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光谦:调整战略思路 积极应对日本军国化的严峻挑战

   近年来，由于美国战略焦虑加深及其全球战略重心东移，中国面临的战略压力日增。但美国在内外交困、力不从心的情况下，更多地采取了放日本“出笼”的办法，让日本充当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战略支点，对中国实施战略牵制。这是日本军国主义抬头的重要背景。
    本来，日本战败后，根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国际法文件，国际社会应彻底摧毁日本军国主义的国家机器，公开审判战犯，彻底剥夺日本战争权，严格界定其主权管辖范围。然而，在急于开展东西方冷战的美国的庇护下，战后对日处理半途而废，日本军国主义并未得到应有的清算，军国主义社会思潮与社会基础始终存在。
    如今，趁美国战略东移之机，日本军国主义找到了借尸还魂的突破口。在安倍的鼓动下，蛰伏了半个多世纪的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今天的日本与发动二次大战前夕的日本惊人地相似。面对经济低迷、政治动荡、社会失序、人心浮动，安倍本能地做起了邪恶的军国梦，驱使日本沿着政治极右化、外交军事化、内阁战争化道路“暴走”。他不顾一切，参拜军国主义亡灵，为日本的罪恶侵略史翻案，为复活军国主义开辟道路；他把修宪、扩军作为执政的头等大事，极力谋求摆脱宪法约束，名正言顺地获取对外战争权，赤裸裸地打造战争国家，狂妄声称“日本要在亚洲安全领域发挥领导作用”；他卖力充当美国在亚太的反华急先锋，紧锣密鼓地接连批准《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新《防卫计划大纲》、《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和《统合机动防卫力量构想》等安保法案，明确把中国列为主要威胁和作战对象，同时大幅增加军费，加紧组建夺岛部队，推进陆海空作战一体化，决心与中国对抗，并公开宣称“对抗中国就是为世界和平作贡献”。他策划建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打造战争“四人帮”，组成首相、外相、防相、内阁官房长官“四人会议”为核心的战时内阁；他处心积虑，强行出台《特定秘密保护法案》，为隐匿、篡改、捏造事实真相和重大军事情报，秘密进行战争决策提供法律掩护；他增兵西南诸岛，加紧进行针对中国的作战部署。战争危险日益迫近！向军国主义迈进的日本是亚太地区的麻烦制造者、现状改变者、和平破坏者，是当前亚太地区战争危机的主要策源地，也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国家安全不能不正视的严峻现实威胁。对此，我们不可等闲视之。
    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的疯狂性、冒险性、野蛮性，我们必须有足够的估计和充分的准备。必须放弃一切对日幻想，全面调整对日政策思路，统筹战略力量，调动战略资源，以坚定的决心与意志，采取一切有效措施，坚决粉碎以安倍为代表的日本右翼势力的挑衅，确保中国国家安全和领土主权完整，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机遇期。为此，一是要开展积极的外交活动，与俄罗斯、韩国、朝鲜、南亚、东南亚、欧洲各国结成制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广泛国际统一战线。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不仅是对中国的挑衅，也是对世界一切正义力量的挑衅，是对一切曾经遭受日本军国主义茶毒的和平人民的挑衅，是对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挑衅。我们要向全世界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中反人类的法西斯暴行，唤起人们对日本军国主义罪行的记忆。所有驻外使领馆、驻外企业、孔子学院等要利用各种场合，采取办街头展览、办专栏、办讲座、写文章、出册子等各种形式，以所在国民众听得懂的语言，介绍历史真相，恢复日本的本来面目，形成唾弃日本军国主义的国际舆论氛围，构筑维护国际正义的思想基础。
    二是要积极推动联合国安理会成立重新审理对日战后处理事务的特别工作小组。为此，应就贯彻落实《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确立的对日战后处理原则未尽事宜进行审议，把图谋翻案的日本再次送到被告席上，坚决维护国际法尊严，维护建立在《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法文件基础上的战后国际秩序。如此一来，即可埋葬日本欺世盗名、混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列的幻想。
