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唱二郎山》背后的故事

1950年，重庆市为庆祝国庆一周年，举行了盛大的游行。当时西南军区的“战斗文工团”军乐队被贺龙调来为庆祝大会伴奏。然而在这一盛大、隆重的仪式上，不足百人的军乐队在广场上，显得气势不够。庆祝大会结束后，贺龙对军乐队主任李同树说:“你们的乐队要扩大，搞他200人嘛！”

　　李同树说:“一般队员好找。但乐队扩大以后，教员就不够了。”

　　贺龙说:“我在二十军当军长时，那个军乐队有一名教员，技术很好，教得也好。你们派人到武汉去找一找，看他在不在？在，马上调来嘛。”

　　军区文化部和文工团派人专程到武汉查访，经过几番周折，终于找到了贺龙当年的那位军乐教官。遗憾的是，他已经是年近90的老叟了。贺龙听了汇报，自己忍俊不禁:“噢！只记得他教得好，忘记这是20多年前的事了。”

　　这位老教官虽然没有调到军乐队，但贺龙这一举动，却在西南文艺工作者心中深深地留下了印记。后来，军乐队从成都新兵团和重庆市招收了一批学员，从此就号称200人的“战斗”军乐队了。

　　在贺龙的倡导下，西南军区于1951年5月1日至15日举行了全军区性的以推动练兵为主要目的的运动大会，同时还举行文艺竞赛。类似这样的文体大会，西南军区各部队在当年总共举办了65次之多。从1950年冬到1951年春，军区政治部报经贺龙、邓小平批准，先后派出294名文艺战士进艺术院校深造。

　　1952年全国第一届“八一”运动大会定于秋季举行。在此之前，总政治部通知各大军区，大会期间要同时举行文艺会演。西南军区接到通知时，离汇演时间只有两个来月。不巧的是，“战斗文工团”的团长正在国外访问，政委陈擂巳调北京筹建八一电影制片厂。更重要的是，在贺龙看来，“战斗文工团”此时能拿得出手的优秀节目还不够多。他想物色一位高手来文工团，指导加工原有的节目，再编排一些新节目带到北京。他对军区文化部长陈斐琴说:“川东军区文化部长时乐蒙在鲁艺，跟冼星海学习过。你们去请他到‘战斗’文工团来，组织晋京会演的节目。”

　　陈斐琴又把请时乐蒙的任务转交给了魏风和严寄洲。时乐蒙本来打算不搞音乐了。但他见二位“说客”是奉贺龙之命而来，又改变了主意。因为他在延安时就听说贺龙的一二O师有“三好”:打仗好、演戏好、篮球打得好。还有一种说法是贺龙有“三宝”:战斗剧社、战斗篮球队和评剧院。因此，他认为能在贺龙麾下从事文艺工作，是大有作为的。

　　时乐蒙来到重庆向贺龙报到。贺龙高兴地说:“你来了，很好！调你来战斗文工团当政委兼艺术指导，主持创作、排练、选拔人才和政治思想工作，准备参加‘八一’会演。过去，我常说军队不能输。这次会演、比赛虽然是军内的，也应该通过它互相观摩学习，提高全军的文艺水平，所以你们必须搞好。我看了文工团的舞蹈，有些还可以，但在音乐方面，还缺少有分量的表现西南部队生活和地方特色的节目。这方面要努力一下，你们一定要组织一台有水平的节目，为西南部队争光。我给你们当组织部长和后勤部长，要人，要器材，我给你们解决。如果你们真是努力干了，输了也不责怪你们，否则，打屁股可不能怪板子啊！”

　　时乐蒙就任后，马上着手创作。加工了他和洛水合作的男女声二重唱《歌唱二郎山》，同罗宗贤、魏风合作，创作了《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刺刀擦亮保国防》等。在时乐蒙的指导下，演员们在酷暑中刻苦排练。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完成了排练任务。

　　为了帮助舞蹈队提高水平，贺龙亲自同中央文化部刘芝明副部长联系，为“战斗文工团”请来了一位朝鲜籍的舞蹈教员。学习西南少数民族舞、朝鲜族舞和芭蕾舞。训练中演员们想学新疆舞，但缺乏教员。贺龙马上给新疆工作的王恩茂发了一封电报，求助“援兵”。王恩茂接电话后，便从新疆部队文工团中分出一支舞蹈队，驰援“战斗文工团”。

