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中医事业发展

毛泽东接见中医研究院第一任院长鲁之俊

毛泽东与中医因缘甚深。延安时期他就力排众议主张正确对待祖国的医学遗产；新中国成立后他更是“中西医结合”医疗卫生方针的制定者。

对于中医和中医学，解放前夕就有人持反对和排斥的态度，而身为中共中央主席的毛泽东早从延安时期就力排众议地主张正确对待祖国的医学遗产，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更是“中西医结合”医疗卫生方针的制定者。毛泽东与中医的历史渊源决定了他直至晚年仍然支持针灸麻醉并取得震憾西方的奇迹。

对张仲景《伤寒杂病论》有浓厚兴趣

全国解放以后，毛泽东更加重视中西医结合的问题。可是，毛泽东身边负责保健工作的却大多是西医，只有战争年代跟随他出生入死的傅连璋懂一些中医。傅连璋调到卫生部以后，毛泽东对身边新调来的医生也多次谈起他对中医的看法。让新医生感到惊奇的是，毛泽东本人虽然不喜欢凡病求助于医生，可他对中医学的理论居然颇有独特的见地。

一次，他对身边医生说：“中国的庞大人口应该归功于中医的发达。说到中医，你可以想想看，中国几千年历史，经过连续不断的天灾人祸，战争屠杀，到现在人口怕有五亿多了吧？有这么多的人口，是西医的功劳吗？西医到中国，不过上百年，几千年来，老百姓就是靠中医。为什么现在还有人把中医一笔抹煞呢！从前我也没有想到中医对中国人民有这么大的作用。身边的医生没想到毛泽东不仅在公开场合提倡中医，而且作为共和国的主席，每天日理万机，还要抽出时间研读中医学的理论。

毛泽东对身边的医生说：“阴阳五行是不好懂。可能是代表人体的生理和病理状态。我主张中西医结合，首先要让一些有根底的西医学习中医。老的中医也应该学习解剖学、细菌学和病理学之类。要能用现代科学阐明理论，也应该把一些古典中医书籍译成现代语言，或者加以注译和说明，经过一段时间，总可以形成中西医结合起来的新医学，对世界也有贡献嘛。”

山东名医的一剂草药

1959年夏天，毛泽东到青岛休息期间，由于7月阴雨，毛泽东在海水里游泳时患了感冒。身边医生和青岛当地西医用尽了办法，可就是久治不愈。中共山东省委书记舒同提议请中医为他诊治，说这位老中医在济南相当出名，但毛泽东仍然将信将疑。后来在舒同的坚持下，毛泽东同意请这位名叫刘惠民的著名中医来青岛。刘惠民为毛泽东诊脉后，确诊是“风寒内聚，”而不是此前西医认为的“外湿侵扰”。

如按刘惠民的意见，毛泽东最好“解表驱寒”，服下中药以后还要盖上被子发汗。这让毛泽东身边的医生护士们很为难。一是毛泽东解放后没有服过中药，如他本人同意服药还需接受药物的检查，程序比较繁杂；二是当时正值七月炎热天气，毛泽东是否同意睡眠时盖上被子，也是一个难题。经请示毛泽东，他同意试一试。

刘惠民开出了处方以后，几味中草药很快就配齐了。经电话请示北京中南海保健局，因是中共山东省委书记舒同介绍的中医，在政治上应该没有问题。可是煎成的中药还是要在毛泽东服用之前进行必要的检测，因为中药不同西药。毛泽东在服药以后遵医嘱盖上毛巾被入睡了。当夜果然出了汗，但症状不明显，次日毛泽东主动要求再服中药。第三日毛泽东的病情果然转轻了，只是身体感到无力，刘惠民再次诊脉后告诉毛泽东：“主席的病已经好了，不舒服只是多日下海游泳过累造成的。”他建议煎服西洋参汤汁即可。

毛泽东病愈后接见了刘惠民医生，与他谈起了中草药治疗感冒的问题，其中谈到了刘药方中有一味“酸枣仁”。刘惠民讲了酸枣仁的作用。他说：“酸枣仁生吃可以提神，炒熟药用即可安神。这次医治主席的感冒，采取的是生、熟捣碎入药的办法，因此它能平衡中枢神经。感冒治愈以后睡眠肯定也会好些的。”舒同说：“这正是刘大夫的高明之处呀。”

毛泽东回京以后，多次对身边保健人员谈起刘惠民。当年冬天，毛泽东前往苏联参加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指定刘惠民为随团医务人员。

1954年，毛泽东对卫生部作出批示说：“中药应当很好地保护与发展。我国的中药有几千年历史，是祖国极宝贵的财产，如果任其衰落下去，将是我们的罪过；中医书籍应进行整理。如不整理，就会绝版。”1958年10月毛泽东在对卫生部党组《关于西医学中医离职学习班的总结报告》的批示中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在毛泽东的亲自督促下，北京成立了中医研究院。北京城里出现了浦辅周、施今墨等“四大名医”，中医可与西医同院同诊，对一些著名中医请进医院并给予专家待遇。各地纷纷效法北京，中医的地位和威望因有毛泽东的多次批示而与日俱增。

