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全球展望：中美争夺货币影响力
时间：2012-05-17 19:50:14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a412750100z8zz.html 作者：王懿麟
——关于中美货币影响力全球性竞争的战略研究报告
中美的经济竞争虽然同样是诸多范围的，但不同阶段也有其不同的中心重点，而当前的核心重点是——货币影响力。货币力量是这场中美经济竞争战略任务的焦点，也是下一个阶段，即中美经济战略目标实现的重要基础。货币影响力的竞争将是一场全面的斗争，即在政治战线、经济战线和军事战线三条中心的战略战线上进行。对美国来说，要在这场同中国的争夺中继续保持其全球支配性影响力存在的话，防止中国人民币导向亚洲是其先决条件。就中国方面而言，通过三条战略战线上取得政治上和外交上的突破，把美元货币从国际货币体系的支配地位上罢黜（见之于不负责任的美元货币政策对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是这场历史性竞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先决条件。
在这三条战略战线上的争夺，如果说美国是以军事实力为后盾的经济竞争，那么中国就是以政治力量为后盾的经济竞争——每一条战线都意味着国家意志的较量。因此，政治、经济和军事战线在这场全球化时代的影响力争夺中，是互为交错又有所畸重的。
第一部分 中美货币在全球的“角色”
在全球货币体系中排除一切强大力量或潜在威胁，并使其他国家屈服于自己力量的事实上控制，这既是美国的全球化经济目标的实现，又是其帝国主义经济体制霸权野心的表露。美国的货币政策往往使人感到自相矛盾：
一方面，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帝国，美国不仅拥有全球范围的明显军事优势，而且其庞大的美元货币体系和一体化自由经济同样占据着世界中心的战略支配位置。因此，一个强势的美国经济实力的象征——美元，不仅有利于美国经济力量在全球的持久扩张，而且也有助于抑制国内的通货膨胀。例如一九九五年，在克林顿时期担任美国财政部长的美国银行家罗伯特·爱德华·鲁宾（Robert Edward Rubin）提出了强势美元政策，那一时期的美元不断升值不但铸就了美国的经济繁荣期，也扩大了美国政治意志在全球的感召力。而在此前的整个战后期间，“宽松的货币政策几乎是一成不变的药方，而通货膨胀则是几乎一成不变的结果。只有放弃一成不变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货膨胀才能够被终止。”
但另一方面，正如历史所示的那样，美国又易受到一种作为国际货币体系主导地位的、“不负责任”的举债优势的包围——可以不受限制地向全世界举债。尽管这并非表示这些美元债务不用偿还，但由于债务偿还在事实上的不对等，美国可以毫无节制地定量宽松货币以造成美元的不断贬值，从而减轻以美元计价的债务负担（包括内债和外债），同时又可以刺激出口、改善国际收支情况和将国内的通货膨胀转嫁到其他国家。
于是，美国九一一事件的出现为这一美国货币政策的历史性转变提供了契机。在二○○一年十月，美国布什政府发动了阿富汗战争以推翻塔利班政权，接着又于二○○三年三月发动了伊拉克战争推翻了侯赛因政权。持久的战争带来了对美国国力的消耗——尽管美国政府并不如此认为——它没有一条能够既通向发动战争，又避开宽松货币政策的通道。于是人们发现，由于军事耗资对财政赤字的增长，美国的政府债务从二○○一年九月卅日的五点八○七四万亿美元以惊人的速度攀升至二○○九年九月卅日的十一点九○九八万亿美元。在此期间，美国财政部长约翰·威廉·史诺（John William Snow）表示，“强势美元是希望投资者对美元有足够的信心，希望美元成为人们愿意持有的储备货币……而非外汇市场上美元的市场价值如何。”
伴随着美元在事实上的不断贬值，美国又重新回到了“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货膨胀”的旧经济道路中。这条路的一侧是通往包括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新殖民主义政策，包含了对世界上大部分劳动力资源、广阔的土地和矿藏资源等战略要点的控制，并且在军事上发动一场边缘性战争（或局部冲突）有利于国际资本大量流入美国市场避险，从而刺激美国经济和平衡宽松货币政策下不断贬值的美元汇率。比如一九九一年的海湾战争不但使美国脱离了一九九○年的战后第九次经济衰退，而且迎来了长达八年的股票市场牛市；科索沃冲突同样使资本从欧洲迅速转向美国，美元汇率不断上升，道琼指数亦不断创出新高；而后二○○三年的伊拉克战争不但使美国摆脱了近三年的经济萧条，资本市场亦再次出现了连续四年的黄金牛市。
然而，这条路的另一侧则是弱势美元货币政策所引发的包括欧元和人民币等区域性结算货币的崛起，从而逐步封锁了美国货币力量对欧亚大陆一些经济通道的战略控制，进而把这种封锁力量扩张至整个欧亚非拉国家。例如亚洲和大洋洲之间的东盟国家和远东地区的日本、韩国，接壤中国西北、东欧地区和中东石油通道的哈萨克斯坦，以及北海和波罗的海之间的德国等。
人民币优势的扩大与美元优势的削弱
在美国通往太平洋另一端的彼岸——中国，美国宽松货币政策的天然性优势正逐渐被这一重新崛起的发展中国家所阻塞。这一边缘化美元战略的影响正开始从东亚及南亚地区的一些国家，然后是西亚和东欧一些国家，直到非洲和拉丁南美洲。中国人民币影响力的边界可以介于美国和欧洲之间，并且正逐渐成为美元在亚洲世界的界限，还有日本和韩国作为美国在远东起遏制中国作用的外国据点，也正逐渐脱离美国货币的影响（尽管在政治和军事上还没有完全脱离）。美元在这里实际上正逐渐被封锁在太平洋东面，通往太平洋西面和整个东亚大陆，进而深入亚洲大陆腹地的通道正逐渐被中国的人民币辐射影响所覆盖，尽管它的领海地带仍易受钳制于位于东海的日本、黄海东面的韩国，以及南海岛礁附近的越南和菲律宾等国。
中国和美国的政治家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都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追求某一重点战略目标，旨在根本性地改变其局部范围的劣势条件以夺取在整体上的明显优势。这并非主观臆测，劣势与优势的转换并非不可实现，这一点历史的事实已经很好地告诉了我们。比如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时期（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就曾企图通过在中国的西扩，扶植卖国的傀儡政权和建立伪满洲国，使其有效地控制整个东北，进而侵占整个中国。
一个百年积弱、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中国，对抗作为上世纪卅年代帝国主义世界列强之一的日本，胜算几何？日本军国主义者狂妄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甚至当时的西方舆论预测，“中国的海军只能抵挡一周，中国的空军只能消耗一个月，中国的陆军至多坚持六个月”，而亡国论者，亦认为抗战断无胜利之可能。但是，随着中国人民持久斗争的推进，日本进攻中国的障碍在不断增加，劣势不断扩大。尽管在战争的一定阶段，日本对中国的优势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战争进展，但是这种优势只限于这一定阶段内的一定程度上，而不是全部，这种优势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这就有了劣势与优势互为变化的条件，也就因此有了中国人民毋庸置疑的抗日战争的历史性胜利。
