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毓海《重读毛泽东》：伟大也要有人懂（六）

 

　　被从红军的领导岗位上赶下来之后，毛泽东开始专心致志地当起了“毛主席”，即苏区临时政府的主席。

　　1932年底，毛泽东把自己的工作重心，由军事转向了经济与社会，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物质生产和社会再生产。

　　一种崭新的经济学

　　一种流俗的成见以为：毛泽东擅长政治，尤其是军事，而于经济工作则不在行，毛泽东毕生的主要注意力是政治，而不是经济。

　　但是，这恰恰是一种从根本上完全不懂经济的俗见。某些把政治与经济割裂开的“经济浪漫主义者”们经常忘记了：世界经济发展是有周期的，这就是所谓“景气周期”。他们似乎没有注意到：世界经济波动的周期，与世界霸权兴衰的周期是高度一致的。

　　20世纪前半叶的历史，是世界格局大变动的历史，也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走向衰落的历史，这不仅仅是经济衰落，从根本上说是政治衰落。按照康德拉耶夫波动的描述，1920-1970年之间，整个世界经济都处于下行的周期。1949年以来，长期积贫积弱的中国处在被孤立和封锁的条件下，在这样的周期里，毛泽东不但能够成功地建立起中国的国民经济框架，更能够全面整合了亚非拉等第三世界的资源，为中国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周边环境，一举奠定了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大国地位，这无疑是人间奇迹。

　　正是经济学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在大环境不好，整个经济处于下行期的前提下，如何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这才是衡量一种经济理论、经济政策成败的关键。历史证明：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如果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没有发言权，那么，经济是从根本上发展不起来的。毛泽东曾经说过，“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实际上，经济也是政治的延续。历史证明：一个没有政治能力的民族，便不可能真正具备经济能力。而从这个角度上说，毛泽东在江西苏区开创的经济理论与实践，就奠定了一种崭新的经济学，与他的战争理论相比，毫不逊色。

　　毛泽东的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最大创造性就在于：他融合了中国传统的治理经验和现代金融理论，用于推动苏区的生产与贸易的发展。

　　毛泽东这位“主席”上任伊始，苏区所面临的经济状况是怎样的呢？

　　1933年，毛泽东在苏区南部17县经济建设大会上做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的一部分，题为《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毛泽东认为，苏区面临的最根本的经济工作，就是立足生产，发展金融与商业。苏区为什么必须发展商业呢？这就是因为苏区被敌人所封锁，而最根本的两项生活资料、或者两大商品——粮食和食盐都垄断在奸商的手里，奸商和敌人利用了这种封锁，而从经济上剥削我们。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毛泽东擅长算账，他是个好的当家人。

　　食盐与粮食的问题，究竟该如何管呢？毛泽东认为，这里的问题就在于流通渠道的不畅，也就在于流通领域里的垄断。因此，苏区政府必须参与到粮食和食盐的经营中去，以打破私商的垄断。

　　正是在毛泽东的倡议下，苏区成立了粮食调剂局和对外贸易局这两个重要机构，同时，毛泽东主张发展合作社，普遍建立谷仓和备荒仓。而毛泽东上述的经济建设方略，均来自中国历史上的均输法、市易法和社仓法，这些经济改革与建设的方略，其实是桑弘羊、王安石、王阳明都曾经采用过的。而“毛泽东经济学”的创新之处在于，他采用了现代金融的手段推动这些经济建设的方略。

　　早在安源罢工期间，毛泽东就在易礼容的协助下，发行了中国第一张由工人持股的“红色股票”，而在苏区，毛泽东则发行了300万元的经济建设公债。

　　关于公债的用途，毛泽东对于公债的发行，做了这样的说明：

　　三百万元经济建设公债的发行怎样使用呢？我们打算这样使用：一百万供给红军作战费，两百万借给合作社、粮食调剂局、对外贸易局做本钱。其中又以小部分用去发展生产，大部分用去发展出入口贸易。我们的目的不但要发展生产，并且要使生产品出口卖得适当的价钱，又从白区用低价买得盐布进来，分配给人民群众，这样去打破敌人的封锁，抵制商人的剥削。我们要使人民经济一天一天发展起来，大大改良群众生活，大大增加我们的财政收入，把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物质基础确切地建立起来。

