种上了果树，如果果树得病死了，全家就会聚在一起眉头紧锁，发愁这一年的生计。

你看，在赣南的乡村，到处都是歪歪扭扭的标语：防治黄龙病！ 

黄龙病不会死人，但是果树得了黄龙病，全村人就要难过死。 

父母一遍遍地教育我，要读书改变命运，改变全家靠天吃饭的命运。我懵懵懂懂的，只是想为辛苦的他们做一些事。 

家务和学习是我生活的全部。我清晰地记得，砍完柴的手，握笔特别疼。 

高中的时候，我有不会做的数学题，我的高中老师也讲不清楚。他愧疚地说，孩子，对不起了。 

我最终考取了南京农业大学，选择了动物科学专业——猪的养殖与饲养方向——不要笑，只有这个专业有优惠政策。 

在大学里，我不能帮家里做家务了，心里空落落的。 

我参与了许多志愿活动，一次支教中遇到一个初一辍学的女孩，我想去说服她父母让她继续上学。她父亲说，穷，没钱，还有两个弟弟，供不起三个——这不就是我的姐姐和我吗？共同的命运和轮回刺激我必须做些什么。

我不断地在书中求索，看《中国农民调查》的时候就像看到了劳累得直不起腰的爸爸妈妈；在《我是一朵飘零的花》里又看到在流水线蹉跎青春的姐姐；直到看到《问苍茫》《那儿》，我终于遇到了毛泽东。那个带领工农解放自己的毛泽东，比印在钞票上的他更值得我追随！ 

理论和实践使我愿意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读书会和志愿活动使生活不再因贫困而单调。 

当大家为毕业和前途困惑的时候，我反而十分坦然，没什么可以伤怀的，养活自己，孝顺父母，继续帮助和父母一样的工人农民，不就是最好的生活！ 

大学毕业之时，我被广州的一家公司录取。

我决定在这个崭新的地方寻找同路人”，学着青年毛泽东那样“愿嘤鸣以求友”——不久之后，广东工业大学里面，多了一张我的征友帖子：知行合一，赋予弱势权利，赋予青春深度！ 

我认识了越来越多的青年理想主义者，我带着大家一起学习理论著作，探讨社会问题，服务弱势群体。在婷婷还没来到番禺工作的时候，我带着阿姨们跳广场舞——我跳得特难看，但这也是那些阿姨们唯一的业余生活了！ 

“阿明阿明，快来呀！”——我再也听不到这样的呼唤了。 

在11月15日的晚上，我们在讨论近几十年的社会问题及其发展，如云帆所言，我们的确涉及29年前那场风波。没想到，保安直接破门而入，要求每个人出示身份证和学生证。保安拍了我的身份证之后让我走了，而云帆和叶建科因为没有带证件而被留下。

后来我得知云帆和叶建科竟然被扣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遭到刑事拘留。而我，也很快被捕了。 

六七个警察在12月5日一脚把门踹开，瞬间把我按在了床上，好像我是极端危险的歹徒——是不是像警匪片一样？ 

小谷围派出所对我连续8小时审讯，他们认为读书会背后一定有什么巨大的势力。  

这个读书会背后有什么势力呢？追根溯源，不过是身无长物的我和一纸征友帖。加上几个人的青春热血便有了十几个青年，一群可爱的后勤阿姨。 

小谷围派出所的警察还说我是“主谋”！

我的确是主谋——宣传毛泽东思想，帮那些弱势群体做些事情，是我“早有预谋”的，甚至“蓄谋已久”的！从我出生，就注定要走上这条“极端”的道路，“死不悔改”！

这样的办案的确令我大开眼界：因为有读书会，就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因为读书会有分工，就是“密谋组织”，因为我第一个发征友贴，我就是“主谋”，因为张云帆君北大毕业，自然也是“主要负责”，因为孙婷婷是女孩子，看起来好欺负，就“干脆”关进去！ 

在看守所的艰难岁月，孙婷婷已经描述得十分真实。小谷围派出所的所作所为，确实看不出“人民公安为人民”——或者说，我们罪大恶极，不算人民！ 

这些指控实在是太过荒谬，因此后续的审讯我不得不沉默以对。于是又被定为“死硬”。后来他们竟然骗我说，因为我的“死硬”导致我的朋友都被抓进来了！(实则没有)，还说我是带头的不能坑别人，别人还得工作生活呢！我想，那只好大包大揽一下了，于是根据他们提供的样本，写了亲笔“证词”。 

