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毛泽东的中国心

毛泽东有颗拳拳的中国心，如赤子一般。

毛泽东诞生于1893年的中国，那是怎样一个旧中国啊！在他出生前100年的1796年，乾隆皇帝在宫中大摆“千叟宴”，自吹“十全武功”、“十全老人”，盈极而亏，物极必反，大清朝从此走向了堕落；在他出生前50年的1840年，西方鸦片挟着坚船利炮如同蚂蟥来到中国，吸附于中国的躯体，吸血吸髓；在他出生前30年的1860年，英法联军侵入北京，火烧了东西方文明之瑰宝——圆明园，掠走了我们的国宝；在他出生后的第2年，1894年，大清朝在甲午海战中输给了东方小国，割让了台湾，中国从此成为“东亚病夫”……

在他7岁的时候，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了北京，清王朝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那时的毛泽东还小，还不懂“中国”二字的内涵，直到17岁那年，在看完《世界英雄豪杰传》后，他跟萧三说：

 

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才不致蹈安南、高丽、印度的覆辙。你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而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顾炎武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这一年，毛泽东已经将自己与祖国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又一年后，他毅然加入了辛亥革命的队伍，成为国民革命军的一名列兵，那时才18岁。1915年5月7日，袁世凯承认日本企图独占中国的耻辱的二十一条，22岁的毛泽东在《明耻篇》上题词：

 

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1920年5月，27岁的毛泽东找章士钊筹措了一笔经费，送新民学会会员们赴法留学，自己却留在国内，他说：“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的还太少，假使我把时间花费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在一大批仁人志士出国求学、取经、探寻救国救民之道的潮流之中，他却始终留在中国，上下求索，探寻救国救民之道。

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他的心始终与苦难的中华民族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他是为中国而生的。

在革命胜利之前，毛泽东没有出过国，他在国内找到了救国救民之道，他是怎样做到的呢？这与他有一颗“中国心”有着绝大的关系。

首先，毛泽东的中国心，为中国人民争得了“生气”。中国人从小的父母教育就是：“儿啊！要争口气啊！”毛泽东不仅为父母争了气，而且为整个民族争了气。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整个社会死气沉沉，生气命若游丝，亡国的阴影笼罩大地。毛泽东横空出世，如勃勃生机，从无到有，从小长大，以至气贯长虹，冲塞天地，不可抵挡！

 

毛泽东的一辈子是由三个28年组成，第一个28年，从他出生到28岁，期间有20年修学储能的过程。青年毛泽东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海洋中游学，从孔夫子筑基，到纵横诸子百家，遍览经史子集，“野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攀登高峰，觉悟大道，终于炼成了毛泽东人生的纯阳之体——第一个“乾卦”；第二个28年，他以觉悟之身毅然走上革命道路，走向民间、走向井冈山，带领他的同志们唤醒民众、组织民众、领导民众，“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从“星星之火”到“燎原大火”，“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炼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纯阳之体——第二个“乾卦”；第三个28年，从新中国成立到毛泽东逝世，毛泽东率领中国共产党人，以身作则，继续冲锋在前，领导中国人民从事社会主义建设，把一个“一穷二白”的落后农业国，发展成为世界六大工业强国之一。中华民族的“生气”已经顶天立地，“七亿人民七亿兵，祖国江山一片红。”这就炼成了新中国的纯阳之体——第三个“乾卦”。

孟子曰：“吾善养吾浩然之气。”毛泽东的一辈子，都在养浩然之气；不仅自己养气，还带动战友们养气；不仅战友们养气，还带动全中国的劳苦大众养气。整个革命的过程，就是一部“生气”生发的过程，当“生气”冲塞天地之际，就是一切“死气”败退消亡之时。

 

其次，毛泽东的中国心，为中国人民战胜了“死气”。毛泽东所处的旧中国，死气是很重的，怎么办？没有造反精神，是不可能战而胜之的。毛泽东是那个时代的孙悟空，他身上充满着“造反精神”。他看不惯那些腐朽、堕落、强权的势力，路见不平，就要拔刀相助。青年时代，他团结师生赶走了不称职的校长张干，后来又发动民众驱逐了当地军阀张敬尧。革命以后，他带领革命队伍上山造反，打倒了反动的蒋介石集团，驱逐了日本帝国主义，赶走了一切魑魅魍魉……“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不仅如此，对于党内军内残存的“死气”，毛泽东也恨之入骨。早在三湾改编的时候，毛泽东就对军队的旧军阀作风进行了彻底的改造，废除了肉刑，废除了官兵不平等的待遇，提倡官兵一致、军民一致、优待俘虏等先进文化，使得不足千人的“败军”重新焕发了生机。古田会议，毛泽东又进一步对于军内的个人主义、流寇主义、军阀主义、雇佣思想、小农意识、平均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了清理。到了延安，在抗日时期，我党我军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生气”在上升，“死气”也有所增长。毛泽东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毅然决然地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旨在消灭党的肌体内生长的“死气”，如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军阀主义、命令主义、党八股等等落后文化。延安整风，使得党政军民的面貌焕然一新，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建国前后，“死气”还没有完全灭绝，毛泽东发挥“宜将剩勇追穷寇 不可沽名学霸王”的精神，穷追猛打——“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剿匪二百五十万，肃清千年匪患；肃清黄、赌、毒；打倒地、富、反、坏、右；镇压反革命；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总之，“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在毛泽东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百年以来的屈辱和死气一扫而空，人们个个扬眉吐气，祖国的天空回归了晴朗。

