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网络大热的“潘任美事件”，是由民间人士发起的、最具推动力的反腐案例。这件事的特征很明显：一，事实清晰无歧义：国企老总任志强，认为“国有企业是不好的，经营国有企业最好的方法是把它交给私人管理”，于是通通种种瞒天过海的“公开操作”，将几十亿国企利益交到私人潘石屹、张欣的手中，完成了国有财产从国企到私企再到外企的转移。正因如此，在潘、任之间的多次交易中，每一次都是任低估了资产价格，潘大赚特赚。任何智力健全的人，都不会怀疑其中必有猫腻。甚至张欣本人也间接承认了猫腻的存在，用她的话说：“腐败在中国无处不在，我们得向每一个有权利的人行贿。如果土地通过拍卖方式，过程就会很透明”——无疑，在潘任交易中，任就是那个“有权利的人”;而潘、张在北京的地，百分之八十都是从任手中拿的，可见他们宁愿向任行贿，也不愿“通过拍卖方式”拿地。这样做的原因，当然不是因为潘、张二人“偏好”于说一套做一套，而是因为向任行贿拿地，比之拍卖拿地能够获得更大利益。换言之，任能够出卖更多的国有利益，由此也不难窥见任个人的胃口。当然，有朝一日东窗事发，潘、张可以辩称，任是“主动索贿”。
二，举报方没有潘、任二人行贿、受贿的直接证据。虽然事实的逻辑链条很清晰，结论也很明确，但除非交易双方内部“窝里反”，或不小心被什么人录了音频、视频，否则这样的事，诸如行贿的金额、账号、方式之类信息，是不可能主动呈现出来的，需要反腐机构进行挖掘。但对于潘、任来说，没有直接证据，背后的人就好出来说话了，说的可能是什么“必须善待创造财富的人”、“追究资本家原罪就是否定改革”之类。一方面，潘、任背后的水深不可测;另一方面，中国的特殊利益集团普遍有一特殊情结，那就是一些人经常引以为戒的：“那天他们来抓某某时，我没有出声;第二天他们来抓某某某时，我还是没有出声;结果到第三天他们来抓我时，已经没有人能为我出声了”——腐败分子最怕这个，所以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众志成城，相互庇护，从而导致第一块砖头很难撬动。这也是潘、任至今仍有一份底气的原因，用任的话说“我们成为朋友，我们最主要是建立在我们的交易上是不出毛病。交易过程中，如果有不诚信剩下什么都不能相信”——换言之，潘、任两人都很谨慎，手法也老到，答应了的好处绝对兑现，保证“交易不出毛病”，因此，“二人转”才能玩到如今。
三，此案事实清晰，发起人的影响力足够，网络上的动静也足够，但就是没有结果，就是奈何不了“潘任美”。显然，这不是事实或道理方面存在问题，而是力量对比方面存在问题。深入剖析此案，有助于找到中国为什么反腐不力、甚至愈反愈腐的原因。
中国的反腐机构有一个与世界各国皆不一样的奇怪“偏好”：除非不得不反，否则不动不挪。所谓“不得不反”，主要指三种情况：一，上级指定要查谁;二，与自己结有私怨;三，民众已经把犯罪的直接证据都公布出来，盖子想捂也没法捂。为什么雷政富们很快就被查处，而“潘任美”这方至今不见动静?原因就在于雷政富案的直接证据很充分，有关方面只须核实、抓人即可，相关方面想“捞人”也没有下手之处，只能等第一轮处理后再作弥补。可见，在反腐机构作不作为的背后，实际上是反腐与腐败双方的力量在博弈。胜负不仅取决于力量的绝对大小，而且取决于信息掌握的程度。中国反腐机构“见了兔子不撒鹰，兔子死了才出手”的行为方式，实际上是对腐败分子的一种保护，对腐败分子背后势力的一种尊重——只要有可能，我就会尽量为你留下足够的“了难”空间。对于这种“中国特色”，“中央纪委的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曾有精彩呈现：当媒体报道中纪委通报去年11月中旬以来中国45个大中城市出现抛售豪宅、别墅的风潮，且部分业主为国家公职人员和国企高层时，“中央纪委的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专门出面“辟谣”，断然予以否认，其理由竟然是：“中纪委仅仅掌握官员自行申报的房产状况，而对于他们在市场上的房产交易，因为这是一种市场行为，中纪委无权也不可能掌握”——换言之，只有当腐败分子自曝其罪时，中纪委才会介入;中纪委无权也无能自己根据重大嫌疑情节展开调查。这样的专职反腐机构，与其说是反腐，不如说是庇腐。
