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2017年中国反腐新进展

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建设廉洁政治，保持党的肌体健康，是“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2012年到2017年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和发扬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优良传统，拓展出具有时代特征的反腐防腐新思路，旗帜鲜明，措施有力，成效明显，从“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扎实顽强精神，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清醒;从实施“八项规定”和反“四风”的新政，到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队伍的神圣承诺;从理想信念的红色文化教育，到法规党纪的修订完善和密集颁布;从巡视制度的利剑出鞘，到“打虎拍蝇”的振奋人心;从“两个责任”的精确定位，到“一案双查”的精妙设计;从织牢织密追逃追赃的“天网”，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机制构建等等，均取得了令世人赞叹的新成就，向世界人民提交了一份反腐防腐的圆满答卷。

一、反腐责任的新自觉

从1949年算起，中国共产党登上执政舞台，已经长达半个多世纪了。能否保持政通人和，长治久安，是中国共产党必须直面的重大政治问题。在历经28年的磨难与奋斗，赢得执政地位后，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并没有陶醉于“得天下”的得意中。毛泽东深刻感受到进京“赶考”的严峻考验，深刻体悟到跳出支配数千年中国历史的政权兴亡周期率支配力的难度与责任。对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地位挑战的深刻反省、体悟，伴随着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几十年。永葆社会主义江山社稷的千秋万代，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有一种强烈的历史责任感。

反腐责任新自觉，来源于旧史政权兴亡周期率的警示。半个多世纪前，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与毛泽东在延安交流过旧史中政权“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问题。从此，政权兴亡周期率成为不朽的警世碑，政权兴亡在于人心向背。诚如黄炎培所言，一部中国旧史，正是一出又一出政权兴替的悲喜历史剧。剥削阶级统治集团在获得政权后，由于自身所处环境的逐渐好转，其阶级本性的局限和政治制度的弊端逐渐暴露，政权更迭就不可避免地演绎成为一幅幅惊人相似因而颇显乏味的历史讽刺画。导致历代王朝由盛转衰的因素是多重的、复杂的，而腐化堕落丧失旺盛生命力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唐统治者起初意气风发，但后来逐渐丧失锐气，忘乎所以，沉醉于声色犬马，各级官吏则贪污贿赂成风，结果唐王朝由盛转衰。这样的例子在我国历史上不可胜数。“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究其本性而言，中国共产党与腐败现象格格不入，但是，任由如社会毒瘤的腐败蔓延而不得遏制，最终难逃亡国亡党的厄运。所以，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高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正是从中国旧史政权兴衰消长轨迹中得到的警示。能否跳出周期率?习近平总书记坚定地回答：“我们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要我们始终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不变色，不变质，就一定能够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1]

此种反腐责任的新自觉，还来源于苏联共产党等世界老党、大党丧失政权的惨痛教训。习近平重视苏联解体的原因，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讲到：“‘物必先腐，而后虫生。’近年来，一些国家因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民怨载道、社会动荡、政权垮台，其中贪污腐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1]鉴于此，他提出：“坚决反对腐败，防止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腐化变质，是我们必须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1]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人心。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高到关系党和国家存亡断续的高度来认识，正是总结了苏联共产党等世界老党、大党因为腐败而丧失执政地位的沉痛教训。维护红色江山的长治久安，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反腐责任的新自觉，也成为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反腐倡廉理论与实践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二、反腐态势的新判断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现实状况究竟如何?这是科学设计有效的反腐方略的前提。改革开放之初，有“五年内实现党风根本好转”的目标要求，1997年有研究者提出“中国将在五年内度过腐败高峰期”的论断。这些对党风和反腐败态势盲目乐观的判断，没有考虑到扭转党风和社会风气、反腐倡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难性和曲折性，毫无意外地全部落空了。应该说，当前我们党员干部队伍的主流是好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能够做到克己奉公，勤勤恳恳地为党和人民工作。但不容忽视的是，党员干部中存在严重的腐化堕落现象。习近平有一个判断：“我们党员干部队伍的主流始终是好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当前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易发多发，一些重大违纪违法案件影响恶劣，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人民群众还有许多不满意的地方。”[1]“两个依然”的判断，体现了党情国情客观分析基础上的清醒，符合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现实状况。