 

然而好景不长，五千年的中国毕竟太老，共和国毕竟太年轻。“死气”还是卷土重来，在我们党的肌体内自上而下地滋长。一些官僚、精英知识分子开始腐化堕落，他们要骑在人民头上“坐江山”。毛泽东看到了，虽然还只“起于青萍之末”，但也不能容忍。毛泽东深知“死气”复苏，对于中华民族的危害。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自下而上地发动了，矛头直指党内的“死气”、“邪气”。“死气”是指五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文化，尤其是那些不适合时代的陈旧的、堕落的、腐朽的文化，譬如官僚主义文化、小农意识、封建迷信等等。当时，党内许多同志不理解，毛泽东几乎以一己之力发动了这场运动，并与全国多数人的集体无意识相斗争，其心其志，其情其恩，感天动地，万古长存！

第三，毛泽东的中国心，为中国人民选择了“正气”。当西方的黑船来到东方之时，它带来的不仅仅是鸦片，还有“正气”与“邪气”，中国人何以面对西方的文化与文明？如何“师夷长技以制夷”？如何从西方吸取“正气”，强壮民族，奋起直追，摆脱贫穷落后的现状？近代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们都在寻找。二十世纪初，西方各种思潮先后涌入国门，充斥华夏，如实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工团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资本主义、新村主义、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毛泽东与其它先进的知识分子一样，在寻找，他花了整整七年的时间，学习西方，研究西方，希望从中找到可资借鉴的道路。功夫不负有心人，他找到了。

 

1920年，他在《给蔡和森的信》中明确提出他赞成蔡和森的意见，选择马克思主义，走俄国革命的路。他说：

我对子升及维汉两人的意见（用平和的手段，谋全体的幸福）在真理上是赞同的，但在事实上认为做不到。……所以我觉得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以上是第一层理由。第二层，依心理上习惯性的原理，及人类历史上的观察，……,人类生活全是一种现实欲望的扩张。“人心不知足，得陇又望蜀”，可见资本主义是不能以些小教育之力推翻的。第三层理由，理想固要紧，现实尤其要紧，用和平方法去达共产目的，要何日才能成功？……事实是当前的，是不能消灭的，是知了就要行的，因此我觉得俄国的革命，和各国急进派共产党人数日见其多，组织日间其密，只是自然的结果。再有一层，……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因此，我于子升维汉二兄的主张，不表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

还是1920年，毛泽东在读了《共产党宣言》之后，又到上海与陈独秀进行了通宵达旦的探讨，彻底觉悟只有“马克思主义”这杆大旗才能救中国，于是，他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再也没有回头。

需要强调的是，是毛泽东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选择了毛泽东，这个先后次序非常重要，对于今天我们学习西方仍然有意义。要点是：毛泽东有中国心，能自主，有慧眼，才能选择西方最先进的文化——西方的正气——马克思主义；如果没有中国心，不能自主，没有慧眼，是不可能有正确的选择的，有了正确的选择也不能长期的坚持。而且，毛泽东不仅选择地吸收了马克思主义，西方文化中的其他先进文化，毛泽东也一并学习吸收。譬如，早年的他，在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的批注中，就显示了他的这种学习和包容能力；中年的他，对于西方科学技术的重视；晚年的他，还不知疲倦地学习英语等等。毛泽东是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他感兴趣的是人类一切先进的文明成果。

 

毛泽东革命的一生，始终是开放的。对于西方的正气、邪气始终是关注的。一方面，他不遗余力地学习和吸收西方乃至全人类的正气，为中华民族的发展服务；另一方面，他又站在国际正义的一面，不遗余力地批判邪气，与一切邪气做斗争。

 

