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举办一次关于真理标准再讨论

 北京举办一次关于真理标准再讨论

董  建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整40年这一天， 北京惠实达会议服务公司、红五星网站、马宾之友联谊会、北京羲黄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研讨会于2018年5月11号在光明日报旧址附近举办。主题发言的先后有： 

1、成都一元远程主题发言：农民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阶级基础

——兼论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阶级根

引 言

“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数百万家庭的经济生活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是一个阶级。而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又不是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

                                                  ——列宁

“只要我们还生活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资本主义在俄国就有比共产主义更牢固的经济基础。这一点必须记住。……我们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并且一定要努力把小农经济基础变成大工业经济基础。只有当国家实现了电气化，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打下了现代大工业的技术基础的时候，我们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

——列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关于对外对内政策的报告》  

“我们应当努力满足农民的要求，因为他们感到不满足，不满意，而这种不满意是合理的，他们是不可能感到满意的。……必须从经济科学的观点对我们所知道的有关农民的经济要求的一切加以考察。只要深地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就会立刻对自己说：实质上可以用两个东西来满足小农。第一，需要有一定的流转自由，需要给小私有主一定的自由。第二，需要弄到商品和产品。……流转自由就是贸易自由，而贸易自由就是倒退到资本主义。”

                        ——列宁：《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文献》

“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

                             ——毛泽东《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

“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我们党在农业问题上的根本路线是，第一步实现农业集体化，第二步是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和电气化。”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 

农民在近代阶级革命中的典型命运

农民是小私有者与小生产者，是资产阶级产生的来源之一，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自然同盟，但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牺牲品。农民在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变革的过程中，因为对土地的迫切需求，大量无地与少地的农民必然是资产阶级天然的同盟军和合作伙伴，农民与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对付封建地（领）主是一个本能的选择，然而农民却不可能看到自己未来的悲惨命运。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自己却日益成为社会进步的阻碍力量，不仅自己的财富、身份、甚至自己的劳动力都必然会被资产阶级所掠夺与吞并；农民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是一个推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力量，然而一旦资本主义生产力提高，资本主义工业化对资本、资源、市场、劳动力的需求增大，必然就会要求着资产阶级集中资本，兼并农民土地，掠夺农业资源，垄断市场，支配农民的劳动力。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进入资本主义的国家，首先完成了工业革命，是最早工业化的国家。而英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上有一个臭名昭著的羊吃人的“圈地运动”，这场运动对于英国农民是一场灾难，但对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决定性的基础。在“圈地运动”初期，许多的英国农民是支持的也是积极的。13世纪英国政府颁布了第一批关于圈地的法令，规定领主在圈地时，必须给农民留出足够的牧场。据统计，1455年至1607年，英格兰被圈占的土地大约有50万英亩，但不到全国土地总面积的3%。有人说，在那个“渴求土地”的年代，“在对土地的渴求中没有人比自耕农更贪婪”。这一时期自耕农是主要的受益群体，土地被剥夺的主要是租地的小佃农与公有土地份地的持有农。1688年以后，英国政府制定大量的立法公开支持圈地，使圈地运动以合法的形式进行，规模更大，据不完全统计，通过这些圈地，英国有六百多万英亩土地被圈占。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特别是在18世纪通过《公有地围圈法》后，出现更大规模用暴力把农民共同使用的公有地(农民对公有地有使用权，而西方法律中使用权也是一种财产权)强行夺走、然后据为私有的圈地运动。仅“1801年到1831年农村居民被夺走350多万英亩公有地，农村居民却未得到过一文钱的补偿”。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自耕农大量减少，几近消失。工业革命前的18世纪60年代，英国的农业人口仍占总人口的80%以上，而到工业革命后的19世纪中叶，英国的农业人口急剧下降到总人口的25%，英国的小农基本被资产阶级剥夺得干干净净，英国农业进入了资本主义大农业时代。

美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历史更加血腥。美国独立战争以前，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85%，由于地广人稀，家庭农场是典型的生产单位。美国独立之后，在“西进运动”中为了吞并北美西部印第安人的土地，实施了种族灭绝的战争政策，数百万的印第安人在这场战争中被杀的同时也丧失了他们耐以生存的土地。美国资本主义不是靠剥夺农民发展起来的，而主要是抢夺印第安人的土地，霸占矿山资源，利用欧洲技术、设备与劳动力形成工业开采能力，通过矿产资源的出卖、冶炼加工与生产制造而逐步发展起来。美国家庭农场也经历了一个被农业资本剥夺的阶段，主要是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导致了大批的中小家庭农场破产。根据美国农业部数据，1935年美国农场高达680万个，但是随着二战后大量的中小农场倒闭破产，到目前美国剩下约220万个农场，平均每个农场有2400亩土地；居住在农村的人口约2%，但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不到1%，农民数量300万左右；其生产总值也只有全国总值的1.2%，但养活了美国3亿人口，而且还占世界粮食出口总量的10%，位居世界第一。美国资产阶级彻底剥夺了土著印第安人的土地，交付到欧洲移民的农民手中耕种，通过农业资本的竞争对农民进行剥夺，最终形成了今天的以家庭农场为主的先进的现代农业，剩余的农民已经被彻底的改造成为农业工人。