出来之后，我才反应过来他们并没有放过其他人，顾佳悦、徐忠良、黄理平、韩鹏四位左翼青年仍旧被追逃！ 

看到张云帆和孙婷婷的自白书，和热心群众的仗义执言，我几度潸然泪下。 

在孙婷婷的微博上，看到那么多人的关心，我默默地替她高兴。 

可是昨天晚上，我发现婷婷微博下面的画风渐渐变了，有许多口径高度一致的账号近乎同时出现，霸占了评论区的前排。 

——这是在证明婷婷“罪有应得”吗？！ 

如果说我们背后有“境外势力”“工会”，如果真的有这些，依小谷围派出所的行事作风，早就大张旗鼓昭告天下，而我这辈子大概出不来了；实际上，警方的确不断问我有没有钱，谁给的钱，但很快发现读书会打印材料的开销不过几百块，我家徒四壁，掘地三尺都找不到大票子——也就不了了之了。 

而关于我们的讨论内容——关于我们讨论的内容，张君已经说得十分明确，我们的阅读书目，在图书馆也都能借到。最重要的是，警方抄走了一切相关的东西——那我怎么给大家看呢？ 

还有这样的混账逻辑：如果有“过激”言论，我们就应该“为此负责”；就应该被八小时车轮战，应该睡地板，应该丢掉工作，婷婷也活该受到如此对待。 

——貌似“理客中”的背后，不仅卑微如尘土，而且扭曲如蛆虫。 

在这些人眼里，所有践行理想的人都是别有用心拿钱办事，所有仗义执言的人都是头脑发热被带节奏。

我更愿意相信这些人只是被雇佣的水军。 

是谁雇佣了他们呢？是谁至今不拿出详实的证据平息公众疑虑，回应云帆和婷婷的揭露，反而使用组织化的水军试图扭转人民的声音呢？既然你们有法有据而我们“罪有应得”，那为什么只会用**的手段来让我们禁言闭嘴？ 

善良的人们，我们从未要求无条件的信任，只希望你跟从内心的正义，希望你一直睁着雪亮的眼睛！ 

我会和云帆一起面临风雨，也要为婷婷赢回尊严！ 

我会一直发声，直到顾佳悦、徐忠良、黄理平、韩鹏四位获得平安！ 

因为我是工农的孩子，我永远都是工农的孩子！继续帮助和父母一样的工人农民，是我最好的生活！

2018年1月17日

 

（四）徐忠良：《我不相信广东是国统区》

 

我是徐忠良，张云帆因言获罪案的“同谋”。如今，我正被广州番禺警方网上追逃——也许你看到这些文字的时候，我已被警方羁押。

我并不是天生的“左派”、“毛派”。我出生在河南的一个农村家庭，父亲对我说过最多的就是努力学习，走出农村，千万不要像他一样，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

然而，课本里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还说“劳动最光荣”。但是，农民工父亲——作为最光荣的团体的一员，却反对我成为劳力者，一直希望我能成为劳心者。

在大学之前，我虽然感受到课本和现实的矛盾，但是并不知道根源。

从某种程度上我没有辜负父亲的期待，考进了北京科技大学。在全国最大的城市里学习生活，也使我看到了更多。

学校南门地下通道的流浪者，在寒冷的冬日无人问津；学校里为我们服务的校工，起的比我们早，睡的比我们晚，还要住在我们楼下昏暗潮湿的地下室。

一次看到一个和我弟弟差不多大的校工的孩子出现在那里，我就在想，为什么她的父母为北京这个繁华的城市默默奉献，而她不但享受不到大城市的阳光，还要在这么一片灰暗中成长，这是她应得的吗?

北京南站，也是一个让我感受人间冷暖的地方。候车时，我去附近闲逛，沿着站外的幸福路，我遇到了最不幸福的一群人——上访者——这个当代的告御状群体。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有被强征土地的，有家人被地方黑恶势力谋杀的，更多的是被贪官欺负告贪官的。他们从各地偷偷摸摸地来到北京，零零散散地苟存在各处地下通道、绿化带的自建窝棚里、各个地下桥洞里，聚集在东庄——这个著名的上访村——而在旁边是繁华的北京南站，是优雅的陶然亭公园，是辉煌鼎立的中海紫御公馆。

他们多么渺小卑微。

他们许多人连续十年以上进京上访，祈求能遇到青天大老爷。当我说自己是大学生，想要了解他们的时候，一群衣衫褴褛的上访者围了上来，拿着自己打印的或手写的诉状，希望我能帮他们曝光，能够通过网络解决他们的问题。

那时候，我的心里是多么的惶恐不安，我知道，我几乎没有任何力量给他们帮助。

走出象牙塔，千疮百孔的现实便压过来。我感觉自己无法去思考，在震惊之余只有无力。

直到在一次关于阶级分析的公开课上，老师在黑板上写下了两个大字“阶级”;我终于明白，劳动者之所以受到剥削和压迫，是因为自己没有当家作主的地位——而这些，正需要进步青年和他们共同争取。