第四，毛泽东的中国心，为中国人民驱逐了“邪气”。近代以来，中国人被西方人打断了“脊梁”，许多人在西方人面前自惭形秽，抬不起头，站不起来，完全没了自信。中国人习惯地在一些东西前面加上“洋”字，以表示其高级，如洋火、洋车、洋房、洋装、洋餐、洋学堂、洋面包、洋气等等。中国人过洋节，乐此不疲；穿洋装，以为正装；吃洋餐，显摆时髦……呜呼！中国崇洋媚外之风，无以复加！真的很“邪”！这种邪气，还不能怪人家西方，国人的死气与西方的邪气相结合才造就这种特别的“邪”！而毛泽东身上，则完全看不到这种邪。他一辈子不穿西装，就是证明。

西方看得见的邪气，多数中国人是能感知、能抵制的，这是斗争的主流。譬如鸦片贸易、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霸权主义、世界大战等等。西方看不见的邪气，多数中国人不能感知，不能抵制，这才是毛泽东所担心的，他常常在党内、军内、国内，反复强调和提醒，希望国人不要“中邪”。

所谓“看不见的邪气”，常常与所谓“正气”相伴随。在正气传入的同时，“邪气”也同时传进来了。这跟我们是否具备免疫力有关。有中国心，能自主，有慧眼，对于外国进口的文化就会产生免疫力，就像毛泽东一样；缺乏中国心，不能自主，没有慧眼，对于外国进口的文化就没有免疫力，就像王明一样，最后难免感染外国的邪气，甚至传播这种邪气，贻害无穷。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指出：“很多留学生都犯过这种毛病。他们从欧美日本回来，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当初，王明、李立三等少数几个“留声机”，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而今天十万百万的大军从西洋回来，如果不汲取当年的教训，他们会怎样祸害中国的建设呢!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进一步指出：“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这里的“精华”就是笔者所谓的“正气”；这里的“糟粕”就是笔者所谓的“邪气”，毛泽东告诉了我们吸取正气、摒弃邪气的方法。他就是这样做的。

建国前，毛泽东在党内党外一直是顶着“邪气”前进。党外的邪气，是三座大山：以美英日俄等列强为代表的帝国主义，以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官僚资本主义，和腐朽落后的封建主义。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人与这些邪恶势力斗争了近三十年，最后把他们彻底推翻。党内的邪气，不亚于党外。最早是陈独秀，受西方文化及斯大林的影响，丢掉了民族自信，不相信工农大众，放弃了革命的领导权，结果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共产党人血流成河；后来又是瞿秋白，他受西方文化影响，不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结果是盲目暴动，尸横遍野；随后是李立三，鼓动攻打大城市，一败涂地；接着是党内最大的教条主义者王明登场，据说他能倒背马恩列斯的文章。王明照着斯大林的指示，不相信“山沟沟里能出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不相信中国，没有自信，不能自主，他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都是脱离中国实际的，致使中国革命惨遭重大损失，不得不被动转移，革命力量牺牲90%。更糟糕的是，王明在党内一度还很有市场！……直到延安整风、中共七大以后，毛泽东才彻底肃清了党内从国外进口的各式各样的“邪气”，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组织上的伟大统一。可以说，毛泽东的正确思想是在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邪气）持续斗争的过程中逐步生长出来的。

 

建国后，毛泽东面临着国内、国外“邪气”入侵的巨大压力。国外，美国在我国沿海陈兵以待，准备封杀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建国一周年时，他们干脆入侵朝鲜，欺负到我们家门口。毛泽东不忍“唇亡齿寒”的悲剧发生，毅然参与抗美援朝的正义战争，驱逐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十七国联军出朝鲜，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后来，又有苏联大国沙文主义、修正主义、中苏边境冲突、中印边境冲突等等邪气，都被毛泽东和中国人民的满满正气所抵挡。国内，邪气伴随死气的复苏，更令毛泽东寝食难安，这股复辟的力量几乎要摧毁新中国几十年革命建设的成果，他们的力量甚至比国外的邪气还大！一股邪气来自对苏联的僵化模仿，引进其行政集权模式与唯生产力论的马克思主义，前者与中国千百年来的中央集权官僚制相苟合，为官僚主义的迅速蔓延提供了温床；后者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开了大门。另一股邪气来自美国欧洲等资本主义国家，这股邪气是近代一百多年的老根，它们在持续不断地向我渗透，正如毛泽东所言：“帝国主义忘我之心不死。”一些人在战场上能抵挡他们的进攻，却难以抵挡他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进攻。西方“和平演变”的邪气，从上个世纪中叶到今天六十年不断，而毛泽东早就对此邪气有所警惕，并采取了相关的免疫措施。不然，今天的中国，早已不是今天的中国！

 