如何在霸权美元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经济带来的这场危机中，使中国的行动具有潜在的深远影响，是人民币在这场全球性的同美元的争夺中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不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中国如果取得成功，将会使人民币的影响力进入正面临着相当大的货币体系变革动荡中的世界经济体系的核心地位——美国届时必然为其国内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困境所困扰；欧盟各国同样为各自债务危机和经济前途问题所缠身；而中国在人民币的全球影响力上取得成功——其中包括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对人民币的广泛认可和支持——将打开通向世界性崛起的道路（作为一个大国而不是一个帝国的崛起）。
世界货币体系面临重构
货币体系的世界性动荡时期并非没有到来。二○○九年三月，美国突然发表声明决定大规模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即将再购买相关房产抵押债券和机构债券总计八千五百亿美元，使当年以来购买的相关债权额达到了一点四五万亿美元，而这将给当时约持有七千四百亿美元国债的最大债权国——中国，造成美元资产安全的严重威胁。这不仅包括美元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完全捆绑和强有力的全球支配力量，还包括在美国看来，“即使中国决定出售一部分手中的美国国债，它也几乎不可能大批量抛售。大量出售美国国债肯定会导致美国债市场萧条，从而使中国手中剩余美国国债的价值缩水。无论怎么说，温家宝及他的中国同僚们和我们其他人一样，除了观察、等待以及担心美国经济状况外，对美国经济都施加不了什么影响力。”这就迫使中国向世界各国提出：创造一种新的国际储备货币以便最终取代美元，这意味着中美两个东西方大国之间必须面对的又一次的重要选择。也就是说，世界货币体系的重构势必将打破现有的货币力量格局（重新洗牌），区域性影响力的全球范围争夺将成为这个后危机时代的重点。
事实上，无论是俄罗斯还是欧洲联盟，甚至是非洲和西亚一些国家，都无不希望能够重构世界货币体系以削弱和颠覆美元对世界经济的霸权地位。如此也就有了国家与国家之间区域性的货币双边和多边合作的基础，从而逐步乃至完全地取代美元的货币主导地位。这就决定了，中国的人民币全球性战略部署首先是一个争取时机的问题，即人民币货币影响力的争夺问题，这不应是先有一个时期的防御、然后再夺去主动权的问题，而必须是在一段时间之内完成区域货币部署，以便今后开始夺取货币主导权（扩大影响力）的问题。这也就要求中国的人民币在全球性战略的战术运用上，在顾及和适应世界经济和区域性各国间不断出现的重要变化中，必须保持必要的灵活性。
中国的人民币走向全球的决定是注定具有历史性的影响，如果中国能够做到把美元的支配力量边缘在世界货币体系的中心位置之外，或是使中国的人民币全球性战略——我们也可以称之为“边缘化美元战略”——推动世界货币体系的历史性重构（也许会使整个经济体系发生重要的世界性变革），其在世界的战略影响也将是决定性意义的。这种在一次非常公开或直接的国家意志较量中取得的胜利，将会使美国长久以来对太平洋地区承担多项义务的政治优势平衡发生倾斜，对美国承诺的信任危机还可能在美国的老牌资本主义同盟阵营（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和其他一些美国的地缘政治支轴国中间产生反响，其影响将超过美国过去所塑造出来的象征意义。
第二部分 美元中心的三条战略战线
美国的政治家虽然满口自由、平等、民主的说教，但仍继续怀有帝国主义在地缘政治方面的扩张欲望。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与沙特阿拉伯协议把美元作为石油的唯一定价货币，并取得了石油输出国组织（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OPEC）其他国家的同意，这即意味着此后以美元为中心的美国战略目标是——控制石油。这一联系使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建立起了天然的支配地位，同时也被看作是美国在全球更广泛军事进攻的一部分。当然，美国与阿拉伯国家颜色革命热潮的直接联系，同样也被看作是世界范围内的以美国意志输出为核心的更广泛的政治动荡的一部分，华盛顿的领导人甚至希望在阿拉伯世界的动乱，能够在制约非洲重要石油出口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和巴西等）中起关键作用。
此后的四十年左右，美国军事上的进攻反而比整个二战时期都更为扩张得多，并且石油控制这一战略目标确实是通过单方面的政治或军事进攻得以实现的：美国在海湾地区的沙漠行动中实现了其政治上的重要突破；在亚洲的西面占领了阿富汗、伊拉克并颠覆和支配了一些重要的支轴国家；在阿拉伯世界把利比亚的石油特权纳入到了美国意志的利益版图中，并在西亚的叙利亚、以色列、也门、埃及和非洲一些国家建立起具有决定性作用的重要影响等等。
整个阿拉伯世界从东到西横跨北非和西亚地区，而此前在美国控制之下的战线主要在西亚一带，这块中心支轴区域看起来相较北非的地理空间好似微不足道，但在对美国地缘政治上的影响却是至关重要的，它不仅包括美元货币地位最重要的石油控制，而且拥有通向欧亚大陆和整个非洲的至要通道。因此，当美国的金融危机带来了一个全球经济不稳的新阶段时，也正意味着美国重新进入这样的一段历史时期：对更广泛战略目标的追求重新迸发出新的活力——来自战争女神雅典娜的召唤——这再次证实了美国的战略视野范围包括了整个阿拉伯的石油世界。
美国显然不会撤出世界经济的权力中心，且无论何时都准备着反对任何美元货币体系实际控制之外的威胁，于是在这场颠覆性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中取得突破性结果的争夺也开始了。美国的这种反应态度可谓历史上的里程碑，事实上，它标志着美国为争取支配这个世界经济上更广袤疆域（尽管它也许没有领土方面的野心），而进行的长达数个世纪长久征战的新的开端。
美元全球影响力的扩张
历史上第一条以美元货币支配地位为中心的战略战线形成于二战结束之后不久。一九四七年六月五日，美国具有战略头脑的第五十任国务卿、二战期间美国陆军参谋长、陆军五星上将乔治·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l）发表的一篇历史性的演讲，宣告了美国已为帮助欧洲复兴作好了准备，并由美国为这一计划提供资金——马歇尔计划成为了这一时期美国最具有潜在深远影响力的战略计划。
这一计划旨在使美国的欧洲盟国在以美元为中心的美国经济援助下，恢复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而遭受毁坏的经济的同时，使欧洲成为一个在很大程度上同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相一致的、非正式联系网组成的混合体（任何接受援助的国家将不可避免地丧失一部分经济主权），同时遏止苏联共产主义势力在欧洲由东向西的进一步推进计划。美国和苏联都同时相信，马歇尔计划所推动的欧洲经济一体化将令欧洲国家脱离苏联共产主义经济体系对这一地区的影响和控制。苏联甚至在此后不久同样推出了著名的莫洛托夫计划（Molotov Plan），该计划包括了对东欧国家提供重建物资的经济援助，以及令这些地缘卫星国在政治和经济上与苏联保持一致，从而阻止其他欧洲国家对美国经济援助的完全依赖。
美国如果计划成功，将完全地挫败苏联企图将自己的经济体系在西欧获得立足点的努力，并让美国成为欧洲经济体共同利益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而打开通往东欧的通道。而如果美国没有在此前做到把苏联势力排斥在国际货币体系之外，或是使欧洲货币处于从属位置，那么马歇尔计划的影响力同样难以是决定性的。
