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树华：俄罗斯经济私有化的后果及教训

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在俄罗斯大地上上演了一场社会经济“私有化”的大戏。几年的时间，大规模、闪电式的私有化运动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俄罗斯社会的面貌，瓦解了原有的经济基础，改变了社会的阶层结构，催生了私人资本特别是大资本的形成，导致了“财阀横行、寡头参政”的局面。俄罗斯“私有化”运动激化了社会矛盾，滋长了经济犯罪，教训十分深刻。

一 俄罗斯私有化的政治背景与思想动因

1991年底开始的俄罗斯私有化运动被认为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所有制革命[1]。私有化运动自一开始就带有很强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是继俄罗斯“政权大革命”之后的一场空前的“社会财产大分割”。

俄罗斯改革派将建立“私有制”视为通往西方“天堂式”生活的法宝，将私有化看作是拯救俄罗斯的“救世灵方”和“灵丹妙药”，建立了私有制，就能溶入西方。俄罗斯“私有化之父”丘拜斯提出，私有化是一项政治任务，必须加速进行，甚至可以打破常规，不考虑后果。因为私有化的目的“就是在俄罗斯建成资本主义，并且要在几年中用突击性的方法完成世界上其他地方用数百年才完成的那些工作”[2]。政府代总理盖达尔和丘拜斯认定，必须把所有权从国家和官僚手中夺过来。“无论把财产分给谁，哪怕是分给强盗，只要把财产从国家手里夺过来就好。如果强盗变成自己资本的有效主人，他就不会再做强盗了……”[3]

俄罗斯年轻的改革派极力地在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那里寻找理论依据。他们的幻想与西方自由派谋士的主张不谋而合。盛行一时的所谓“华盛顿共识”推出经济转轨的模式，制定一个个模仿的样板。按照美国哈佛大学谋士给东欧诸国开出的药方，经济改革无非是“价格自由化”和“私有化”，而私有化又是改革中的重中之“重”。

二 俄罗斯私有化政策的出台与偏颇

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苏联内部的政治混乱，社会经济开始失控，实际上已经开启了“非国有化”的大门。1990年前后，学术界开始讨论私有化的问题。苏联解体俄罗斯实施私有化提供了条件。1991年11月，丘拜斯出任推进私有化的国家财产委员会主席后，迅速拟定了一份新的私有化纲领。一个月以后，1991年12月29日，这份纲领的主要条款被叶利钦以总统令的形式获得批准并开始实施。由此正式拉开了俄罗斯私有化运动的序幕[4]。

观察俄罗斯国有资产私有化进程，可以发现俄罗斯私有化有以下几个特点：

(1)私有化更多的出自政治上动因，而非经济上的考虑。私有化成为新政权摧毁原制度经济基础的工具，必须在抓住政治机会，迅速将国有财产分配下去[5]。丘拜斯在电视节目中宣称：“私有化的目的，就是在俄罗斯建成资本主义”。以至于西方经济学家也认为，俄罗斯私有化操之过急，“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是另一种形式的“斯大林主义”[6]。

(2)私有化法律准备严重不足。俄罗斯私有化遵循的一些空泛的理念或概念，依靠的是“总统令”和纲要，而不是靠法律进行。这样可以绕开议会中的抵制。私有化运动实际上加快了旧官僚和新权贵将手中“瓜分的社会财产”合法化的进程。

(3)追求速度和规模，大规模、突击式、闪电式地推进私有化。西方资本主义走过了几百年时间，而俄罗斯改革派期望短时间培育出千百万私有者。英国一个大型企业的私有化平均需要6年时间，而俄罗斯期望在一两年的时间突击式完成15000家国有企业的私有化。

(4)与其它国家不同，俄罗斯被私有化的是国有资产中的较好的甚至是最好的部分。在俄罗斯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过程中，一些潜力雄厚的资源、原料型企业首先被私有化，如石油开采、冶炼，有色金属、航空企业等。

(5)权钱交易严重，私有化的社会后果十分严重。私有化既没有解决经济上的收入、效益等问题，也没能解决结构调整的任务。私有化不是结束、而是开始了财产的争夺。私有化运动带来大量消极的社会后果，引发了许多严重犯罪，造成社会财富两极分化，损害了经济和国家安全。