在老师的娓娓道来中，我仿佛看到了年轻的毛主席和他的同志们，筚路蓝缕，历尽艰辛，一步步建立新中国。

那段时间，我沉醉在毛主席的各种文章中，学着运用毛泽东思想去改造自我，服务工农——最终，我成了别人眼里的毛派。

看了我的经历，你是否可以理解，我为什么不把工作之余的时间用来娱乐，为什么我会花一些时间去读书，去思考，去和不同的人讨论交流。

在广州工作期间，我从附近学校的一些校工那里了解到了他们的日常艰辛，他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几倍于我们，收获的却仅有我们的一半甚至更少，他们可怜的休息时间里也几乎没有什么娱乐。

弱势群体——这个单薄的词，或许你会想到他们需要钱，谁会想到他们也需要精神生活?

在广东工业大学，有一些理想青年不仅想到了，而且做到了，我很幸运能够遇见他们。

他们给大哥大姐们组织了红歌合唱队，拉着他们跳起了广场舞。虽然我的嗓音很普通，甚至唱起歌来还会跑调，舞姿也不优美，跳起舞来身体僵硬，但是我也愿意花费一些时间，去做一点如下载舞蹈视频，准备歌词这样的微小事情。

遗憾的是，我疲于为生计奔波，并没有时间参与他们的读书会。只有晚上才能一起去和大哥大姐们唱歌跳舞——不仅是在为那些大哥大姐服务，我也是从这些事情中充实自己的人生。

最近发生的事情，证明了我们这样的做法是“错误的”，甚至是“违反法律的”!

11月15日的读书会上，张云帆等被番禺警方带走关押一个多月，他们的“罪名”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

我对此事愤怒又不解，并一直默默关注。我想，事情很快会搞清的，张君肯定很快会出来的。但张君取保候审之后，我才了解到——警方不仅没有还他清白，竟然还对我进行了网上追逃!

我陷入深深的困惑，有许多疑问希望番禺警方能为我解答：

1、请问读书会涉及的《毛泽东选集》、《共产党宣言》以及《资本论》等书籍或文章是否是违禁书籍?

2、请问读书会、广场舞如何构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

3、请问信仰社会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我们国家违反哪条法律法规?!

对于自己的思想状况及在广州的所作所为，如果任何人有疑惑之处，我愿意耐心地解答！只要警方给我一个公平的说话机会。

但对于番禺警方强加于我和其他人的罪名我坚决不认罪！

我不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有任何违反法律法规之处，有任何违背公义道德之处！

我不相信，今日的广州是黑暗的国统区！

番禺警方，我死不足惜，但是你们欠人民一个交待！

 

2018年1月18日

 

（五）黄理平：我是否有罪，人民自有公论！

我叫黄理平，是张云帆读书会事件中被网上追逃的四名青年之一。

毕业后，我在大学城工作生活，一次跑步到广工，遇见一群阿姨和学生在跳广场舞。

她们很像我的妈妈——显而易见的底层劳动妇女。

显而易见的来自农村、工作辛苦、工资微薄。

就这么简单，我开始和她们一起跳舞，做游戏，力所能及为她们服务。

她们常常十几个人挤在一个狭小的宿舍，有的宿舍甚至还住了好几对夫妻；

她们渴望融入这个学校，但是从来没有人意识到她们的存在，她们常常自嘲校园里的流浪猫都比她们的存在感高。

她们在广工工作好多年了，有的人却还从来没有坐过地铁。

她们为了孩子过得好点，自己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我好像看到了我的妈妈，看到了她艰难的日日夜夜。

妈妈在血汗工厂工作多年，当她拖着被榨干的身体回到村里的时候，却只知道她的厂名，只知道厂子在广东。

她不知道电视上那个光鲜亮丽的深圳，就是自己工作的地方。

每年，她都会带着所有的收入和我的新衣服回家，抱起我偷偷抹眼泪：

“要好好读书啊，别像我一样，没文化，打工被人欺负，又累又挣不到钱，还被人看不起……”

——说话语气和这些广工的阿姨一模一样。

你一定能理解，为什么我漂泊在外，却仍旧执着地想为她们做事。我和服务她们的志愿者慢慢熟悉起来，感觉志同道合，相见恨晚。

那个扭着胖胖身子的男生，就是被监禁四十四天的张云帆；而那个很努力喊节拍的女生，就是同样被网上追逃的顾佳悦。

至今为止，我仍旧认为他们是最好的青年。我相信，那些广东工业大学的后勤阿姨，也一定会认为他们是最好最好的青年。

有个壮族阿姨腼腆地说：“我这辈子还是第一次跳舞，平常学校都是老师的家属在跳，要收钱，你们这些学生真好，不嫌我们笨，一遍一遍地教我们。”