毛泽东一次宴请党外人士，席间就有一些知名人士，包括著名中医施今墨和西医黄家驷、林巧稚等人。毛泽东席间问施今墨：“我在年轻时就听说过施今墨的名字，那时你还没到北京，现在和你同席的都是著名的西医专家，古来就讲同行是冤家啊？”施今墨却说：“我们不是冤家，现在的西医很尊重我们中医，请主席放心。”黄家驷也说：“主席，我们西医是尊敬中医的，我们现在团结得很好嘛。”毛泽东当即举杯说：“那好，我今天真正看到了中西医相结合的典范。”

钟爱针灸之术

毛泽东不仅重视中医学的理论，而且对中医的针灸也很感兴趣。

1955年冬天，毛泽东在杭州休息。3月下旬，收到著名针灸专家朱琏从北京挂号寄来的新书《新针灸学》。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朱琏，早年在北京与毛泽东曾有过几次见面，谈过针灸学在中医论症施治时的作用。朱琏也在毛泽东生病时亲自为他作过针灸。这次毛泽东接到朱琏的新作，拨冗在西湖畔的刘庄将《新针灸学》基本读阅了。

到了4月，毛泽东亲自在刘庄接见朱琏，并设宴款待这位当时中国最有名的针灸专家。席间，毛泽东和朱琏谈到了《新针灸学》的读后感，说：“你在《新针灸学》中所谈的针灸和中医理论的发展关系我是赞同的。因为针灸术就是中医学最生动的体现。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理论，对针灸治病的神秘提供了解释的钥匙。反过来针灸又能够给它提供丰富的实际材料。如进一步研究，一定可以发挥更大的效果，丰富与充实现代的医学。研究针灸，对医学理论的改革将发生极大的作用，是吗？”

朱琏没想到，国事繁忙的毛泽东不仅把她的著作仔细阅过，而且对她书中的一些学术观点表示认同。作为当时的卫生领导机构成员和著名中医，她赞同毛泽东关于中医学理论需要改革的意见。在有人举杯敬酒的时候，毛泽东当着朱琏的面高举酒杯，把“祝世界大团结万岁”改为“今天我们都要祝新针灸万岁”。毛泽东说：“我说祝我们中国的新针灸万岁，就是说针灸并不是人们眼里的土东西，而是我国宝贵的中医遗产。我还要说，我们中国的针灸是科学的，将来世界各国都要应用它。因此我再次祝贺《新针灸学》的出版。我希望你们尽快把朱琏的《新针灸学》译成外文，让全世界也应用我们中国的针灸。”

上世纪60年代，朱琏的《新针灸学》先在东南亚出版，后在北美和西欧面世，各种版本和各种语言的传播，让世界医学界终于见识了中国古老的医学正盛开着烂漫之花。

晚年时请中医治愈眼疾

毛泽东晚年再次以针灸之术解决眼疾之痛。70岁以后的毛泽东，视力开始严重下降。特别是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患有严重的老年白内障，到了1974年他的双眼几近于失明。喜欢看书的毛泽东最后只能靠秘书代读，一些重要的文件也无法阅视了。

中央为彻底医治毛泽东的眼疾曾想尽了办法。勿庸置疑请西医眼科作手术摘除白内障是当时的首选，然毛泽东已是暮年，手术有一些不妥之处。为安全地进行白内障摘除术，最后将几种医疗方案都摆在毛泽东面前，请他决定究竟是请西医还是请中医。谁也没想到，毛泽东最后同意由北京中医研究院以中医针刺麻醉的方法。

中共中央对此反复慎重研究，最后同意请著名眼科中医唐由之大夫，为毛泽东以传统的中医“金针拨障法”实施手术。唐由之在接受任务后，在一年的时间里先后拟定多种手术方案。毛泽东所以同意以针拨术医治眼病，因为他对中医的深信不疑。正如他曾经所说：“已经有二千多年历史的针灸是祖国宝贵的医学遗产。我没有必要舍弃自己祖先留下的针灸而求治于西方洋医。”唐由之受其鼓舞，终于在1975年7月23日，成功地为毛泽东进行了针拨手术。手术短短几天后，毛泽东就能够以目视物了。拆除纱布的那天，毛泽东高兴地紧握唐由之的双手，说：“唐由之，你胜利了。中医胜利了。”唐由之说：“主席，您也胜利了，因为您要我们用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今天给主席做的白内障手术，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引下研究成功的。”

毛泽东以针灸麻醉手术的方式治愈眼疾震动了海内外。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次访华时，就在外交访问日程中确定了亲自前去北京医院参观针灸麻醉手术的项目。尼克松观看北京医院针刺麻醉两天后，美国《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都以《中国以针灸作手术麻醉让尼克松大为敬佩》为题，报道了他们身临其境观看中国医生在做大手术时，不用西药而靠中国祖传银针麻醉的真实景况。“中医从前在美国人眼里是落后的邪术，而今天在人民中国的首都一家大医院里，竟然有人用一根小小银针刺激患者的神经，从而进行开脑和开胸的手术。须知这两项难度极高的大手术，即便在我们美国也不敢轻视，然而中国人竟以他们的祖传医术顺利而轻松地完成了。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医学的奇迹。难怪毛泽东多年前就力主中医可以和西医相结合就可以解决中国的医疗难题，这是因为中国的国医确有其独特的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