总之，毛泽东的中国心，为中国人民争得了“生气”，战胜了“死气”，选择了“正气”，驱逐了“邪气”，从而使得旧中国的生气一天一天多起来，死气一天一天少下去，正气一天一天长起来，邪气一天一天灭下去，经过半个世纪的奋斗，旧中国变成了新中国，弱中国变成了强中国，这一切都来自他的那颗“中国心”。

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毛泽东的中国心，就没有毛泽东。那么，毛泽东的中国心是怎么修炼的呢？

毛泽东的中国心，无外乎三个来源。

首先，毛泽东的中国心，源自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文化传统。从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老子、孔子、墨子、荀子、孟子、庄子、韩非子、孙子……惠能、马祖、百丈、临济……二程、朱熹、陆象山……王阳明……黄宗羲、顾亭林、王夫之……鲁迅，直到毛泽东，这些圣贤们的“心”是相通的，他们是“圣之时者”，他们与时代的命运紧密相连。在他们身上，我们能感受到“参天地化育”、“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天下为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天人合一”、“内圣外王”、“中庸之道”、“明心见性”、“先天下忧而忧，后天下乐而乐”、“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知行合一”等等中华心法。毫无疑问，毛泽东的中国心，是中华心法的集大成，是五千年中华文明集萃的心灵成果。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绽放，创造了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新儒家、新道家、新佛家、新墨家、新法家、新兵家等等。

 

其次，毛泽东的中国心，得到了来自西方先进文化的催化。毛泽东的中国心，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也不是民粹主义，他是开放的，充满了时代性。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的良知，他的产生源自“东学西渐”的进程——先是中国宋代的“程朱理学”点亮了西方黑暗的中世纪，而后才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理性时代，而后才有在欧洲掀起的“中国热”，而后才有伏尔泰、歌德、黑格尔、莱布尼兹等西方思想家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横空出世，而后才有马克思、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的体系中，许多思想与中国思想相通，这也是包括毛泽东等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选择和亲近马克思主义的原因。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在人类的“阴阳鱼”中与中国文化相通的“鱼眼”。毛泽东的中国心，因为融合了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使得他的理论和实践带上了世界性，也因此团结了世界上一切正义的力量，助推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第三，毛泽东的中国心，是在长期的革命与建设实践中淬炼成精的。为什么只有中国才能生长毛泽东？除了五千年的辉煌文明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近代中国百年的屈辱、苦难与革命的历史，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么惨烈、深重。只有这样的熔炉，才能炼就世纪伟人毛泽东。毛泽东的锻炼是全方位的。幼儿时代，毛泽东在严父慈母的双重锤炼下起步；孩童时代，在私塾先生们严格管教下不知不觉地筑起了国学根基；青年时代，在杨昌济、黎锦熙、袁吉六等严师的教诲下，在蔡和森、萧子升等益友的鞭策下，在自己严格修身的戒律下，在社会环境的迅疾变化下，毛泽东的身心得到了异乎寻常的锻造，二十八岁的他已经彻悟人生之道，做好了革命的一切准备；革命时期，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自南湖扬帆，从井冈山起家，冒着枪林弹雨，历经血雨腥风，斗争二十八年，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建设了一个新中国；建国后，毛泽东没有停止精进的步伐，他又继续带领中国人民搞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毛泽东一生重视实践，离不开实践，他的心始终与实践相联系，他是“知行合一”的典范。

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大六次全会的政治报告中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充分表达了他的那颗至诚滚烫的“中国心”：

 

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在中国办事业，必须要有中国心。在东西方文明继续交流融汇的新时代，我们必须像毛泽东一样，拥有一颗真正的中国心，才能在交流碰撞中立于不败之地。

今天，我们学习毛泽东，首先要学习他的中国心，学习他修炼中国心的三个来源。毛泽东的中国心，经过他一生的修炼，已经成为一颗“纯粹至精”的伟大之心。如果用黄金来比喻（这是王阳明发明的方法），他的心可能是一万吨的纯金（比方说有0.9999的纯度）,这一万吨的分量是天生的，是不可学的；但是这0.9999的纯度，却是后天可以修炼得来的，可以学的。雷锋同志学了毛泽东，虽然只有二两分量，却也能达到0.9999的纯度，他在纯度上不输给毛泽东。他的人生在纯度上与毛泽东一样伟大。我们学习他的方法，也能提炼我们的人生。我们天生的分量不一定多，但是只要肯学，我们在纯度上也可以达到0.9999，不输给毛泽东、雷锋。我们也可以通过修炼，提炼人生，成就伟大。

这是我们学习毛泽东的第一个方面。                 

大道之行项目组

北京百丈文化咨询公司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llEAS5pLwkLsmpX8noRox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