然而在一九四四年七月通过的布雷顿森林协定（Bretton Woods Agreements），确定了二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这种美国对国际货币体系强有力的中心控制，包括建立了两大国际金融机构（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实行美元与黄金挂钩，而成员国货币和美元挂钩的可调整固定汇率制度等等。这决定了美国将会在随后的一场同苏联的经济意志的较量中取得胜利，并使欧洲国家在受到美国马歇尔计划经济援助的同时，承担起政治和经济上的承诺和义务。与此同时，美国实行的廉价美元政策源源不断地涌入欧洲，又被用于购买美国输入欧洲的商品，事态如此发展，其影响是美元的大幅贬值造成了对美国的信任危机，欧洲国家开始利用美元体系换取较为保值的黄金，一九六○年十月的第一次美元危机爆发了。直至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五日，尼克松宣布了一项“新经济政策”，停止了按照卅五美元每盎司的价格兑换非储备货币国家的美元，同时美联储系统拒绝向国外中央银行出售黄金。由此，美元不仅与黄金挂钩的货币体制名存实亡，而且布雷顿森林体系同样完全崩溃。
然而，比起布雷顿森林体系对美元扩张仅仅在金本位制度上的约束，以美元作为石油唯一的定价货币则是一个质的飞跃。美国第一次划出了界限，并通过公开行动和军事部署表明了，越过这条界限将引发军事冲突——对石油国家控制的界限——至今已坚守了四十年。
这条战略战线保护了石油-美元的这样一种关系，且随着时间的逐渐推移完全被看作是美国力量的有机组成部分——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以获取优势，从而尽可能多地在军事和政治方面控制石油国家，或在诸多地缘支轴国家建立文化、经济和政治上的关系网，对美国来说已成为其全球力量保障的延伸。
由于美国的领土互不相连、且毗连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这一特点，决定了美国难以像苏联那样以领土的方式向周缘国家进行辐射性扩张。所以，对一个海洋性国家来说，横跨两大洋不仅是美国向欧亚大陆领土性扩张的障碍，而且也是持续性地缘政治扩张的挑战。为了加强美国在全球体系中的政治联系，通过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上的“外向性”扩张模式，以一种间接的方式渗透到其他国家，并将它们聚合在一起纳入美国的全球支配体系中，成为了美国不断努力去横跨两大洋以瓦解彼岸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关系，实现美国意志全球化进程的主要内容。这包括：美国为了保持自己与同盟国相互关系的稳定，让这些国家成为美国所谓的“共同利益”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将其他国家绑在美国的利益马车上），并且使这种“共同利益”的策略与军事上的协同防御协议具有同样严格的约束力。
经济形态和政治意志的扩张
历史上新一轮巩固美元中心地位的第二条战线是在第一条战线之后不久形成的。最初，在苏联经济体系内部发生冲突、进而出现彻底性颠覆的这一战略目标设想的前景，看起来似乎十分遥远且毫无可能。然而，由于美国芝加哥经济学派在拉丁美洲所采取的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主动（具有战略意义），美国成功地将“经济改革的样板”、“自由经济的成功”等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以地缘政治的方式，对社会主义其他国家的经济形态进行区域性的辐射影响（辅之以资产阶级报纸媒体的大肆鼓吹）。
显然，美国在拉美颠覆性的经济尝试将智利、玻利维亚、墨西哥等一些国家推出了苏联经济模式的控制，而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又单方面额外地在政治、经济、外交领域提出了一系列自由经济改革的“新思维”。于是，在美苏存在诸多分歧的情况下，美国布什政府对苏联采取态度明确的“走出遏制”外交政策，支持戈尔巴乔夫推行所谓“新思维”的政治改革，同时签署双边贸易协定以加深两国经贸关系以及互换留学生等等，从而尽可能多地要求陷于国民经济困难的苏联经济体实行全面的自由市场经济改革。
伴随着东欧剧变，这场长达近半个世纪的美苏对抗，以美国最终不费兵卒的情况下夺取了对苏联的巨大胜利，同时也实现了四十年来改变欧洲政治地图的重要战略目的。这场对抗使美国成为近半个世纪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影响力争夺的唯一胜利者——一个在全球具有货币支配地位，并在世界大陆占据地缘政治优势的第一帝国。
需要注意的是，在二○○九年之前，中美在全球货币影响力的争夺看起来似乎并不会发生，美国因中国共产党人在人民币汇率上的不愿妥协而感到忧伤，却又无力去改变它。但是，华盛顿的战略倾向很快改变了——伴随着人民币区域化的初步形成、中美货币在全球影响力的争夺，以及中国边缘化美元战略的顺利推行——美国决心将中国的影响排除在世界经济的权力中心之外，并在华盛顿方面阐述的地缘政治目的中明确说明了这一目标。
这场激烈的新的全球性争夺开始于美国奥巴马所宣称的“美国是一个太平洋国家，自己则是美国第一位‘太平洋总统’”，这意味着美国又一次地回到了必须长期致力于“前沿部署”的外交时期——即继续把美国的各种外交资源——包括最高级别的官员、发展专家、跨部门团队和永久资产分派到亚太地区的每个国家和角落。这一战略的行动方针是把美国在太平洋的战略利益确定为主要在区域位置，并集中在意识形态的扩张，或者说政治意志的回归方面（“前沿部署”外交）。
这一点，由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十一月号发布的题为《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作者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一项作为美国亚太政策纲领性的宣言中，对美国今后十年最重要的战略目标作出了十分简明的阐述：即要求美国向西扩张，主张今后十年美国外交方略最重要的使命之一，是大幅增加对亚太地区外交、经济、战略和其他方面的投入。美国将以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和泰国的条约联盟作为美国转向亚太战略的支点，从而增强美国的地区领导力，并像二战后致力于建立一个全面、持久的跨大西洋的机构和关系网络（这一努力已获得成倍收益，而且仍在继续受益）那样，建立一个跨太平洋的伙伴关系和机构网，使之与美国的跨大西洋网络一样持久，并与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一致。
这一行动方针的关键已经十分明确，可以概括为：加强双边安全联盟、深化美国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大国的工作关系、参与区域性多边机构、扩大贸易和投资、打造一种有广泛基础的军事存在，以及促进民主和人权。也就是说，美国的这一意识形态的全球化扩张计划所具有的直接或间接的侵略特征，不但在各国交织出一张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其战略意义与美国向海外军事力量的扩张同等重要），而且通过自身“唯一超级大国”的政治感召力和“自由民主”的特点，促使全球成千上万的留学生自愿涌入美国，尤其是亚裔美国人的增多（包括中国、印度、日本、韩国和东南亚等国家），使得这些国家数百万已成为美国人的移民者对其本国居民产生影响，以增强美国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对全球各国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从而进一步巩固这些国家对美国力量的政治认同感，并最终或是在这些国家内部引起危险的内向性颠覆，或是在削弱其国家力量中起关键作用。