三 俄罗斯私有化的目标与后果

按照《俄罗斯私有化纲要》的规定，官方宣称的私有化要实现以下七个重要目标：形成一个私有者阶层;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利用私有化所得的收入建立社会保障资金体系;促进国家财政状况的好转;提高竞争力、经济非垄断化; 吸引国外投资;为私有化创造条件、建立良好的组织体系。

然而，私有化几年过后，俄罗斯社会普遍认为私有化的实际结果与最初目标相差甚远。私有化既没有实现收入目标，也没有达到效益目的。私有化实际上成为一些国有优良资产或优质企业的“大拍卖”，为瓜分国有资产提供了机遇和依据，使少数人借机暴富，进而演变成“财团巨富和金融寡头”。

(一)私有化未能改善财政状况，相反却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

在1992-1994的两年时间里，俄罗斯有共计64829个企业进行了私有化改造[7]，占4年间私有化企业总数的一半以上。统计资料表明，在1993—1996年的4年中，俄罗斯私有化的收入只占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的0.02%—0.04% ,占预算收入的 0.13%—0.16% [8]。 在俄罗斯“贱卖国企”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严重。私有化为少数人提供了绝好的敛财机会，无法统计的国有财产被变相转手或侵吞，削弱了国家的总体经济实力。

(二)私有化未能达到提高经济效益的目的

调查结果表明，俄罗斯私有化后的企业与原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相差不大，经济效益差别不甚明显。一些社会学调查结果显示，在经营管理、劳动态度等方面，私有化的企业与原国营企业并没有明显的差异，反倒是一些新出现的私营企业大大区别于私有化的企业和国有企业[9]。俄罗斯国家杜马稽查委员会在一次对私有化的专门调查中指出，1992—1994年俄罗斯中央一级所属的1666家机器制造企业中有1389家被股份化，占83.4% 。这期间，1992年生产下降幅度为11.5% ，1993年下降为14.9%，1994年竟达到43.9% 。

(三)私有化损害了俄罗斯产业部门的竞争力

私有化过程中，由于国外产品、特别是西方舶来品的冲击，俄罗斯企业及其商品失去了自己的市场。机械产品生产连年下降，1994年下降幅度达45%，日用消费品生产下降了一半以上。90年代中期，俄罗斯80%的食品依靠进口。

在反垄断方面，“反垄断”的旗号被用来当作利益均沾、你争我夺的掩护。由于某些反垄断措施“操之过急”，结果破坏了原有的经济联系，特别是对农工综合体、森林工业和冶金工业等部门的负面影响巨大。一些有利可图的石油工业、航空运输和原料部门等分离出不少公司，例如原统一的“苏联航空”分成420家大小航空公司[10]。但俄罗斯一些原料和燃料部门仍为特大型金融-工业集团或私人财团所控制。

(四)私有化吸引外资效果微乎其微

在吸引外资方面，俄罗斯私有化的作用亦不甚明显。1994年正值俄罗斯私有化的高潮时期，1994年前9个月的外国投资仅为7.68亿美元，而1993年为-29.2亿美元。而1995年估计仅私有化企业改造所需要的费用就达1500-2000亿美元。几年来，西方在俄罗斯的投资平均每人只有47美元，而在波兰为326美元，而智利为585美元。

(五)私有化恶化了社会局势，导致社会两极分化严重

1994年6月底，叶利钦总统宣布俄罗斯已有70%的工业企业实行了私有化，俄罗斯社会4000万人成为股票持有者。然而，社会学调查结果表明，大多数人并不认为私有化使自己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所有者”。真正在私有化中分得好处的只有70万人到90万人，最后能够分抢到最大蛋糕的只是极少数，这就是金字塔顶尖上那不足2000人[11]。

1993年4月份一项社会调查结果显示，俄罗斯有15%的被调查者认为“证券私有化”能使自己变为所有者，1993年底这一比例一度增至19%，然而一年之后却降至9.6% 。与此同时，俄罗斯64%的居民认为私有化只不过是“政治手腕”，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因为大多数股票持有者根本不可能、也无法参与企业管理，而取得红利的人数也微乎其微。