　　今天，有人经常援引亚当·斯密的观点，来反对政府对于流通领域的干预，但是，恰恰是在《国富论》中，斯密强调指出，让私商、让外国人控制英国的流通领域，最终会严重伤害英国的经济，因此，英国的商船，特别是殖民地运输贸易品的商船，必须由英国制造，而这一条，更必须以女王法令的形式去落实，因为这一法令，可以从根本上保证英国军舰的制造能力，从而既推动英国制造业的发展，也保护了英国的国防，并最终从根本上保证了英国庶民的财富。

　　这也恰是毛泽东的观点——要保护苏区的财富，那就必须组织起来，一盘散沙搞不了经济，这种组织是金融组织、是生产组织，也是军事组织。总体来说，苏区的经济工作，应该如何布局呢？毛泽东这位政府的“当家人”这样说：

　　要大家懂得经济建设在革命战争中的重要性，努力推销经济建设公债，发展合作社运动，普遍建设谷仓，建设备荒仓。每个县要设立一个粮食调剂分局，重要的区，重要的圩场，要设粮食调剂支局。一方面要使我们的粮食，在红色区域内由有余的地方流通到不足的地方，不使有的地方成了堆，有的地方买不到，有的地方价格过低，有的地方价格又过高；一方面要把我区多余的粮食，有计划地（不是无限制地）运输出口，不受奸商的中间剥削，从白区购买必需品进来。大家要努力去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多造农具，多产石灰，使明年的收获增多，恢复钨砂、木头、樟脑、纸张、烟叶、夏布、香菇、薄荷油等特产过去的产量，并把它们大批地输出到白区去。

　　苏区“毛主席”的“政府工作报告”非常简短，但却言简意赅地说到了如何组织起来，振兴苏区经济的要害。而这充分表明：在中国和当时的苏区那样落后的条件下，毛泽东比我们更早地认识到，现代经济不是简单的商品经济和货币经济，而是信用经济，商品经济与货币经济的发展，必须建立在信用的基础上，因此，发行公债，掌握资本，这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前提。这也表明，毛泽东比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都更为清醒地认识到，马克思所反对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资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使资本为人民服务、为劳动服务，是摆脱少数人垄断资本那样一种情况。

　　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首次提出了这样的观点：《资本论》中所说的商品的“价值”，就是指商品的“金融价值”。毛泽东继承了李大钊的真知灼见。他进一步指出：资本是信用，信用的基础是人民的信任，人民的信任，是战胜敌人的铜墙铁壁，也是经济发展的真正基础。

　　除了经济工作、毛泽东在苏区极其重视的，便是社会工作。什么是社会工作呢？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民生”的工作，而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说，就是指社会再生产领域里的工作，用毛泽东的话，则是解决老百姓的生活问题。

　　马克思认为，人民的衣食住行构成了社会再生产领域，这是物质生产健康发展的条件。而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深刻弊端，就是把涉及老百姓基本生存的社会再生产领域作为了榨取剩余价值的手段，从而瓦解了物质生产发展的社会基础。

　　毛泽东认为：苏区制度的优越性，就表现在它把满足普通劳动者的基本需求放在第一位，这就是他所谓：“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而这就是民生与社会工作的重要意义所在。

　　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之结论部分，题为《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其中这样说：

　　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发展对外贸易；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国民党要来进攻红色区域，广大群众就要用生命同国民党决斗。这是无疑的，敌人的第一、二、三、四次围剿不是实实在在地被我们粉碎了吗？

　　毛泽东的这些话，自然是有感而发的，当时红军正在博古和李德的指挥下，以错误的“堡垒战”，对抗蒋介石在五次围剿中采用的“堡垒战”，而在毛泽东看来，博古等人，根本就不知道真正的堡垒和铜墙铁壁是什么。

　　也正是在这里，毛泽东说了如下的名言：

　　国民党现在实行他们的堡垒政策，大筑其乌龟壳，以为这是他们的铜墙铁壁。同志们，这果然是铜墙铁壁吗？一点也不是！你们看，几千年来，那些封建皇帝的城池宫殿还不坚固吗？群众一起来，一个个都倒了。俄国皇帝是世界上最凶恶的一个统治者；当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起来的时候，那个皇帝还有没有呢？没有了。铜墙铁壁呢？倒掉了。同志们，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