如果妈妈在厂里的时候，能够遇到这样的青年，就算辛苦，也能够过得开心一点吧！

如果爸爸在修隧道的时候，能够遇到这样的青年，也不会为了讨回血汗钱，集体爬上隧道门洞吧？

所以，这些阿姨就像我的妈妈，张云帆他们就像我的兄弟姐妹——这也许就是老话说的，亲不亲阶级分吧！

很遗憾，由于工作时间冲突，我并没有参加过广工的读书会。

如果时间可以倒流，我会一定会参加的！

我才不会因为小谷围派出所的威慑，就和这些阿姨、这些青年撇清关系，就否认自己是左派，是毛泽东思想的信仰者！

我的妈妈，广东工业大学的后勤阿姨，为什么注定一生艰辛？

有人说，她们还不够努力。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还有人说，这就是命。

——能说出这种话的人，不是蠢就是坏。

我本能地反感这些说辞，却又无力反驳。直到进入大学，在左鹏老师的一节公开课上，我才第一次找到认识世界的钥匙。

《资本论》告诉我，有剩余价值，有剥削，出卖劳动力不可能致富，资本会吞噬一切劳动者的青春；

《毛泽东选集》告诉我，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人民应该当家作主，捍卫自己的权利！

我从来没有毫无理由地崇拜毛泽东。是现实，是劳动人民的处境，让我不得不信。

而正是因为讨论劳动人民的悲惨境遇和维护权利的抗争，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读书会就被定为“反党反社会”，张云帆也被拘留了。

最滑稽的是，警方不仅将读书会视如洪水猛兽；还觉得广场舞“别有用心”：组织阿姨跳舞是不是有“政治目的”，是不是密谋给工人维权？——这么说，警方也知道工人的合法权益被侵犯啦！

而我，作为广场舞积极分子，自然是“密谋维权”的嫌疑人。

当然要被网上追逃！

小谷围派出所不仅不帮助人民维护合法权益，反而一嗅到“维权”的气味就穷追不舍，欲置之于死地！

得知张云帆等青年一个多月来的遭遇，我更是怒不可遏！

特别是孙婷婷的遭遇，简直人神共愤！朗朗乾坤，昭昭日月，一个热心于公益事业，领着微薄薪水的女孩子，仅仅因为和读书会成员有所接触，竟然被番禺警方破门而入强行带走，然后“随便安个什么罪”“干脆”刑事拘留！

小谷围派出所，你们怎么对得起“人民警察为人民”？！

既然你们正在追逃我，那我在此大声宣布：

如果信仰毛泽东思想是“思想极端”，那我就是“思想极端”；

如果组织后勤阿姨跳广场舞是“扰乱社会秩序”，那我确实是“扰乱社会秩序”；

我是否真的有罪，人民群众自有公论。

至于我会被关多久，受到怎样的对待，都是无所谓的。这点事跟上世纪的理想主义者们比起来算什么呢？“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我过去、现在、将来，都不会觉得自己有错。

无论你小谷围抓多少人，定什么罪，删多少贴，都无法蒙住人民群众的眼睛！

毛主席说过：中国人民从来是不怕鬼、不信邪的！ 

 

 

2018年1月20日

 

（六）韩鹏：爸爸妈妈，请相信我无罪——韩鹏给父母的信

 

亲爱的爸爸妈妈，真的很对不起。我失踪的这两个月里，你们经受了怎样的煎熬啊！

亲爱的爸爸妈妈，请原谅，直到现在我依旧不能与你们相见。我没有想到，一个普通的读书会竟然会使我被追逃！我曾天真地信赖法律的公正，但是现在近乎绝望——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洗脱冤屈，回到你们身边。

你们看到张云帆、孙婷婷和郑永明的自白书了吗？警察有足够的手段去让他们承认莫须有的罪名。

如果我”自首“，不会受到”宽大处理“，只会受到同样的粗暴对待！

亲爱的爸爸妈妈，请相信我，我依然是那个正直善良的孩子。我参加了广东工业大学的读书会，我们一起讨论时事历史，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同时为学校的后勤工友们举办一些公益活动，完全公开。绝不是什么“密谋组织”。

你们也许会想，我是不是有“过激”的言论？亲爱的爸爸妈妈，我不知道什么是“过激“，说真话难道就是“过激”吗？

周秀云这样的讨薪农民工无辜死去，散发着大清僵尸腐臭的女德班在祖国大地上大行其道，人面兽心的教授动用权势让“北影性侵”类似事件层出不穷……这些极度丑恶的社会现象不应该在人民的声讨中灭亡吗？