    三是要在建构中美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框架下，要求美国尊重中国核心利益。中国应该对美国晓以利害，让美国明白对日姑息养奸最终将祸及自身。价值观扭曲、视野狭窄、精于算计的日本政治势力不会分辨美国原子弹袭击之是非、不会不仇恨之。一旦时机成熟，被农夫救活的蛇首先要咬死的对象不是别人，正是那个农夫。奉劝美国在日本问题上不要过于天真，不要玩弄权术，否则定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四是要切实做好应对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战争挑衅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因此，必须统筹四海，突出东海，建立对日的压倒性军事优势。2014年是甲午战争120周年，日本极右势力猖狂叫嚣“重温甲午荣光”。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日本战略空间狭小、战略资源奇缺、经济结构脆弱，就不会飞蛾扑火，就不会轻举妄动。恰恰相反，一切邪恶势力常常会丧失理性，总是高估自己、低估别人。昔日身居弹丸之地的日本竟自不量力，主动发动日俄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挑战块头远大于自己的俄罗斯和美国，就是这个道理。一切反动派不碰得头破血流，是决不会收手的。特别需要高度警惕的是，日本军国主义目的的卑鄙性也决定了其手段的卑鄙性。进行战争偷袭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伎俩。历史上，日本偷袭北洋水师，制造“高升”号事件，引爆甲午战争；偷袭旅顺港俄舰，发动日俄战争；自导自演柳条湖事件，偷袭沈阳北大营，发动“9•18事变”；偷袭宛平城，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偷袭珍珠港，重创美军太平洋舰队，发动太平洋战争等等，无不耍尽阴谋诡计。
    最后，要内练精气神，养浩然正气。要大力弘扬爱国主义，振奋民族精神，要纯洁队伍，统一全民意志，增强全民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增强民族凝聚力。面对一切恶势力，绝不能讲仁义道德，也不能为某些媚日利益集团所蒙骗与绑架。只要我们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就能从容应对任何复杂局面，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作者系中国军事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国家安全论坛副秘书长、少将）
    
    链接一：日本国家战略及中国对日战略
    楚树龙
    
    日本前首相中曾根说过，“日本是个没有战略的国家”，这话不全对。日本在历史上很多时期具有明确、固执的国家战略，如上个世纪发动对外侵略、占领中国及攻击美国等。现在安倍领导下的日本也有明确的“重振日本”的国家战略。
    安倍的日本国家战略集中体现于所谓“正常国家”战略。不止安倍本人，就是日本政治和社会精英及民众中很多人都希望、渴望日本成为一个“正常国家”。这个口号和方针提了几十年，至少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已正式提出。“正常国家”成为日本国家和社会二战结束后六十多年来的心愿和国家目标。
    所谓“正常国家”就是要改变、摆脱二战后国际社会给日本确定的身份、地位、作用、束缚和限制，使日本成为与世界其他国家、其他大国一样的国家。具体而言，就是要摆脱、改变二战后给日本确立的“战败国”身份，摆脱、改变二战后日本在宪法、军事、安全等方面所受的束缚和限制，使日本重新成为一个在外交、军事和安全等方面完全独立自主的国家，成为一个不受限制的亚洲和世界大国，成为安倍所说的“令人自豪和骄傲”的日本，恢复“明治维新”后日本在近代历史上的“骄傲”和“光荣”。换言之，日本也一直有“日本梦”，也要实现其“民族复兴”的理想和目标，这在以安倍为代表的日本右翼中表现尤其明显。
