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公移山”的沙石峪精神永放光彩——北京赴沙石峪学习参观团参访纪行

 “愚公移山”的沙石峪精神永放光彩

——北京赴沙石峪学习参观团参访纪行 

蔡金安 

2012年6月26—27日，在新华社记者东生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长篇通讯《看愚公怎样移山》50周年之际，由中央机关离退休干部、革命元勋子女、著名学者和企业界人士组成的北京赴沙石峪学习参观团一行40余人，赴河北省遵化市新店子镇沙石峪村参加沙石峪当代愚公精神研讨会，并进行参观、访谈、交流，气氛十分热烈。

沙石峪村，距离遵化市区东南20公里处。解放前，沙石峪是远近闻名的穷山沟，素有“土如珍珠水如油，满山遍野大石头”之称。解放后，在老书记张贵顺的带领下，勤劳朴实的沙石峪人硬是在石头缝里取土，青石板上造田，先后使400亩荒山变成良田，创造了“万里千担一亩田，青石板上创高产”的奇迹。

1962年6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记者东生的长篇通讯《看愚公怎样移山》，介绍中共沙石峪支部领导群众改造荒山的斗争事迹，并发表社论《一篇活教材》。

1966年4月29日和1967年2月9日，周恩来总理先后两次陪同阿尔巴尼亚贵宾乘直升飞机飞抵沙石峪视察，称赞沙石峪人为当代“活愚公”。

6月26下午，北京赴沙石峪学习参观团抵达遵化国际饭店，受到遵化市委市政府诸位领导同志的热情接待。市委赵山书记宣读欢迎辞，首先代表市委市政府对与会的同志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随后介绍了遵化的有关情况。他说，新中国成立以来，遵化的经济和各项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2011年完成生产总值485亿元；同时遵化又是一个革命老区，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和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特别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遵化人民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确实谱写了一曲曲战天斗地的壮丽诗篇…… 

■市委书记赵山致欢迎辞 

■胡木英赠书给当地并与市委书记赵山、镇委书记王相合影 

■市委市政府热情接待参观团成员 

27日上午，沙石峪当代愚公精神纪念会在沙石峪广场举行。主持人顾秀林介绍了参观团的嘉宾和到会的当地领导。 

■主持人顾秀林讲话 

北京的来宾有：参观团团长、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综合局局长张勤德同志；副团长、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理事、延安儿女联谊会会长胡木英同志；副团长、企业家、红二代熊存强先生，等等。特邀嘉宾有北京大学中文系孔庆东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韩德强教授等。到会的领导，有遵化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杜佳同志，遵化市新店子镇书记王相同志，新店子镇镇长刘燕松同志。还有沙石峪村党支部书记周国军同志和沙石峪村委会主任李广林同志等。

■与会成员和部分当地领导、村民在会场

■会场2 

■会场3 

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沙石峪村党支部书记周国军同志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随后张勤德、孔庆东、胡木英同志作了发言，遵化市委宣传部长杜佳作了总结。

以下摘要选载几位同志的发言。 

周国军同志说：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老书记张贵顺的带领下，沙石峪人民走合作化道路，学愚公，搬穷山，劈山填堑造良田，创造了“万里千担一亩田，青石板上创高产”的人间奇迹，硬是把一个荒山秃岭的小山村，变成了山上松柏戴帽，山中果树缠腰，山下千亩千斤水浇田的富裕小山村。老书记张贵顺同志也因功勋卓著，当选为党的十大、十一大、十二大代表，并于1979年当选为全国农业劳动模范。

新时期，沙石峪村党支部连续多年被评为遵化市、唐山市先进基层党组织，2002—2010年，连续7年荣获河北省文明村称号。2005年，荣获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荣誉称号。2009年，被中央精神文明指导委员会授予全国创建文明村镇先进工作单位。这次在沙石峪召开弘扬沙石峪精神、传承沙石峪文化、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大力发展生态农业专题讲座和研讨会，是对沙石峪的莫大鞭策和鼓舞。 

■沙石峪村支书周国军致欢迎辞 

张勤德同志说：

我一直在追问：愚公移山精神最深层次的最根本的基本点是什么？

我得出的结论就是：从公有制开始，迈出了共同富裕的第一步。

愚公移山的精神，就是艰苦奋斗、挖山不止，是一种持久的奋斗精神。这是从哪里来的？我觉得，最根本的，是劳动人民翻身做了主人，公有制使他们成了经济上的主人。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上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就逐步地使我们的老百姓有了爱集体、爱国家、爱新中国、爱社会主义这样一种理想信念。这种理想信念，说到底，就是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就是认为剥削、私有制是不合理的，消灭剥削消灭压迫，是天经地义的。有了这样一种理想信念，有了公有制这样一个基础，我们就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

共产主义理想，公有制为主体，共同富裕，这些既是四项基本原则的体现，又是我们战天斗地，推动事业发展或者科学发展的强大动力。它既是我们的立国之本，又是我们的强国之路。

这一点，是沙石峪对我们的一个非常重大的启示。我们在今天，怎么更好地坚持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呢？我觉得最根本的是我们一定要把上面讲的三条既当做是四项基本原则的体现，当做党章宪法的明确规定，同时也要把它当做强大的动力，这样才能解决好我们社会主义江山不变色的问题，才能解决好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科学发展的问题。

最后，我借用毛主席在《愚公移山》那篇文章里面的一句话，来结束我的发言：让我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 

■张勤德发言 

孔庆东教授说：

今天我们来到这样一个地方，也是怀着一种朝圣的心情，沙石峪人民、遵化人民可能自己已经浑然不觉了，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处在世界革命风暴中的朋友，处在贪污腐败风暴眼中的朋友来说，来到这个地方，是洗涤我们的心灵。

21世纪的今天，我们面前有哪两座山还需要我们去移呢？我个人认为：一座叫贪污腐败，一座叫卖国主义。今年春天以来，国内外敌对势力合流，给中国人民，给中华民族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威胁，所以很多正义的人，很多善男信女，产生了悲观情绪，觉得这两座山太大了，我们有什么办法搬它呢？搬不动了。我们不要指望有什么英雄人物从天而降，替我们把这座山搬走。这座山首先要我们自己去搬。

我们今天要用更多的精力去改造我们的文化环境、精神环境。让人们都以沙石峪为荣，让所有觉得自己心灵不太干净的人都到这里来洗一洗。那个时候我相信就像当年的抗日战争一样，又一次我们会感动全天下的人民，感动全世界的人民。那样我们想一想，贪污腐败和卖国主义这两座大山即使再高，又有什么挖不平呢？ 

■孔庆东发言 

胡乔木同志的女儿胡木英同志说：

我这算是第二次来沙石峪。第一次来沙石峪，那还是文革时期，我和几个朋友步行串联到这里来了，而且那个时候，我们都已经读过东升那篇《愚公是怎样移山的》。因为东升是我的表兄，所以他给我讲过很多遵化和沙石峪的故事，所以文革一说能串联的时候，我们首先就想到这边来亲眼看一看。而且那时候，大家都知道沙石峪缺土，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带了一兜土到这里来。

那个时候，在我印象里的沙石峪，那真就是荒山，都是石头。可不像现在这样满目一看，哪里都是绿色，所以愚公移山确实能创造出奇迹。这次我说要来沙石峪，东升同志一再向我表示：你一定要向沙石峪，向遵化的老乡亲们，代他问候大家。在他的心里，沙石峪永远是一个活愚公的印象，他这次也让我给他带来他写的书《天地颂》，送给沙石峪的父老乡亲们。我觉得，我们沙石峪的父老乡亲们，也会像张贵顺书记一样能够一代一代地把这个活愚公精神传承下去，不断地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出新的奇迹。

我作为红二代，很希望能够尽我们的能力，为我们国家和我们党，为我们全国父老乡亲们，做一点我们力所能及的事。 

■胡木英发言 

杜佳同志最后总结道：

首先，我代表市委、市政府，对我们这次考察团一行，能够来到沙石峪参观，表示热烈的欢迎。

刚才听了张局长、胡会长、孔教授一系列的发言，感觉很受启发，也很受鼓舞。这说明还有很多各界的人士、各界的领导，还在关心着遵化，关心着沙石峪。对刚才几位领导和嘉宾的发言进行总结，有这样几个观点：

一个是我们社会主义好，一个是我们勤劳善良纯朴的劳动人民好，一个是我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当代愚公精神好。我还加一个，我觉得，一直关注着遵化发展，关注着沙石峪精神，关注着我们很普通的这种劳苦大众，包括我们都在的嘉宾们，包括一直关注着我们遵化这块热土的各界人士，你们好！

如今，也正是遵化撤县建市二十周年，我们市委、市政府，也将会继续秉承和发扬愚公精神，把它当做我们各项事业汩汩向前的不懈动力和宝贵财富，来利用好、发扬好和继承好。 

■杜佳发言 

主题发言完后，胡木英、张勤德同志代表大家向周总理塑像敬献花篮。他们向周总理塑像行三鞠躬。 

■张勤德、胡木英给周总理塑像敬献花篮 

接着，孔庆东、杜佳、王相同志为东博书院文化基地揭牌。 

■孔庆东、杜佳为东博书院文化基地揭牌 

胡木英、沈关木同志向沙石峪赠送有东生同志题词的爱国主义书籍。 

■胡木英、沈关木送书给沙石峪村 

胡木英说：东生同志在他的《天地颂》里面题词：愚公精神传家宝，共同富裕是回报。我还带了几本。因为今年是我父亲百周年，所以我们出了几本书，作为纪念。一本是《我们知道的胡乔木》，还有解放军出版社一个中年编辑丁晓平写的《中共中央第一支笔》。 