谈论这些并没有错，更不是犯罪。

亲爱的爸爸妈妈，我们在学校里遇到一群跟你们一样非常朴素善良的叔叔阿姨们，我经常跟他们一起跳广场舞。——这是我们的另一桩“罪行”。

他们比你们还要辛苦，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一个月休息两三天，工资只有两三千块钱，十几个人甚至是20个人挤在一个狭小的房间里，没有电视没有网络。他们每天的生活就是：下班-睡觉，根本不像人过的生活。

他们拉着我的手说，遇到我们，是他们外出打工几十年来最为开心的事，第一次感受到别人的尊重和关爱，以后有什么困难就找我们了。

有一次，我们为校工叔叔阿姨举办晚会，孙婷婷给一位参演的叔叔颁了一个奖牌，那是一块随意制作的奖牌，没有想到这位叔叔高兴得一晚上没睡觉，左看右看，到处炫耀。

爸爸妈妈，你看，我们做的事情是多么微不足道，却足以让他们高兴得彻夜难眠。

但是，现在我连那些微不足道的事情都无法为他们做了。

就在昨天，我看到一群阿姨在跳广场舞，我再也忍不住了，哭了起来——两个月了，广东工业大学的那些阿姨们一定会很伤心，觉得我们这些年轻人抛弃了她们。

曾经有段时间，因为工作太忙，好久都没有和他们跳广场舞。当我再去探望她们的时候，阿姨们紧紧抓住我的手，说，你终于来了啊，我以为你不要我们了！我听到这句话时心如刀绞。

如今，我就这样，被迫抛弃他们了！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看，我没有“扰乱社会秩序”，我只是想让劳动者更有尊严地活着 ！

还记得两个月前，我和你们说过，我的朋友参加读书会被刑拘了，但我坚信他无罪。我第一次认真地向你们说了我的志向——我不追求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日子，我想通过自己的行动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你们没说什么，但是我能看到你们笑容之后的隐忧。

爸爸妈妈，你们该记得横征暴敛的农业税让父亲穷得只能捡地上的烟头抽；大伯超生了，你们该记得村干部到奶奶家来抄家砸房的恐怖场景；小姨高中毕业到东莞打工，你们该记得她被禁锢在厂房里最后不得不跳窗逃跑；你和舅舅都做过小生意，你们该记得当时你们因为没有暂住证被抓进收容所的辛酸经历……

你们说，这些现象都不存在了，社会总是在进步。

可是你们要知道，社会的进步总是无数英勇正义的人们争取到的。

江西丰城农民对暴力征税的广泛抗议，最终敦促有关部门重新审视农业税的合理性，将其最终取消；无数被抄家的人没有忍气吞声，才让基层部门不再敢借计划生育敛财；黑砖窑事件的曝光，才让《劳动合同法》出台；孙志刚之死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与声讨，促使收容遣送制度被废除……

亲爱的爸爸妈妈，如果你们担心我的安危，不想让我加入仁人志士的行列，我不怪你们。

但是，如果不公和灾难无端降临到我身上，降临到我的好朋友们的身上，降临到我们所有人的家庭中，我们还能忍气吞声吗？还能苟且过活，忍辱偷生吗？

如果你们想劝我去公安局“自首”，早点出来后重新生活。

请原谅我不能够答应你们。

你们看到孙婷婷的自白书了吗？难以想象，在文明国家，番禺警察竟然对一个小姑娘如此野蛮！将宪法玩弄于股掌之间！

我无法接受，无法容忍！

我不计较以后还能不能找到好工作，过上好日子——我只想遵从自己的内心，活得有尊严——我不可能承认莫须有的罪名，更不可能向欺压我们的恶势力低头！

如果我去“认罪服法”，就是向全世界宣布，我关心社会、为工友服务、宣传社会主义是有罪的 ！

那我该如何面对受到折磨的同志们，如何面对那些信任我喜欢我的工友们啊，又如何面对我自己所信奉的社会主义理想啊！

亲爱的爸爸妈妈，您们可以说我无情无义，说我不孝；我也希望您们能想想，到底是谁逼迫我如此“不孝”？

希望你们振作起来，照顾好自己。特别是爸爸，刚戒掉的烟酒千万别又续上了！

你们看，成千上万的善良的人都在支持我们，你们的儿子并不孤独 ！

永远爱你们！

你们的儿子 

 

2018年1月21日星期日

 

（七）顾佳悦：我，决不因恐惧而否认——顾佳悦的宣言

 

我是顾佳悦，北京大学医学部2016届毕业生，马克思主义者。被广州警方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网上追逃。

近期，此事相关的青年同志相继发声，我也看到左翼同志、许多派别的理想主义者、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声援。