毫无疑问，美国将太平洋地区作为未来繁荣和全球领导权的中心，以便在接下来的整个世纪继续发挥领导作用。因此，利用亚洲的增长和活力同样是美国的经济和战略利益核心，也是一项首要任务——即促进更为自由开放的亚洲市场为美国进行投资、贸易及获取尖端技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而美国国内的经济复苏同样将取决于出口、美国公司开发亚洲广阔和不断增长的消费群的能力。
当然，在布置其“前沿外交”的同时，美国同样也面临着这样一个局面：即如果美国政府不能尽快恢复这些太平洋国家（尤其是地缘政治的重要支轴国）的“美国信心”，将可能危害美国刚刚开始重返的在太平洋战略的重大意义，这反过来可能把美国从整个太平洋地区排挤出去——正如欧洲对苏联的地缘意识所意味的那样。
全球性的综合遏制能力
第三条战略战线——全球性的综合遏制能力——形成得更晚一些。确实，由于采取了“前沿部署”的外交战略，美国不仅要使自己继续保持一种强有力的、令人信服的政治力量（或者说是地缘政治上的美国意识形态扩张），而且还要使美国必须保有这样一种可以进行多方面的、相互交错的、综合性的遏制能力：这种能力足以使任何一个国家即便在扩充军事力量方面有可能超过美国，但在经济能力、技术革新和社会发展方面受到牵制，从而不再会成为一个潜在的、有威胁的敌手。更重要的是，美国所必须保持的对其他国家的技术革新优势，将促使美国在诸如常规能源战略高地的争夺、常规力量在全球的部署和分布、新的战略核武器遏制和讹诈各国军事力量、全球气候变暖、新的能源替代、空间网络和计算机等诸多领域衍生出各式各样的其他战略用途，使之在性质上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从而使这些国家的军事力量在某一方面而言失去作用。毫无疑问，这一优势的重要性并不在于美国能否提供一种军事上能够迅速取得胜利的打击力量，而是在于它可使美国得到新的能力以获得战略目标的成功，并且在必要时确立美国在全球的决定性优势。
在战后六十年期间，美国经历了四次政治地位威胁的巨大动荡：一九四五年的美苏冷战对抗；一九六○年的美元危机和随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一九九一年的海湾战争使美国走出越战阴影，所产生的影响使世界重新认识美国。美国所做出的反应，无一不是利用了这一形势，使其俨然成为在关键战略领域里获取新的决定性优势的催化剂。第四次美国政治地位的潜在动荡威胁，形成于二○○七年底的美国次债危机，以及随后而来的经济衰退和债务危机的蔓延。或许美国的那些决策者将弱势美元的货币政策主要看作是遏制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影响力扩大的一部分，奇怪的是，美国执行的这一项看似有效地转嫁美国债务危机的货币政策，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力量在与美国的较量中既受到打击的同时，也更加得到了加强。也就是说，美国的大规模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在其政治影响和长远战略目标的损害甚至是无法估量的，不但将美元的货币支配地位同世界各国的经济矛盾向前推进，使得自此以后的“世界各国都要抛开美元，用自己的货币结算”——逐渐越过了二战后形成的货币体系格局，形成了新的货币格局界限——而且中国的人民币全球性战略目标的实现同样借助了这一形势。
第三部分 中国的边缘化美元战略
在中美货币影响力的全球性争夺中，每一条战线的结果都可能取决于谁更能取得或保持对关键几个战略目标的优势控制。一个积极的战略防御能防止美元货币政策对中国政治和经济的负面影响，而中国边缘化美元战略夺取胜利的条件因素，不仅源于中国可以发挥地区性政治或经济影响的地缘政治上的地位，同时也来源于如何使美国的宽松货币政策受到政治上由优势向劣势的转变。
美国显然担心这样一个在政治和经济上崛起，并且具有联合向心力的发展中国家，这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的支配地位有着密切联系。在它们看来，“中国鼓励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努力有可能会重塑全球货币体系格局，并且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这个世界经济主要引擎的增长方式。”当然，美国同样还担心中-俄秘密联合的潜在可能，因为中国和俄罗斯无论是政治上还是包括货币合作在内的经济联合，最终可以对美国的太平洋战略施加强大的压力，并进而对欧洲产生辐射影响。因此，无论是切断一个国家与区域性地缘辐射影响的联系，还是影响或催化全球形势向有利于自身战略目标实现的方向倾斜（或发展），对中美两国来说都同样重要。
边缘化美元战略发生的国际因素
争论人民币在五年成为国际化货币，还是在十年完成对美元货币地位的替代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在世界货币体系的结构中，这两种情况的出现首先是基于这样一种国际政治状况：即世界各国现在正迫切需要一个彻底消除美元货币体系的支配权力（尤其是美国毫不负责地实行大规模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对世界各国所产生的包括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在内的严重影响。因此，把美元霸权从国际货币体系的政权高峰上彻底地推倒下去，并使各国人民自己去执掌货币主权的整个货币体系的变革，已经在世界范围内酝酿。这个变革必然是以打破旧美元货币体系而以新的联盟或区域性的货币体系代替之，且其主导者也必须是由一切受美元霸权压迫、剥削和掠夺的国家自己才能完成的。
诚然，从战后的凯恩斯主义到哈耶克的自由化经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正向更适合于资本主义最终发展形式的方向迈进。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整个经济对抗中，经济全球化不但意味着美国长久以来美元的三条中心战略战线的胜利，而且也意味着世界其他国家没有坚决地执行自己货币的经济主权，被美国的货币战略进攻夺取了其领导权。世界各国的经济货币主权遭到了暂时的失败，欧洲各国的经济在此次失败中受到了很大的打击，政治力量也受到了严重的削弱。然而，整个美元货币体系随着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力量的崛起而酝酿着很大的不安。例如在一九九七年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之下，东亚各国在二○○○年五月的东协加三财长会议上共同签署了双边清迈协议（Chiang Mai Initiative, CMI），以解决未来可能面临的短期美元资金的流动性危机，同时亦是避免亚洲各国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所面临的高额加码。
尽管这一时期因为世界各国人民还没有对帝国主义压迫、剥削和掠夺的经济本质有广泛的觉醒，各国政府还没有深刻地认清美元霸权对自己国家经济的绑架、操纵和经济危机的嫁祸，清迈协议自身的发展还没有在各国之间发挥应有的成效之时，亦在美元霸权的主导之下，在之后很长的一个时期内被搁置了。
但在不久之后，随着二○○九年美国不负责任的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下，建立多边化区域外汇储备在亚洲各国之间发展了起来，不但东协加三财长会议发表联合公报对此达成共识，且十二月正式签署新的“多边清迈协议”（CMIM），将储备基金规模由原来的七百八十亿美元增至一千二百亿美元。根据协议内容，协议国可在非常时期根据协议条件，在其出资份额与特定借款乘数加成所得的额度内，用本国货币与美元实施互换以保护本国汇率。在这一达成的一千二百亿美元“多边清迈协议”的货币互换中，中日两国各出资三百八十四亿美元（各占百分之卅二），韩国出资一百九十二亿美元（占百分之十六），剩余部分则由东盟国家出资。也就是说，这种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的发展确是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新的事实。