俄国十月革命是依靠工人苏维埃直接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夺取的全国政权，再加上紧接着残酷的叛乱和外国干涉战争，导致苏俄政府使用阶级斗争手段剧烈，使得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剥夺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基础上。苏俄十月革命夺取政权之后，建立的政权极度不稳定，白匪叛乱与帝国主义干涉最严重的时候丧失了全国3/4的土地，有了长达4年的革命卫国战争。苏俄革命是从城市进入农村，没有土改阶段，通过国家法令直接就宣布土地国有，免费交付农民使用经营，对城市大工业企业及商业直接国有化，消灭大资本；苏俄革命主要依靠工人阶级力量，卫国战争期间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又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导致有较大规模的农民武装暴动，苏俄政府与农民的矛盾一直比较尖锐。斯大林时期开始强行国有化，结束延续千年的传统农村公社自治组织，直接集体流放了约四十万户富农家庭，将农民强制赶入农庄成为农业工人，彻底牺牲了农民利益为工业化和国有化服务。全盘集体化与消灭富农阶级这两项运动标志着苏联农村政策和农业发展道路的彻底转向。实行非常措施引起了农民各阶层的强烈不满，进而大规模的农民反抗运动引发社会急剧动荡，并导致农村生产力遭严重萎缩。据统计，1929年农村的大规模、集体性反苏示威的参与人数超过24.4万人，而1930年的参与人数为1929年的10倍，达到246.8万人

综上所诉，资本主义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主要是通过对农民利益的剥夺来实现的，即便是苏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为了国家的工业化建设也不得不强迫解散农民自治组织村社，损害农民利益。 

农民从革命时代的受益者到建设时代的利益受损者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民是最大的受益者。全国共有四亿二千多万农业人口地区即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业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中三亿农民分得了七亿亩土地。土地改革大大促进了整个农业生产力的迅速恢复与发展，改善了农民的生活，促进了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农民收入普遍增加，生活明显改善。以粮食、棉花、油料等主要农产品为例，它们的产量逐年增加。1951年比1950年分别增长8.7%、48.8%、22.4%，1952年又比1951年分别增长14.1%、26.5%、12.5%，这充分显示了土地改革对解放生产力、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巨大推动作用，并直接促进了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农民是利益被侵占者。旧中国工业基础薄弱，现代化工业只占10%左右，大部分工业是作坊式的手工业。即使在1952年的810亿元工农业总产值中，现代化工业产值所占比重也只有26.6%。这就说明仅靠有限的现代企业内部积累是远远不够的，工业化资金积累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占国民经济很大比重的农业。于是，以统购统销为主要内容的计划经济体制遂成为保障中国工业化发展战略顺利实施的制度选择。这就是说，对于落后的小农经济而言，加速积累，加速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实施，必然在一定程度上以牺牲农业为代价。整个人民公社期间，我国农业为工业提供的资金则为5303亿元，平均每年高达212亿元，平均占积累总额的77%。其中人民公社期间统购统销--剪刀差的形式共从农业领域抽走农业剩余4198亿元，平均每年高达210亿元；相当于每个农业劳动力向国家提供资金达1589元，平均每人每年达63元多。当时农村劳动力日报酬一般在0.6元左右（各地区日报酬不同），一个全年不休的农民年收入在182.5元左右，也就是说每一个农民每年为国家白白上交了25%的收入（实际上更高）。

农民阶级与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地位不对等。计划经济时期，为了国家的工业化建设，用剪刀差增强工业积累，不得不有计划的控制城市规模，工厂建设规模，农业人口长期占总人口的90%。全国社会劳动者人数，1966年为2.98亿人。其中城镇职工（含国有、集体、城镇个体）为0.535亿人，农村为2.45亿人。前者占劳动者总人数17.9%，后者占82.1%，两者之比约为2：10。直到1976年，全国社会劳动者人数为3.88亿人，比1966年增长30%，而城镇职工人数为0.87亿人，比1966年增长63%，农村为3亿人，比1966年增长22%。前者占劳动者总人数22.5%，后者占77.5%。两者之比缩小到约3：10。根据对某县调查显示，农民人均收入50年代为108.4元，60年代为135.66元，到1977年达到150元；城镇职工收入1950年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人均年工资收入557元，60年代有所下降，1969年为570元。整个毛泽东时代农民收入有所增长，而职工收入增长缓慢，但工农收入差距是很大的，职工工资几乎是农民收入的4倍，导致了工农二元对立的客观存在，农民对跳出龙门的普遍向往。1978年，城乡收入比为2.36：1，全国2.5亿绝对贫困人口全部在农村。