无论面临如何的压力，我辈不会辜负青年的使命。

这是我的自白，也是我作为左翼青年的宣言。

当你看到这篇文章之时，我已被全网追逃，即将身陷囹圄。

在此，我亲身回应猜疑与流言。

我生活在一个衣食无忧关系融洽的家庭。彼时小小的我，不知道同龄人的境遇，不知道黔西南的煤窑童工，大凉山的留守儿童，生活无忧无虑地像一瞬间。

傻白甜的生涯，在看到校门口的乞丐时裂开了一道缝，肮脏头发和失神眼睛，本来就扭曲的胳膊有一端烂掉了。那端烂掉的胳膊打开了我通往现实的一扇窗。这是我最初的困惑和冲动，十多年后，我才知道那叫做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

师长和亲戚都教育我不要再给乞丐钱了，觉得我是个偏执愚蠢的孩子。于是某天，我强行闭上，黏在烂掉胳膊上的我的眼睛；心中默念，不能乱给乞丐钱，不能乱给钱，不能给钱，不能不能……真的感觉，默念这句话的几百米，远比一个孩子的一生漫长。

我还是回头了，飞奔将零花钱放在了塘瓷缸里，如释重负。现在想来，这次回头无疑是未来的伏笔。最终我明白零花钱仅仅是杯水车薪，确实没用。可是更大的拷问袭来：为什么会有烂掉的胳膊在寒风中发抖，为什么我能衣食无忧，而有些人的生命与尊严只值几个钢镚儿？对不幸者的愧怍，贯穿了我的整个少年时代。

或许有人会翻出我的成绩单，证明我算半个学霸，算个“北大精英”。谢谢你们，可我不喜欢这个标签。所谓独善其身，无非冷漠的托词；所谓个人奋斗，无非利己的变种。

大学曾经有很多选择，联想到半截胳膊带来的越来越多的残酷的现实，我毅然决然地选择悬壶济世，救死扶伤。我一度非常努力想成为一个好大夫，可是越努力，越无力。看病难看病贵，医患关系紧张，说起来已不轻松，背后更不是看客能够承担的重量。

一个母亲的三胞胎，全部患病，倾家荡产只能救活一个孩子。她在三个一模一样的孩子中做出抉择。不用煽情描述，足以感到所在非人间。

钱，贫富差距，阶级固化，许许多多疾病之外的东西，杀人不眨眼。逐渐别无选择，我必须做到更多。逐渐感同身受，契诃夫的深情，鲁迅的冷眼，格瓦拉的丛林生涯，白求恩的客死异乡。

小医医病，中医医人，大医医国。受朴素的愿望驱使，我和同样在思考社会，关注底层的一群人汇合在北大，我最终找到了解释世界的钥匙，改造世界的武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我看到赤脚医生的微笑，看到城市老爷卫生部轰然倒塌；我看到妇女顶起了半边天，看到翻身农奴沐浴高原春光；我看到人民群众终于站起来，看到他们当家做主的伟岸身影。这就是我具象化的理想。马列毛的逻辑和内容，理论和实践，哲学名词和历史细节，多么希望有机会，能从容地和你慢慢聊。

我们并不老气横秋，沉湎历史；更不特立独行，自我标榜。我们秉持平等的信念和理想的精神，改造客观世界，改造主观世界，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关系。

老工人的风云故事和谆谆教诲，新底层的三座大山和逐渐觉醒，学校内志同道合者的逐渐汇聚，后勤工人调研引发的全民热议，……让我从一个单纯的孩子，成长为毛主席的学生。

我终于学会笑对世俗的偏见和精英的假面，而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和对劳动人民的感情弥深弥坚。这种情感，让我挥别了可爱的同窗。作为八年制本博连读的医学生，我中止了学业。——我不在乎个人前途越走越窄，因为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总会越走越宽的。

在工作之余，我参与进步学生的读书会，宣扬社会主义理论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让许多年轻学子找到了人生方向，也让我们结识了这个时代为数不多的理想主义同路人。

……我决不否认参加过读书会；决不否认和同学们讨论过社会主义，讨论如何改善工农境遇，讨论如何面对社会黑暗面；决不否认我曾带着校工阿姨跳舞唱歌，而且很快乐，决不“悔过”！

我决不因为恐惧而否认：我，是左翼青年，我，坚持社会主义理想。请你们认真地想一想，难道这些有罪吗？！难道这些……？！

我，不敢说理解苦难重如山，不敢说怀抱理想高于天，但是心有勇气，改变于万一。今日即将身陷囹圄，虽有不甘，从未后悔。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为了青年人追求理想的权利，燃尽青春，在所不惜。

请你，不要想象一个青年在铁窗之内的悲哀场景；请你，接过我的勇气和力量，为共同的理想奔走呼号；在我不在的日子里，代我对亲友不抛弃，对信仰不放弃；——代我忠于劳动人民，永不止息。

