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版图的新变革
时间：2012-05-17 20:03:34 来源：http://blog.sina.com.cn/wangyilin517 作者：王懿麟／文
世界经济的地图已经不仅仅是美国同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而且还是发展中国家同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竞争。这些国家甚至在上个世纪末的经济变革之前，就已经孕育着这种边缘性的竞争关系，并且一场意识形态的冲突加强了它们各自经济领域的战略重要性，直到自由经济的胜利加速了资本主义全球经济的发展。也许有人会说，这些个看法过于强调阶级关系的矛盾或是地缘政治的对抗，但所谓“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即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和最后阶段）等这些术语是作为一个国家发展形态的中性词，用以描述一种政治形态下的经济制度。至于对这些发展形态的褒义或是贬义的衡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国家如何行使自己的权力（其目的是什么），以及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对此权力行使所持有的看法。
发展中国家主要是由过去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第三世界国家组成，包括阿拉伯国家（十六个国家或地区）、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廿四个国家）、欧洲及中亚地区（廿三个国家）、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卅二个国家或地区）、南亚地区（八个国家或地区）、撒哈拉以南非洲（四十五个国家或地区）、最不发达国家（廿三个国家）共一百七十一个国家或地区，占联合国国家组别的百分之七十九点五三（发达国家或地区共四十四个）。这些国家占世界大部人口和陆地面积，具有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的重要战略地位，尽管“从某些指标看来，中国已经成了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发展中国家的高增长带动了全球贸易的蓬勃发展，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产值已经在全球占了半壁江山，原材料价格的高涨“似乎”使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获益匪浅——以一种与过去资本主义列强截然不同的方式实现了经济上的崛起，但这一办法大多是以通货膨胀、贫富差距、失业率和其他自然资源的破坏为高昂代价的，自由主义的资本市场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经济推动的显著特点是：生产方式上正处于从传统农业耕种向现代化工业制造的社会过渡中，以及为了经济上的生存和迅速发展而本能地削弱对土地关系的迫切感（即以改造土地的方式推动工业化进程）。例如印度在二○○八年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进口国家（埃及是此前最大的粮食国际买家），糟糕的农业发展情况业已长期影响印度人民的生活——难以想象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印度曾通过“绿色革命”由一个连年缺粮的饥荒国家转变为自给并出口的余粮国家，从而成为世界上解决粮食问题的一个典范。
显然，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都经常注意到了这一点，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农业（粮食、土地和农民）和工业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将制约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力量的平衡，并最终在政治上体现了出来。
经济崛起应以政治崛起为前提
长久以来，帝国主义国家通过按照政权更迭、武装干涉（军事占领）和经济变革的方式支配或影响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并以其“安全”方面的关切作为主要的行动推动力。见之于发展中国家对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缺少可明确束缚（或制裁）的手段，因此，帝国主义所拥有的全部资本主义势力、在国际上的客观地位，以及在全球部署的、帝国主义真正实力和真正堡垒的军事力量和先进技术，成为了确保其帝国主义扩张政策的主要依靠。结果，这种扩张引起了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新的危机，从而导致了进一步对抗或冲突的紧张关系。
历史的事实已经摆在面前：旧霸权集团的不断扩张和新兴力量的逐渐崛起，旧霸权集团的衰退感和不安全感引起了新的扩张，扩张又孕育了新兴力量的对扩张威胁的不安全感的抵触和摩擦，这又反过来刺激了新一轮的扩张。同时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和国际间新旧力量的消长变化，推动和加剧了这一冲突对抗局面的逐渐形成——各国集团的拉盟结帮和战略备战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国际上的紧张局势日益临近。
如果说帝国主义的历史是一部不断进行领土或支配力量扩张的历史，那么发展中国家之大部，从欧洲到亚非拉国家对帝国主义扩张的斗争，同样几乎从未间断地持续了数个世纪。
——它包括中国自鸦片战争后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发展到屹然夺取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与整个的帝国主义世界列强抗争，结果不但把各种外国殖民主义势力和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最终从中国的领土上赶走，还成为了一个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社会主义国家。
——它包括印度支那独立战争（即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四年法越战争和一九五九年至一九七五年越南战争）的胜利，越南、老挝、柬埔寨人民在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持和声援下，坚持不懈地反对殖民统治和争取民族独立解放，在使法国殖民主义侵略者遭受失败、被迫签订停战协定并退出战场之后，又使美国的帝国主义阴谋遭到了彻底的破产。
——它还包括埃及人民收回苏伊士运河斗争的胜利、阿尔及利亚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胜利，以及整个的非洲独立解放运动等等……
这些谋求主权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不论在持续的时间上还是在规模上，无疑是世界列强推进野心扩张的侧面例证之一，而伴随着这一殖民与反殖民、侵略与反侵略斗争发展的是国际社会的巨大同情和广泛支持。在一九六○年十二月十四日第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通过的《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要求立即无条件地结束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殖民主义，推动了一切遭受殖民统治的国家和民族的独立解放运动，联合国会员国业已由九十九个增加到一百九十三个，其中来自非洲的国家由四个增加到五十四个。整个的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遭到了土崩瓦解，使世界上极大部分国家摆脱了殖民统治的枷锁——帝国主义失败的每一寸土壤，都意味着一个民族或国家的人民站起来了——这是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坚持不懈的努力结果。发展中国家就是以这样艰难困苦的方式在世界列强相互争夺的夹缝中生存并发展起来的。