这就决定了，中国的边缘化美元战略必然是在有利于人民币影响力扩大的全球背景下进行的。
边缘化美元战略为什么能够存在？
我的看法是，中国的边缘化美元战略的发生不但有其独特的原因，而且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因为，在世界范围内，在美国帝国主义强权和美元国际货币体系霸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转向若干块人民币“红色区域”长期存在，甚至逐步边缘化美元，这是极为困难的事情。而边缘化美元战略的发生，不能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里，也不能在任何一个受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政治统治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国家里，而必然是在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市场经济的中国。这是因为，美国长期以来所谋划全球经济霸权，从二次大战以来就已经在各资本主义大国间进行着继续不断的经济捆绑，从而真正意义上地篡夺了各国的货币主权，这亦是全球化经济的特征之一。这些个资本主义国家把自己利益的马车牢牢地拴在了美国的车轮上，即使任何威胁到美元货币体系的资本主义国家试图将美元从自己的区域驱逐，亦可能由于资本全球化的自由市场而付出极大的经济代价。因此，不但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国有边缘化美元战略的发生，就是从有美国军事基地这一点来说的殖民地，以及政府虽然还是独立的，但是受美国干涉和支配这一意义的半殖民地来说，也都是没有一处发生我们的边缘化美元战略，仅仅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市场经济的中国这样的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才有这种战略。
这一战略的产生原因有两种：即人民币的国际化（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和美国帝国主义的霸权货币政策在世界范围的削弱。因为有了美帝国主义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对全球经济的严重威胁，便给了这样一种条件，美元越是贬值，就越是迫使世界各国抛开美元，要用自己的货币结算，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人民币“红色区域”，能够在世界各国美元霸权的四围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连接欧亚大陆的重要通道，就是这许多小块区域中的一小块。当然，也有些人或许在帝国主义对我们的逼迫较深而我们又处在比较困难阶段的时候，怀疑这样的扩大人民币政策和边缘化美元战略影响的存在，而发出悲观的言论，这是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我们的人民币“红色区域”之所以发生、存在和长期发展的原因，即帝国主义经济体制及其货币政策工具对世界经济的绑架和对各国人民的压迫、剥削、掠夺是持续不断的，则我们的人民币“红色区域”的扩大和边缘化美元战略的发生、存在和日益发展，便是毫无疑问的了，则世界各国人民自主拿起手里面的货币武器支援我们的持续斗争工作，亦是完全有可能的——鉴之于，我们稳定的人民币政策是得人心的。
因此，中国的这一边缘化美元战略的实施又必然是伴随着另一种现象，那就是帝国主义同那些长期以来受帝国主义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的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斗争，以及帝国主义同其资本主义同盟阵营之间的矛盾斗争。也就是说，中国的边缘化美元战略所布置的人民币“红色区域”首先发展和能够长期地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并未经过帝国主义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例如英国、法国、意大利及西欧各国，而是在那些曾经大大地遭受过帝国主义霸权经济体制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的国家，例如日本、韩国、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俄罗斯等国，这也就有了世界各国对美国汇率逼迫、军事压迫和国民财富掠夺的许多政治和经济上的广泛斗争。依据国际这一政治形势及中国经济的现实状况，决定了我们边缘化美元的全部内容，是一个可以由世界各国人民自主选择拿在手里面的货币武器，包括：推翻美国帝国主义经济体制及其货币政策工具对世界经济的绑架，完成国际货币体系变革，并实施新的联盟式的货币体系构建，彻底消灭美元霸权对世界各国人民的压迫、剥削和掠夺。这种变革的实际影响，在二○○九年七月以后，是一天一天在发展的。
第四部分 关于边缘化美元战略的具体部署
为了达到这一战略目标，中国在每一条的战略战线上都必须采取既耐心坚持，又注意稳步采取行动和逐步扩大的方式，缓慢地边缘化美元的全球货币影响力，小心谨慎地巩固已取得的成果（人民币的“红色区域”），并将这一成果的胜利不断地扩大。同时，为了对付必然要到来的对美经济斗争的局面，中国要做长期坚持之打算，准备做一到两年的极端艰苦的斗争，并须准备或有的意外打算。我的看法是，兹战略部署情况似宜注意以下三条中心战略战线。
边缘化美元战略的中心战线
在中心战线，中国近年来主要依靠签订人民币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并通过不断扩大人民币贸易结算的区域化部署，和有选择地深化合作（比如自由贸易区）来支持和加强人民币在全球的货币影响力。中国的主要行动方式一直是集中在开展外交和达成共识，特别旨在强调中国同世界上大部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尤其是美元霸权体系下的共同利益，同时力求阻挠美元货币体系对全球经济的压迫。
在美国宣布大规模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不久后的这一段时期里，中国改革开放卅年的巨大经济成果曾是美国注意的特殊目标。为了中国美元资产的安全问题不致陷于极大的困境，中国注意有计划分步骤地培养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借助各国的反美元霸权情绪来推动人民币的全球性战略和限制美元的货币影响，并使人民币“红色区域”的扩大和边缘化美元战略受到鼓舞。例如二○○九年五月，中国与巴西签署一百亿美元的贷款换石油协议（该协议为期十年，由中国向巴西提供贷款，而巴西每天将向中石化供应六至十万桶石油，向中石油每天提供四至六万桶石油），旨在削弱西方世界对拉美能源的控制。巴西方面首度提议两国以人民币结算双边经贸协议，以积极支持人民币的国际化。特别是在东盟地区，这一规模达到广泛的程度，主要是通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推动贸易和经济一体化以及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中国人民银行二○○九年七月一日印发《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并于七月三日制订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实施细则》）。此外，阿根廷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豪尔赫·卡斯特罗（Jorge Castro）表示，目前中国和南美国家的投资及贸易关系发展十分迅速，南美国家对持有人民币资产的兴趣十分浓厚，因此南美地区可以成为中国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试点地区，以减少对美元的依赖。而根据标准银行集团最新研究报告预计，中非贸易到二○一五年至少有百分之四十（即一千亿美元）将使用人民币结算，这一数字接近二○一○年的中非贸易总额。不仅如此，同期至少有一百亿美元的中国对非投资也将以人民币结算。鉴于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人民币在非洲的崛起毋庸置疑，而在人民币逐步国际化的过程中，非洲可以帮助中国实现质的飞跃。