2012年到2017年间，党中央清醒判断形势，客观审视党的建设所面临的挑战，不断指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需要应对的大量问题，严肃地提出党员干部中大量存在的令人发指的“四风”问题，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有的党员干部“知行不一、不求实效，文山会海、花拳绣腿，贪图虚名、弄虚作假”，有的党员干部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高高在上、漠视现实，唯我独尊、自我膨胀;有的党员干部精神懈怠、不思进取，追名逐利、贪图享受，讲究排场、玩风盛行;有的党员干部铺张浪费、挥霍无度，大兴土木、节庆泛滥，生活奢华、骄奢淫逸，甚至以权谋私、腐化堕落。还有的党员干部纪律松弛，部门本位主义盛行，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时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少数党员干部政治纪律意识不强，在原则问题和大是大非面前立场摇摆，搞尾大不掉、妄议中央，破坏党的团结统一;党性修养不强，目无组织纪律，不服从组织安排;在党内搞人身依附关系，搞团伙拉关系;崇尚好人主义，四处逢迎，奉行一套“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的市侩哲学;等等。巡视工作发现的大量此类问题，印证了党中央对反腐斗争态势依然严峻复杂的判断是正确的。

早在1993年，党中央首次提出反腐败斗争形势是严峻的，要坚决遏制腐败蔓延的势头。十六大沿用了这一判断。十七届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用“三个并存”和“两个依然”科学概括了当时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总体态势，即反腐斗争成效明显和问题突出并存，防治力度加大和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并存，群众对反腐败期望值不断上升和腐败现象短期内难以根治并存，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十八大以后，党中央全面、系统、深入地分析了当前的反腐倡廉形势，认为在加大反腐力度的情况下，仍然有一些腐败分子一意孤行，没有收手，情节恶劣，有的地方政治生态恶化，出现“塌方式腐败”。党中央认识腐败总体形势时，在“依然严峻”基础上，增加了“复杂”二字，表明我国面临的反腐败斗争形势既严峻又复杂，提出我国当前腐败现象多发，滋生腐败的土壤存在，没有走出腐败高发、多发、易发阶段的论断。

形势决定任务。反腐态势的清醒判断，有利于作出持久反腐的决断。在一个短时间里，就可以败坏良好的党风和社会风气，但扭转不良的党风和社会风气，却需要很长的时间。2012年11月，中央纪委向十八大的工作报告中讲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全党同志一定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深刻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坚持反腐倡廉常抓不懈、拒腐防变警钟长鸣。”[2]此后，中央纪委一直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一直强调反腐力度不减，节奏不变，持续保持遏制腐败高压态势。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冷静地提出：“当前，‘四风’面上有所好转，但树倒根在，重压之下花样翻新，防止反弹任务艰巨。有的地方政治生态恶化，干部被‘围猎’，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搞利益输送，遏制腐败蔓延的任务仍然艰巨。”[3]中央纪委六次全会认为，尽管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正在形成，但是，党中央坚决反对腐败的决心没有变，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的目标没有变。中央纪委七次全会明确指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从宽松软到严紧硬是一个长期过程，要在坚持中深化、在深化中坚持。

三、标本兼治的新拓展

形成标本兼治的反腐防腐方略，是一个逐步渐进的过程。在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到1997年十五大期间，我国的反腐倡廉工作重点放在严厉惩处腐败分子和纠正不正之风上。为摆脱“只打不防，越打越忙”的局面，1997年十五大到2002年十六大期间，我国反腐败工作方针确定为标本兼治、综合治理、逐步加大治本力度;加强教育，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强化监督，创新体制，把反腐败寓于各项重要政策措施之中，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了我国反腐败工作的三个“更加注重”，也就是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扎实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领域。”[4]在此基础上，十八大以来对标本兼治的反腐防腐方略有了新的拓展。针对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的格局，坚持反腐的标本兼治方略，在反腐的“治标”方面大胆出击，加大了治标的力度，提出“当前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要抓早抓小”，“要打好持久战，更要打好歼灭战”。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提出“力度不减、节奏不变，持续保持遏制腐败的高压态势。”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又提出“治标不松劲，以治标促治本”的思路，以坚决的决心和有力的措施，坚决遏制腐败蔓延的势头。