计划经济时期实施的户籍管理制度，形成城乡隔离，限制和控制农民盲目流入城市，客观上造成了对农民的一种压迫。1949年至1957年为人口自由流动时期，这一时期由于农民土地还在自己手中，个体小农经济是主要形式，为了发挥农民的积极性，保障社会公共安全，户籍管理的功能要素主要是突出在公共安全管理,维护“革命秩序”和社会稳定，“发现、拘捕反革命分子”同时，“保障人民自由流动的权利”。1953年11月，实施“统购统销”，利用“剪刀差”，把农业积累大量原始资本积累投入重工业，大量国营工厂开始创建，围绕工厂开始建立了许多的新兴工业城市，作为结果，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由于城乡差别扩大，农村居民期盼入城，导致了1953年到1957年期间，城市人口由7800万快速增长到1亿2300万人。1958年至1977年为人口流动严控时期。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籍登记条例》规定，为实现“维护城市秩序”目的，农民入城审查极为严格，严格控制农村至城市的人口流动，形成城乡人口流动的阻断，农民定居农村，从事农业生产，以服务于计划经济的生产和分配模式。但这种政策长期不变，是对农民生存权利的一种剥夺，也就会形成对农民一种压迫。

农民在整个中国革命阶段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但是农民由于生产方式的落后，自身无法完成阶级进化，只能依赖于国家的组织力量实现农业工业化出路。国家的工业化积累过程完全要自力更生，不得不剥夺农民的利益来实现。由于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保障，保证了对农民整体的平稳的隐形的平均剥夺，因此没有造成工农矛盾的激化，也没有造成农民群体的贫富分化，但造成了城乡差距扩大，工农二元社会结构，造成了农村有2.5亿庞大绝对贫困人口的基数。限制农村人口自由流动，造成农民贫困固化，农民政治地位偏低，也逐渐形成歧视农民的社会道德问题。 

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夜的政治经济状况

经过20多年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工业积累基本完成，我国新兴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形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国家既无内债也无外债，1978年，我国钢产量超过了3100万吨，工业总量跃升为世界第六。中国不仅能够自行设计和制造汽车、飞机、坦克、拖拉机等，还成功的引爆了原子弹、氢弹，发射了中远程导弹和人造卫星，同时在航天、核能、激光、生物、计算机等一系列高科技领域也达到或者十分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具备了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基础，也具备了工业生产结构调整的能力。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我们过的水利建设和交通运输大规模快速发展，极大地增强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农业生产条件明显改善，以农业产业链为主的地方小工业发展迅猛，农村社队企业也纷纷出现，粮食增长超过人口增长，城乡居民生活总体实现了从普遍贫困到基本温饱。成人识字率、学龄儿童入学率、在校大学生人口比例、科研人员占职工比例的大幅度提高，中国人口素质明显改善。

文革时期因为官僚阶级为了转移“斗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大方向，大肆挑动群众内部斗争，把严肃的政治路线斗争庸俗化，扩大化，在社会上进行过度泛滥打击，把一切言行均纳入政治路线斗争范畴，穿件衣服，坐个沙发都要上纲上线，因言获罪更是常事，这种不正常的政治生活已经严重的扰乱了人们的思想，也导致普通工农群众逐渐的厌倦了这种过度泛滥的政治斗争。从1966年到1976年，十年国营企业工人都几乎没有涨过工资，物资供应不够，几乎一切消费品都需要票证。为了解决城市就业，许多工人进厂，导致部分国营企业人员超编，生产效率开始降低，工人生产积极性不高，甚至有的工厂基本到了停产的地步。不干活也拿钱是当时一些企业的状况，武汉锅炉厂当时流行着这么一句：“七上八下九走光，下午喝碗酸梅汤（意思是：七点上班，八点溜号，九点钟人就跑光了，下午上班只是为了去享受每人一碗酸梅汤的福利，喝完就走，没人管）”。工人生活普遍存在“三少一多(工资少、东西少、花钱少、人口多)”的情况，工人有盼望提高收入，改善生活的要求。因为长期的户籍管理制度，农民被禁锢在土地上,脱离土地只有有限的途径，招工或者参军。虽然文革剧烈的推动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但其作用逐渐减弱，普通群众初期的政治激情渐退，社会风气需要转变，工人需要提高收入，农民需要改变命运，使得当时的社会已经处于一种社会需要变革的氛围。