显然，这种反腐机制靠不住，承担不了真正的反腐职能，只能装点装点门面。除此之外，民众揭腐只能诉诸人大、媒体和网络，而此三者也各有特征。
从根本上说，人大是被党控制的。个别代表偶发惊人之语无妨，但要形成提案，一切都在党的掌控之中。党不想通过的提案，肯定通过不了，甚至不可能被提出，这就是司马南推动“潘任美案”时所遭遇的困境。而党是由人组成的，人是有利益的，事件最终必然演变成利益的勾兑和力量的博弈。因此，越是“有钱人”，越可高枕无忧。与“有钱人”作对，显然“是愚蠢的”。另一方面，代表也是人。人大名为立法机关，实为一大名利场。能够晋身代表至此，对体制外人士来说，不但意味着功成名就，而且意味着还有更大成功的可能。因此，在这里的人都有其明哲保身之道，这里也有游戏规则，那就是“多栽花，少栽刺”;更重要的是，“栽刺”要看对象，不能得罪“有钱人”。因为“有钱人”拥有的，绝不仅仅只是钱。
所以，人大也靠不住。那么，媒体又如何呢?众所周知，中国的媒体基本上被掌控在自由派知识分子手中。这些人，平常反腐的调门很高，甚至比谁都高。但他们发声时有个窍门，那就是只作泛泛而谈，或者只针对意识形态的对立面，绝不会“误伤”自己人。只要你有个态度，表明是站在他们一边，哪怕你民愤再大，犯罪的事实再清晰，情节再严重，基本上反腐就到不了你家门，除非你已经成了死老鼠。正因如此，很多臭名昭著的腐败分子都津津乐道“普世价值”，甚至越腐败越热心;也因如此，自由派描绘的“民主宪政”蓝图，受到越来越多人的质疑。人们怀疑，这样一种重程序轻实质、重心是防范“多数人暴政”的普世模式，会不会是为腐败分子量身定做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本来，此次“潘任美事件”，是自由派自我漂白的难得契机，他们可以借此向世人表明：我们并非只是党同伐异，而是有着真正同一的普世正义标准;我们所倡导的制度设计，也没有为特殊利益集团预留后门——但是，他们偏偏没有这么做。面对清晰确凿的事实，这些人不是沉默，就是顾左右而言他，同时操纵他们所掌控的媒体“不得涉及”。显然，比之民众对他们的看法，他们更在意“有钱人”的看法。他们想借此表明的是：只要站在我这一边，我就必定保护你，而且我也有能力保护你。
就这样，民众反腐的渠道最后只剩下网络，而网络的情况也很复杂。虽然近年来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思潮渐起，但由于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引领民间30年，网络至少有三分之二的版图为自由派所占据。所谓公知和意见领袖，80%属于泛自由主义联盟。面对“潘仁美事件”，这些往日牛皮哄哄的人，不约而同选择了沉默是金。只有一个名叫洪涛的傻姑娘跳出来，结果一语泄露了天机：“我觉得中国的官商勾结故事太多了，不如我们把精力放在改革上，比如让一个独立的、完善的司法机构去管理官员和商人的行为，还比如让媒体自由，废除审批制度，启动媒体的监督作用。用文革手段让群众把不满转向两个有钱人，这是愚蠢的”——难道“让一个独立的、完善的司法机构去管理官员和商人的行为”、“启动媒体的监督作用”，目的不是为了反腐吗?它们与廉政反腐的关系，应该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洪涛们主张只要手段不要目的，这难道不“愚蠢”吗?或者这其实是一种“挂羊头卖狗肉”的大智慧?现在，已经有一个明显的严重腐败案件摆在面前，你却说不能反，否则就是“用文革手段让群众把不满转向两个有钱人”，那么，你主张的所谓“改革”，究竟是干什么的?难道是专门针对“没钱人”的吗?
观念支配行为，在意识形态的浸染下，大多数网民习惯了选边、站队，事实本身则沦为站队后打嘴仗的弹药，这是潘、任二人至今仍不乏粉丝拥戴的原因。即使案件在网络掀起波澜，没有媒体与反腐机构的跟进，也损不了腐败分子一根毫毛。官方对自己肌体上生长的恶瘤、脓疮的刻意回护，自知屁股不干净、恐惧于“得而复失”的“有钱人”越来越多地向着掌控了媒体的那杆意识形态大旗汇聚，这是反腐在今日中国越来越漆黑无望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