何为治理腐败的治本之举、根本大计?理论界和政界流行的观点认为，要从根本上消除腐败，唯有通过制度建设，以制度创新根治腐败，治理腐败的根本之策就是制度建设。党的十八大以后，更有学者提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应加大“治本”的力度，所谓“治本，就是从根本上铲除产生违法乱纪和腐败行为的制度根源，进一步深化党内制度建设，建立健全防止其滋生蔓延的制度体系。”我们认为，治理腐败，需要标本兼治，加强制度建设，但制度反腐不应该具有排他性，切不可忽视制度建设之外的其他反腐防腐手段，切不可忽视在腐败意识层面加强教育。

显然，2012年到2017年间，党中央将标本兼治之“本”赋予更加丰富的含义。与一些学者仅仅将标本兼治中的“本”固化为制度建设的做法不同，十八大以来注意到反腐倡廉必须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党中央对思想教育反腐功能及其在反腐体系中的地位有新的认识。习近平提出这样一个科学论断：“反腐倡廉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多管齐下、综合施策，但从思想道德抓起具有基础性作用。”[1]这里将思想道德教育当作了“具有基础性作用”的策略手段了。抓党的作风建设，就是要返璞归真、固本培元，重点突出坚定理想信念、践行根本宗旨、加强道德修养，这就是明确地拓展了标本兼治方略的“本”的内涵，将思想道德当作了治理腐败的系统工程的根本性措施。规范人的行为和社会秩序，需要法律体系，也需要思想道德体系。思想纯洁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保持纯洁性的根本，道德高尚是领导干部做到清正廉洁的基础。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夯实党员干部廉洁从政的思想道德基础，特别有必要坚持从思想政治教育抓起，提高政治素养。这是因为“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1]坚定理想信念，具有自觉抵御各种腐朽思想侵蚀、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的功能。信念为本，作风是形。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工作报告认为:“无数案例表明，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只是‘表’，党的观念淡漠、组织涣散、纪律松弛才是‘里’，根子在于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丧失、党的领导弱化，管党治党失之于宽、松、软。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要靠理想信念的引领，要靠党规党纪的保障，必须坚持高标准在前，以德为先、立根固本。这个‘德’就是理想信念宗旨、优良传统作风。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的‘心学’，是党员正心修身的必修课。”[3]可见，治理腐败意识的根本之策，包括了思想政治教育。十八大以来，开展了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等，都具有教育反腐的功能。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强调：要坚持治标不松劲，不断以治标促进治本，既猛药去疴、重典治乱，也正心修身、涵养文化，守住为政之本。习近平将提高廉洁文化素养当成了清除腐败意识的“本”，体现了标本兼治的新拓展，为坚持标本兼治、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给出了方法、指明了路径，助推中国走出腐败高发期。

四、从严治党的新部署

江泽民同志曾经提出过“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科学命题。2012年到2017年间，新一届党中央在全面从严治党方面作出新的部署，包括从严治吏、发挥巡视利剑作用、强化党内监督、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等。