随着中美关系解冻，中美两国正处于建交谈判过程中，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都在密切关注中美谈判，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关系总体倾向缓和。因为越南战争使得美国的政治经济危机严重，美国进退维谷；苏联国力日益强盛，在美苏对抗中美国也处于守势，需要中国牵制苏联；中国与苏联的关系不断恶化，中国也需要美国对苏联形成战略牵制；文革结束后，中国的政治实力与经济实力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国力增强，美国也不得不重视中国力量。19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爆发经济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石油价格上涨，美元贬值，第三次科技革命对生产力的推动减弱，实体经济没有新的增长点，出现经济滞胀，但是美国成功的将美元与石油结算价格挂钩，使得美国国际金融信贷业务却发展迅猛，推动了当时资本主义生产的全球化扩张。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开始以资本输出代替产品输出，实现自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需要将大量中低端产业外移。

改革开放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与我国政治经济需要变革的状况相遇，中美在政治上的和解，加上资本全球化的推动，为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的合作创造了可能。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条件已经具备向改善人民生活条件的方向发展，但是走什么路具有可选择性。是继续独立自主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妥协与欧美资本主义汇合，对于当时的执政者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但最终执政者还是一头扎入欧美资产阶级的怀抱，走资派这个文革时期的政治身份，最终还是他们自己坐实成为政治罪名，他们逐渐演变成为资产阶级，成为工人阶级的敌人！

中国农民是改革开放中最大的受益阶级

根据改革开放前国务院相关机构对人民公社的调查，人民公社对于农民的生活改变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人民公社化后，农民生活比之前的生活明显变好，这在华北、江浙平原一带比较突出，已经出现机械化耕作，社队企业开始不断涌现；第二种是人民公社化前后，农民生活变化不大；第三种是人民公社化后农民生活比之前变得更差了；这三种情况分别各占三分之一。这种事物发展呈现中间状态比较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如果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一般就会肯定人民公社的历史作用，但是如果不想走社会主义道路，也可以否定人民公社的历史作用。但是旧官僚最终选择了废除人民公社，摧毁集体农业经济，重回分田单干的小农经济，中国资本主义复辟从农村开始拉开序幕。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走资派对农民的第一次赎买，也是走资派联合农民进行的复辟第一步。1978年后改革开放初期，有两项重大的改革措施对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是农业家庭承包制的建立和推广;二是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大幅度提高及市场放松管制。农民收入迅速增长。农民人均年纯收入由1979年的180元提高到1988年的332元，十年间增长84.44%，年均增长8.03%。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由1977年的270元增长到1984年的1056.15元，增长107% ，年均增长15.46%，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高于农民纯收入增长速度。东部沿海一带由于经济基础底子好，人民公社时期的社队企业逐步发展为乡镇企业，再加上引入外资建厂，使得沿海一带的工厂迅速增加。政府一方面向国营企业与集体企业下放生产管理权，同时为了便于工厂招工，政府放宽户籍管理制度，实行暂住制度，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自由流动。给予农民自由出卖劳动力的权利，寻找工厂打工，挣取工资，获得比从事农业生产更高的收入，这是对农民的二次赎买，也是走资派联合农民进行的复辟第二步；废除农业税，彻底解除农民的劳动负担，农民成为身份标识，不再承担国家义务，完全自主生产，自由流动。1985年外出务工农民只占农村劳动力比重的2.2%，约800万；1995年外出务工农民占农村劳动力比重占6.7%，约3000万人；2005年外出务工农民占农村劳动力比重占24.2%，约1.25亿人。2004年农民工外出务工年均收入6471元。根据国家统计局2004年调查资料指出：“不少地方农民工每天工作时间在11个小时左右，每月工作时间在26天以上。农民工月平均收入不到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60%……”尽管农民工收入远低于城市职工，但是农民的工资收入成为家庭生活主要来源而不是农业生产收入，是我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标志着资产阶级对农民的赎买基本完成。今天全国近2-3亿农民被各地政府官僚大力组织到沿海资本家工厂打工，成为内地农民盼望脱贫的主要方式，工资收入也成为农民家庭生活收入的主要来源。3亿农民正式作为一个时代的新（工人）阶级—农民工登上历史舞台，农民获得了历史上最为彻底的（脱离土地）解放，这是对农民的第三次赎买，也是资产阶级联合农民进行的第三次资产阶级的深度复辟。