    然而，日本所谓“正常国家”的目标并非要成为真正的“正常国家”或“普通国家”。日本很多时候把“正常国家”的目标装扮得“很正常”，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没有什么区别。事实上，这完全是谎言，是掩饰。安倍等人一年来、几十年来的言行充分证明，日本的“正常国家”战略目标不是要使日本成为与其他亚洲和世界各国一样的“正常国家”，而是要恢复二战中、二战前日本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制约，甚至按自己的意志、利益行事的“正常国家”；重新成为在亚洲和世界强势、居高临下、侵略及奴役亚洲各国、“光荣、自豪”的日本式“正常国家”；重新成为安倍等人朝拜、敬仰的战犯领导下的日本式“正常国家”。
    日本所谓“正常国家”战略内涵和目标不仅极不正常，且十分危险，其所采取的办法、所实施的途径和所走的道路也是如此。日本并未像二战后德国那样，通过完全、彻底地承认二战中的罪行，通过完全抛弃、放弃二战中的错误思维、战略和行为，真正与邻国和解、合作的方式成为正常国家，而是采取六十多年来拒不真正承认战争罪行，甚至说出“侵略无定义”的话以否定侵略的事实；通过试图摆脱、推翻二战后期确立的亚洲和国际体系，恢复日本战争中和战前的“独立、自由”的途径；通过肯定、朝拜、敬仰、“引以为荣”、“引以为傲”、渴望恢复过去错误和罪行的方式成为所谓的“正常国家”。以这样的目标、这样的方式实现的“正常国家”必然会给亚洲和世界带来危险和危害。
    现实也充分证明了日本所谓“正常国家”战略的这种危害和危险。正是由于日本坚持错误思维、错误认识的国家战略，使日本不能像德国那样在二战后真正成为一个和平、合作的正常国家；使日本无法与周围邻国（俄朝韩中）有和平稳定的关系，使日本与周围所有邻国都有领土或领海冲突，使日本与所有邻国关系都一直紧张甚至对立对抗，这些在近年表现尤为突出。日本“正常国家”战略的内涵、目标、途径给亚洲和世界带来什么不是一清二楚吗？
    可见，日本危险的“正常国家”战略必然走向失败。日本一百多年来所犯的错误就在于其岛国地理所形成的封闭、孤立、狭隘、固执的民族心理和文化，使日本无法真正与国际社会实现正常沟通，其无法也无意去理解其他国家和人民的思想，也无法使国际社会接受日本的错误思维，使日本经常出现重大战略误判。七十多年前，日本高估自己的力量和实力，有恃无恐，侵略、奴役亚洲几乎所有国家和人民，攻击美国，结果遭到灭顶之灾，整个国家被攻击和占领，遭受人类历史上目前为止唯一的核武器打击。当前，日本又在趾高气扬地摆出一付与中国对抗、“带领亚洲牵制中国”的阵势，并实际上挑战美国等国际社会确立的二战后国际和地区秩序，最终摆脱美国的控制及其主导的美日同盟关系。安倍领导的日本又一次对历史、对现实、对世界做出重大战略误判，必将给亚洲和世界带来新的危险和危害。
    但今天的中国、亚洲和世界已远非1931年1937年的亚洲和世界，日本凭自己的实力可以侵略、奴役中国和亚洲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日本老再对中国和亚洲采取七十多年前的侵略、攻击行为，那么中国和亚洲国家有能力使日本遭受1945年夏天那样的灾难。
    虽然安倍等在努力并相信可以“重振强大的日本”，并且在相互依赖、全球化的世界中，重新强大的日本经济对所有国家都是好事，中国和亚洲各国愿意看到这一点。但令人真正担心的是，安倍和日本很难实现其宏伟理想，全日本和全世界恐怕都没有一个人对日本经济重振真正有信心。当然这不怪安倍，也不怪日本，因为任何国家、任何大国在经济、社会结构形成一定的结构模式后要实现真正的改变很难。与此同时，中国、韩国、印度等日本之外的亚洲国家的兴起在继续进行，这是安倍和日本既不愿看到，但又改变不了的亚洲发展大势。
    日本错误、危险的战略之所以必然失败，不仅因为今天亚洲、世界力量的发展变化，而且源于世界发展的逻辑和规律。在一个因为技术、经济、社会等互联互通构成的相互依赖、全球化的世界中，如果不是寻求交流与合作，而是选择对立对抗，任何国家都必然面临失败结局。这对美国、中国是如此，对日本也是如此。只是脑子还停留在1945年前的安倍及很多日本右翼人士还没有弄懂今天这样普通和简单的道理罢了。
    对于日本的“正常国家”战略，中国必须认真对待。但中国有较明确的对美、对苏／俄及对欧战略，却长期缺乏明确的对日战略，包括对日本国家战略的研究与认识、对日本在亚洲和世界的战略定位，对日本对于中国国家安全关系长期的认识与判断。中国只是有对日政策，有长期的友好、甚至“世代友好”的愿望或一厢情愿。现在，中国必须明确：日本也许不是中国未来的长期战略对手、威胁和危险，但日本已经是当前中国国家安全、领土完整的最主要威胁和危险，这在今后数年之内的中近期都难以改变。其中部分原因是由于日本已经明确地把中国作为主要威胁、战略对手。
