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中国人民大学

  

    核心提示：中国人民大学是新中国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其前身为1937年创办的陕北公学及后来的华北联合大学、华北大学。75年来，中国人民大学始终秉承“立学为民，治学报国”的办学宗旨，与党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为新中国高等教育的起步与探索、发展与改革，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人民大学诞生七十五周年之际，我们刊发一组稿子，追思往昔，回顾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毛泽东与中国人民大学的深情厚意。
    毛泽东亲自为陕北公学规定了校风、校纪，这就是后来被广为流传的“八字方针”——忠诚、团结、紧张、活泼。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大批热血青年为挽救民族危亡，从海外和全国各地汇聚到延安来。为实现全民族抗战的需要，培养大批的抗战干部，7月底，以张闻天、毛泽东等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决定建立陕北公学，委托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徐特立、成仿吾、张云逸等负责筹建，后由成仿吾担任校长。同年11月1日，陕北公学隆重举行开学典礼。

    亲手缔造陕北公学

    从最初设想到筹备、人员配备、招生与开学，整个过程都得到了中共中央特别是毛泽东的关爱与支持。曾任陕北公学副校长兼党团书记及陕北公学分校校长的李维汉回忆说：“陕公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亲切关怀下创立的。特别是毛泽东，他在繁忙的工作中，还常对学校的任务、办学方针等关键问题，给予及时的指导。”
    
    亲笔题词
    
    1937年10月23日，在给陕北公学成立与开学亲笔题词中，毛泽东概括表述了陕北公学的任务和人才培养目标，即“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这段话不仅成为陕北公学一批批热血青年的座右铭，也成为后来中国人民大学一代代学子不断追求的理想人格。
    
    规定校风
    
    1938年2月，中共中央专门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陕北公学的工作情况，确定陕北公学的办学宗旨为“实施国防教育，培养抗战人才”，教学特点是“七分政治、三分军事”。毛泽东对精英云集的陕北公学寄予厚望，他亲自为陕北公学规定了校风、校纪，这就是后来被广为流传的“八字方针”——忠诚、团结、紧张、活泼。
    
    延揽教师
    
    陕北公学的教师主要由三类构成：一是中央负责同志，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决定，所有中央负责同志都要到陕北公学兼任教员，每人每月都要到学校作一次报告，他们成为学校主要的师资力量；二是军事将领、工农干部，主要讲述军事知识；三是来自国统区和其他地区的知名学者、文化名人。一时间，陕北公学学者云集，成为与西南联合大学遥相呼应的人才荟萃之地。
    
    九次授课
    
    从1937年10月到1938年8月，毛泽东曾先后九次到陕北公学为学员授课，内容主要结合当时革命战争的基本问题。著名的《论鲁迅》、《目前的时局和方针》、《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论持久战》、《实践论》、《矛盾论》等多篇著作，都是根据他在陕北公学的演说整理的。这在当时中央领导同志中是最多的。
    一位学员曾回忆，毛主席在上课时讲到，你们像朝圣进香一样，一群群地来到延安。你们是来追求真理的，你们的路走对了！我们欢迎你们的到来。……但是，一下子来了那么多人，哪里有咯多房屋给你们住哟。这就要靠我们自己的双手，挖窑洞。今天，我要讲的第一课就是劳动。毛主席从劳动创造世界，从猿到人的社会发展史，讲到全民动员，持久抗战，一口气讲了三个多小时，最后号召大家要安下心来，认真学点马列主义。大家深受鼓舞。
   
    “有了陕公，中国就不会亡”
    
    1938年3月3日，陕北公学第六队至十队学员举行结业典礼，毛泽东不仅亲临祝贺，而且对陕北公学进行高度评价，将其比作光荣的黄埔军校。他动情地说，“陕公是属于中华民族的”，“因为她是为着抗日救亡而设”，“陕公是中国进步的缩图”，“有了陕公，中国就不会亡”。毛泽东还教导毕业生坚持陕公的方向和精神，不要被“大水卷去”，要“有坚定的意志，在艰苦困难奋斗中不怕牺牲”。

    关心支持华北联大：为华北联大师生赠送“三大法宝”

    1939年夏，由于日寇增兵华北，妄图西渡黄河进攻陕北，国民党又加剧了对关中枸邑地区的反共磨擦，又由于前线斗争需要，党中央决定将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延安工人学校合并，成立华北联大，校址移到晋察冀根据地。
    在全校师生离开延安、开赴晋东南前线，到晋察冀解放区办学前夕的7月9日，党中央书记处的几位负责同志毛泽东、周恩来、博古，以及中央干部教育部部长李维汉、中央统战部部长王明等前来看望出征师生，并给他们作报告。在这次会上，毛泽东讲话最多、最动人，他赠送的“三大法宝”更给出征师生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这“三大法宝”分别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革命的团结，这一思想后来也成为著名的《〈共产党人〉发刊词》的主要内容。
    