严明政治纪律，是2012年到2017年间全面从严治党的一个重要特点或内容。中国共产党是以纪律严明而著称于世的政党，制定了多方面的纪律，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是政治纪律。政治纪律是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在政治方面必须遵守的规矩。一个时期以来，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党的观念淡漠、组织涣散、纪律松弛，根源在于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尤其是党内政治生活政治生态遭到严重破坏。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把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放在首位，要求增强领导干部政治警觉性和政治鉴别力，坚决查办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相互渗透、搞团团伙伙的帮派体系，努力培育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以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党内政治生活的原则性和严肃性。十八届六中全会提出，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保证全党令行禁止，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提出把检测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执行情况作为巡视和派驻监督的重点。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认为，坚持党的领导是当代中国最重大的政治原则，树立“四个意识”，只有在思想和行动上提高政治站位，不断从政治意识和大局意识上找到差距，才能真正做到向核心看齐，不断提高政治觉悟，做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忠诚卫士。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十八大以来的全面从严治党的一个亮点，是紧紧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习近平提出：“要突出领导干部这个关键，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立正身、讲原则、守纪律、拒腐蚀，形成一级带一级、一级抓一级的示范效应，积极营造风清气正的从政环境。”[5]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提出“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从自身做起，廉洁用权，做遵纪守法的模范”，落实八项规定“坚持以上率下、看住‘关键少数’”，巡视工作“紧盯重点人”，加强对党员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的监督，惩治的重中之重是“现在重要岗位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干部。《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突出了“关键少数”。据统计，六中全会通过的《准则》和《条例》中，有21处提到新形势下对领导干部要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和党内监督的这“一个重点”和“一个关键”。这就把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内监督的达摩克利斯利剑悬在了这些“关键少数”领导的头上，而把监督的尚方宝剑交到了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手里。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强化责任意识，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严格责任追究，也是全面从严治党的表现。

反腐需要加强制度建设，更要注重制度的执行。制定制度是制度建设的重要方面，执行制度也是制度建设的重要方面。“制定”是“执行”的前提条件，没有前者，后者根本无从谈起，但是，有了制度而不严格执行，则制度形同虚设。习近平讲道：“建章立制非常重要，要把笼子扎紧一点，牛栏关猫是关不住的，空隙太大，猫可以来去自如。”[1]他还指出，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60多年的不懈努力，“我们的制度不少，可以说基本形成”，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不要让它们形同虚设，成为‘稻草人’，形成‘破窗效应’。厖一分部署还要九分落实。制定制度很重要，更重要的是抓落实，九分力气要花在这上面”。[1]基于同样的思路，他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提出“要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让法律制度刚性运行”。[2]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他提出“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执行制度没有例外，不留‘暗门’、不开‘天窗’，使制度成为硬约束而不是橡皮筋”。[6]如果说，制度的科学制定为我们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供了确凿的依据，那么，制度的严格执行必将为我们“做到零容忍的态度不变、猛药去疴的决心不减，刮骨疗毒的勇气不泄、严厉惩处的尺度不松”[1]镌刻了最好的注解。

令行禁止，作风从严。出台“八项规定”，是十八大以后的新的一届党中央着力抓的开局大事，体现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中央领导带头执行“八项规定”，态度坚决，为全党作出表率。各地各部门对照中央的八项规定，出台了作风建设的具体实施细则，积极践行“八项规定”。中央以钉钉子的精神，紧抓不懈，一个节点一个节点地端正风气，发布一系列禁令，大到楼堂馆所，小到发放月饼贺卡，涉及节俭办晚会、会议管理办法、领导干部企业兼职、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公务接待、出国经费管理、培训和差旅费用管理、公务车制度改革、强化监督执纪问责确保元旦春节风清气正等方面，设置的“高压线”界限分明，法力强劲。畅通人民群众举报渠道，公开举报电话、网址、信箱，受理违反“八项规定”精神的举报，同时明查暗访，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通报一起，一批又一批违反规定的问题受到严肃查处。2013年开始，中央纪委建立落实八项规定精神情况月报制度，公布各省区市查处违反“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表，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所有这些，深刻地改变了官场生态，重新塑造了领导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的消费习惯和生活作风，迎来送往的少了，推杯换盏的少了，假情假意的花架子少了，人与人交往变得简单了，离人民群众近了，干实事的多了。党风变好了，引领了社会风气的涤污清新。

五、“打虎拍蝇”的新成就

2012年到2017年间，党中央以雷霆万钧之势掀起打“虎”拍“蝇”的廉政风暴，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新成就。