中国改革开放是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业转型升级阶段，正需要中低端产业转移时期逐步展开的。中国政府利用欧美的大资本、技术与设备在沿海一带建立起大量的外向型来料加工工厂，并倾销到广阔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日益众多的外资与合资企业通过支付农民工工资，帮助中国资产阶级实现了对中国农民的整体赎买与联合，资本主义经济在基乎没有损害农民根本利益的基础上得以建立起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使得小农经济复辟，导致了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剩余，大量农民脱离土地进入沿海城市的外资与合资工厂成为农民工。农民通过获得土地承包权、劳动力自由出卖权、免除国家义务负担后，已经被资产阶级彻底改造为小私有者，不能在城市留下生活的成为候鸟式的农民工阶级，能够进入城市留下生活的，逐渐成为小资产阶级的主要来源。改革开放解放了农民，但是摧毁了中国农业的工业化，破坏了农村建设，农民重新成为一盘散沙，形成了我国的三农问题。大量农民废弃土地，进入城市，去工厂打工，使得中国的粮食生产长期处于落后生产模式的不安全状态，粮食自给率逐年下降，已经超过了警戒线。中国粮食安全受制于人将会导致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独立性受损，也会导致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与妥协性会长期无法避免，正如毛主席所说的，中国资本主义将只能成为帝国主义的附庸。 

改革开放顺利走向资本主义的原因

1976年随着华国锋下令抓捕所谓的“四人帮”，全国支持文革的主要力量基本被陆续清洗，旧官僚重新上台。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的官僚大多都是从农民中脱离出来的，他们原本就是小农意识的代表。1982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理领导班子中“三种人”问题的通知》，“三种人”是指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说他们在文革中拉帮结派，造反夺权，组织武斗，诬陷迫害干部和人民群众。截止1987年5月，全国清理出5449名“三种人”，其中县处级以上的党员干部近3000人，支持文革的工农干部基本被肃，为改革开放的政策制定与执行在党内扫除了障碍。

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再需要去剥夺农民财富积累资本，毛泽东时代已经完成了庞大的原始积累，建立了完整的国营工业体系，因此走资派只需要以改革的名义实现对国营企业工人的剥夺，把国营企业私有化就可以实现资本积累，完成资产阶级的转变。相比农民阶级的数量，工人阶级又是属于少数人，更容易实现剥夺。开放主要是利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技术、设备以及亚非拉的物质资源，中国只需要提供廉价的劳动力，三者结合起来形成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工业体系，实现中国农村劳动力价格变现为工业工资收入。一方面农民获得超过农业收入的工人工资收入，另一方面政府获得农民的支持，第三方资本家获得超额的剩余价值，满足了三方的需求，为国营企业被大肆吞并私有化奠定了基础。

改革开放初期，政府以下放企业管理权的名义对工业企业进行改革，逐步引入市场竞争，一段时间形成了乡镇企业的红火局面，但是随着开放引入外资的规模越来越大，外资合资的企业越来越多，乡镇企业在国营企业与外资合资企业的夹击中纷纷倒闭。而倒闭的乡镇企业大多是农村的集体企业，工人也大多是离土不离乡的农民，这会导致农民对国营企业的立场和看法产生一定影响。同时国营企业与农民几乎无直接关系，尽管国营企业的积累大多都是从农民的利益中通过工农产品的剪刀差完成的，但是农民并不完全清楚这个过程；即便在毛泽东时代，国营企业的产品，也不能免费交给人民公社的农民使用，公社需要购买，有钱才能用，无钱用不了。国营企业与农民的这种交换关系，导致了农民对国营企业缺少阶级情感，也就导致了改革开放中国营企业被私有化的过程中，农民几乎毫无意见，走资派顺利剥夺工人利益，侵吞工厂，成为资本家。

改革开放的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工农联盟被瓦解的过程。走资派首先通过涨工资，发奖金的方式收买国营企业工人取得工人阶级支持国营企业改革为国有企业，把全民所有制企业变成国家所有（实质是官僚所有）；再推动国有企业的所谓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实行股份化，逐步侵吞国企财富，有的走资派嫌通过股份化侵吞太慢，直接通过强行破产的方式来吃掉全民财富。同时走资派通过用工资赎买的方式把农民从工农联盟中分离出来，把农民变成农民工，形成对国有企业工人的替代作用，在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过程中迫使国有企业工人下岗失业，最后整体瓦解掉工人阶级。在整个资本主义复辟的进程中，西方资产阶级帮助中国走资派完成了一个历史奇迹，中国有8亿农民在这个进程中受益，是一个最大的受益阶级。这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扩张形成的流动资本，广阔的世界市场，与中国劳动力相结合，产生了世界工厂的结果，帮助了中国资产阶级复生，同时也帮助中国资产阶级用工资赎买了整个中国农民阶级，才使得中国在没有剧烈动荡的过程中顺利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中国农民成为改革开放的阶级基础！ 