    杨展牺牲
    
    7月11日，延安各界在华北联大大礼堂举行了盛大的欢送晚会。也就是在晚会之前，毛泽东和杨开慧的侄女杨展最后一次见面。杨展当时是陕北公学的学员，此次也随队前往晋察冀边区。
    1941年8月，侵华日军集中13万兵力向晋察冀边区北线进攻。9月，华北联大校部在转移到平山时，突遭侵略军包围，师生们不畏强敌，英勇突围，年仅22岁的女共产党员杨展在这次战斗中不幸牺牲，毛泽东为中国革命又失去了一位亲人。
    1948年8月，为迎接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和全国大解放，中央决定将原属晋察冀边区的华北联合大学和原属晋冀鲁豫边区的北方大学合并成立华北大学，以华北联合大学原址——河北省正定县城为新校校址。毛泽东、周恩来等党中央领导人亲自决定由老革命家、老教育家、“中央五老”之一的吴玉章担任华北大学校长。毛泽东还亲自为华北大学题写了校名。

    共和国的“嫡长子”

    享有“解放区最高学府”之称的华北大学在当时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1949年1月北平解放，2月起，华北大学按照中央部署，跟随党中央迁入北平。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后，晚7点群众提灯游行开始，10多万群众有组织地通过天安门前，华北大学和华北人民革命大学4万人的队伍排在学生队伍的最后。当华北大学的队伍将行进至天安门时，有人向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作了报告，毛主席指示纠察队，华北大学的游行队伍可以通过金水桥。纠察队让开一条通道，使华北大学的游行队伍得以从金水桥主桥（中间的一孔）通过。这形成了整个游行中的一个高潮。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着恢复经济并逐步转向大规模建设的艰巨任务，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筹建新中国的同时，也在考虑建立一所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型国家大学。经过与苏联方面商议，毛泽东、斯大林两位共产党执政大国的领导人共同规划了在华北大学基础上组建中国人民大学，“为改造旧的和建设新的高等教育树立一个新型正规大学的典型”。
    1949年12月1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十一次政务会议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建议，通过了《关于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的决定》，随后任命吴玉章为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的成立，标志着新中国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的诞生，为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它也被视为“共和国的嫡长子”。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同志对中国人民大学的建设和发展给予了悉心关怀和指导，在人才培养、办学形式、经费投入、基础设施建设等问题上多次作出重要指示。1950年建校之初，中国人民大学的办学经费占到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全部概算的五分之一。
    重视理论成果和人才培养
    
    邀请专家到中南海讨论逻辑学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组建不久即创办了《教学与研究》，它是服务全国高校马列主义理论教学和科研的专门刊物。该刊先后发表了《为什么学习以及如何学习〈共产党宣言〉》、《关于〈共产党宣言〉的序言》、《“工人无祖国”原理的国际主义本质》、《马列主义经典作家谈〈共产党宣言〉》等一系列理论文章，成为宣传与普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念的重要理论阵地。
    毛泽东很看重这份刊物。1957年4月，他阅读了中国人民大学教师王方名和黄顺基在刊物上发表的关于逻辑学的文章，很感兴趣，随后约见了包括王方名、黄顺基在内的部分在京逻辑学专家到中南海讨论形式逻辑问题，金岳霖、冯友兰、贺麟、费孝通等学术大家都参与了讨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因此成为当时全国逻辑学的研究中心。
    
    对学者的关心与赞赏

    1958年，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的吴冷西，以及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被派去进行有关人民公社的调查，毛主席在他们临行前嘱咐说要带两本书去，其中一本就是中国人民大学教师编写的《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他还说，即使没有时间也至少要把这本书看一看。可见，毛主席对书中理念的认同和肯定。红学家冯其庸教授在20世纪60年代主编的《历代文选》，也曾得到毛主席的称赞，他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号召高级干部都来读读。
    1963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肖前教授因响应毛主席提出的“把哲学从哲学家的书斋里解放出来”这一号召，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把哲学变成群众手中的锐利武器》一文，毛主席和周总理阅读后高度赞赏。毛主席还曾亲自向吴玉章推荐著名学者谢无量来中国人民大学工作。毛主席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和哲学系的创始人何思敬教授保持着良好的友谊，高度评价他是一位“有正义感、有勇气、有学问”的人，称赞他是“全国第一流的法学家”。
    
    对学子的关怀与教诲
    
    当年，中国人民大学不仅教师的文章和建议被中央采纳，一些学生的研究成果也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关注和肯定。1959年，毛主席发表过一篇《关于发展养猪业的一封信》，文章对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生刘芳圃的作品《魁星庄养猪经验》作了重要批示，要求全国人民学习报道中的经验。一名在校学生写的文章能够得到国家主席的批示，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人民大学学生的研究成果得到了中央肯定。
    毛泽东还关心中国人民大学学生的成长。1951年春，为照顾刚到中国人民大学上学的劳动模范和工农干部文化低、身体差、学习吃力的困难，毛泽东亲笔写信给吴玉章，就学生学习负担问题作了专门批示：“必须减少学习时间，保护健康。”还有一次在国庆游行前夕，毛泽东考虑到学生们的辛劳，专门致信中国人民大学，要求校方不要让学生淋雨受凉，要为学生提前烧好姜糖水。
    可以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亲手缔造了中国人民大学，奠定了其生生不息的精神底蕴，为它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中国人民大学的使命、信念和风骨，校风、学风和传统，都是在这个时期奠定的，毛泽东的名字永远和中国人民大学的过去、今天、未来紧密联系在一起。今天的中国人民大学，正按照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殷切期望，按照后来几代领导集体的谆谆教诲，以“立学为民、治学报国”为宗旨，向着“人民满意、世界一流”大学的宏伟目标迈进。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95期，摘自2012年8月29日《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