2012年12月6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案件查处”栏目发布的第一则案件通报，是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接受组织调查。此后，这个被世人称为“周一拍苍蝇，周末打老虎”的通报平台，发布了许多振奋人心的反腐成绩单。仅2014年4月就有88名官员被中央纪委通报，创下月份通报的最高纪录。随着北京市委副书记吕锡文涉嫌严重违纪于2015年11月11日被中央纪委通报，标志着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全部有省部级干部落马。有的落马“老虎”与一批官员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勾连，具有帮派团伙性、集团性窝案特征，显示出反腐斗争的复杂性。

2017年1月，中央纪委监察部在国务院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中央纪委、监察部、国家预防腐败局的领导同志介绍反腐倡廉建设的情况：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共立案审查中管干部240人，给予纪律处分223人;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16.2万件，给予纪律处分119.9万人;全国共处分乡科级及以下党员、干部114.3万人，处分农村党员、干部55.4万人。2014年以来，共追回外逃人员2566名，“百名红通”人员已有37人落网，追赃金额86.4亿元。一大批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小官大贪”案件被查处。在法律面前，没有特殊公民，不管涉及到什么人，不论其权力大小、职位高低，只要触犯国法，都将无一例外受到追究。声势浩大的“打虎拍蝇”阵势，有利于形成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震慑了腐败分子的嚣张气焰，强烈地激发了人民群众反腐的热情，鼓舞了人民群众对党中央反腐必胜的信心。

被严肃查处的223名中管干部中，不乏有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不乏有省委书记、省长、部长。特别是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等人，级别之高，人数之众、查处时间之集中、社会震动之剧烈，为新中国反腐历史上所罕见。值得一提的是，这223名高级干部组成的“大老虎”队伍，不包括军队系统查处的诸多高级将领。与地方一样，军队系统同样掀起反腐风暴。截至2017年2月，军队系统已有5名上将被查处，中将少将都以几十人计。除了两名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和徐才厚外，十八大后已有三名上将落马，有现役上将武警部队原司令员王建平，退役上将国防大学原校长王喜斌和空军原政委田修思。军队打虎，这让人民群众看到军纪国法无例外，激发了强军兴军的正能量。

六、体制机制的新探索

打铁需要自身硬。十八大作出“健全纪检监察体制，完善派驻机构统一管理，更好发挥巡视制度监督作用”的重大部署，中央纪委的多次全会对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作出具体的安排，全国各级党委、政府和纪检监察机关在反腐体制机制创新方面进行了新的探索，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两个责任”，即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的“两个为主”，即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还提出“两个全覆盖”，即“全面落实中央纪委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机构，实行统一名称、统一管理”和“改进中央和省区市巡视制度，做到对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全覆盖”。这就为纪检体制机制改革指明了方向。2014年6月30日，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实施方案》，12月1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加强中央纪委派驻机构建设的意见》，都是推进纪检部门体制机制改革的新举措新探索。

2013年4月到2014年3月，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强化组织制度创新，深化机构改革，两次调整内设机构和人员配置，一是大幅度地整合、增设、重新组建若干部门，在干部室的基础上组建组织部，在宣传教育室的基础上组建宣传部。增加了纪检监察室，纪律审查力量大大增强。二是明晰了职责，厘清了各个机构的职能定位和工作方式，减少交叉。三是加强了信访举报受理工作，在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首页设立信访举报专区。全国31个省区市纪委全部仿照中央纪委的做法推进纪检监察体制机制改革。纪检监察部门还加强了自身建设，强化自我监督机制，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防止“灯下黑”，处理了一些纪检干部的违法犯罪案件，用铁的纪律打造全党信任、人民信赖的纪检监察干部队伍。

反腐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成果是组建国家监察委员会。2016年12月2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决定自2016年12月26日起施行。部署在这三个省市设立各级由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的监察委员会，作为承担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在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新机制方面尝试新探索，这是重大的政治体制改革。根据监察部领导的介绍，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把现在分散在监察部、国家预防腐败局以及检察机关的反贪污贿赂，其中还包括渎职、预防职务犯罪的职能整合在一起。在试点地区组建新的国家监察机关，目的是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为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供了有力的体制保障。