　　在苏区“毛主席”看来，那些善于抓经济工作的干部，那些善于做群众工作、关心民生的干部，才是共产党的好干部。毛主席在“政府工作报告”里特别表扬了闽西的才溪乡和江西的兴国县，称他们是抓经济的典型、改善民生的典型和社会工作的典范。一大批好干部正是这样团结在了毛泽东的周围，也正是由于他们的辛勤工作，苏区的经济迅速发展，老百姓的民生得到了极大改善，而这些好干部包括：福建省委书记罗明，闽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傅柏翠，当然，也包括当时还十分年青的瑞金书记邓小平等。但这些人随后却作为“毛派”，成为王明、博古打击整肃的对象。

　　毛主席与“毛派”

　　1931年9月，由于王明要去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周恩来将赴苏区，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任命，由秦邦宪（博古）担任中国临时中央的总负责。1933年3月，博古率中共临时中央到达闽西龙岩。随着博古的到来，毛泽东、红军和苏区干部的厄运，方才真正降临了。博古虽然年青，但却是在斯大林发起的肃反运动中锻炼出来的，他不懂军事，不懂中国，但却很懂肃反。这才是他从莫斯科取来的“真经”。他搞的肃反依据的是极其荒谬的逻辑——谁反对领导，谁就是反党，谁就是反革命。而被毛泽东称为“闽西傅先生”的傅柏翠，就是因为脑袋上长着反骨，“一贯犯上”和不尊重、看不起“领导”，而被搞掉了。

　　古田会议意外落选后，傅柏翠离开红军，到地方工作，但是，他与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意见分歧，傅柏翠反对当时中央的土地分配政策，而主张把分配给个人的土地集中起来，搞农业合作社——即他所谓的“共家团”。毛泽东也支持发展农村合作社，在苏区，他认为只有发展农民合作社，只有把土地、粮食和农副产品集中起来，才有利于发行和推销公债，才有利于扩大手工业产品的出口，他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中说：组织经济，从根本上说就是“从组织上动员群众”。经济工作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自己捞好处、求政绩。据此，毛泽东批评了两种倾向，一种以为自己既然从经济工作中得不到好处，则便怠工、不作为，第二种乃是为了出“政绩”，便采用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方式，侵害群众的利益。他说：

　　动员群众的方式，不应该是官僚主义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经济建设工作同样来不得官僚主义。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每一个同志喜欢的应该是群众化的方式，即是每一个工人、农民所喜欢接受的方式。官僚主义的表现，一种是不理不睬或敷衍塞责的怠工现象。我们要同这种现象作严厉的斗争。另一种是命令主义。命令主义者表面上不怠工，好像在那里努力干。实际上，命令主义地发展合作社，是不能成功的；暂时在形式上发展了，也是不能巩固的。

　　傅柏翠主张发展“共家团”即合作社，这正是为了发行公债，广建粮仓这些“非常具体”的工作，而不是为了出“政绩”，于是，他对于当时闽西特委强迫命令的官僚主义作风感到不满。据说，毛泽东所说的“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这句话，本来就是傅柏翠的发明。1931年初红十二军召开的一次大会，则荒唐地改变了傅柏翠的命运。

　　那次会议的主题是纪念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对当时的红军战士来说，第二国际和这两个德国人实在是太陌生了，当会议主持人介绍李卜克内西、卢森堡曾经是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时，有几个战士突然振臂高呼“社会民主党万岁”。那时苏区正按照中央的要求，跟着苏联搞肃反、大抓“社会民主党”分子，闽西“肃反委员会”立即将几个喊口号的战士逮捕，大搞“逼供信”，几个战士被诱逼，竟然“供认”傅柏翠是“闽西社会民主党特委书记”。于是，闽西“肃反委员会”立即命令红军部队捉拿傅柏翠，傅柏翠率领自卫军躲进了山里，从此，他在上杭拥兵自治，脱离了党和红军。“雪里行军无柏翠”。毛泽东一语成谶，而红军队里从此“无柏翠”。

　　第二个被整肃的“毛派分子”，则是罗明。博古率临时中央到达苏区后，立即展开了反对“罗明路线”的运动。闽西根据地形成后，罗明长期担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他是彼时最坚定地支持毛泽东建立红色的根据地路线的党内高级干部。整罗明，实际上就是整毛泽东，“罗明路线”，实际上就是毛泽东路线。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当时谁重视和注意经济工作，谁就会被说成是是右倾，甚至是“社会民主党”。

　　194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罗明路线”正式平反。在随后不久举行的中共七大上，博古终于这样总结说：“反对罗明路线，实际上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这个斗争扩大到整个中央苏区和周围的各个苏区。更沉痛的是由于‘左’倾错误、宗派主义干部政策，再加上一个错误的肃反政策，而使得许多同志，在这个时期中，在这个肃反下面被冤枉了、牺牲了，这是无可补救的损失。”1933年，罗明被从省委书记的岗位拿下，调任苏区党校的教员。而他只是被整肃的“许多同志”中的一个。