致同路人：思我同志，如足如手。念我工农，谁护谁佑。牢狱之难，无惧无愁。众志成城，解难解忧。长路暂别，莫失莫忘。愚公移山，不死不休！ 

 

2018年1月23日

 

（八）叶建科：撤销罪名，停止追捕徐、韩、黄、顾

 

 

我是《张云帆：给人民的自白书》中的叶建科，与张同时在2017年11月15日的广东工业大学读书会中被捕。2017年12月15日，由于没有充足证据证明我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番禺警方把我从番禺看守所转移至某地监视居住。2017年12月29日，我被取保候审。

首先，对一切关注11.15广工读书会事件”的广大网友表示感谢，是你们的坚守，让该事件持续出现在公众的关注度并不断升级扩散。你们的存在就是对我们八个戴罪之人以及一切从事着正义的、进步的、公益活动人士的最大支持。感谢你们对本事件的坚守。

本来，我是没有勇气站出来为自己的罪名辩护， 只想快速地了结这个案子，然后找份工作安安稳稳地生活，从此退出读书会活动，做我大清国的顺民。当我还在大牢蹲着的时候，警察跟我说:叶建科，如果你有机会从大牢出去，你愿不愿意为政府工作？将来如果再有人找你去搞读书会，去学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希望你能给警方打个招呼。当时，我为了早点获取自由，答应了警察的要求。最终，我从看守所走了出来，重获自由。但是，我发现这种“自由”并不自由。我的肉体虽然虽然获取了自由，但是心灵上却要一辈子背负精神的枷锁。我不能背叛我的立场，不能寒了很多很多有志于从事进步事业的同志们的心，不能辜负网上的群众对我们的支持和无罪辩护声援。我将继续和我们戴罪的四人（我、张云帆、郑永明、孙婷婷）以及被追捕的四人（顾佳悦、徐忠良、韩鹏、黄理平）并肩战斗，直至我们的罪名被撤销。

我会告诉大家，我为什么会参与广工的读书会活动。

我，叶建科，1993年出生在广东省的山区贫困县——和平县。

因为我爷爷是军队转业到乡镇企业的小干部，当年趁着国企改制低价回收了公家的机器设备，在我们村开起了我们镇上第二家杂粮加工厂。所以，小时候，我不至于因为吃不饱饭而挨饿。也不至于因为家庭贫寒而被歧视。

在我读初中的时候，我们村的村领导纠结了200多社会青年和隔壁村的200多社会青年打架斗殴。因为我们村有正规的黑社会支持（有火药枪、猎枪)，所以对方村民被我们村的人击伤了七八个人。凌晨两点多，县里出动了200多个警察到我们村抓人。

后来，这个案件被上报到省厅上报到中央，被广东省的一些报纸报道了。政府专门请司法所的所长给我们学校作法制教育讲座。班主任也来到我家给我做思想教育工作，提醒我不要参与村里的打架活动。（我那时学习还好，认真学习，老实听话，打架什么的自然不会参与)。

身边发生的一系列黑恶势力活动深深地刺激了我，让我觉得我所处的地方治安极为混乱，我要伸张正义，改变这种治安混乱的局面。我当时首先想到的就是给当时的市公安局长写信，我在信中建议他在我们村派驻警力设立警务室以维护混乱治安，但是，后来没有收到回信便不了了之了。

虽然局长大人没回我信，但我始终对体制内位高权重的领导们抱有希望，始终盼望着有一天能有个青天大老爷能够为我等屁民做主。

直到某个唱红打黑的公安局长倒台后，我才认识到一项政策的推行并不是取决于个人，而是取决于一群人的力量。但是，我找不到那群人，因而也对自己和社会的未来出现了迷茫期。

直到后来，我接触了毛泽东思想，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才打开了我的心结。

毛泽东马列毛这些东西，在当代的大学生看来就像一块被嚼了又嚼的口香糖一样，又臭又硬，极其枯燥乏味的教条，是过时的老黄历。但是，我和我的朋友们却发现，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论去分析和解决当今社会的问题的时候，是那样的极其富有神奇色彩和艺术感。

毕业后不久，我来到了广州，和郑永明一起去参与了广工的读书会活动。

现在，我们的罪名还没被消掉。我现在要说的就是两件事。一是告诉大家真相，我因何事被扣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二是要警方公开案情，拿出治我罪名的证据，我们不想在幕后被扣以莫须有罪名而死得不明不白。

2017年11月15日晚上，我在广工某教室参与一个读书会活动，突然，广工保卫处的老师带着校保卫人员破门而入，其随员带着专业摄像机录像，教室前后被头戴钢盔的学校保安、治安联防队堵死。后来，我和张云帆因为没有相关证件证实自己的身份（没带身份证）被警方扣留。