    但中国也不必像日本对待中国那样对日本采取全面对抗的战略方针。对在历史、安全、主权等方面日本的错误、挑衅、危害和挑战，中国必须采取针锋相对的方针，坚持原则，坚持斗争，“奉陪到底”。但也没必要扩大对立面，甚至采取与日本全面敌对、对抗的战略方针。中国对日战略既要应对当前局部现实，也要着眼于全局和长远。全局和长远就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国家发展、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是中国与亚洲和世界的总体关系，是中国与日本经济和社会的良性交往。这些根本性的全局和长远战略利益和目标不应被安倍和日本右翼左右，即使有影响也要将它控制在最低限度。（作者系清华大学国际战略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教授）

    链接二：日本对中国崛起的不适应症与中国的战略应对
    宫力
    
    自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来，中日两国围绕钓鱼岛、东海防空识别区等问题接连出现摩擦，关系趋紧。2013年底，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又公然参拜靖国神社，导致中日关系跌落至近三十年来的最低点。这其中的深层次原因究竟是什么？日本的战略意图是什么？值得深入探究。
    从历史纵向来看，中日关系自1972年两国恢复邦交之后，曾平稳发展二十多年，这一时期，日本虽然以美日同盟为其外交首要，但同时也推进中日友好合作，因此，中日关系虽有小起伏，总体上比较稳定。但进入新世纪以来，日本领导人只要美日同盟，不顾中日关系大局，改变了中日友好的既定方针，由此导致中日关系风云突变。先是小泉内阁先后六次参拜靖国神社，然后是野田内阁宣布钓鱼岛国有化，挑起中日岛屿争端。安倍晋三上台后，不仅利用钓鱼岛问题、东海防空识别区等问题向中国发难，而且发展到公然参拜靖国神社。这绝非偶然现象，其深层次原因是日本对中国崛起产生的不适应症持续发作。日本自1894年甲午海战以来一直保持对中国的心理优势，虽然二战失利，却不认为是被中国打败的，而是被美国打败的，而且战后日本在经济上很快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中国仍然有居高临下的感觉。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迅速增长，综合国力强劲提升，日本感到压力增大，特别是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首次超过日本，更使日本在亚洲有了危机感，滋生“战略焦虑”。近二十年来，日本经济持续低迷，其在亚洲乃至世界的影响力日益下降。在此期间，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已在2010年启动，共同利益扩大。中韩贸易规模和经济合作不断拓展。印度与中国在金砖国家基础上的良好合作日益紧密。这些都深深刺激了日本，使其在亚洲有一种地位迅速下降的感觉。恰逢此时，美国“重返亚太”，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在这种背景下，日本试图以美日同盟牵制中国崛起，避免战略被动，进而摆脱二战后国际社会对日本的束缚，力图重新主导亚洲，进而“夺回强大的日本”，成为“正常的大国”。这是日本的战略意图所在。
    日本的一连串动作有依托美日同盟对抗中国的意图，但其如意算盘很难如愿。就拿安倍参拜靖国神社来说，已经冲撞了美国主导制定的战后国际秩序的底线，引起美国的不满。安倍上台后还遍访东南亚国家，宣传中国威胁论，并试图以小恩小惠拉这些国家联手对华。但时代不同了。日本要在亚洲经营这样一个反华联盟，孤立中国，不太可能成功。东盟一些国家虽然愿意借助日本，获得些好处，并在东南亚实现大国平衡，但在经济上，中国显然比日本更重要，中国与东盟国家贸易量已突破4000亿美元，今后10年内还将达到10000亿美元。孰重孰轻，这些国家掂得清楚，不会跟随日本与中国为敌。因此，在大局面的战略判断上，中国在亚洲还是处在有利的地位。
    面对日本对中国崛起的不适应症和“战略焦虑”，中国作为一个后起大国，不仅要有底线思维，更要标本兼治。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但不能放弃原则，不能放弃正当的权益。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保持低调，并不意味着中国外交无所作为，软弱可欺。日本的挑衅行为已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已严重损害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在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中国应当理直气壮地作出战略回应，坚决打掉以安倍晋三为代表的日本右翼势力的气焰。在事关国家主权安全等原则问题上，在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和战后秩序维护的重大问题上，中国应旗帜鲜明，划出底线，维护国家利益。习近平主席在新一届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曾强调指出：“我们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这番话阐明了中国和平发展的原则和底线。面对日本一再挑衅，只有坚决维护国家正当权益，坚决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才能更好地和平发展，同时防止别国对中国产生误判。