中国从部署亚洲大部分国家并迅速扩展东盟，到迅速完成南美洲大部国家的人民币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和自由贸易协议，使美国在非洲的战略扩张陷于被动。特别是以非洲、亚洲和南美洲为中心向欧洲辐射，广泛分布中国的双边货币互换计划和人民币贸易结算，从而在战略上能够迅速削弱美元和取得政治上的主动。从广义上说，中国在全球推行的这一边缘化美元战略，也许最好应被称之为政治上的消耗战略，其目的在于削弱美元同其他国家的联系，而又不至引起全球货币体系的惊慌失措，也不刺激美国对世界各国逐步而渐进的边缘化美元所做出的激烈反应。
中国人民币的全球影响力不断地和十分实在地扩大，无疑旨在通过在全球广泛规模的部署对美国的货币影响力构成潜在的威胁，同时也是向世界各国提供了一种新的货币武器——向任何谋求打破美元霸权货币体系和宽松货币政策的国家提供思想、政治和经济合作的支持。多数国家选择效仿中国拿起这一武器，例如俄罗斯中央银行于二○○九年十月发表声明，印度与俄罗斯两国已经签署协议研究使用卢布和卢比结算两国贸易的可行性和具体操作办法，以此来应对美元快速贬值的局面；而巴西和阿根廷业已启动双边贸易本币结算体系，智利和乌拉圭等其他南美国家也希望加入这个体系，以减少对美元的依赖。这就造成了这样一种国际上的方向性趋势，使包括欧洲在内的各国政府更倾向于“边缘化美元”，而不是反对人民币全球影响力的扩大。此外，人民币影响力的扩大也使得多数国家有了美元之外的更多选择，而不是对美元进行“不得不”做出的被迫反应，尽管中国的整体经济水平一直比美国要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区别）。于是，这一趋势又助长了中国边缘化美元战略的扩大，甚至是一些国家反美元霸权货币体系的增长。
简而言之，中国已经开始认识到美国正处于历史性的衰落时期，由于中国持有的美元储备还有很多，大概三点一八一万亿美元，其中持有美国国债约超过一万个亿美元（约占三分之一）。而据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罗宾·克鲁格曼（Paul Robin Krugman）表示，“如果美国长期国债信用评级被下调，意味着美债收益率上升、价格下降，中国购买的美债预计遭受的投资损失可能高达百分之廿至卅，如果将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一点一五二万亿美元以最低下跌百分之廿计算，将会损失约二千三百○四亿美元，相当于中国人均亏损一百七十七美元（折合人民币大约一千一百四十元）。损失幅度为百分之廿只是非常粗略的估计。如果美债违约，中国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将超过上述估计。”这就意味着，如美国就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向中国发动新的进攻，中国方面为了不致陷入政治和经济上的双重被动，有计划地稳步切断美国的经济命脉——美元货币同国际货币体系主导地位——的联系，以及在政治上迅速削弱美元，从而使中国经济战线的斗争转向更为有利条件的政治战线的斗争，以利主动。为此，继续执行边缘化美元战略很是至要，其现阶段的任务是：
（一）从二○○九年夏季以来，边缘化美元战略就以极广阔规模和极深刻的程度展开起来，大约三年基本上完成第一阶段的任务要求。老“根据地”坚决地持久巩固，新“合作户”还要继续发展。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所采取的方针就是发展自己，团结同盟。这个方针决定中国方面在认真巩固和推进现有人民币区域化进程的基础上，积极创造条件，建立新的人民币贸易结算“合作户”和扩大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国。鉴于过去两年多已有相当的基础，要使之能够在二○一二年十二月底以前完成亚非拉大部国家。注意老协议区域一般以扩大五分之一或三分之一为宜。
上述计划完成的可能，要根据实际情况对不同区域提出不同要求：
（1）东亚和东南亚的老协议区域一般集中力量巩固人民币贸易结算，再适当扩大老区的贸易和货币合作等项目。
（2）在协议签署比重不大的区域，应一面巩固现有“合作户”，一面根据条件积极发展，要注意在少数可能出现的发展过猛问题，用全力去巩固。
（3）协议空白区域要加强领导，强调在贯彻正确的贸易互利合作的思想基础上，争取用先“翻土”、后“试播”的办法积极试点。
（4）在出入口贸易问题上，务须统筹美俄英法德日等国的出入口种类及数量，否则将陷入政治上的被动。
（5）注意出入口贸易往来从欧美国家趋于转向发展中国家和同中国友好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用大力扩展同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贸易往来。兹鉴之于美国及其同盟阵营对中国进行共同贸易制裁（或抵制）的可能性是极大的，必须要注重和有此准备，如此对边缘化美元战略和人民币能够逐步替代美元是很有好处的。请注意此事为盼。
这里讲的是“大约三年基本上完成”，并没有讲全部完成。所谓基本上完成，即政治上就是创造积极条件，以亚非拉为中心向欧美辐射，广泛分布中国的双边货币互换计划和人民币贸易结算。这个任务在去年虽然基本上完成了，但多估计了一年以利深入展开和巩固合作。所谓全部完成，就是人民币在国际上拥有很大的优势，或许世界各国对如何战略储备人民币都很感兴趣，这就为中国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开辟了道路。这个时间有多长，我这里不好说，那是需要机会的，正如二战后的美元货币填补英国在巴尔干问题上的英镑真空那样。
（二）关于第二阶段的任务要求，有这样几点意见：
（1）在西方是着力布置，打破美国对人民币全球性战略计划在政治、外交和舆论上的围剿进攻，极力扩大人民币在国际上的作用，发展“合作户”，从而建立“根据地”（即人民币“红色区域”）。据悉仅二○一○年上半年美国出口至中国的贸易就有百分之九十以人民币结算，英格兰银行正考虑与中国央行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而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业已在美国境内的摩根大通推出，诸此等等都是很好的。
（2）在亚洲是进一步执行边缘化美元战略的统一战线工作，即我们所提出的“发展自己，团结同盟”方针，并把统一战线的任务提到比其他任务在政治比重上更加高的地位上，注意巩固“根据地”（有条件、有计划、有步骤地统筹深化合作范围）仍是我目前之中心任务。另注意稳固推进人民币双边货币挂牌交易，作人民币与美元完全脱钩之准备。