然而，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意识大多包罗了一种在初期比较单一的对经济高速增长的狂热、长期以来对资本主义世界的迷信，以及追求独立自主和自由民主的国家意识。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崛起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1）无论实行何种意识形态的政治和经济制度，都不依附于任何其他强权，且自身拥有较强经济实力的国家。
（2）政治上标榜中立或去殖民化，但经济和思想上仍旧半附庸于资本主义列强的国家。
（3）拥有较强经济实力，但政治上仍受到资本主义列强控制的国家（代理人）；或者政治和经济完全附庸于资本主义列强的国家（傀儡政权）。
就后一点而言，帝国主义的新殖民主义政策仍没有消除，即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核心地带——垄断资本（整个的资产阶级剥削者集团），在一部国家内仍具有政治意义。
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在不同的时期都有一些这样的国家曾被视作某一资本主义经济变革的典范或者样板，进而辐射影响周缘地区的广大领域。这些经济支轴国的影响分布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并远至东欧，主要通过经济变革和辅以思想上的改造，或者是促使一个在政治或经济上附庸于帝国主义国家的政权，代表资产阶级剥削者集团行使权力以获取既得利益。在整个廿世纪下半叶，作为资本主义最高发展形式的美国，不断地利用这种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经济扩张的方式，达到了使苏联在经济和政治上陷入双重崩溃的目的，从而推动着世界大部国家的经济，进一步地走向资本主义的更发展形式——国际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自由主义经济）。
这就意味着，在当前这个时代，资本主义列强的经济掠夺性质仍旧是不可否认的，美国自称的不安全感也确实存在，但这并不是因为美国的领土遭受威胁或受到外国侵略，恰恰相反，因为它的扩张行为和对别国经济的资本掠夺和财富席卷所引起敌对的反应。这就决定了，在这一个世纪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崛起首先必须意识到的是——政治的崛起。
世界经济体系酝酿变革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崛起所带来的另一个更为深远的影响，是在战后形成的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和现有资本主义经济形式中，酝酿产生了一种新的经济形式，进而完成整个的世界经济体系的变革。也就是说，世界经济体系的变革通常是在新的经济形式较为现成形式已经具备时开始发生的，这个经济形式在发生经济变革以前，就已经在旧有的世界经济体系内部生长和成熟了。这种变革因素可能不易解释，但这一复杂因素却确实影响着世界的社会经济发展，正如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不但使得资产阶级从赖以形成的封建社会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中脱离了出来，而且当这一社会模式不再能够满足于资产阶级已经发展了的生产力需要的时候，资产阶级革命就产生了，这绝非偶然。
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是在二战结束之后才全面发展起来的，这种实际地位使美国成为一个经济帝国，包括：
——由雅尔塔会议文件所提议的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即联合国）的建立，决定了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苏美英意志对抗和权利分配下的“协议”产物。
——美国对世界经济的实际控制，决定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的财务结构是以美元而不是以自创的国际货币为基础，这一组织缺乏中央银行的大多数权力，贷款权力有限，本质上是以美元为中心的机构，美国提供基金组织可贷资金的大部分，并有效控制了基金组织的大多数贷款决策。为此，基金组织的总部不在伦敦，甚至也不在纽约，而是在美国财政部可以施加强大影响力的华盛顿。
——那些可以说是使美国世界经济地位得以确立的芝加哥学派的“休克疗法”、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或是通过一个国家经济同政治的联系从而颠覆国家政权（或从内部进行分裂），正是随着战后（主要是冷战时期）世界经济体系控制权力的重新分配而产生的。
似此，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崛起同样也面临着经济和政治方面的紧迫任务。尽管发展中国家在承担新经济体系支配角色的任务时有些勉强，而且并不认为自己的新角色同过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但关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地位的辩论，今天却已经集中在怎样更合理地分配和保护其在世界上的权利——并且都主张获取更多的世界话语权。在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主导下的世界经济、货币政策和自由贸易时，这一点就尤为突出。这是一个经常性出现的场景：美国向发展中国家发动一场贸易保护的冲突，而发展中国家更愿意选择寻找新的制裁武器，而不是进行政治或经济上的妥协。例如巴西反对储备货币发行国（如美国）为了增加其出口而推行宽松货币政策的做法，并准备向世界贸易组织建议采取“汇率反倾销”的措施，从而允许各国针对实施竞争性货币贬值的贸易伙伴进行制裁。
亚太经合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各成员国亦在第十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共同发表了《檀香山宣言——迈向紧密联系的区域经济》，指出亚太地区在目前的全球经济中担任着领导者的地位，以及致力于亚太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和旨在达成自由开放贸易和投资的“茂物目标”（Bogor Goals）。同时重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认为贸易和投资对各国创造就业和经济繁荣至关重要，而加强地区经济一体化在促进地区和平和稳定方面起到重要作用。这些行动都可以被视为发展中国家抛开美国等发达国家对别国的干涉和影响，维护自己国家的权利。
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经济