企业家熊存强和韩德强教授向沙石峪赠送电热画。该画像画的是毛主席、周总理和十大元帅。 

■熊存强、韩德强给沙石峪村送电热画 

主持人顾秀林说：在离开这个广场去参观之前，我再说一两句话，就是：社会主义的集体化农业，在沙石峪落地生根，创造了一个人间奇迹。集体化的农业，可能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唯一一次让农民自己掌握命运的一次尝试，这可能是迄今为止的第一次，但绝对不是最后一次。希望沙石峪精神像一颗火种一样，不久以后会再一次熊熊燃烧。下面我们去参观沙石峪纪念馆。 

大家随讲解员、沙石峪老团支部副书记、现任会计李凤忠同志参观沙石峪纪念馆。

已66岁的李凤忠仍然精神抖擞。当走到周总理塑像前，李凤忠说，为什么我们小小的山村，要树立敬爱的周总理的画像？就取决于东生同志1962年6月27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那篇通讯报道。周总理看了那篇报道以后，非常感动，也非常疑惑，所以他带领阿尔巴尼亚的贵宾来我们沙石峪参观学习。不到一年，周总理就来过两次。 

■广场上的周总理塑像 

大家随李凤忠同志来到纪念馆门前。对着一个“沙石峪”题字，李凤忠说：为什么这里有李运昌老领导的题词？李运昌是抗日时期冀中军区司令员，曾在这里指挥过抗战，他发现这里水少石头硬，便起名沙石峪。这三个字拆开，就是：水少石头山，山上长谷子。 

■李运昌题字 

■大伙听讲解员介绍 

走进沙石峪纪念馆，一个“艰苦奋斗 继往开来”的大雕塑扑入眼帘。李凤忠作了简要介绍。画面再现了周总理和一群沙石峪劳动者在一起的情景。 

■“艰苦奋斗 继往开来”雕像 

接着，大家随着李凤忠同志的引导，参观了纪念馆的各项内容，了解了沙石峪人民一步步走上“愚公移山，改造家乡面貌”的奋斗历程。 

■参观沙石峪纪念馆1 

以下是沙石峪纪念馆展示的相关内容。 

■土少水缺石头多的沙石峪 

■昔日破落的沙石峪 

■组织起来，由穷变富 

1957年，老书记张贵顺到北京参观全国农业展览，通过学习毛主席对山东省莒南县厉家寨的“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批示，决心做当代愚公，移山造田，改造家园。他临走又去书店“请”了50张毛主席画像，他要让沙石峪家家户户贴毛主席画像，永远听毛主席的话。回到遵化，他找县委书记曹寿山汇报了自己的想法，曹书记很支持移山造田的想法，并给他一册毛主席著作单行本《愚公移山》。 

■50张毛主席像 

张贵顺回到家里，小草房里早挤满了人。他把毛主席画像庄严地捧给干部群众，然后把《愚公移山》高高举起来说：“看见了吧，这就是毛主席的书！”随后，组织人们学习了《愚公移山》，学到动情处，个个摩拳擦掌，恨不得立刻就去移山。 

■毛主席手迹“愚公移山，改造中国” 

■立下愚公移山志 敢叫日月换新天 

第二部分：万里千担一亩田 青石板上创高产。制定移山计划的第二天，张贵顺就领着大队长阎宝玉和民兵连长李凤元到南山沟的两座山下搞测量：从沟底到山顶均是４丈多高，劈掉两个山头正好填平山沟造一片好地。于是，青年劈石，壮年搬运，老年砌坝，妇女和孩子们在石头缝里搜土垫地，经过几十个昼夜的会战，沙石峪第一块人造平原诞生了。 

■战天斗地的沙石峪人 

■沙石峪顽强苦战的民兵 

李凤忠同志讲述了沙石峪人“兴修水利”、“开山造田”、“开凿愚公洞”等感人故事，还介绍了“英雄赞歌”：展示张贵顺、闫岳胜、李凤元、闫宝玉、 赵凤兰等18位英雄人物的照片并附个人简介，展示张贵顺的全国劳动模范、河北省劳动模范、党的十二大代表证等证书。实物展厅：采用照片与实景相结合的形式，真实地再现当年沙石峪人民修筑梯田、开山造田等劳动场景，以及铁锨、大锤、钢钎、扁担等劳动工具。 

■兴修水利 人定胜天 

大家来到二楼，听李凤忠同志介绍第三部分：热情的关怀 殷切的希望

党的关怀和周总理的两次到访：1962年，党中央选派了很多干部到农村调研，中央办公厅秘书、新华社记者东生来沙石峪边劳动，边调研，被沙石峪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愚公精神深深感动，欣然动笔写下《看愚公怎样移山》的长篇通讯，于1962年6月27日在《人民日报》第一版发表，《人民日报》还在头版头条配发了社论。周总理看后非常高兴，于1966年初春，派中央农林政治部副主任王振扬来此考察，王振扬等人在沙石峪详细考察后，对张贵顺组织群众顽强抗旱的动人事迹感触极深，迅速写成简报向周总理报告。 

■纪念馆展示的当年东生发表于《人民日报》的报道 

1966年4月初，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将率党政代表团来中国访问，阿尔巴尼亚是一个多山、少雨、干旱的国家，要求参观一个地形、环境、气候条件与他们相仿的农业生产先进典型。在研究接待方案的会议上，王振扬将沙石峪的情况向周总理作了汇报，经反复研究，周总理决定带外宾参观沙石峪。1966年4月29日，周总理、陈毅副总理陪同以谢胡为首的党政代表团来沙石峪参观访问。周总理刚下飞机就对张贵顺说：“我在飞机上看到了你们的条件和变化，你们才是真正的当代活‘愚公’”。 参观完后，周总理说，“你们能够把贫穷的家乡改变得这样好，在中国还是少见的，正好作为我们的大学校嘛！千万记住，要让愚公精神代代相传啊！”并与谢胡种下了中阿友谊树。 

■周总理塑像和当年栽种的松柏树 

1967年2月5日，周总理陪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第二次访问了沙石峪。据记载，李先念副总理、陈毅副总理各来过三次。

中外友好往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沙石峪先后接待了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参观外宾人数达1万多人，使世界人民了解了当代愚公精神，增进了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友谊。 

■参观沙石峪纪念馆 

参观完沙石峪纪念馆后，大家回到广场周总理塑像前合影。然后乘上大巴，又参观了沙石峪大口井、周总理和阿尔巴尼亚友人当年栽的两棵松柏树、沙石峪生态园等。 

■全体合影 

大口井：沙石峪人民当年战天斗地用工17000个，利用了五冬六春开凿的直径25米，深15米的蓄水池。 

■大口井 

友谊树：周总理和阿尔巴尼亚友好人士谢胡1966年在大口井旁亲手栽下了两棵友谊树。  

■周总理和阿尔巴尼亚友人1966年栽的松柏 

■参观周总理和国际友人栽的树 

参观完大口井、友谊树后，大家来到生态园边，听小店子镇党委书记王相给大家介绍沙石峪的发展变化情况。 

■参观生态园 

■王相介绍沙石峪变化 

王相同志说，今天各位领导、专家学者、企业家参观了沙石峪，我作为这个镇的党委书记，我都感觉汗颜。因为沙石峪作为一个四面环山的小山村，没有资源，叫土如珍珠水如油，满山遍野大石头，但在那个年代，就因为一个人带着大伙，因为一种精神或者信仰，或者信念，影响了世界。这样的小山村在我们国家何止成千上万，但是一百多个国家的人来过的一个小山村，在中国我认为也是屈指可数。但是改革开放以后这么多年，这个村落后了，甭说外国人不怎么来了，中国人也不怎么来了。一几十年，基本上成了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但今天我比较自豪的，是还有这么多比较知名的专家学者，老领导们，还有这么多企业家们，还惦着沙石峪，在听了我们老李的介绍后，感觉内心里还有一丝感动，所以我现在还有点欣慰。

从我们的角度，从遵化市委的角度，包括一个镇一个村的角度，想把这一个地方这种精神传承下去很难，我们也确实做了点力所能及的事，包括我们建了纪念馆，包括我们重新劈山造田，重新树立典型，就是想把这种精神传承下去，包括我们以前做的一些错误的事，当时是为了好。比如这个村，跟全国一样，走工业化的路子，上了几个企业，最后这几年我们全撤掉了。因为给我们的感觉，中国的工业化，可以走工业化的路子，但是我们农村没有资金没有路子，在这样一个小山村，搞一个纯工业化的东西，肯定是不行的。再一个，中国都工业化了，可能这个地球也承受不了。我们现在探讨如何把这种精神传承下去，如何让沙石峪900多的老百姓在这片土地上能生活得很安逸。