    日本右翼的崛起使东亚国际环境更为复杂。为实现更远大的发展目标，中国需要有高超的政治智慧应对日本的挑衅。在安倍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中国处在道义制高点上，因此要抓住重点，集中批判。要对靖国神社的来龙去脉，要害所在，以及供奉的甲级战犯进行深入剖析，广泛宣传，把这些被告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2014年是中日甲午战争120周年，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要以此为契机，举办大型活动，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深受日本军国主义之害的国家多做工作，共同声讨日本右翼的崛起。同时要对日本右翼势力实行精确打击，对其死硬分子，特别是对屡次参拜靖国神社的日本政界要员和长期资助日本右翼势力的企业，要设立名单，提高它们挑衅的成本代价。与此同时，要把日本极右翼分子同广大日本人民相区分，最大限度地争取日本民众的多数。
    在同日本右翼势力较量的过程中，美国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在反对参拜靖国神社和维护二战后国际秩序方面，中美之间有一定的共同点。因此要向美国晓以大义，以美国约束日本右翼势力崛起。另外，从中美日三边关系来看，中美关系越是稳定发展，日本右翼势力挑衅的资本和挑衅的气焰就越会下降。中美关系是撬动中日关系的有力杠杆。中美之间虽有许多矛盾和摩擦，但在大的全球战略方面共同点居多。2013年6月，中美两国元首在美国安纳伯格庄园会晤，共同启动“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如果能以此为契机使中美关系走上平稳发展的轨道，将会对中日关系态势产生重要影响。从长远角度看，在美国的战略天平上，中国的分量会越来越重，日本的分量会越来越轻，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对此，中国要有战略自信。
    当然，中国作为后起大国的和平崛起也会造成冲击波，也会让日本产生不舒服感与压力感，日本也需要有一个适应期。只要中国持续发展，把自己的事办好，实现中共“十八大”提出的战略目标，完成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历史任务，逐渐拉大与日本的实力差距，中国就能掌握战略主动权。面对外部干预和挑战，中国越是发展，反制措施就会越多，对和平的维护也就越有利。今后中国要把快速增长的综合实力迅速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特别是解决国际问题的能力。这是治本的办法，时间是站在中国一边的。（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

链接三：中国在对日关系中需要调整思维方式和战略
    时殷弘
    
    2005年，由于日本首相小泉反复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中日关系陷入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此后，特别是经过2010年9月和2012年9月两度爆发的钓鱼岛问题激烈对抗，一直到最近日本首相安倍悍然参拜靖国神社，对日关系几乎是中国对外关系议程中最为经久的头号困难和首要纠结。不仅如此，由于安倍在日本右派势力愈益壮大、民族情绪和公众舆论愈益右倾的背景下顽固推行逆转历史判决、激进修改宪法和对华军事对抗的大政方针，这种局面还将相当持久地持续下去。
    无论是从中国全方位外交、周边外交和大国外交的大局来观察，还是从中国成为战略空间远为广大、国际威望远为高扬的世界强国愿景去估量，对日关系困难和日本问题纠结在颇大程度上支配中国对外关系议程的局面虽然迫不得已，并且有其经过对日斗争而来和可来的重大裨益，但其弊端依然可见，包括实在和潜在的诸种外交／政治被动和战略／政治风险。有鉴于此，一位国际关系学者同行感慨：“我们把对中日关系看得太重了。为什么会看得太重？因为多年来我们关于日本问题的思维方式保守陈旧，没有什么变化，比较短少客观的、现代的或后现代的思维方式。”此话虽有过分之弊，可就其大意而言，不无道理。