七、巡视利剑的新震慑

巡视制度并非新鲜物。中国古代就有与现行巡视制度相近的御史巡按、钦差巡查制度。中国共产党在1931年就制订了巡视条例，1990年3月提出中央和各省派出巡视工作小组的决定。只有到了党的十八大后，巡视工作才摆到突出的位置上来。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多次研究巡视工作，通过《中央巡视工作规划(2013-2017年)》《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习近平提出巡视工作的总体思路和基本要求，强调把巡视作为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用好巡视这把反腐“利剑”，突出重点，创新形式，当好中央的“侦察兵”和“千里眼”，找出“老虎”“苍蝇”，一查到底，分类处理，发挥巡视震慑作用和遏制作用，坚决遏制腐败现象蔓延势头。

巡视工作有四个着力点，即着力发现是否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的问题，着力发现领导干部是否存在权钱交易、以权谋私、贪污贿赂、腐化堕落等违纪违法问题，着力发现领导干部是否公开发表违背中央决定的言论、散布违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意见、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违反政治纪律的问题，着力发现是否存在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突击提拔干部等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巡视工作实践，推动了巡视内容、方式方法、制度建设等方面的创新，“回头看”持续开展，多数省区市已被杀“回马枪”;“机动式”巡视在第13轮巡视中首次出现，“流动哨”瞄准“灯下黑”;开展专项巡视，聚焦突出问题。2017年2月，中央巡视组进驻29所中管高校，开始了自2013年5月开始第一轮巡视后的第13轮中央巡视。在本轮巡视中，11个巡视组对29家中管高校开展专项巡视，2个巡视组对4个省区开展“回头看”，2个巡视组对4个中央单位开展“机动式”巡视。本轮巡视完毕后，将实现中管高校的全覆盖，也将实现十八届任期内中央巡视的全覆盖。巡视反腐防腐的利器作用日益凸显：

一是促进查处违法违纪案件。巡视组是中央的“千里眼”，找出“老虎”“苍蝇”，抓住违纪违法问题线索。中央纪委立案审查的领导干部中，一半以上是根据巡视移交的问题线索查处的。苏荣、白恩培、万庆良、武长顺等腐败分子落马，都是巡视发挥利剑作用的表现。山西塌方式腐败、衡阳人大代表贿选案、南充党代会拉票贿选案等都是经巡视发现的。仅2015年，中央巡视组就发现反映领导干部问题线索3000余件，督促查处450多名非中管干部，6名央企高管在巡视中被发现问题而接受调查。

二是帮助纠正违反廉洁自律规定的现象，解决违反“八项规定”精神和“四风”方面的问题。巡视揭露了央企、高校、中央机关的领导干部多处兼职多处领取报酬、违规出国、公款打高尔夫球、超标准列支会议费、超编制配备公车、铺张浪费等现象。

三是督促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促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防范廉政风险。巡视反馈时，一针见血指出巡视发现的落实“两个责任”不到位、重点人、重点岗位存在的问题，明确整改责任，对敷衍了事、拒不整改的典型严肃问责。有利于督促被巡视单位改进工作，真正做到早发现、早报告，促进问题早解决，减少腐败风险，遏制腐败现象蔓延的势头。