这个村，当时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分，因为共产党是土地革命起家，后来这个村在全国分地的高潮中，也没有顶住。因为这个村走集体化的时候，不想有些村那样有不良现象，这个村走集体，曾经一年给国家交麦子交20万斤，不敢想象，就这个地方。小麦，没有水，就不可能生长。这个村，当时没有那么多的深井，没有那么多的配套。那时，像1965年大旱的时候，基本就靠肩膀，靠水桶，就那年，粮食还获得了丰产。所以这个村通过走集体，老百姓由吃不饱到吃得饱。当时这个村走集体走得很好，但是全国都那样，没办法。到1983、1984年，必须分。当时老书记在这件事上理解不了，其他老同志也理解不了，但是没办法。分的结果，造成的结果，你这看不出来，这在去年千年的时候，你放眼望去，这里什么树都有，种粮食的，高粱谷子豆，因为一家一块地，在土地上，老百姓一点收益都没有。老百姓只是出去打工，这个村到现在为止的主要收入，劳动力转移出去打工。所以说通过这几年观察，觉得这片地零散经营没效益，咱们把这些地将近400亩地，咱们统一收过来了，让老百姓可采取多种形式，一个是地上附着物适当评估，给你钱，地钱一年给你多少钱，定的基本是500，一次给几年的。你也可选择入股，但现在看老百姓大部分都选择得钱的路子。收过来有什么直接的好处呢？我们去年统一栽种了20几万株赤霞珠葡萄，是一种做干红的比较好的品种。马上还要修一条路，现在路基基本修完了。在山上做一个很精致的酒庄，边上做一个接待中心。重新把这片地收回来后，老百姓可以在这里打工。将来有效益后，从企业拿出10-20%的利润来作为集体的收入。然后东山也要收过来进行统一改造。通过这些，让当地900多老百姓，将来还要把零散的住户相对地往一块迁，当然不是盖高楼大厦。就是让农村的供水、供暖更顺畅一些，让老百姓生活得安逸一些。现在是这片地租过来了，路修了，酒庄正在设计中。我估计再过两年，各位再来沙石峪，就可以喝到沙石峪纯正的自己酿的干红葡萄酒了，就咱们王总的。就通过这个路子，想让沙石峪再像以前那样，很难，但今天各位一来，跟我们坚定信心了，没想到还有这么多人在关心咱，我看再创辉煌也有可能。也希望大家以后常来。

■沙石峪生态园 

通过这次参观访谈，大伙心里感触很多，沉甸甸的。一位参观团成员感慨道：“这不仅仅是遵化，更不仅仅是沙石峪，这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载体。能不能更深入一步，就是让农民再组织起来走集体化？如果原来就分田单干，就绝对没有今天的沙石峪。没有社会主义，没有人民公社，就没有国家的强盛。”

 

27日下午，“沙石峪精神研讨会”在遵化国际酒店举行。会议由乌有之乡经理范景刚同志主持，韩德强、孔庆东、顾秀林、胡木英、张勤德同志作了精彩发言。 

■研讨会会场 

范景刚同志作了开场白： 

上午，我们在沙石峪参加了纪念活动，然后进行了参观、交流，了解了沙石峪的历史，体悟到沙石峪的精神。下午，我们是学术研讨会，请我们几位老师结合当前的形势来探讨我们今天整个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分析我们大家近年所关注的形势的发展，探讨如何弘扬以沙石峪精神为代表的中国的红色精神，为我们国家解决当下所出现的问题，以及思考今后所要走的道路。 

各位发言摘要。 

韩德强：

 

今天上午参观了一下沙石峪纪念馆，听了老前辈讲述沙石峪的历史故事，想到乌有之乡所走的道路也是一条沙石峪道路，在别人没路的地方踩出一条路来，在青石板上种出良田来。

我估计当年沙石峪的老书记张贵顺带领村民去干这件事的时候，一定遭到很多人嘲笑、怀疑，一定有很多人说：这是穷疯了，赶紧移民比较好，要在青石板上造良田是歪门邪道。现在乌有之乡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当我们今天遇到孔庆东老师所说的两座大山，一座贪污腐败，一座汉奸卖国，正常的办法是两种办法：一种办法是第三国际的办法，中国曾经走过的办法，毛主席的办法；另一种是第二国际的办法，现在的美共、德共、意共所走的路。这两条路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不认为一个资产阶级的政权是可以调整、改变方向的，因此只能自下而上，或者是罢工示威，或者是枪杆子，不可能有第三条道路。也就是说，乌有之乡目前倡导的体制内外结合，去调整路线的方针，去回归社会主义、复兴社会主义，回归毛泽东思想，这条路是走不通的。现在很多网友都这么看，认为随着315事件出现以后，乌有之乡的24字方针必须调整，认为实践证明乌有之乡所走的路是错误的，是不切实际的。我认为24字方针不需要调整，还是要坚持走体制内外健康力量结合的路子。我们昨天、今天，见了这里当地的领导，他们的发言，他们对沙石峪精神的推崇，让我们感受到体制内即使是中下层，也是有健康力量的。

我认为，即使一个腐败分子身上，也会有健康因素，不能忽视。我跟一些朋友打一个比方，说1945年毛主席去重庆谈判，很多人是反对的，说与蒋介石有什么好谈的，与虎谋皮嘛，只能打不能谈，但毛主席仍然要去，这一去，就是青石板上种良田去了。有与没有这场谈判，区别很大。有这场谈判，国民党军心动摇，有的仗没打，他们就稀里哗啦投降了。这就是毛主席的伟大之处。他分解下去，发现国民党内部无数的健康力量，平时不表现而已，不表现是时机没到而已……

比如沙石峪，其战天斗地，如果没有一种主人翁精神，不是曾经当过沙石峪的主人，哪会有这冲天的干劲？劳动人民当家做主，这点是中国的现实。前三十年，我们是当了主人的。还写入了党章宪法，至今也没有撤销。上上下下都知道这个贾府，人心散，队伍不好带。上上下下都想让好的当家人来当家，各个层次都要好的当家人来当家，这么一种愿望，这种愿望就是与乌有之乡的方针路线主张相一致的。

我们今天能坐到这里，就是因为我国首先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至少曾经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毛泽东思想引领、武装起来的这么一个国土。这是我们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乌有之乡的路子我认为就是错的。有了这个前提，很可能是对的。毛主席有句话说得很好：“思想政治上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孔庆东：

 

我觉得目前外界对乌有之乡的理解，存在着误区。在我看来，乌有之乡就是一个平台，不是一个政党，是一些有志有为青年愿意用正当方式谋生的平台。社会上有些人认为乌有之乡是极左思想为代表，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鲁迅有句话很对：极左最容易变成极右。

毛主席是古往今来第一大经济学家，又是古往今来第一大学者。

我们今天的战场就是在网络上。当你上了电脑，就是上了战场。

钓鱼就是主动引诱敌人出来。他就是坏人，你就要把他钩出来，就要让他上当，就要挖坑让他往里跳，跳进去后，让人们看清他是多么无知。

要主动灵活地有计划地去作战。

以前国民党里也有健康力量，让国民党里的健康力量在共产党里找到温暖。慢慢地，他就从他原来那个阵营里分化出来了。

我国现在有很多名人，你不要因为他跟我们政治立场有很大差距，就不接纳他，我的态度是：只要他不是汉奸，我们就要去争取他，尽最大努力去争取，以佛的心态去争取他。

其实，毛泽东在延安的时候，他跟鲁迅的心就是相通的。

归纳起来，我们今天仍然处在一个游击战的斗争环境之下，我希望乌有之乡也好，其它的团体、平台也好，我们今天的任务，仍然是打击汉奸，启蒙民主，研究问题，壮大平台。 

顾秀林：

 

第一条，我们现在处在敌强我弱的大背景下，对此我是深有体会的。大概从三年前开始，我就突然震惊地发现我国农业出现严重问题了，一些谬误非常大，我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斗争中去了。

网上，有马甲对我说：你凭什么不反对毛泽东？

我感到纳闷：你凭什么要求我反对谁不反对谁？

从政治观点到转基因技术的对生物科学的观点，都有很多人来规定我应当想什么说什么，完全无视现在是一个所谓的“民主”状态。我现在感到一上网就是在战场上。

再一条，是讲与今天主题有关的：沙石峪精神。沙石峪的报告发表时，我正在上小学五年级，不能理解这个报告的深意，但确实是唱着沙石峪那首歌长大的，到现在还记得每句歌词，但是真正理解沙石峪精神，还是这次旅行。在这次旅行之前，我也回顾了一些东西，对这篇通讯又仔细看了三遍。对于“青石板上创高产”这句歌词，今天有了更多的理解。特别是回顾了以前读过很多遍的毛主席对合作化运动的许多批示。“土地”真正属于我们自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开天辟地第一次，人民可能要真正当家做主了。我个人在1980年代，那时念完农业经济学研究生，得了个硕士学位。那时正是包产到户推行的时候，我们毫无批判地加入了推动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过程，对于中国农村的集体化作出了很多很过分的批判。今天回过头来看，我才认识到其实是我们自己鼠目寸光，没有历史眼光。要让分散的小农经济组织起来，创造一个新的经济模式，让普通人民群众真正当家做主。

毛主席在半个多世纪之前指出组织起来，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是一个高瞻远瞩的决策。虽然由于我国农村的具体情况，还有国际形势的变化，还有政治的变化，导致这个伟大的历史进程发生了曲折，可我们终究还有成千个集体经济的团体坚持了下来，这些就像一颗颗火种，藏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早晚还会再一次形成燎原之势。