（3）在南美洲亦是把争取巴西、阿根廷、古巴、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秘鲁等国家加入我统一战线作为第一任务，同时继续坚持发展“合作户”，以巩固“根据地”。兹似宜通过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古巴、哥伦比亚等同我们友好的国家为基础，做深入团结和巩固发展的工作。
（4）在非洲是人民币全球性战略计划一生力军，我可分为数个小组，给以独立性，用极大努力扩大我“根据地”，如此既是给在阿拉伯世界军事进攻着的美国及其同盟阵营以一个严重打击，亦是间接声援非洲人民的反帝反侵略爱国正义斗争。
综合这些，即在西方建立新“根据地”，亚洲坚持团结巩固“根据地”，南美洲争取统一战线，非洲是“努力扩红”，为我们在第二个阶段（主要是二○一二年三、四、五三个月）之基本任务。如此，就能使中国方面更有力量地迎接以帝国主义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阵营的进攻，更有力量地去造成世界各国边缘化美元的大联合与打通我国际化货币通道，使得中国有一切优良条件，去准备打破美国在政治和经济问题上“移祸江东”的阴谋，与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
（三）在这一中心战线战略部署时期似宜注意：
（1）检查统一战线的情况。
（2）关于美国对华贸易制裁对中国国内经济的影响，要有个大概的估算。
（3）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这不仅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还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一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广场协议和近期日元升值之殷鉴不远，不可不慎；二是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有益于同我们签订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和以人民币贸易结算的国家，而且也是有利于全球经济的复苏。
（4）鉴于中国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和人民币贸易结算已有相当的基础，检查扩大“合作户”与建立、巩固“根据地”的成绩。注意把总结的经验教训编印成册，除印发政治局、书记处、中央委员会及统战部阅看外，转发我驻各国使馆参考。
（5）检查出入口贸易统筹的情况。
（6）拟迅即向联合国提出重构世界货币体系，并组织召开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的各国代表和专家参加的国际会议，同时帮助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力量。
（7）进行积极的人民币双边挂牌交易启动工作（第二阶段的核心任务）。
（8）必须完成应对美经济、政治和军事作战的一切准备。
边缘化美元战略的国际战线
在国际战线，中国更倚重于政治和外交方式，而不是美国所赖以采取的军事和颠覆手段。由于世界上的一些国家可能已经在事后开始认识到，在经济贸易和货币体系上与美国之间的关系过为密切和依赖是不妥当的，这就有了中国在世界各国推行人民币贸易结算和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的政治基础。因此，也就有必要在此时机，在政治上争取建立广泛的货币联盟统一战线，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货币市场国家，其次是受美元霸权影响严重的大部资本主义国家。各国政府尤其是新兴货币市场的国家必须认识到这一点，中国提出这一货币联盟统一战线的目的，不是在于简单地抛开美元货币，而是要借着美国政府的又一轮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提高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觉悟，揭露美国的“天量美元”货币政策是对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进行的经济上掠夺和政治上压迫。
也就是说，有选择地在推进边缘化美元战略的同时，建立多边（协约国）货币互换基金组织，由该基金组织对各协约国储蓄货币进行联合管理，以解决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主导货币美元不稳定所引发的危机。根据这一迂回方案，估计美元在货币金融体系中的主导作用可能有一半或更多被削弱，美元外汇储备的战略作用同样得到了转换。因此，多边货币互换基金组织的重心在于通过启用基金组织的货币储备，购买美国债吸收流动性或抛售一部分平抑通货紧缩，进而对美元货币和美国国债进行调控，来维护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安全。这意味着在现阶段，中国并不是把美国从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地位中彻底地剥离出去，而是暂时性地继续保持美元在货币体系框架内的联系。这是一种出于潜在战略布置的考虑，希望通过美国与国际货币体系已有框架的特殊关系以约束美元，即可以通过这一因素使美国变成国际货币体系的一个中立成员（而不是支配者）。如果这一方法能够实现，美国虽然形式上也许属于支配者，但在事关全球经济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上将实际上受到制约。
从广泛意义上来说，当前美国的货币金融作为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主导，是应当要受约束和承担义务的，有了约束才能够把事情办好，这是一个辩证的道理。这就好比人与人之间有法律约束，政党和政党之间有国家约束，国家与国家之间有各国联合组织和条约约束，就是这整个的太阳系也是要按照宇宙的规律来运行的，如果不愿意受约束，人类也就没有了，整个太阳系说不定也没有了。因此，就要看到大的局势而不能只顾及小的局部，要看到长远的进步而不能只顾及眼前的利益，假如能创造这样一个稳定和安全的货币金融环境，那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是很好的。这一点，在全世界范围内受美国货币政策压迫极大的新兴货币市场国家和绝大多数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是会赞成我们的，而那些紧紧跟着美国利益走的、反对我们的国家，只有占全部国家的绝对少数。那么，中国方面是不是可以像过去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样，将这一原则推广到全世界去？对此事应积极注意并在政治上加紧领导。当然由于积习难改，要估计到基于美国制定的已崩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而建立起来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美元货币政策的支持，尽管这些努力是难以奏效的。
一个得益于边缘化美元战略而迅速实现人民币全球性影响的中国，势必会使美国的战略家深感不安，并且中国在全球的长远战略目标不仅仅是与美国继续保持影响力的争夺，而且是造成另一个主要的经济权力中心在发展中国家得以实现的前景，这种情况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是从未有过的。
边缘化美元战略的外围战线