八、国际合作的新局面

2012年到2017年间，境内“打虎拍蝇”与境外“追逃”并举。在开放社会中，腐败具有国际性，决定了反腐败也具有国际性。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在反腐败领域同世界各国和有关国际组织进行合作，习近平总书记曾指示：“国际追逃工作要好好抓一抓，各有关部门要加大交涉力度，不能让外国成为一些腐败分子的‘避罪天堂’，腐败分子即使逃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他们追回来绳之以法，五年、十年、二十年都要追，要切断腐败分子的后路。”[1]2013-2017年“惩防腐败体系工作规划”里，有“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的规划，每一次的中央纪委全会的工作报告都要提到反腐国际合作的事宜，中央纪委监察部整合有关部门成立了国际合作局，明确了加强国际合作、切断贪官外逃之路的思路，这都为十八大以来开创反腐国际合作新局面提供了重要保障。反腐败国际合作的表现之一，是我国已与近百个国家和地区建立反腐败合作关系。作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缔约国之一，我国积极推动反腐败国际合作。在多边合作方面，中国参与15个全球和区域反腐败合作机制，积极履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先后担任亚太经合组织、二十国集团反腐败工作组主席，在华设立二十国集团反腐败追逃追赃研究中心，健全亚太经合组织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和二十国集团拒绝腐败分子入境执法合作网络，推动建立金砖国家反腐败合作机制。中国倡议的“中国-东盟反腐败研讨班”项目于2016年11月在云南成功举行，这是中国和东盟的首个反腐败领域合作项目。在双边合作方面，2015年5月，中俄签署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倡导合作共赢的联合声明，将加强反腐败合作写入联合声明中。截至2016年11月，我国已与89个国家和地区建立反腐败合作关系，对外缔结48项引渡条约和59项刑事司法协助条约。其中，2016年新签署刑事司法协助条约和引渡条约12项，签署和续签6个双边反腐败合作谅解备忘录。同时，中国与发达国家如美、加、澳、新、英等的双边司法执法合作机制建设也取得突破。加拿大与我国签署了首项关于分享和返还被追缴资产的协定。2015年6月，在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达成的127项成果中，其中的第6项即为“反腐败合作”。反腐败国际合作的重要表现之二，是积极承办和参加国际反腐败会议，积极参与制定反腐败文件，推动决议的修订成熟和国际社会的通过。2014年11月，中国政府推动通过APEC《北京反腐败宣言》，明确提出加强反腐败追逃追赃等的“中国主张”。在2016年9月的G20杭州峰会上，中国协调通过《二十国集团反腐败追逃追赃高级原则》和《二十国集团2017-2018年反腐败行动计划》，富有创意地提出“零容忍”“零漏洞”“零障碍”等重要原则。G20反腐败追逃追赃研究中心在北京设立，这是第一个面向G20成员国开展相关研究工作的机构。参加和举办反腐败国际会议，有助于了解和掌握国际反腐败领域的最新情况，宣传我国反腐败工作的经验和成效，加强国际反腐败交流和沟通，树立我国良好的国际形象。

反腐败国际合作的重要表现之三，是追逃追赃国际合作。我国腐败官员外逃现象在上世纪80年代少量出现，1990年代以来，贪官外逃的主动性和计划性增加，外逃呈现大规模的态势。那时，由于绝大多数发达国家没有与中国签署双边引渡条约，致使数百名中国贪官逍遥海外，他们转移出去的巨额资产也无法追回。为加强对国际追逃追赃工作的组织协调，2014年6月，在中央层面建立了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协调机制，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成立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加大指挥协调力度，中央纪委、最高法、最高检、外交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人民银行八家成员单位协同作战，具体协调统筹工作由中央纪委国际合作局承担。其中，中央纪委承担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协调机制的日常工作，负责组织纪检监察系统开展追逃追赃工作。2014年至2016年11月，我国已追回外逃人员2442人，其中外逃国家工作人员397人，追回赃款85.42亿元，“百名红通人员”37人。2015年实现了追回人数超过新增外逃人数。2016年，追逃的“天网”行动共从70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近千名，追回赃款20多亿元。追逃的震慑力发威，使一些企图外逃的人员放弃了幻想，新增外逃人数进一步下降。

总之，2012年到2017年间，党和政府积极探索，扎实工作，锐意进取，为反腐防腐的中国经验增添了新内容，取得巨大成就，合民意，顺党心，获得国人的普遍赞誉，人们感到歪风邪气不断消散，清风正气不断上升，党的优良传统逐步回归，政治生态不断改善，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对反腐倡廉工作成效表示满意或者比较满意，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有力保证。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15.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3]本书编写组，编.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历次全会工作报告汇编[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

[4]本书编写组.党的十七大反腐倡廉精神学习辅导[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7.

[5]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16.

[6]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8日)[N].人民日报，2014-10-09.

【察网（www.cwzg.cn）摘录自《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