我到了沙石峪以后，才确认沙石峪在1983年以后，迫于外界的压力，也把集体经济拆分了，搞一家一户的单干。我有点遗憾，但想到也许这也是一条绕不过去的路，也许我们会从这里得到更多的经验和教训。

我们要以一种主动的精神，站在大多数劳动人民这一边，在这样一个市场迷信和技术迷信弥漫的不利的大背景下，思考创造一种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新模式。 

胡木英：

 

我觉得我们现在对共产主义运动，对我们党的命运，今后怎么走，现在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有两个比较重要的条件。我只能说因为这两个条件在经济生活中，影响到政治社会各个方面。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个是市场，一个是金融。

对市场经济，因为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就大力地推进我们的市场经济，但是这种推进，我认为从中央到地方都没有很好地思考、认识，而是比较盲目地去按照西方的市场经济规则运作。所以像加入世贸组织这样的事情，我当时在工商局，我们也经过讨论了。大家都觉得这个决定是非常匆忙的，所以，可以说从现在的效果来看，我认为是不妥当的。

再一个就是金融，因为美国这次的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全世界都感受到了，这个金融方面的问题也是跟市场一样，这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在金融上就表现得比较突出了。你像美国，它现在主要就是拿金融控制全球。我在工商局工作的时候，开始咱们要搞股票，搞交易所。我们去过一些大的企业，我们也问了：“你们这个股票，上市是为了什么？”他说：“这个可以圈钱啊！一下就能圈住多少个亿的资金来。”圈了钱以后，从股票市场上得来的钱，他们最初也都是用在不正当的地方，所以马上他们的薪金，他们的待遇，他们的这个董事长的办公室、办公桌，你一看就知道，马上就是翻了一番地变样。所以我就觉得，这些东西你就这么放任，不做任何的引导，不做任何的规定，等于股民的钱就让他们随意地花掉了。花完了以后，这些钱，股民的红利在什么地方？他们怎么能够得到？没人问。

我的一些朋友，他们在国外学了金融的，他说他们周边的朋友搞这些股票的都觉得中国的股票市场不可思议。因为它也没完全按照国外的那种交易所，或者说国外的那种金融交易的很多规则去做，所以很多事情就是，真叫摸着石头过河。而这个摸着石头过河，我觉得是一种盲目的，本来是可以不要这么盲目地摸着石头，而现在是完全盲目地摸着石头过河。结果后来，这股票有涨有落，于是就有赔的，就有跳楼的，就有自杀的，有倾家荡产的了。

咱们的金融改革，从我知道的情况来看，一开始请的就是咱们出国留学回来的那些人。据我的朋友（后来一直在国外）告诉我说，他都认识这些人，有的跟他还是同学。他说这些人都是学了个一知半解，而且在华尔街试手的时候，大部分都没有成功，可他们一回到中国来，一下子就成了中国金融政策的制定者，同时又是参与者。很多人，今天在体改委工作，呆两天制定几条什么规矩，然后他就辞职不干了，就下海了。那么下海之后，这规矩是他定的，所以他知道规定的漏洞在哪儿，或者是什么地方能够赚钱，所以他们很快就都发起来了。因此不断地请这些留学回来的人作为决策者，我觉得很奇怪。当然，因为急着要改革，咱们国家又这么多年不搞金融了，马上培养不出自己的金融队伍来，所以就等于这个空挡，完全被这些人给利用了。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问题，希望咱们有更多的同志能够研究。资本主义，特别是现在的阶段，像美国这样的，就是像列宁说的到了金融帝国主义这种阶段，你如果不对金融，不对它的这个资本的运作深入了解，你真不知道怎么才能打倒它。所以咱们现在大家都在着急，好不容易挣点外汇，都去买了美国国债，但是你要怎么解决，那你需要对这个金融相当地了解，你才知道我不买，我的这个钱该怎么用。所以这些问题呢，我希望我们有这么多的朋友能在这方面认真地考虑。 

张勤德：

 

第一个，对当前的形势怎么看？

一种是教条主义偏左一点的同志，认为乌有之乡这条路不行了。

以前小布什反恐，打伊拉克、阿富汗，重点在西欧、北非，现在重点转到了亚太。

目前毕竟共产党还在，所以美国等西方国家还是把共产党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威胁放在第一位。奥巴马不简单，因为它的背后是美国共济会这样一个有战略眼光的集团。美国是善于在战略策略上考虑问题的，它认为中国只要共产党执政，将来红二代接班，就会对美国不利。因为现在美国实际是依赖中国来过日子，所以它对反对它的人是很敌视的。再加上对中国搞了30多年和平演变，下了这么大功夫，闹了半天如果还是它所敌视的人当政，是不甘心的，所以要想方设法进行干扰。

美国战略重点的东移，是实实在在的。那六艘航母战斗群都集中到这个地方，那是要建立基地的。对这个军事威胁我们要看到。当然，对这个威胁也不能夸大，当前，我认为十八大之前，美国重点是对中国以压促变。

再一个，国内的西化派，确实是拼死一搏。你看国有企业只剩一百多家，还要进一步实行私有化，实际上是西方化，连国资委都说，这是违反宪法的行为，是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颠覆。当前斗争很尖锐，确实说明西化派狗急跳墙。

现在这么多老百姓关心政治、关心国家的前途命运。我们看形势首先要看民心、民意，这是最根本的。我们天天说军民是胜利之本，这是最根本的。

毛主席说，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产生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产生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既有反对帝国主义的一面，又有向帝国主义屈服的一面，补课派和修正主义者表现出这个特点。要承认他们有区别，如对待西化、普世价值等问题上有不同。

有些同志看问题简单化，不承认健康力量，这不符合毛主席一分为二的策略原则，也就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各个击破的原则。

第二个方面，当前形势下我们怎么办？

第一，进一步认识到24字方针在当前的正确性，要坚定不移，德强同志刚才强调这个问题，我很赞同。

基本方针总体而言，反帝除奸，反修整党，反腐败，为人民谋利益，基本主张，或者叫最低纲领，这个实际上是集体的智慧，是我们左派共同的创造，人民群众的创造。在此形成共识就形成基本方向。

第二，突出重点，全面推进。

顾老师提出，转基因问题要抓住不放。孔老师在战略战术上对怎么机动灵活讲了很多，我很赞同。

我要突出讲的问题，是三个支柱：“共产主义理想、公有制为主体、共同富裕”。

党内健康力量在18大之前遭到另一批人的反对，有西化派、补课派。他们不主张强调共产主义理想、恢复公有制，对共同富裕有人公开亮出反对的旗号，“重点做大蛋糕”。围绕这三个支柱的问题，有一场斗争。

对补课派、修正主义、机会主义，我们是坚决反对的，但在18大以前，如果我们抓住这三大支柱问题，集中力量打西化派，包括打补课派，我们是比较有利的。

如西安事变，高级领导人、将领都主张杀蒋，但毛主席拍板不杀，促蒋抗日，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当时如果杀掉老蒋，何应钦亲日派就会轰炸西安，挑起内战，这对日本侵华有利。

识大体，顾大局，从战略上考虑太重要了。

应该成熟起来，我们应该做政治家。当前，路要一步步走，仗要一步步打，在十八大以前，就应该这么做。至于以后，该向修正主义斗，我们还是要斗的。

第三，要寻找创造新的模式，新的斗争方式。我们有些同志，包括一些很可爱的老同志，提出还要“继续革命”，我跟他们面对面交换过意见。毛主席说的“继续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现在可不可以说是附庸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新的革命啊？这种新的革命要有新的斗争形势，你完全照搬理论是不行的。表面上很革命，喊“我忠于毛主席”，但要从实际出发，什么样的斗争最有理最有利才能笑到最后。

乌有之乡在以下方面还是做得较好的，应该肯定：

1、举办一些讲座，跟各地群众联系比较多一些，和基层群众交流就相对多一些。我也参加了好几次，有重庆、延安、上海、长沙、天津，直接和大家交流，很有好处。

2、乌有之乡这几年发起的几场斗争，像赵东明事件的关注团、转基因问题、公诉茅于轼、恢复宪法惩办卖国贼条款，等等。举办的大型活动，像今年元旦前后的活动，规模都较大。

3、乌有之乡发表的文章，质量都是比较高的，把关也较严。 

下午5点多，研讨会结束后，参观团一行人又来到沙石峪企业家王总所在的庄园参观，并受邀共进晚餐，品尝当地的绿色食品。 

■沙石峪庄园1 

■沙石峪庄园2 

晚上，参观团成员继续围绕沙石峪精神和当前社会矛盾等问题展开讨论，进行深入交流，增进了彼此的共识。散会后，这次赴沙石峪的学习参观交流活动也就圆满地落幕。 

立下愚公移山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当代愚公精神是英雄的沙石峪人民留给我们永恒的精神财富，是遵化人民世世代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珍贵遗产，同时也是当代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愚公移山”的沙石峪精神以其永恒的价值永远放射出夺目的光彩：改变落后面貌、推动科学发展需要愚公移山精神，消除社会腐败、解决社会矛盾同样需要愚公移山精神。中华儿女要从“愚公移山”的沙石峪精神中不断获取巨大的动力，为改变自然界和社会上的不合理现状，为全体人民都能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作出不懈的努力！