　　时乐蒙在指导歌唱队训练时，发现演员们的声乐基础稍差，请求贺龙想办法调几名声乐教员来。贺龙马上同总政联系，从北京请来了几名声乐教员，又派人选购了几台钢琴，加强声乐专业训练。

　　在索有“火炉”之称的重庆，暑天靠吹电扇已经不凉快了，贺龙看见演员们在排练时挥汗如雨，就让后勤部门运来一些西瓜，特意嘱咐厨师把西瓜泡在水中，降温后再吃；煮绿豆汤，要晾凉以后再送到排练场。经过一个夏季的排练，舞蹈队拿出了《筑路舞》、《藏民骑兵队》、《军民打青稞》等节目。

　　一天，时乐蒙带着歌唱队向贺龙汇报。由于天气炎热，贺龙请他们在门前的草地上席地而坐，听他们演唱准备带到北京的歌曲。演员们轮流站在草地中央演唱了几首之后，罗宗贤和曹家定轻展歌喉，优美的男女二重唱飘然而起:“二呀么二郎山，高呀么高万丈，古树荒草遍山野，巨石满山岗；羊肠小道难行走，康藏交通被它挡，那个被它挡；二呀么二郎山，哪怕你高万丈，解放军，铁打的汉，下决心，坚如钢，要把那公路，修到西藏……”

　　随着这高亢、悠扬的歌声，贺龙的思绪被带到康藏高原。他不由得想起筑路英雄们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正为藏汉人民的友谊，为开发西藏，作着巨大的贡献……歌声刚停止，贺龙便情不自禁地说:“很好！《歌唱二郎山》这首歌好，内容反映了筑路部队生活，也有西南特点和西藏民歌的味道，歌词和曲调都很健康，好听，也好唱，群众也容易学会。你们要推广这首歌曲。”

　　在西南军区首长审查赴京参赛文艺节目，同时也是为西南军区文艺代表团送行的晚会上，贺龙说:“音乐方面，你们抓得不错，弥补了以前存在的不足。舞蹈队选的节目也很好。我看，这台节目还蛮有水平。到了北京，就看你们有没有部队的精神气质，在演出中能不能表达出部队的气魄和风貌。我相信你们会演好的。祝你们赴京演出成功，为西南部队和全军争光。”

　　“八一”运动大会期间，贺龙正在北京出席中央工作会议。他在会议间隙抽暇去观看体育比赛和文艺会演。运动会的简报和《解放军报》，他每期必读，时时关心着“战斗文工团”的情况。西南军区代表团没有辜负贺龙的期望。在会演中，他们那具有浓郁地方特色和强烈战斗气息的节目，在北京各界引起了极大的关注。演出结束时，中央文化部长周扬握着时乐蒙的手说:“祝贺你们！你们所表达的部队生活，十分激动人心。到底是贺老总的文工团啊！”

　　参加本届会演的11个单位，获奖节目79个。其中西南军区占了14个，为全国各大军区之冠。时乐蒙在闭幕式上被总政治部正式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作曲家”。这一称号，是解放军中至今唯一的一名。

“战斗文工团”在京演出获得成功之后，被选调到中南海怀仁堂，为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演出，这在当时对演员们来说，是一种极高的荣誉。不久，“战斗文工团”的获奖节目被拍成电影和灌制成唱片，广为流传，在其中就包括《歌唱二郎山》。

　　1951年夏天，西南军区战斗文工团在副政委魏风的率领下，到二郎山一带慰问筑路部队。指战员们的豪情壮志和英雄事迹深深地感动了文工团的团员们。男高音歌唱演员孙蘸白忽然想起由时乐蒙作曲的大合唱《千里跃进大别山》。孙蘸白想，如果把这首曲子填上修筑川藏公路的内容，一定会受到筑路指战员的欢迎。于是，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魏风。魏风也觉得是个好主意，就把填词的任务交给了洛水(原名祝一明)。洛水欣然接受任务，投入到创作之中。很快，一首饱含着热情与激情，颂扬筑路部队英雄气概和顽强意志的《歌唱二郎山》在素有“世界屋脊”之称的青藏高原上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