  主讲人在这次读书会中谈论了最近的时事热点（暴走大事件视频被下架等）、控诉舆论不自由、讲了1989年的学生流血事件。是的，主讲人还提到了关于工人权益的问题。由于某种因素，就当晚的读书会活动而言，主要筹备人不是我，主讲人不是我，我与当晚读书会活动的相关系数不大。唯一与其相关的就是我是该读书会的参与者。

警方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把我立案调查到现在，调查结果出来了吧？该问的人都问了吧？30天的立案调查时间已经过去，明明没有证据证明我有罪，为什么还要对我“取保候审”，等候审判。作为中国的一个公民，言论自由是法律赋予我们每个人的权利。依法治国是X主席提出来的，如今，大街小巷都张贴着自由、民主、法制、和谐的标语，依法治国的口号已经深入人心。

这时，番禺警方闹出这戏，是要反对党的领导？故意和总书记拆台？

为此，我要求番禺分局小谷围派出所拿出证据，公开案情，否则，撤销我们的罪名。

那我们这群人到底做了什么事情招致警方关注并围捕？我会告诉大家，我们在广工做了什么。

从2017年9月开学以来，我们在广工搞了四次读书会。四次读书会的主题分别是：农民工的处境与未来、改革开放前后、文化大革命、以及第四次的时事热点、八九、工人权益问题。

我们带着广工的同学去了岛上的黄埔造船厂调研，了解现代工人的处境以及大学生的就业生存情况。调研，只是走马观花，为了让广工学生更进一步接触底层的劳动者而不致于让他们成长为看不起“工人”的精英，同时也为了充实广工饭堂后勤工人们的娱乐生活，我们先后在广工校园搞了一次“广工后勤五一劳动节联欢晚会”、一次后勤中秋晚会、正当我们积极准备下一次的元旦晚会的时候，警方介入了。我们还在广工生活区的广场上牵头组织了广场舞、合唱队。以前，我总觉得城里那些跳广场舞的大妈落伍，跟不上时代，吃饱啦撑着没事找事做。但是，一旦抹开了面子加入到了后勤阿姨们的广场舞队伍后，我就不再关注阿姨们是不是土气不再关注她们跳广场舞的行为动机。我完全融入到了跳舞的乐趣当中，我每天跳完舞都觉得很放松、很开心。

渐渐地，阿姨们跟我们混熟了。她们愿意和我们聊天，愿意和我们分享她们在外打工的经历。愿意和我们分享她们在工作中生活中遇到的困难。甚至一位饭堂阿姨的饭卡被取款机吞掉之后也在第一时间找我们读书会小组的人帮她去解决。一位参与广场舞活动的大叔说道：要感谢我们这些学生，我们和其他学生不一样。我们看得起他们这些干脏活、累活的工人。谢谢我们给他们提供了舞台，让他们得以在下班后能够来这里跳舞、唱歌，放松心情。

我不想听别人说我们是多么多么高尚伟大，放弃自己大部分时间来做这些服务、关爱弱势群体云云。因为我自己就是工人（我化工专业毕业，在化工厂生产线呆过半年），我只不过是和更多的工人一起跳舞而已。

这些就是我们在广工进行的主要活动。

如果搞读书会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如果在学校组织后勤大妈跳广场舞、唱唱歌是扰乱社会秩序。那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抓捕马克思主义者，又是犯了什么罪？番禺警方是不是被境外敌对势力渗透，妄图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这天下还是不是开国领袖毛主席打下的？连读毛主席的书都不行了？你们对得起跟着毛主席闹革命而牺牲的三千万革命烈士的阴魂？

最后，我想谈谈一部电影，冯导的新作——电影《芳华》，由于觉得剧情和自己似曾相识。于是，我便去电影院看了看这电影。看完电影后，我觉得电影《芳华》主要是表达了这么几个意思：一、高干子弟生下来就是高人一等，你们都别眼红不服气。人家过得滋润，这都是人家应得的。人家老爹提着脑袋闹革命打江山的时候，你们这帮穷逼的老爹躲哪去了？怪只怪你们这帮穷逼没有个好爹，输在了起跑线。二、雷锋？这世上哪有什么真正的雷锋啊，伪光正，历史书都是骗人的，都是有血有肉的动物，哪个人没有私心啊？雷锋，也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为出名，为流芳百世。三、跟体制作对，不识时务、老实吧唧脑子不灵活不会来事的都会死得很惨。面对现实吧，吃瓜群众们，这就是当下的“社会现实”。

对于如此的社会现实，我低头了，但是，如果我低头后，它依然在欺骗我。我也只能忍无可忍，揭穿虚幻的现实，追寻真实的生活。 

叶建科

2018.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