也渴盼新一代的沙石峪人民，能继承和发扬老一辈沙石峪人民的“愚公移山”精神，不断改变家乡面貌和构筑美好的精神家园，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上都创造出新的业绩，续写出新的辉煌！ 

                                 2012年6月30日

附录： 

看愚公怎样移山 

来源：《人民日报》 1962年6月27日第一版 作者：新华社记者东生 

沙石峪在古长城以南，四面立着高山。早先，只有走投无路的穷苦人才到这“鬼哭狼嚎之地”避难谋生。后来，山外的地主嗅到了人烟，立刻像一群饿狗似地扑进了深山。上自山顶，下至山脚，一片一片被瓜分光了。避难人又遭了大难。多年以来，这个好几十户人家的村庄穷得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了，不但外村人，就连本村的人也都不叫它沙石峪，而叫它大狼峪北沟。八路军来了，人们才知道河北省遵化县有个村子叫做沙石峪……

热情等待多数　耐心说服少数

沙石峪是个干山沟，“滴水贵如油”。一提起水，人们就像头顶烈日行走在茫茫的沙漠里。每天早晨，男男女女到大狼峪弄水，翻山越岭，往返十几里地。路上一不小心打翻了水桶，有人暗自流泪，有人号哭着要跳涧自尽。夜里，有人梦见下雨，拿着水桶往外跑，原来却是风在戏弄人！

1951年春天，党号召组织起来，由穷变富。永泉大叔说：“没有水，咋个变法？没有水，咋组织也白搭！先请个风水先生来帮咱找水吧？”全村闹开了。风水先生请是不请？多数人赞成请，少数人坚决反对。一道难题摆在党支部面前：服从多数吧，明知行不通，还跟着人们闹迷信，岂不要犯错误？赞成少数吧，多数群众起不来，岂不是一事无成，寸步难行？难哪，难哪！当年跟敌人斗争，好像还没有这么复杂；再苦，群众也熬过来了。今天，“穷”山却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来，使人不敢相信自己，而把希望寄托给神仙。风水先生究竟该不该请？争论来，争论去，最后决定：请！年轻人一听瞪了眼：怎么，党支部还讲迷信？

风水先生请来了。人们问他：“你这大年岁，弄啥饭吃呢？”他说：“饭好办，猪肉饺子就行。”“菜呢？”“嗨，菜更好办，炒点羊肉、鸡蛋，再弄点酒，也就过去了。”大伙一听，呆了。永泉大叔说：“好吧，大伙凑凑。只要能找到水，咱就养你的老，天天给你包饺子吃！”风水先生是个瘫子，走路不行，骑驴也不行。于是人们把八仙桌翻过来，找了八个壮汉子轮流抬着他；从山上游到山下，从这山游到那山，整整游了五天。最后，他手往东坡一指：“水在那儿！”

支部书记张贵顺带领群众打井了。年轻人嘀咕他：“喝，看他那股劲，好像水在下边等他哩！”其实，

张贵顺满心想挖到的，恰恰不是水，而是比水更贵重、比水更需要的东西——群众的觉悟、由穷变富的取之不尽的源泉！

一天又一天，人们在猜着，盼着：到底有没有水呀？谜，破了！大人、小孩奔走相告：“没有水！”人们围在一口死井旁边，相对无言。永泉大叔顿足一吼：“走，把风水先生拖来，埋到井里去！”张贵顺说：“埋他干啥？他是咱一天一块大洋请来的。”老人说：“怪我，怪我！说是四丈五见水，五丈深够用，可咱打了五丈八尺深，越打越干巴，连点潮气也没有呀！”他看看山一般高的石头堆，又望望手上的血泡，伤心地说：“咱没听支部的话，咱……咱对不起……”老人孩子似地哭了。

秋天，县里来了个技术员。他风餐野宿，不辞劳苦，终于在山北找到了水源。永泉大叔含泪带笑地说：“小伙子，咱该留下那些猪肉白面，给你包饺子吃呀！”水的神秘之门被打开了。穷山沟里的人终于看见了一线希望。通过打井，支部既教育了多数群众必须破除迷信，又教育了少数积极分子怎样破除迷信。

从此，在沙石峪，修水利比办任何事情都来得顺畅。几个冬天，几个春天，沙石峪人在坚如铁板的石山上，用炸药，用钢钎，用铁镐，凿成了四口水井，一个大蓄水池，十二个小蓄水池。

1959年、1960年的大旱抗过去了；1961年又降下更大的灾：一连八个月，没有下雨雪；所有的水井、水池——沙石峪人十年的心血呀，干了，全干了！试种四次都没有成功，直到6月10日，庄稼还没种上。太阳似火烧，人心像火烤。社员大会上，多数人主张立刻出发，到大狼峪提水抢种；少数人说种了也活不成，不如等老天开恩。

最后，众人的目光一齐射向张贵顺，仿佛在说：就看你一句话了！张贵顺只说了一句“大伙再琢磨琢磨”，会就散了。年轻人直嘀咕：“还琢磨个啥呀？凭他的威望，只要他说声干，谁还不干？”“真怪呀，那年请风水先生，他向着多数；可现在咱是多数，他又向着少数了！”

张贵顺在支委会上说：“天大的灾，必得有天大的决心来抗。少数人决心不大，勉强种下去，要是灾情更重，少数就可能变成多数，岂不真是‘种了也活不成’？”支部副书记刘义凤接着说：“当年，多数人不觉悟，咱只好说服少数人等待多数，不但把风水先生请来了，而且还带头打井。看起来，咱是后退了一步。可这一步是非退不可呀。好比咱走路，面前忽然有个大坑，你必得退几步，准备好，然后才能跃过去，继续往前走。

十年来，咱在水利方面有这么大成绩，就是证明。多数不觉悟不能强迫，少数不觉悟也不能强迫。所以，宁肯晚一点，咱也要把少数人说服。人心齐了，气鼓足了，干得就会更快！”性急的支委们被他们说服以后，又分头去说服别人。张贵顺也和“少数派”一起琢磨。他说：“你们看，除了提水抢种，还有啥更好的法子？”人们连连摇头。“那么，提水抢种是不是最后一条道？从坏处想，种下去可能死，也可能活；不种，岂不是光有死，没有活？凭咱过去的经验，神仙靠不得，天也靠不得，那么，咱靠谁？”“靠国家呗！咱就是靠救济粮活过来的。”“靠国家，这话不错。可是，咱靠国家，国家又靠谁？”一阵沉默。是呀，国家又靠谁呢？还不是靠咱大伙？永泉大叔一边想，一边望着那口干枯的死井，仿佛听见风水先生在笑哩！他往起一站：“好吧，就是上刀山，咱也跟着上！”人心齐了，气鼓足了。看，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挑呀抬呀，从大狼峪到沙石峪，从早晨到黄昏。

太阳，好毒的太阳啊，烧得地冒烟，人冒火。支部号召：“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们，拿出上甘岭战斗的精神！咱挑的不是水，是粮食！”果然，沙石峪人赢得了丰收。单是八天内抢种的七十三亩玉米，平均亩产五百斤。山那边另一个村，和沙石峪地挨着地，因为等天下雨误了农时，玉米亩产量只有三百四十斤。人们说：真是“不怕不识货，但怕货比货”呀！

爱护群众干劲　遵守党的政策

穷山沟缺水也缺土，“粒土赛如珠”。举目一望，沙石峪仿佛就是一片瓦砾场：荒山秃岭上下，遍地皆是石头。地挂在山梁上，“瓢一块，碗一片”，一亩地少则有八、九块，多则有八、九十块。夹着沙石的表土只有三、四寸深，下边就是石头了。每年国家要供应沙石峪十几万斤粮食。有人在会上公开说：“咱过去是要饭的命，现在是吃救济粮的命。唉，‘人穷志短，马瘦毛长’，算咱没出息，看你们年青的吧。”

向山要粮确实不如向山要水容易。可是，一旦群众乐意挥舞起铁镐，有很多看起来无法克服的困难，其实都是可以克服的。

“不靠神仙不靠天，艰苦奋斗几十年！”沙石峪人在党的号召下行动起来了。早晨，天空飘着雪花，社员们都在家里取暖。忽然，有人发现山上有人影儿。全村一下传开了：“干部们上山罗！”社员们纷纷拿起“开山斧”——铁镐，奔上北山。刘义凤喊道：“天气冷，你们都回家歇着！”“那你们是干啥呀？”干部们在试验。群众要求开发北山，支部反复讨论：值不值得？要多少工？要不要包工？怎么包法？等等，这些问题一直争论不下。刘义凤说：“咱先上山试试，然后讨论不更好吗？”

第二天，他们上山了，群众也跟着来了。社员们嚷着：“嗨，干就得了，还试验个啥？”有些干部也动摇起来：“干就干吧。”张贵顺说：“不能！天这么冷，雪还下着，必须让大伙休息。长期奋斗，何在乎这一会半会？再说，咱还没筹划好，这么大工程要是闹坏了，那要浪费多少劳力，耽误多大事情？一切都得‘三思而后行’啊！”好说歹说，才把群众动员回家。天晴了，一切都筹划好了，工程才正式开始。人们把北山西半边石头撬开，垒起坝阶，整成梯田。