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崛起中，与大多数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是，中国走上了一条特殊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的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既不易于被资本主义的完全自由经济所渗透，又将经济同强有力的政治更紧密地联系聚合在一起。也就是说，与资本主义“谁控制了经济，谁就支配了全球”，或是“舰炮外交”的观点不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就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关系有着自己独特的哲学阐述。例如毛泽东同志曾于一九四四年三月廿二日在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的题为《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的讲话，内容如下：
“政治是上层建筑，经济是基础。政治好比就是这个房子，经济就是地基。……政治、军事的力量，是为着推翻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力量；推翻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力量，目的是为着解放生产力，发展经济。经济是政治、军事的基础，政治、军事是上层建筑。地基是经济，根本目的也是发展经济。政治、军事之所以放在第一，是因为如果没有它们，生产力得不到解放，就没有可能谈其他问题。”
也就是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又反过来作用于经济基础。这就决定了，中国过去在抗日战争时期把政治和军事放在第一，是因为帝国主义和旧政治、旧政府、旧军队妨碍了中国的生产力发展，这些破坏的因素不消灭，还有什么生产力和经济好发展？因此就要把政治和军事摆在第一个任务上，去消灭妨碍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帝国主义和旧政治、旧政府、旧军队。但是，后来中国人民不但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还彻底消除了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旧政府、旧军队，建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时候的第一任务就要摆在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上了，是不是？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于是，要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经济，就要解决好工业和农业之间的矛盾关系，解决好经济体制中“公”和“私”之间的矛盾关系，如此就有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且，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是以一种既灵活又正式的方式纳入到整个的中国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就这一点而言，中国共产党在过去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经济改造上已经有着丰富的经验——当然，一旦国际形势发生了剧烈变化，这种任务毫无疑问地亦会发生变化。
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描述，即社会主义由于在经济上还不能够完全地成熟，还不能够完全地摆脱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模式，但并不是说这种经济体制就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资本主义经济。因为中国政权的性质首先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是写入宪法第一条的），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社会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而在其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也应当是公营经济。但同时，在这一社会经济中还包括其他的社会主义因素，即受无产阶级领导的许多阶级，比如个体经济、私营经济、集体经济等等，虽然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但这些也是带有社会主义性质，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也就是说，国营经济是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而集体经济较之在人民政府管理下的私营经济，社会主义的性质更多一些。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经济性质是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下的经济体系，谁要是否认了这一点，或是否认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领导作用，就是否认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党的领导。
正是由于这种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指导，中国的经济体制往往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些摸不着头脑，在多数人看来，“自从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在同一个政党的领导下，中国政府的政策和政治环境变化之大有目共睹。从土地改革到文化大革命再到市场改革以及‘三个代表’，中国不同时期的国内政治简直翻天覆地。”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经济体制落后于西方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恰恰相反，中国的成功得缘于这一经济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给予经济自由和国家控制的混合体。例如中国的一党专政（载入宪法）决定了这一政权不同于西方的民主模式，在国家的政治目标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更具有一致性，这体现在一系列的五年计划目标的设立，并为此真正地付诸系统性的实践以全力推动整个国家向前进步（很难想象美国国会和总统拿出一项一致的五年规划并予以完整性地实施），以及在取得的高速经济发展时仍然保持着谨慎的经济管理（尽管中国坐拥数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诸此等等。而整个资本主义西方却缺少拥有十三亿人口大国的中国所拥有的这种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上的长久的一致性，因此在其他国家看来，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是那样容易被准确地加以描述的。
最后，伴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崛起，经济进程的影响已开始在与各个国家的相互关系中表现出来，而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更凸现了它们对更为广泛的国际范围内的政治和经济所持有的各自态度和所经历的不同实践，这使人们能够洞悉一方的历史性崛起对另一方的衰退对全球格局意味着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