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王安石变法：反思改革迷信和阶级斗争史观

原题：反思改革迷信和阶级斗争史观——关于王安石变法及其他

近两个月看了二十多集电视剧《苏东坡》(约占该剧集数的一半)，里面对苏轼的经历以及王安石变法有着比较直接的描写。另外，这部电视剧还刻画了许许多多宋代人物，无论是我们之前知道的还是不知道的，大至王侯将相，如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三位皇帝，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范镇、王珪等大臣，小至平民百姓、盗贼狱卒、流民士兵，构成了一个较为丰富形象的北宋社会。苏轼本人的人生经历，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把我们带到了那个“盛世”中危机四伏的年代。

宋仁宗嘉祐年间，宋朝已经建立近百年，天下太平，但有识之士已经就意识到潜在的危机。“名为治平之世，而实有不测之忧”(苏轼《晁错论》)。历史周期律在纠缠着这个新王朝。范仲淹等人推行的部分改良性质的“庆历新政”已经失败，同情新政的欧阳修便把目光转向了文学改革，期望以此为大宋培养人才，树立新风。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欧阳修知礼部贡举，主持礼部进士考试，利用这次科举机会进行文风改革，罢黜险怪奇涩的“太学体”，提倡平实文风，录取进士373人。这一届进士中不但出了不少文学大家和思想家，而且其中很多人在后来的围绕王安石变法的党争中斗得你死我活，直至北宋灭亡。

对于王安石变法，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往往以一种颇为赞扬的笔调在叙述，而对其失误弊端则一笔带过，更没有去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在改革至上、“改革”成为褒义词、“保守”成为贬义词的今天，连北宋的朝野官员都因此而泽被荣辱。司马光、欧阳修、苏轼这些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被称为“保守派”，而王安石被称为“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新法失败，则是因为“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因此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这样一来，很容易对读者产生一种误导，即司马光、欧阳修、苏轼这些人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反对变法的，而支持变法的人仿佛是一心为国的理想主义者。今日史学界如此春秋笔法，是比较“与时俱进”的，意味深长。

以支持变法与否来对人物定性，而不去思考当事人的主观动机，颇有路线斗争、政治站队的意思。面对危机四伏的社会，每一个爱国者都希望有所改变，然而如何改变、改变到什么程度，答案是千差万别的。“保守派”苏轼又何尝不想改变呢?他初登仕途，任凤翔府签判的小官，就不顾官场惯例和宋朝律法，冒着夺官丢命的危险去改革那不利于治国安民的制度。这时他的同年(同一届进士互称同年)张璪任凤翔法曹，以维护法度为由，对苏轼百般阻挠，其实不过是怕受苏轼连累丢了自己的乌纱帽。这一时期，苏轼和王安石以及另一位同年章惇还是好朋友，都希望国家有所改变。然而到了神宗即位、王安石升任首相、大行变法的时候，苏轼站出来反对了。难道苏轼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吗?并不是，苏轼只是觉得，改革可以，但要循序渐进地改革，不可操之过急，而且认为即使改革，也不应用王安石那样的方法开始改革。于是他与王安石就此不欢而散，并被迫到外地做地方官去了。这时，那个“维护法度”的张璪表示坚决支持变法，做了王安石的变法助手。章惇也做了制定新法的先锋，因为他一贯希望变革。

王安石推行变法，也是为了国泰民安，然而正所谓：“治大国如烹小鲜”，必须把握分寸和火候。为了治病，擅用虎狼之药，也是很危险的。空有书生意气和满腹经纶，以及在地方改革的一些经验，而并不具备洞察人心和各种复杂矛盾的能力，就要在全国推行新法，未免太过仓猝鲁莽。王安石变法的致命错误在于：他为了顺利地推行变法，不惜大力贬斥对新法有异议的官员，大力提拔支持变法的官员，而并不注意他们的人品。这样不但引发了党争，造成朝野新旧两党互相倾轧数十年终于导致北宋灭亡，而且为一些趋炎附势的小人进入高层政治圈敞开了大门。吕惠卿、李定等人正是这样钻进了政府的中枢，名为忠君爱国，实际上结党营私、陷害忠良，后来捏造“乌台诗案”，苏轼险些死在他们手里。

人心是复杂的，它藏在历史的深处。多年来，无论是阶级斗争史观，还是“改革与保守”史观，都简单化了人类社会错杂复杂的矛盾。用对一件事的认可与否来界定人群，很容易；用所拥有物质的多寡来界定人群，也很容易；不容易的是查明他们内心的善恶！一个宋朝的官员，你说他反对变法是顽固保守，是因私废公的既得利益者，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但他却是心系国家社稷，并非为己，而且历史潮流并不是后人追加的，当时的人哪有历史进步论的思维，哪会知道王安石变法会被后人当作前进的旗帜?如果真有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历史规律，那也只是历史周期律，而不是逻辑不通的“改革是大势所趋”。你说他反对变法是为了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可是在他那个年代，人们心中并没有“阶级”这一概念，君子想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小人想着如何活下去或者如何为自己聚敛。如果他是个小人，而且知道王安石变法可以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那么他肯定会很高兴地鼎力支持的。

苏轼在杭州、密州等地做了几年地方官，亲身体会到了一些新法给百姓带来的痛苦，尤其是一些官吏为迎合上级，强力摊派，加之水旱蝗灾，搞得民不聊生。他励精图治，尽施所能，很得民心，所在地方政绩斐然。以王珪、吕惠卿为首的朝中官员竭力阻止苏轼回京，一方面是因为苏轼对变法很有意见，也更是因为担心苏轼回去后位居他们之上——苏轼是许多人眼中的宰相之才。终于，他们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恐惧，制造了“乌台诗案”。旁人看来，这真是一次彻头彻尾的无情打击的路线斗争，当然，也有人认为苏轼被诬陷了。然而，还是有人不愿意老老实实“站队”，出来为苏轼求情，那就是“铁杆变法派”、苏轼的同年章惇。他认为苏轼被冤枉了，不同意有些人将其致之于死地。当时，反对变法的人几乎全被贬在了外地，朝中全是变法新秀，沆瀣一气，章惇为反对变法的苏轼求情，还是很需要一些勇气的。此举看似奇怪，其实也不难理解，章惇支持变法的动机并不与借着变法升官发财的吕惠卿、李定等人相同，他变法确实为国为民，也深知那位昔时好友苏轼才干超群，为治国之才，所以不忍见其含冤受戮。然而此后数十年新旧两党之间的倾轧无情而残酷，受过打击的章惇再也没有对苏轼仁慈，将其远贬海南儋州(因苏轼字子瞻)。后来章惇因为反对让宋徽宗继承皇位(“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被其远贬广东雷州，于崇宁四年(1105年)去世，那时离北宋灭亡仅剩下22年了。

不知如果王安石地下有知，会对自己的所做所为有何评价。改革的确需要勇气，王相公也有这样的勇气，不是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吗?然而这种勇气往往会让一个人一意孤行，肆意妄为，刚愎自用，做出与自己初衷相悖的事情来。如果这个人身处社会高层，所犯的错误会给整个社会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甚至政权崩溃、国家灭亡。王安石在北宋开了这个先例，在变法中让自己的成绩和错误都得到了充分展示，后面的人萧规曹随，然而无论是人品还是才干都无法比得上王安石，终于在勇敢的狂歌中把宋朝推进了深渊。

历史就是这样复杂而丰富，善恶斗争的历史总是让人费心思量，但那些简单化处理的思维只会让人看不到真正的历史，继而在现实中一次又一次重复着过去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