可是，土只有三寸来深。接着，人们又把北山东半边石头撬开，从石头缝里搜出土，垫在西半边的梯田上。如今，半山梯田成行，半山石头如墙，难怪人说：“北山梯田是从别的山上捧来的。”

沙石峪人有个习惯：一到农闲，大伙就琢磨有啥新点子好出。共青团员们提出：义务劳动，劈山填涧！年轻人说干说干开了。铁锤钢钎，叮当响。阎耀连气冲冲地去找支部：“怎么，社员册子上没有咱是怎的？咱还没有老朽哩！”刘义凤笑着说：“六十好几的人，该歇歇啦！”他说：“嗨，你又提起这年岁干啥？

早先咱想：年岁大了，一辈子入不了党了，偷偷流了多少泪。可咱六十六岁上还当了共产党员哩！”十五个老人坐在涧边要活干，谁也劝不走。刘义凤无可奈何，说道：“好吧，年轻人搬石头，你们帮着垒一道坝，别让山水把土冲跑了。”老人们喜笑颜开：“那行！”不多久，涧边又聚了一大群人，嚷着：“青年、老年都干了，咱中年还能歇着？”“老人都干了，咱妇女还能歇着？”

三十多人的队伍一下扩大到一百多。支部看见这种情形，马上开会研究：群众起来了，怎样才能既不给他们泼冷水，又不使他们的热情浪费一点一滴？支部决定：每天劳动不能超过两小时，而且要记工分。年轻人一听瞪了眼，有的干部也直嘀咕：“这算个啥呀？”张贵顺再三地解释：“同志，咱得细水长流嘛！留得青山在，还怕没柴烧？至于记工分，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多劳多得’不是咱们党一贯的政策么？哪能随随便便不执行呢？”“细水长流”了九十天，小山被劈掉了半边，涧里填上了五千多方石头，再铺上一尺多从各个角落搜来的土，一块全村最大的耕地诞生了。多大呢？五亩三分。

十年来，沙石峪人就这样点点滴滴地埋头苦干，开荒三百多亩，使耕地面积扩大了三分之一；七百亩坡地改成了梯田，根本改变了水土流失的严重情况；土层由三、四寸加深到七、八寸；土质也越来越肥。

尊重客观条件　加强主观努力

支部一手抓多种，一手抓高产。当初，推广洋白薯的时候，群众都不乐意。到处流传着：“外孙到姥姥家作客去了，欢蹦乱跳的一个娃呀，吃了洋白薯就鸡蛋，唉，给毒死啦！”张贵顺一再地说：“这是谣言，咱可不能上当。”可是，群众始终不信他。

有一天，他把大伙请到家里，说道：“这是炒鸡蛋，这是洋白薯，我吃给你们看！”人们嚷起来：“别吃呀！别吃呀！”张贵顺吃了。谣言被戳穿了，许多人还是不愿种。张贵顺又一再宣传别村栽洋白薯的好处，有人却说：“那是别村，咱这儿是沙石峪！洋白薯究竟有啥好处，咱没见着，你也没见着呀！”张贵顺一想：这话说得在理。于是，他种了一亩试验田，秋天找社员一块来收，当场一称：亩产量几乎比本地白薯高一倍！群众信服了。

有些年轻人常常责怪老农保守：种棉花啦，种麦子啦，玉米授粉啦，人工授精啦，等等，老人们好像都反对。可是，党支部一直教育青年：老农的经验多着哩！要好好向他们学习！生产上很多点子不都是老农出的么？在沙石峪，老农座谈会每季开，遇到重大问题随时开，这也成了一种习惯。有一次，一位老农在闲谈中说：“白薯地里套种玉米，兴许能多打粮。”支部马上发动大伙讨论，有人说行，有人说不行。行不行？试验！第一年，四个生产队种了四块试验田，收了玉米，却少收了白薯。反对的人更多了。支部又向老农求教。大家琢磨好久，说这么着：玉米一过清明就种，到了立秋就割，那时，白薯长得正旺，需要给它腾出阳光。第二年试验结果，三个队都挺好，就是赵队长的试验又失败了。大家主张立刻在全村推广，赵队长却说：“不行，我还得再试一年。”人们批评他保守。张贵顺说：“不能这么讲。我看，赵队长是对的。尽管一个村，各队条件也有不同。你们试验成功了可以推广，他还得再试验。”第三年，赵队长试验成功了。从此，白薯地除了收白薯，一般每亩平均还能收百把斤玉米。

从合作社成立以来，支部年年种试验田。试验田有各式各样，但目标是一个：试验为了推广，不是为了装饰，而推广又必须是在“咱沙石峪的”和“目前可能的”条件之下来进行。第四生产队是以年年完不成包产任务闻名的。究竟是啥道理？谈来谈去，总是一个结论：“二流子地长不出好庄稼！”张贵顺说：“各队具体条件的确不一样，可是，基本条件是相同的：咱村的地差不多都是二流子地呀！三个队都能年年超产，为啥四队就那么特别呢？”四队的人听了很不服气：“哼，你来试试！”张贵顺说：“好吧，咱去试试。”

支部研究以后，邀请四队社员开会，请他们挑一块“不能种庄稼”的最坏的地给支部试验小组。有人站起来说：“请问，你们打算施多少肥？”这个问题好厉害呀！人们正是嚷嚷肥料不够地才瘦的啊！张贵顺笑着说：“你们施多少，咱施多少，而且请你们来施。种子也不特殊。”

秋天，支部在南山背荫场种的一亩试验田，收了一百八十多斤谷子，而紧挨着的二十多亩同样的地，平均只打了三十来斤。相差这么大，秘密在哪？不在天，不在地，而在于人。有人念念不忘“古人言”：“人吃肉，地吃臭”；“勤耪不如懒施粪”，等等。这些话确有道理。粪多当然最好，可是，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粪一下不可能那么多，怎么办？那就要在其他方面，特别是在管理上下功夫了。

“耕三耙四耪八遍”；“镐头响，庄稼长”；“苗薅一寸，赛如施粪”；“不怕下雨晚，就怕锄头赶”……这些也是应该念念不忘的“古人言”啊！四队社员总结、推广了支部试验田的经验，并且利用冬闲广开肥源，积极创造比过去更好的客观条件。这样，第二年，四队就由亏产队变成了超产队，而南山背荫场那二十多亩谷子地，平均亩产量也由三十多斤跳到一百一十多斤。人们开始懂得：客观条件尽管一样，实际结果也有不同。这就看“事在人为”了。如果顺着客观规律加强主观努力，那就像“好钢用在刀口上”；如果违背了客观规律，主观上再努力，那也好比“鲜花插在牛粪里”。

计划牢靠实在　执行坚决彻底

“事在人为”这句话，往往各有各的理解。有一次，在上边开会，讨论粮食生产计划，许多人都把指标订得很高，张贵顺却说：“咱沙石峪粮食亩产量恐怕只能达到三百五十斤。”会散了，有位热心肠的人跑去找他谈话：“贵顺同志，你是咱全省的劳动模范，大伙对你希望很高，可你……唉，真叫人泄气呀！”张贵顺慢腾腾地说：“咱村要达到亩产三百五，还得加把劲哩。”“你不是爱说‘事在人为’吗？为啥……”“不错，咱是爱说这句话。可‘事在人为’决不等于人愿意咋样就能咋样。咱们共产党不是最讲究‘实事求是’吗？”“光讲‘实事求是’不行呀！我提醒你：有的干部因为保守受了批评，你还看不到？”“咱是庄稼人，受了批评，还是庄稼人。只要符合党的原则，咱怕啥？”自然，张贵顺没有受到处分。相反地，他这种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态度，博得了人们的尊敬和赞扬。

不过，张贵顺说：“这有啥可夸呢？咱从1939年加入党，党一直就是这么教育咱的。当初，刘义凤跟我一道给八路军跑情报，敌人有多少人，多少马，多少枪，多少炮，必须弄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每一回，尽管咱说：‘保准没错！’可八路军还总是问咱：情况是这样吗？到底真不真呀？完全可靠吗？有时简直问得你心烦。可又一想：这是应该的嘛！打仗可不是闹着玩的。党教导咱做任何事情都得脚踏实地，一是一，二是二，不能弄虚作假。领导生产好比打仗，兴许比打杖还要复杂，不脚踏实地能行吗？不实事求是能行吗？”

计划要牢靠实在，明确简单；从群众到干部，充分酝酿，充分讨论；一经决定，就得坚决执行，贯彻到底——这是沙石峪支部领导工作的一条重要经验。对于执行中的问题，支部检查及时，解决及时；并且善于利用活的事实来教育干部。去年夏天，雨后抢种任务急，支部决定实行小组包工，三天抢种完白薯。第一天，一队九个弱劳力半天栽了九亩白薯，二队十一个强劳力半天只栽了七亩。为啥会这样？原来，一队执行了包工制，二队没有执行。张贵顺在支委会上说：“保义，你是支委，为啥带头违反支部的决定呢？”保义说：“我自己跟着干的，看见大伙都挺带劲，以为不包工也可以……”刘义凤说：“保义呀，你要知道，群众的潜力大得很哩！”支委李述君说：“领导领导，就是要想方设法把群众的力气统统‘领导’出来嘛！”张贵顺说：“咱常讲‘思想大如力气’，思想通了，力气就会更大。可是，思想真正要通，不能光靠嘴去动员，还要靠制度来保证。包了工，不但能‘多劳多得’，而且能使大伙责任明确，目标具体，有个指望，有个奔头。因为包工好，支部才作了决定，你怎么能随随便便就不执行呢？”下半天，二队按照支部的决定实行了包工，结果栽了十五亩白薯，上半天没有包工，只栽了七亩。年轻的保义这才从心眼里接受了支委会对他的批评。

