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的伟大成就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莫里斯·迈斯纳所著《邓小平时代：1978—1994，对中国社会主义命运的考察》一书第八章“毛泽东时代的经济遗产以及毛泽东身后改革家们”的第一部分“旁观毛泽东时代”，认为毛泽东时代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现将主要内容摘登如下：

对于毛泽东时代取得的物质成就闭口不谈，也许是对早些年从北京传播出的言过其实的宣传的一种自然反映，然而这些宣传却常常被外国的评论家们重复，许多外国人一度曾热切地相信，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取得了最大的经济成就，现在却倾向于对它作出最糟的评价，似乎以此来弥补他们早先的轻信。现在惯常的说法是把毛泽东描绘成一个在贫困的条件下徒劳地寻找一个社会主义精神乌托邦，使发展服从于意识形态纯洁之需要的人。

然而，如果不去正确地证人毛泽东时代把中国从世界上最落后的农业国家之一变成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为止世界第六大工业强国的过程中取得的惊人成就，就不可能理解毛泽东时代遗留给邓小平时代的经济问题。实际上，毛泽东发展策略的主要问题和不足中的大部分都是高速工业化的副产品，如果不正确评价这个基本的经济事实，就无法理解在毛泽东之后时期占支配地位的改革。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史以一个小小的工业生产基地为发端，这个工业生产基地甚至比比利时的还要小一些，当时，中国工业的人均产量不及比利时的工业产量的1/15。然而，是在物质资源最贫乏的基础上，在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和极少外援的情况下，中国在世1/4世纪的时间内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主要的工业大国。

在毛泽东当政时期，全国工业总产值增长了30多倍(如果从1952年算起则增长了12倍)，其中重工业总产值增长了90倍(1948年以前中国重工业特别匮乏)。从1952年(当时工业生产恢复到了战前最高水平)到毛泽东时代结束为止，尽管“大跃进”造成了工业生产的混乱，工业产量仍在以平均每年11.2%的速度增长。1953年至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增长的百分比最大，当时工业增长率达平均每年18%，把中国的工业生产力翻了一番还不止。其后一些年里增长的速度尽管不稳定，但仍然很快。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尽管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但工业生产仍继续在以平均每年超过10%的速度增长。

在这个令人惊异的高速工业化过程中有几个关键部门的数据或许值得一提。从1952年至于毛泽东时代结束期间，钢铁产量从140万吨增长到了3180万吨，煤炭产量从6600万吨增长到了61700万吨，水泥产量从300万吨增长到了6500万吨，木材产量从1100万吨增长到了5100万吨，电力从70亿千瓦/小时增长到了2560千瓦/小时，原油产量从根本的空白变成了10，400万吨，化肥产量从3.9万吨上升到了869.3万吨。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中国还在生产大量的喷气式飞机、重型拖拉机、铁路机车和现代海船。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成了一个主要的核强国，完成了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1964年中国第一枚原子弹试验成功，1967年生产了第一枚氢弹，1970年把一颗卫星发射进了轨道。

当然，工业化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劳动力以及社会结构的构成。尽管大多数的中国人民依然是紧紧依附于土地的农民，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为止，城市工人阶级的人数却已从1952年的300万上升到了1800万。此外，毛泽东的农村工业化运动——“大跃进”中硕果仅存的几个成功之一——把2800万农民(当时农村总劳动力约达三亿)变成了农村工厂的工人。

无论人们将毛泽东时代另作何种评价，正是这个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使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1952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产值占64%;而到1975年，这个比率颠倒过来了，工业占国家经济生产的72%，农业则仅占28%了。

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远非现代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这些经济成就就是中国人民自己通过劳动取得的，在那个时代，毛泽东思想仍能够给人一种使命感和目的感。除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苏联极其有限的援助之外，中国没有接受过任何外援。敌对的国际环境，与毛泽东“自力更生”的思想原则，起到了双重强烈的作用，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前实际上一直处于经济自给自足的状况。毛泽东的自力更生的国家政策造成了经济上额外的不利与艰苦，但是它也使中国可以自豪地说：在毛泽东时代结束之际，中国实际上是以拥有一个既无外债亦无国内通货膨胀的经济，而在世界发展中国家绝无仅有。