在外围战线，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和安全成为了美国的重要隐忧。美国显然意识到了全球范围内日益增长的边缘化美元和反美情绪的浪潮，因此美国希望中美间日益加剧的紧张关系最终能够波及到人民币汇率的稳定，这必定会促使美国试图利用目前经济方面的任何薄弱环节，甚至是经济摩擦来阻止中国的经济增长与货币影响力的全球性扩大。按照目前的情况看，中国同美国的汇率和贸易斗争保持现在的规模似较适宜，即以争取不要扩大为前提，但也不要寄希望于摩擦缩小。我认为目前不宜“大打”，何时可以“大打”或先打一些“小仗”，可以依人民币全球性战略部署的扩大情况作决定。对于美国在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叫嚣逼迫，如采取“一事一抗”的外交方针易陷入政治上的被动，因此似不宜再和美国谈此事，除非美国在这一问题上改变它们的态度和立场，方有资格再谈此事。兹似宜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一）关于操纵汇率的问题，中国同美国的看法是不同些的。所谓汇率变化，是根据对外汇货币的供需而进行市场化决定的，美元需求的背后是对美元商品、服务的交易和金融资产的流动。比如其他国家在购买以美元结算的商品（美国的商品、国际原油、黄金等）或金融资产（美国国债、官方的美元外汇储备等）时就需要美元，都会增加对美元的需求，这就意味着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下出现美元汇率的上升，以及其他国家的商品价格相对于美国的商品价格会下跌。与之相反，美元的供给则应当来自于美国对其他货币的需求，从而实现以另一种货币来表示本国货币价格的外汇汇率，而汇率的价格恰恰是供给和需求的平衡所决定的。
但事实上，美元汇率作为美国的货币政策工具之一所表现出来的则是恰好相反：一方面，美元以自身汇率的贬值实现了以美元结算的石油和黄金等大宗商品交易价格的大幅上涨，从而迫使世界各国不得不增加对美元的需求量，进而引发全球性的通货膨胀，剪取包括美国人民自己的全世界人民的“羊毛”。另一方面，为了避免面对美元需求量的增加所产生的汇率升高，美国政府通过大规模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来增加美元供给，不但能够大量削减国内财政赤字和美国外债的真实计价，而且也能够以美元的贬值来实现其他货币汇率的相对升值，进而实现贸易出口的弱势货币政策的相对优势。
这样看来，美国不正是世界上最大的汇率操纵国吗？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二）美国前几年发生了次债危机，造成了全球经济的大萧条，到现在这个问题也还没有完结。后来，关于美国刺激经济的一揽子方案究竟是好还是不好，也出现了两种议论。在美国看来，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继续美元贬值是好的，是有利于缓解美国国内经济矛盾的紧张。但是美国的看法同世界其他国家不同些，是因为它们还想要霸住在全世界的巨大利益，还没有扔掉那一套把危机转嫁给其他国家、掠夺其他国家经济发展成果的旧思想。
所以说，中美彼此在这一点上也是有分歧的，对货币经济问题，不应该美国一个人说了算，因为这既是个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外交问题，也是个世界各国之间的金融问题。比如，尽管包括美国一些经济学家在内的世界各国舆论普遍认为，稳定的人民币汇率是有利于全球经济复苏的，美国甚至无权“对人民币汇率问题说三道四”。但仍有一些个别的国家跟着美国叫嚣要重估人民币汇率和让人民币升值的问题，并且伴随着这一现象的是，这些国家同样对中国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和人民币贸易结算很是欢迎。这就说明这些国家反对我们不是真心的，而是为了在美国的压迫下保住自己的力量和地位，美国不压迫，它们也就不反对了。这些国家既然要靠写文章和发表讲话来保住自己的地位，就表示中国现在有了在国际货币体系上的地位和资格。如此看来，它们越是被刺激地发表文章和讲话来反对，就越是承认了中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是不是？
（三）美国政府的讲话和它的实际行动自相矛盾，这予我们以质问对方的很好材料，且美国所提出的要求人民币汇率迅即升值，严格地说是于复苏全球经济不符的。因为，当前的人民币汇率仍旧是同美元汇率直接挂钩的，人民币的升值或贬值问题应同美元的升值或贬值挂钩，美国单讲美元贬值而不讲人民币贬值，或是单讲人民币升值而不讲美元升值，于理亦不合。不承认美元同人民币的关系，看不到美元贬值对全世界经济衰退的影响，而单讲人民币升值有助全球经济增长，就是把人民币汇率变成政治上的“单干户”，这样的讲话就是危险的讲话，这样的思想就是只有香花没有毒草的谬误。根据这一理由，中国不谈论人民币汇率这个问题是对美国大有好处的，因为世界各国的人民会问，既然美元贬值强加给世界货币汇率以变相升值，从而迫使全世界经济难以复苏，那么为什么不首先解决美元的贬值问题呢？这不就使得美国政府被抛入一个窘境了吗？
所以，如果美国报纸经常批评中国，尤其是激烈地批评中国的汇率政策，为什么我们不能批评美国的政治压迫、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呢？——尤其是在分析这些具体的行动时，应就事论事，在国际会谈内外据理力争，对美国操纵美元汇率贬值予以痛斥。要注意我们的批评是将美国政府同美国人民分开，又将美国对华政策中同我们友好的与同我们敌对的分开，又将美国错误的政策与其他正确的政策分开，以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批评美国之错误的对华政策。同时，亦应提高警惕，以美国会很快发动经济掠夺和军事扩张做准备，设想坏的情况，并作必要的准备以免陷入被动。
边缘化美元战略部署的所有这些努力——推动美元与世界货币体系支配地位的脱离，和扩大人民币在全球范围货币影响力，——就是为了人民币全球性战略目标的实现。现在或者将来，中国的这一努力将更为公开化（或全球化），直至中国至少享有与美国在政治战略上的均势，而唯有这种均势将直接约束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局域性冲突中的行动自由。为了造就这一均势，就要把中国置于整个国际局势方向性发展的范围之内，使整个的世界形势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倾斜，向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方向倾斜。伴随着这种战略力量的发展，新的政治影响力将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并进而改变美国政治控制的现有界限。（王懿麟/文）
*文章选自作者未出版书稿《文韬武略2012》。
（备注：2009年3月，作者鉴于美元贬值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经济的影响，在清迈协议（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的基础上，提出区域化货币双边、多边合作，从而完全取代美元的货币主导地位，和抛开美元，要用自己的货币结算，并于同年7月首次正式提出中国的“边缘化美元战略”，随后又进一步地阐述并完善其理论。）
图一：美国对阿拉伯世界的兴趣（作者绘制）
①沙特阿拉伯 ②伊拉克和科威特 ③伊朗-阿富汗石油通道，横贯欧亚大陆 ④叙利亚至以色列一带，连接通往埃及的苏伊士河 ⑤也门 ⑥索马里 ⑦埃及 ⑧连接中非和北非通道的支轴国乌干达 ⑨利比亚 ⑩突尼斯
图二：中国的边缘化美元战略扩大情况示意图（作者绘制）
①中国与其他签署货币互换协议的国家（灰色块） ②中国与签署清迈协议多边货币互换协议的国家（浅灰块） ③中国与五大洲廿八个国家和地区建设十五个自由贸易区的大致分布（方框区域） ④中国边缘化美元战略的扩大方向（黑色箭头） ⑤全球所有国家均可进行人民币贸易（取决于所在国家当地法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