2、广东退休干部椰风远程发言：粤港澳1978年后的发展和问题

3、上海朋友刘德保主题发言：新中国60年以来社会主义道路实践的思考 

4、北京義黄文化研究中心吕嘉戈发言：1978—2018的中医发展实践检验了啥 

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是大批老干部重新安排工作的一年。了解这40年的中医状况，可以检验出中医一直被西医压抑，直到今天濒于灭亡的境地，这是中医最为悲惨的正在走向灭亡的历史。讲到为保卫中医不被消灭的这段历史，就摆脱不掉吕炳奎。1977年，中医界面临一片混乱的局面，卫生部在文革中早已撤销了中医司，用中西医结合办公室替代，1978年才改为中医局，吕炳奎重新工作先任中西医办公室负责人后任中医局局长，一上任，他很清楚中医界的状况，马上就去各地进行调查研究，当摸清情况后，起草了一份有关对中医工作的认识和建议的书面材料，即中医后继乏人的报告获得中央重视，中央进而要求卫生部将此材料报告上来。此后，中央批示转发，遂成为中央关于中医工作的1978年（56）号文件。有了中央的支持，吕炳奎继续努力，一边调整中医的乱局，一边针对中医的西医化局面进行拨乱反正，1980年3月，在中医、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了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都要大力发展，长期并存的方针。并获得中央批准。继后，他马不停蹄，起草并组织了“高等中医教育和中医医院工作会议”文件，于1982年4月在湖南衡阳召开，简称为“衡阳会议”。会议重申了在1980年中央肯定的“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都要大力发展，长期并存的方针”（下文简称三支力量方针）。并制定了坚持以纯中医方法和理论办好中医院和中医高等教育。衡阳会议得到了中医界的欢呼，都认为这下中医有救了。衡阳会议是中医的一个转折点：如果执行中医就发展，不执行，中医就将消弱直至灭亡。

由于吕炳奎力主发展纯中医的道路，早已被反对中医的势力视为眼中钉，衡阳会议召开前部里就已决定，会议结束后，吕炳奎就退居二线。在衡阳会议上，通过了吕炳奎起草的两个对中医发展十分有利的文件，一个是“关于加强中医院整顿和建设的意见”并同时制定了《全国中医医院工作条例》（试行）；一个是“努力提高教育质量，切实办好中医学院”的文件，并重申了三支力量的方针，如果这两个文件和中央肯定的三支力量的方针被执行，那么中医早已得到大发展了。

衡阳会议后，由于吕炳奎已没有了执行衡阳会议的权力，卫生部并没有让中医局执行会议文件，同时中医局也没有坚持要执行。衡阳会议文件就这样被束之高阁，三支力量方针也不再提，卫生部就这样抵制中央批准的中医发展方针，居然没有机构监察监督，同时中医又没有了主心骨，成为了待宰的羔羊，一场绞杀中医的阴谋就这样悄然上演。原本为中医复兴的中央1978（56）号文件和对完全纯中医打造中医医院和中医高等教育的文件，被偷梁换柱的做了表面文章，即全国每个县要建有一座中医院基本完成，但大多中医院不姓中，而是以中西医结合替代。自此，灭杀中医的路线图出笼了，这就是以中西医结合替代中医的阴谋。此后，中西医结合成为讲解中医的主角，中医院丝毫未改变中西医结合的主体，中医高等教育甚至将中医四大经典作为辅助读物，西医课程比中医多，达到70%左右，甚至中医本科生居然能考上西医研究生。中医研究院继续以西方还原论做着对中医药的实验。1998年，《执业医师法》问世，但并没有马上执行，这完全是针对中医师来的，如“在执业地以外行医为非法行医”的条款，就是针对中医的，因为中医不用仪器，任何地方都可以诊病开药。执业医师考核必须要有四年医学院学历的才能报考，使许多学徒无法报考。2003年的非典流行，中医是完全有能力制止住的，可是卫生部初期不让中医上，还向中央和地方以及社会保密，造成患者大量死亡和人力财力物力的损失。是地方政府的支持，尤其是广东省，才使中医站到了前台。2004年，《传染病防治法》公布，基本将中医防止传染病以及治疗传染病的权力剥夺。《执业医师法》规定1998年前的中医师，不用经过考试即可获得执业医师资格证，刚发时，中医师们不知何用，不以为然，某些省卫生厅居然采取欺骗手段，从已领取了执业医师资格证书的中医师那里收回了资格证书，而到了约2003年时，才通知说用资格证书到所属卫生局去办理执业医师证，而对那些被收回了资格证书的中医师则不给于退还，因此无法取得执业医师证，这是卫生行政部门直接取消中医师的一个见不得人的手段，许多中医师对此很无奈。中医局自衡阳会议后，基本上没有什么作为。甚至连中医原打算的申遗也淡化了（只申报了针灸而没有中医药）。近年来，习主席重视中医，把中医提升到了“是打开中华文化宝库的钥匙”的高度，以及舆论对中医有了重视，但在实际对待中医事业上，2018年，新的卫健委西医统治中医格局基本未变。如去年通过的《中医药法》，它不提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故意将中医与中西医结合混淆，模糊中医和中西医结合，这样让不知情的人们以为中西医结合就是中医，要知道，用中西医结合来代替中医是消灭中医的极为阴险的手段。对过去有关医药法规中打压中医的条款没有废除，这将是日后中医的大患。