对一个基本事实的承认，即毛泽东时代在促进中国现代工业改造——而且是在极为不利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做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不就等于是为历史作非分的辩护。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发生的工业革命，与八十年代一同出名的经济改革家们将找不到他们要改革的对象。

尽管毛泽东思想强调农业，称颂农民的创造性，但在毛泽东的时代农业发展却远非如工业成就那么可观。1975年人均粮食总产量几乎与1957年农业集体化之初时一样。在毛泽东时代的二十年里，农村生活水平实际上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每年平均增长不到1%，而且是在一个低得可怜的基础之上增长的。1952年至1975年间，在工业生产总值增长十倍的同时，农业生产仅仅增长了两倍。然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农业也绝非如今被描绘的那样惨不可言。维克多·李皮特曾指出，毛泽东时代中国农业的发展大大快于1868年后至1912年日本明治年间备受称赞的成功的近代工业化化时期。从1868年至1912年间日本工业化最强阶段的数字也只有1.7%。正如马克塞尔顿曾指出的：“1977年中国人均占有耕地比印度少14%，而人均粮食生产却比印度高30%到40%，而且是把粮食以公平得多的方式分配到了比印度多出50%的人口手中。”

经济统计资料并非告诉我们全部事情。对于收入与消费的常规性测度并不能充分表明实际的生活水平的生活质量，还必须考虑到教育、保健、卫生以及老人与贫困者的福利措施等这样一些基本的必要的方面的公共消费。在所有这些领域，毛泽东时代都取得了伟大的社会进步，在大多数关键性的社会和人口统计指标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比印度、巴基斯坦等其他低收入国家强，而且比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五倍于中国的“中等收入”国家要强。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人由大部分人口是文盲的状况变成了大部分人识字。在农村差不多普及了小学教育，在城市几乎普及了中等教育，而且在城乡皆开创了成人教育和在职教育规划。基本的社会保护措施得到了贯彻。毛泽东时代结束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能够声称，它拥有一个虽刚起步但相当全面的医疗保健体系，这使得它在所有发展中国家都独一无二。医疗保健以及营养和卫生的改善，共同造成了中国人寿命的极大增长，从1949年以前的平均35岁到了七十年代中期的65岁。

蒋介石劫走大陆多少金银?

李世顺

1948年12月1日午夜，一艘看起来破烂不堪的货船，停靠在上海外滩江边。衣着褴褛的船员们，都是从海军中挑选出来的人伪装的。这便是上海解放前夕蒋介石密令往台湾抢运黄金的船。当时，中央银行的几位行长已得到大批贿赂，并取得乘坐这艘货船驶往安全地带的许诺，条件是打开金库。

据当时的中央银行稽核处处长李立侠回忆，这次抢运的黄金前后分成三批：第一批，也是最主要的一批，是1948年午夜由上海装运，总数为200多万两，直接运到台湾省基隆港;第二批劫走52.2万余两，先运到厦门，然后转达台湾;第三批是在俞鸿钧辞职之后，刘攻芸继任中央银行总裁，由汤恩伯亲临央行劫走19.8万两，这时离上海解放已不到10天了。前后三批，共劫走黄金277万多两。同时抢运到台湾的还有3526.9万银元，另有1537万美元则存进了美国银行的国民党政府账户。

1949年1月28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收到上海总领事恰伯特的一份电报：“上海市长吴国桢在本日会谈中透露，200万盎司黄金已转移台湾。上海尚存80万盎司，其中50万盎司以上正在运输中。”

这批曾被蒋经国称为“全国同胞血汗之结晶”和“国脉民命”的黄金、白银在台湾所发挥的作用，蒋氏本人曾作过如下评述：“政府在搬迁来台的初期，如果说没有这批黄金来弥补财政，经济状况早已不堪设想，哪里还有今天这样稳定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