虽然走了些弯路，支部规定的三天栽完白薯的计划还是彻底实现了。小计划如此，大计划更是如此。张贵顺代表沙石峪向上级提出的粮食亩产三百五十斤的计划指标，基本上实现了。请看岳各庄公社沙石峪大队：粮食亩产量，自１９５８年人民公社成立以来四年间，每年平均是三百四十八斤，１９５２年办起合作社以后六年间，每年平均是一百九十六斤，而从前只有七、八十斤；粮食总产量，公社四年几乎跟合作社六年一般多。从１９５７年起，沙石峪不再向国家要粮，第一次卖粮五千六百斤给国家，１９５８年卖了四万斤，１９５９年卖了五万七，１９６０年卖了六万三，１９６１年卖了六万五。十年来，沙石峪 每年平均只有一百八十三个劳力，没有机器，全凭双手，不管条件多艰难，粮食却年年增产。谈起这些，连过去最落后的人现在也总爱向外村人夸耀：“咱村的党支部可真有两下哩！”

明天不是今天　明天来自今天

其实，老年人都知道，张贵顺也是栽过跟头的。初办合作社那年，他不顾少数群众的反对，生搬外地经验，大种果木，大办副业，忽视了粮食生产；结果，副业亏了本，粮食增产很少，合作社几乎垮了台。人们闹着要退社，纷纷从地里把果树拔了。张贵顺急得团团转：“大叔，求求你，这八棵果树你就留下作纪念吧！”李万老人说：“非拔不可！苹果不吃可以，饭不吃不行！”张贵顺伤心极了。

为了那些果树，为了大伙的事，他费了多少心血呀！当初，穷山沟里沉闷极了，看狗打架好像是人们唯一的娱乐。他想，生产要闹好，必得使大家乐火起来。于是，他黑夜在家编歌谣，白天在僻静地方一个人学扭秧歌，有人跑去告诉他妻子：“呀，了不得，你们当家的疯啦！一个人又唱又跳的，好半天了。”山沟里敲开了锣鼓，响起了歌声。可是，生产没闹好，乌云又笼上人们的脸。张贵顺也要卷起铺盖下山不干了。他老婆说：“哼，共产党员要不怕困难呀，立场坚定呀，为群众谋幸福呀，你是咋教育我来着？”张贵顺说：“不是咱不愿干，是群众不拥护咱。”“四十二户才退了十户，全村至少还有一半人拥护你哩！再说，另一半为啥不拥护你？因为……”“咱犯了错误……”“人吃五谷杂粮，哪能保准没病？错了就改呗！”张贵顺笑了：“你可真有两下子呀！”他老婆也笑了：“都是你教育的嘛！”上级党委也帮助张贵顺总结了教训，使他懂得：为群众办事，光有热心不够，还要会办——一切从实际出发，事事走群众路线，不然，好事也要办糟的。

张贵顺诚心诚意向群众作了检讨，有的社员被感动得流下了泪，当场站起来说：“贵顺呀，你为咱熬红了眼，累酸了腰，可从来也不哼一声。你犯了错误，也是为咱大伙早一点过好日子。你人好，心好，这些咱全知道。你就是性子急了点，步子快了点，咱跟不上趟。其实，这也不能全怪你。合作社咋搞？谁知道啊！千斤的担子众人挑，再大的错，咱大伙也为你担待啦！”张贵顺一边听着，一边眼圈也红了起来。夜里，他躺在炕上，细细琢磨群众的意见。李万老人的话在他耳边响着：“咱缺的是粮食，不是苹果！”对呀，问题就在这儿！从此，支部紧紧抓牢了粮食生产——“关键的关键”，一刻也没有放松过。

那么，“绿化荒山，梯田变果园”的远大理想呢？放弃这个理想，穷山沟又怎么能富呢？不能把明天当成今天，可是，明天不正是从今天开始的么？对，不管眼前多困难，理想决不能放弃，目标决不能模糊，一定要朝党所指出的山区建设的方向走！张贵顺想：群众所以把地里的果树拔掉，是因为害怕收不到庄稼。

那么，果树栽到荒山上去行不行？群众说不行，干部们也说不行：石头山上哪能长果树呀？张贵顺想说：能！外地就有成功的例子。可是，他把话咽下去了。他知道，必须让群众亲眼看见：咱沙石峪也能！

秋天，开辟打谷场的时候，张贵顺偶然发现，一条一丈多长的老核桃树根长在石头缝里。又有一次，他发现赵明家的果树在大雨之后，土被冲跑了，树根裸露在外边，而树根也是长在石头缝里！于是，他首先说服了干部，然后又邀请群众到这棵树下开会，把那条一丈多长的树根也背来了。大伙议论纷纷，有人信，有人不信，不过都说可以试试。经过反复的讨论，周密的准备，支部决定：“先难后易，向狼洼进军！”许多人一听又傻了眼：这狼群出没之地，黑石头桩子像狼牙似的，满眼皆是呀！再三的讨论，再三的说服。开始行动了。第一天，五十多人去狼洼打果树桉子，晚上回来直听人嚷嚷：“石头那个硬呀！镐头打坏了七、八张，一人一天一个桉子也没打成。”“说啥也不干了！”支部又开会研究，决定由党、团员报名，组成一支突击队，再去试试。数九寒天，北风呼呼的吹。狼洼里轰轰隆隆，叮叮当当，一炮一堆石碴，一锤一团火花。有人一天打了七个桉子。群众被共产党员不怕一切困难的英雄气概深深感动了。这样，三十多人的队伍又扩大到一百多。奋斗九十天，狼洼里出现了五千七百个果树桉——三尺深三尺宽的坑。坑里填上土，栽上了苹果树。

“桃三杏四梨五年，枣树当年就卖钱。”树上的果子越结越多，群众的眼睛也就越来越亮了。如今，满山上下，果木成林，桃、杏、枣、核桃和苹果，大小约十万棵。当初在狼洼打按的时候，张贵顺曾经说：“果树中间一定要留下汽车道呀！”这句话后来被当成了笑料。果树开花了，人们想起这句话来，却真的满心在笑！老人们曾经说：“嗨，栽这些果树干啥？咱年岁老了，反正也吃不到！”第一年，桃树结了八十个果，支部专门开会，研究如何分配。第二天，全村老农被邀请来开会。张贵顺说：“今天的会没啥内容，就是请大家来吃桃子。”老人们轻轻抚摸着鲜嫩的桃子，就像抚摸着孙儿的小脸，有人眯着眼笑，有人流下快乐和感激的泪，有人自言自语地说：“真没想到，咱这辈子还能吃上这玩意！”1960年和1961年，沙石峪卖给国家各种干鲜果将近七万斤，共收入五万四千四百元，约占每年总收入的三分之一。人们说：“这还只是个开头和零头呢！

许多老人过去也反对种树，说什么：“千年松，万年柏，栽这有啥用！”如今，看，三十万棵冬夏长青的松柏，像两块绿色的地毯，复盖在东山和西山之巅。沙石峪不再是满眼土黄色了！

今天不忘过去　个人不忘国家

水涨船高：生产不断发展，生活日益改善。左近村庄流传的“有女不嫁沙石峪，光有石头没有地，野菜糟糠填肚皮，数九寒天没有衣”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公社成立四年来，沙石峪人每年平均收入比合作社六年每年平均收入增加了53%。十年内，社员新建瓦房九十五间，新添被褥五百一十床，自行车四十一辆，缝纫机九架。全村一百零八户，半数以上人家有余粮，九十多户人家有存款，每一户平均养了两口猪。

“可是，咱从前过的是什么日子？”张贵顺的话使人们心里一颤，痛苦年月留下的伤疤又被触痛了！老年人搭拉下脑袋，青年人屏息静听：“在旧社会，最好的年景每人每年也吃不到七、八十斤粮。全村八十八户，每年有六十五户人家要到外地帮地主扛活、要饭、逃荒。长顺，你还记得吧，你是怎么要饭来着？地主放狗咬你，把你咬伤了，又给了你一个“粽子”，剥开看看，里边包的是啥？是土！你七岁的弟弟饿死了，十一岁的姐姐被人卖了……过去，咱穷得连炕席都没有，一家老小一床被，被子又是啥？是破口袋当里，麻包袋当面。全村一半人家，一户一条没有补钉的裤子，谁出门走亲戚谁套上，有人十八岁还没穿上裤子，二十五岁还没穿过鞋！就拿合作化初年的光景来说，那时候，大伙来开会穿的是啥？现在，你们看看，会场上的人穿的又是啥？”人们情不自禁地互相望着：嗨，现在和过去简直没法比呀！可是，要比；不比较，有些人慢慢就把过去忘了。特别是幸福的年轻人没有遭到过旧社会的不幸，往往“身在福中不知福”，不会勤俭过日子，粮多了就大吃大喝，钱多了就乱花乱用。