讲到中医，就要提及吕炳奎，这是历史，无法篡改。

吕炳奎退居二线后，没有了执行中央批准的三支力量的方针和衡阳会议决议路线的权力，而卫生部及中医局并没有贯彻衡阳会议路线和中央批准的三支力量的方针，中医发展实际上已经停滞了。在这种状况下，眼看着中医局管理愈加无作为，于是，组织发起成立了中国民间中医医药研究开发协会，积极支持民间中医，为挽救中医的颓势，首要的是壮大中医队伍。1984年，他领衔创立了光明中医函授大学。在他的感召下，全国各地老中医积极响应，纷纷自愿加入函大的教学工作，并大多免费教授。一时间光明函大在中国大地上轰轰烈烈地掀起了中医热潮。函大后改为“光明中医学院”，至2000年左右遭到各种反对势力的破坏，结束了教学，期间共培养了4万多名民间中医师，现在成为中医的主力。但由于中医大学一直采取西医化教育，真正中医已经寥寥无几了。光明函大学子成为了末代中医，并且年龄也大多60岁以上了；但是他们肩负着培养后来者，积极从末代中医变为一代中医，使二代三代接力传承下去。如果没有新的对中医发展有利的政策出台，中医很难获得新生。这点必须要有中央的支持和中医界广大人士的努力。

在退居二线的时间里，吕炳奎一直在思考中医事业如何才能继承发扬传承下去？他认为中西医结合只是一种象征，真正结合无法实现。从对中医的行政管理上，他呼吁中央给中医独立行政权，摆脱西医对中医的统治和消灭中医的做法；呼吁中医师广带学徒，以扩展中医队伍。在当今中医热的舆论下，虽然对中医有了一些新政，如允许学徒考一技之长医师证等等，但从2018年起，中医管理依然如旧，毫无新意，并没有实行习主席提倡的创新改革。解放69年来，只有医药界没有一丝变化，依然是西医统治中医。69年来，西医已经发展到了200多万，并早在卫生部的领导下实现了对中国医药界的垄断。而中医人数增长基本为零，并且医术已大不如前，再不抢救，中医将不复存在。这时，中医这个名词还在，只是内涵上成了西化中医，成为西医的附庸。

1978年的医学界，由于长期以来对中医药学这个伟大宝库认识不足，重视不够，对中医理论有怀疑甚至持否定态度，对中医药人员存在歧视、排斥的态度，使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受到不应有的阻碍。现在看来，这不仅仅是中国医学界的问题，还有外来势力的控制。1958年全国中医有50万人，达到中医师水平的15万人，其中有真才实学的近一万人。1978年全国中医剩下25万人，比58年减少了一半，并且有学术水平的更少了，能做中医师的约占20%左右，真才实学这更是为数不多了。中医教育更是悲惨，文革前全国有21所中医学院，规模总和不及两所西医学院，中医界把它们看做是中医的命根子。20多年来共培养出两万多名毕业生，上千名中医教师，中医教育已基本初具规模。在文革中出现的赤脚医生遍布各个公社各个大队，他们基本属于中医范畴的新生力量。这些赤脚医生坚持到现在的，也都成了全科医生。