　　与罗明一起遭受处理的党和红军骨干，还有毛泽覃、邓小平、谢唯俊和古柏。毛泽东的小弟毛泽覃，是接应朱德、陈毅等南昌起义部队井冈山的人，他被从中央秘书长任上撤职，红军长征后也被留在了江西苏区，1935年4月26日，毛泽覃在瑞金红林山区被国民党军包围，牺牲时也只有29岁。

　　博古到达苏区一年之后，除了负责苏区银行工作的毛泽民之外，毛泽东身边的人几乎都被撤职查办，毛泽东成了不折不扣的“光杆主席”。

　　罗明直到遵义会议后方才被毛泽东重新启用，但随即在行军途中被敌机炸伤，不得不被留在当地坚持斗争。随后因口音不对被国民党逮捕，因无证据而释放。然后艰难辗转到上海找党，却被人出卖，被指认是“罗明路线”的总头子，但因坚不承认是“罗明”，被关押了五年后获释，回到闽西当了个中学教员。

　　全国解放后，罗明夫妇一直在广东工作，默默无闻、鲜为人知。毛泽东一直惦记着傅柏翠，他问福建省委书记张鼎丞：闽西傅先生在哪里，如果身体还好，叫他出来工作嘛。傅柏翠遂被任命为福建省人民法院院长和省政府委员。1983年，古稀之年的傅柏翠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又一次递交入党申请书。1985年5月，中共福建省委为傅柏翠的“社会民主党”问题彻底平反，1986年1月，中共福建省委批准傅柏翠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年，傅柏翠90岁。他终于再次回到了“红军队里”。1993年1月30日，傅柏翠在福州逝世，享年98岁。

　　历史证明，“听毛主席的话”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那些跟随毛泽东的人，似乎注定了他们坎坷和牺牲的命运，在江西的“毛派分子”中，建国后“三起三落”的邓小平算是最幸运的了，他最终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直到晚年，邓小平还是语重心长地警告说：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啊！一个好好的一个东西，一下子被它搞掉了！

　　六届四中全会形成的中共领导层，致力于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式改造中国共产党，它不仅导致了中共白区组织的瓦解，也导致了苏区的丧失。

　　在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形成的中共领导层，及随后执行的王明博古（秦邦宪）路线，是中国革命危害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路线，致力于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式改造中国共产党，它不仅导致了中共白区组织的瓦解，也导致了苏区的丧失。而张国焘的肃反，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仅在张国焘主持的鄂豫皖苏区，就有十分之六以上的红军团以上干部，被当作反革命而杀掉。所谓“影响深远”，从如下一个例子就可以看到。

　　红军长征到达吴起镇后，赶来向毛泽东汇报的红25军军长徐海东请示说：部队里还有300个AB团嫌疑分子，是在鄂豫皖苏区出发前划的，这些人究竟该如何处置，毛泽东愤怒地回答说：二万五千里长征都走下来了，还怀疑人家是反革命？统统改正！立即改正！赔礼道歉！全都搞错了！当徐海东向那300名干部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时，300人一起抱头痛哭，徐海东也不禁留下了热泪。

　　正是因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大批好干部忍辱负重的工作，苏区的经济和民生才得到了发展，老百姓才发自肺腑地拥护共产党，并把自己的子弟送到了红军的队伍里。在普通老百姓眼里，毛主席就代表着共产党，就代表着那个“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的共产党形象。老百姓是很务实的，老百姓又是很无私的。

　　1952年，中央慰问团代表毛主席重回江西看望苏区人民，一位86岁的老汉，步行80里山路赶来，非要见见慰问团团长。得知老人的两个儿子都在红军队里牺牲了，团长便问老人说：老人家，您需要我们帮助些什么？老人说：不需要帮助，我就是想要一张毛主席像。

　　以心换心，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铜墙铁壁，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共产党人的活菩萨。

　　多年之后，毛泽东在延安又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共产党人，要像念佛一样，时时刻刻地念着我们的人民群众啊！如果说有“毛派”，那么，那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便是“毛派”。

　　“毛派”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毛派是为人民服务派，是实事求是派。邓小平就是苏区时代最大的“毛派分子”之一。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这样总结说：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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