针对这种情况，去年冬天，支部展开了“三个十年”的教育，要每一个青年去访问一个老人，了解一下从前过的是啥日月；也让全体社员比较比较：合作化前十年沙石峪是个啥样子？近十年是个啥样子？将来十年又是个啥样子？张贵顺抱病参加了社员大会。他激动地说：“青年人应该知道过去的艰难。人民的江山来之不易呀！老一辈人流血流汗创下的家底，你们可要好好爱惜。党教导咱们，富日子要当穷日子过，何况咱还没有富哩！”青年人低头沉思，老年人频频点首。

张贵顺说：“国家富强了，个人才会幸福。国家处处为咱想，咱也要处处为国家想。咱的眼光不能只看着沙石峪呀。大伙知道，这几年，国家连着遭灾，困难不小，灾区困难更大。过去国家支援咱，光1951年就给咱村九万斤粮。今天，咱也要尽力支援国家，支援灾区……”经过“三个十年”的教育，社员的社会主义觉悟大大提高了。他们在“支援国家！支援灾区！”的口号下，争向国家出售了五千斤“光荣粮”，国家贷款的欠账由两千多元下降到三百多元，银行的储蓄却由五千多元上升到一万八千多元。

今年春节过后，有的社员说柴火缺，希望国家像往年一样给煤。支部一调查，发现问题严重：社员普遍缺柴烧，全村三十多个白薯炕没柴烧。咋办？是向国家伸手要呢，还是依靠自己的双手？支部发动大伙讨论。社员议论开了：“烧煤多省事哩。”“不，并不省事。国家每年给咱六、七万斤煤，这个数目可不小呀！”“再说，这许多煤，一天一趟牛车去拉，来回三十里地，一共要拉多少趟？要费多少工？”“还有一层，凭咱的老经验，烧白薯炕用煤并不好。一斤薯种，斤半柴足够了，煤二斤也打不住。为啥？因为薯炕要的是烟。”“就算做饭、烧薯炕不用煤，每年一万斤打铁的煤总少不了吧？”“嗨，咱可以用柴跟国家换煤嘛！”“可哪儿有柴呢？”这时，人们又一次想起了王国藩的“穷棒子社”；它和沙石峪只隔几个山头，每到艰难时刻，“穷棒子精神”就像春风一般把沙石峪人从失望里唤醒过来。缺柴，向山要！沙石峪掀起了一个“刨地边”的热潮。一个月内，人们刨去梯田四边的杂草，既解决了社员的烧柴、全村白薯炕的烧柴、换煤打铁需要的柴，为国家节约了好几万斤煤；又平整了土地，使地边能种庄稼，将耕地面积扩大了二十多亩。

干部是庄稼人　干部是带路人

沙石峪人说：“咱村一切是‘干’字当先：有啥困难？干！有啥困难？干部带头干！”“咱社员最满意的是啥？是办公室里没有光拿工分不干活的闲人。”“咱村的干部没有一个指手划脚的。”“咱村没有不下地的干部。”

干部参加劳动，这是沙石峪的传统。工作再忙，干部也能分出时间来干活，而干活也就成了他们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社员们说：“干部都打头干，咱还能歇着？”“干部跟咱一道干，再苦咱也不觉苦，再难咱也不觉难，为啥？心里痛快！”干部们说：“工作要闹好，必须下地跑。群众的情绪咋样？生产上有啥问题？不下地，你啥也不知道！”“咱既是干部，又是庄稼人。庄稼人永远离不开庄稼。不‘汗滴禾下土’，又怎知道‘粒粒皆辛苦’？不知道‘粒粒皆辛苦’，又怎能管好家业，当好干部？”

十多年来，沙石峪的干部和党员经受了种种的考验，没有一个干部被淘汰，没有一个党员受处分。新干部、新党员又不断地涌现出来。群众夸干部，爱党员，为啥？不是因为他们工作当中没有缺点、错误，而是因为他们从不多吃多拿、多占多分，艰苦朴素，勤勤恳恳，始终保持了庄稼人的本色。公社一成立，张贵顺就当了公社党委副书记兼社主任，尽管工作劳累，体弱多病，可他还是经常和社员一起下地干活。去年，他就做了七十个劳动日。当合作社主任的时候，他常到外地去开会，别村的干部好多都骑着自行车。他呢，背着被包，一走就是好几十里。社员们看见了，纷纷骑着自行车去追他：“贵顺，你骑我的车去吧！”他说：“不用，走路走惯了，没啥！”妇女们也跑去找他妻子：“看你们当家的那个寒酸样，好像还是当年给八路军跑情报似的。”“咱明着跟你说吧：你们当家的不是代表你，是代表咱沙石峪去开会呀！你看看别村的干部……”他妻子说：“嗨，这些话咱不是没跟他说过呀！可他总是说：咱沙石峪就是穷嘛，怕人笑话干啥？王国藩人家生产闹得那么好，至今还没骑自行车呢。”1957年，沙石峪有了二十多辆自行车，张贵顺才用自己的钱买了一辆。

一切从发展生产出发，该花的钱坚决花，不该花、可花可不花的钱坚决不花——这是沙石峪支部的又一个特色。高级社时期，有一次，张贵顺从外边回来，看见人们忙着盖房子。他问：“这是干啥？”人们说：“盖办公室。”“谁叫盖的？”“大伙开会决定的。”“立刻停工！”“这是为啥？咱村越来越富，还怕花这么几个钱？人家大狼峪都盖了哩！”“咱要跟人家比生产，不要跟人家比阔气！党再三教育咱，一切要有利于生产，一切要从生产出发。你们算过没算过：盖这要多少钱，多少工？”“咋没算过呢？三百来块钱，五百多个工，小意思！”“小意思？这许多钱，这许多工，花在生产上能办多少事！这是社员一把汗一把汗换来的钱呀！随便把它糟蹋掉，你们就不心疼？庄稼不能到处长，办公哪儿不能办？”办公室没有盖成。直到如今，大队部还设在磨豆腐、养猪的“副业坊”里。

过去，村里来了客人，大队要单独起伙。好客的主人总想用好饭好菜来招待，而且，总得有个把人陪客。每一次，饭菜总剩下不少。这一来，浪费就大了，社员也有意见。支部专门开了会，决定把客饭包到户里，由大队给补助。结果还是行不通：大队每年要浪费两千斤粮食，包饭的户也觉得是个负担。于是，支部提出：恢复八路军时代的老传统——号饭咋样？群众拍手叫好。从此，不管来了什么客，都是轮流号饭：今天这家，明天那家，要是在村里呆上三十天，你就会跟三十户人家交上朋友。外来的干部普遍接近了群众，受到了教育；社员每接待一次客人也好像上了一堂爱国主义的课；大队不再需要补助了，干部也不再需要陪客了。

“咱村的干部对社员好！”群众从心坎里说出来的这句话，听起来很普通，可是，却多么亲切，多么深刻。有一次，上级来了指示，外出修水库的人要带炕席。有的干部说：“没啥，把社员家的炕席拿走就是。”张贵顺一听，急了：“炕席拿走了，一家老小怎么办？”“夏天没炕席也行嘛。”“不行！即或夏天过得去，冬天又怎么办？”“那时修水库的人也该回来了嘛。”“炕席在外边弄坏了怎么办？”“坏了买新的嘛。”“一时买不到又怎么办？”“那我倒要问你：上级的指示怎么办？”“上级指示要带炕席，可没有说拿社员家里的炕席！”“那么，这许多炕席到哪儿去找？”“赶紧派人到城里去买。”“一时买不到又怎么办？”“再想别的法。要是实在没法想，那就应该如实地向上级反映情况，上级是不会不体谅咱的。”炕席在城里买到了，这样，既忠实地执行了上级的指示，又坚决地保护了群众的利益。张贵顺说：“一张炕席的确值不了几个钱，可是，多少年来，群众已经习惯了，一年到头离不开它。过去就是再穷，破席子也得弄一张，这样才像个人家。如果把社员的炕席拿走，岂不要为一桩‘小事’闹翻了天？党一再教育咱：要把生产闹好，必须发动群众；要想发动群众，必须时时关心群众生活，处处爱护群众利益。八路军当年为啥能打胜杖？还不是因为它来自人民，爱护人民，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

社员们感动地说：“咱村的干部对社员好！”“干部前头走着，咱在后头跟着。跟这样的干部走，咱白天不怕打雷，黑天不怕下雨，吓不了，跌不倒，心里踏实着哩！”“咱村的干部，真正配得上是咱毛主席的好干部啊！”

从合作化以来，第一个十年过去了。这是沙石峪人“发奋图强”的十年，这是充满了斗争的十年，这是在困难重重的路上勇敢前进的十年！从初级社到高级社，从高级社到人民公社，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层阶梯。回顾以往，沙石峪人充满了自豪。他们爱说：“咱沙石峪从前……”“咱沙石峪今天……”他们更爱说：“是谁给咱们指出的光明道？是谁给咱村培养的好领导？是党，是咱毛主席呵！”

沙石峪人精神抖擞地跨进了第二个十年。他们知道，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前头的路还很艰难、遥远。“穷”山还在家门口立着哩！你看，虽是阳春三月天，除了东西山上那两块“松柏地毯”，满眼皆是土黄色；塞外的寒风还阵阵袭人。可是，你再看，白云朵朵的天上飞雁成行，山洼里桃花正含苞欲放；春天，暖融融的春天呀，已经在人们的心头荡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