回头看，当时的中医局长吕炳奎为此做出了很大贡献，为中医争取发展空间。新中国的中医史是离不开他的，因此他被誉为新中国中医事业奠基人。而今天的卫生行政部门却在悄悄地去吕炳奎化。他从1977年重新工作到1982年退居二线，可以说是废寝忘食，然而他再努力，也挡不住西医压制中医的行政权力，眼看着中医在西医行政权力的压制下沦落。这种情形直到2006年我读到美国人汉斯.鲁斯克针对洛克菲勒药品财团垄断世界医药市场的真相一文，尤其是对中国中医的真相，真是令人大吃一惊。再是2007年宋鸿宾的《货币战争》中，深刻地披露了共济会的内幕，更是给人以震撼，原来消灭中医的黑手在这里呢！这是我们中国人尤其是中医界人士，斗争了那么多年，竟然没搞清楚对手是谁！中医在中国沦陷了，必须要收复失地才对。 

结论：从1978年到2018年正好40年，中医非但没有获得发展，反而沦落为濒于灭亡的境地。从我在2006年出版的《挽救中医----中医遭遇的制度陷阱和资本阴谋》一书中提到的中医濒于灭亡的原因，已经非常清楚了：“对中医实现‘现代化、科学化、国际化’是美国洛克菲勒财团在1927年策划的旨在消灭中医，进而以美国的西医实现垄断中国医药行业的一个资本阴谋，即打着‘现代化’的旗号，行消灭中医之实。”（第一页）40年的医药实践证明，中医没有发展反而濒于灭亡，而洛克菲勒阴谋得逞。

40年来消灭中医的具体做法是，以中西医结合替代中医，这早已在各个中医院中实行；在中医高等教育中，强化西医课程，减弱中医课程，基本比例在70:30；宣传错误的医学常识，如提倡素食、婴儿开荤后到1—2岁不要食盐，造成婴儿及儿童骨骼缺钙，大脑发育不良；渲染恐癌症，过度治疗，排斥中医等等。                     

这里要强调的是，消灭中医的目的主要是不让中医在人数上有大发展，即去势！2003年12月吕炳奎去世，中医行政没有了敢于保卫中医的带头人，非典后，中医在表面上获得一些媒体热炒，但这只是表面文章。2006年左右，开始加紧关闭中医民间院校，首先是国家自学考试中的中医学专业被撤销，致使大量学员半途而废。民间院校更是被关停，又使一大批学员被迫改专业。这就是中医从业人员的零增长的情况。

近年来，中医界，主要是民间中医一直在努力为中医复兴努力，这其实就是一场反对美国医药界垄断中国医药行业的斗争。为维护中华民族文化的脊梁中医药的生存，民间中医还在继续奋斗。也希望诸位关心中医复兴之事。作为中国人，不管你相不相信中医，但支持中医复兴应该是你的民族本分。通过大量的中国文化的补习，一定会有更多的国人一起来支持中医的复兴大业。

中医复兴已经不是中国自身的事了，它本身就是一场针对国际医药财团的斗争，或是一场与帝国主义的斗争。从几十年来中医界一直呼吁的给中医独立行政权的要求，根本就不予回答和回避看，消灭中医势力已经与医药财团沆瀣一气，值得深思。 

5、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原预报部主任郑大林发言：是唐山还是汶川?——谈两个30年地震预报的差异

自由讨论阶段， 天津的郝贵生、曹子文，北京的李春生、任黎明、丌平言、小田、温永瑞、王志刚等发言者先后抚今追昔思前想后，纪念改开40年我们实践了什么？实践中检验了什么？检验的结果如何？今后还需做什么？大家踊跃发言接连不断。真有点儿总设计师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向前看的味道，尤有憋闷多时一吐为快的感觉。天佑中华，庆幸以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校正了改革开放的航向，不忘初心，执政为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就连重庆一位参加活动从未发言的朋友都感叹道：我上访这十年，今天最高兴，高兴遇到了知音。 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苏铁山最后发言（另有音频）

主持人老董、限时员田香萍、远程会议协调陈明
    感谢老温、吕嘉戈、坚强，地球王子、大圣、田香萍、李树泉、实事求是、王晓品、小陈、小王、三哥、陈华、岳中、华魂、贾冀豫、陶冶等师长朋友的支持！

来宾小田在会后提出，如何解决改开中的问题呢？
    群友班长与老董在会后交流中提出建议，若解决上述问题，包括农药、转基因种子等一系列农业和老百姓饭碗里的食品安全问题，扶正才能祛邪，方向对头才能梦想成真。习总书记强调“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是很得人心的。得人心者得天下，得人心者才能平天下。毛泽东是这么走过来的，为了实现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人人平等没有剥削和压迫，缔造了中国共产党，统帅人民军队奋斗了28年走进北京，登上天安门城楼开国了；接着又带领当家做主的人民群众奋战28年实现了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我们现在当务之急是需要宣传学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给新时代新思想提供丰厚而坚实的基础，让新思想有充足的营养开花结果，造福于中华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