(六)私有化严重损害了俄罗斯国家安全

俄罗斯有关部门认为，私有化纲领中没有顾及国家的经济安全和国防安全，过急的实施办法激化了社会矛盾，造成了社会局势紧张，严重影响了国家和社会安全。

1.损害了经济安全。

俄罗斯国家杜马稽查委员会的特别调查报告中指出，私有化非但没能使转轨政府的预算增加多少，反而使国家失去了对一些大型企业、甚至工业部门的控制。俄罗斯几年的实践表明，私有化步伐快的领域，往往正是利润丰厚、前景诱人的部门[12]。俄罗斯境内外的灰色经济势力的目标从港口指向陆地，从地下指向天上。石油、有色金属等原料部门，航空和军工企业都成为各种资本势力争夺的对象。俄罗斯安全机构的报告显示，俄罗斯2/3的具有丰富资源和经济潜力的地区已被各种灰色经济势力、黑手党组织所控制，对俄罗斯的经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13]。

2.威胁国防安全。俄罗斯私有化的后期提出，具有战略意义的国防工业企业一般不纳入私有化的范围。重要军工企业私有化的名单由政府和议会审查决定。但俄罗斯安全情报部门的报告指出，在私有化过程中，外国商人直接或通过俄方公司购买军工企业的股票，或采取建立合资企业等形式，窃取尖端技术，达到进入或控制这些企业的目的。类似的现象在航空航天、导弹制造等军工企业尤为普遍。

3.导致社会冲突、危害社会安全。俄罗斯学者认为，私有化的推行，使得俄罗斯社会的贫富差别不仅表现在工资收入上，而更多地体现在占有财富和资产的多寡上。随着资本收益几何级数的增长，俄罗斯社会的贫富分化严重，导致了社会的紧张状态。私有化过程中，企业改组、破产数量增多，使得俄罗斯社会已十分严峻的就业形势更加恶化，特别是在一些工业企业较多的地区和城市失业人口增长。仅1996年俄罗斯失业人数为670万人，约占整个社会有劳动能力人口的9.1% 。

(七)私有化引发了严重的社会犯罪

伴随着大规模的经济私有化，俄罗斯社会治安状况急剧恶化，经济领域犯罪猖獗。俄罗斯内务部及总检察院的报告中一致认为，私有化是犯罪形势最为严峻的领域。1997年，时任政府副总理兼内务部部长阿·库利科夫认为，私有化中损公肥私现象严重，灰色交易盛行。俄官方内部资料显示，仅1996年，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共有1746起犯罪案件登记在案。而自私有化运动开展以来，共发案30000余起[14]。1997年初，俄罗斯联邦内务部将一份题为《俄罗斯联邦反经济犯罪和贪污的情况与措施的报告》提呈叶利钦总统，报告中援引俄罗斯科学院分析中心的材料指出，在私有化过程中，约有55%的资本和80%的有表决权的股票落入俄境内外犯罪集团手中[15]。

私有化给俄罗斯经济和安全带来严重负面影响的同时，还导致了十分严重的政治斗争和社会冲突，引发了大量社会问题。在许多俄罗斯居民看来，又是“一场改革闹剧”。“公平分配社会财产”的迷雾渐渐散去，俄罗斯老百姓发现，身边的少数人一夜之间暴富。一些资深的社会学家指出，在这场以“私有化券”为赌注的赌局中，大多数百姓是输家，普通人“当家作主”情况更少。真正的赢家是原厂长经理阶层，还有一些暴发的地下经济势力。

俄罗斯私有化暴露出的问题，特别是一些财团寡头的所作所为不仅激怒了俄罗斯百姓，而且也为西方社会学术界所不齿。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里茨、哈佛大学俄罗斯经济研究专家马歇尔·格德曼等多次对误导俄罗斯的改革模式以及私有化政策提出批评。甚至连国际金融大亨乔治·索罗斯也咒骂俄罗斯私有化：“俄罗斯已从苏维埃制度的一个极端走向了一种恣意妄为的、更近于掠夺性的资本主义的另一个极端”。索罗斯认为，丘拜斯推动的私有化是为了将“掠夺性的资本主义得以变成合法的资本主义”。[16]1999年8月26日，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经济学的至理名言，也许对真正的老百姓却是灾难》的文章，其中援引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对苏东国家经济转轨的调查报告，称“私有化使得1亿多人陷入赤贫，数百万人失去社会保障”。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却是私人财团“爆炸式”的膨胀，约5%的少数人在短时间内聚敛了无数的财产之后暴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