    在日本问题上，许多人惯常地缺乏必要的“文学透视”，特别是对当前日本民族心理的透视，那尤其倚赖设身处地似的观察、调研、理解和适当的想象。这种缺乏广义的“文学透视”的思维方式不会注意到一点：时代性和历史性的根本环境对民族心理的规定作用。大略地讲，这根本环境包括：（1）从二战结束直至几年前，世界政治经济大局中日本的国家方向、国内状态和对外态势；（2）其后世界政治经济大局的急剧变化，连同日本在其中的甚为窘困的处境和地位。至于这些根本环境与其变更所规定的民族心理，则可以归结为两个问题，那实际上是日本公众几乎人人会自问的：上述国家方向、国内状态和对外态势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它们能否继续适应他们的民族需要？在二战结束后60余年，即在西方自由国际主义经济和美国拥有显赫优势的时代，日本奉行“贸易国兴起”式的商业福利与和平主义国家方向，对外注重倡导生态保护，施行发展援助，传播日本文化，追求国际和跨国软实力，然而说到底这给日本人带来了什么？20余年超长久的经济衰退，世界商业市场的大为紧缩，巨型中国经济力、军事力和国际影响的急剧持续崛起，美国优势的显著相对缩减，美国对日保护义务可信性的潜在动摇，日本军事安全环境在日本人看来的严酷和恶化（更何况他们的战后附庸地位导致或加剧的心理特性包含着偏执多疑这一要素），日本国际地位、国际形象和国际威望的显著急速下落，这就是他们所见的最基本状况和趋势，而且全都可以是经久结构性而非短暂情势性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当然易于倾听和接受右派的劝说和鼓动，当然可能愈益按照右派的意愿去考虑接受日本的国家方向变迁。
    与此相关，在值得反思和调整的思维方式中，还有很重要的另外两项。一是不注意日本国内愈益增进的一种危险的共识亦即右倾化、民族主义化和“普通国家”（实为大国权利）军事化“实属难得”－－在享有历经60余年的大致以自由主义、和平主义和个人主义为特征的生活方式之后，日本大多数公众要改而接受右派鼓动的新国家方向，特别是在中国强劲崛起、美国优势缩减和美国军事保护的可信性逐渐趋于动摇的时代，就需要安全领域的严重刺激，那首先是海空军事和所谓海洋领土方面的。二是中国许多人在当前时期的中日关系问题上似乎忘了国际政治一般固有的互动性质和互动机理，那是克劳塞维茨在他天才的战争探究中就战争的本性反复强调的。就此需要指出，中日两国以外的其余世界大致都认为，已历经数年的中日对抗、特别是2012年9月以来的中日对抗虽然都由日本政府和日本右派势力挑起，但其加剧、升级和经久维持却出自中日互动。如果不在内心的思维、判断和战略政策拟订中记住这一点，如何按照我们的大义和正当利益真正地说服或影响其余世界？
    不仅如此，还有两个问题跻身于需要调整的思维方式之列。首先，许多人大致只单方面地看待或谈论中日对抗的日本国内政治动力和制约，即只看或只谈论日本方面的。当前时期中国的特征之一，在于大众民族主义的持久勃然上扬（这给当今和未来中国既赋予一大力量也增添一大麻烦）。与此密切相关，中国大众传媒大发展和愈益多样化；还有，与此大致无关，政府部门和机构愈益多样化，与先前相比统一指挥和统筹协调遇到更多的麻烦和困难。在中国对外政策的日本问题上，这些情况可谓尤甚。需要充分考虑和估量这一点，否则难以充分认识中日对抗有多么强有力的动能，难以充分预估要处理中日关系困难要作何等的国内努力。其次，这个问题甚至更重要，许多人真正重视的大致只是实力－－自严复翻译《天演论》以来一代代中国人痛感中国最短少最急需的东西－－他们不很明白在世界上要成就大事业，实力、朋友、才能三者缺一不可。许多人尽管将“软实力”一语挂在口上，但内心并非真正足够重视软实力，尤其在中日关系问题上。特别自2012年9月因日本政府非法将钓鱼岛“国有化”而爆发中日两国间又一轮对抗以来，中国政府内外有多少人保持一种决心或意愿，即要持久和认真地做日本民间公众工作，有如过去毛泽东周恩来时代持之以恒、滴水穿石地去做的？顺便地说，与此相关，这方面的欠缺关系到对日关系思维方式的又一个弊病：多少忽视作为自由民主制国家，日本尤有的舆论形成和政策形成上的复杂性。
    日本首相安倍悍然参拜靖国神社，挑战世界正义，加剧中日对抗和韩日对立，由此受到包括各大国政府在内的广泛国际指责和世界舆论批判。这给中国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战略性（或至少战术性）机遇。2012年9月爆发中日对抗以来，就“作战主动”问题而言，中日大致“分享”主动权：中国在军事和准军事方面，而日本在外交方面。这一局面现在由于安倍参拜靖国神社而可被扭转－－中国取得外交主动权。中国所需要的，只是按照新的形势，在坚持钓鱼岛斗争和东海斗争的同时，程度适当、为时适当地减抑一下军事和准军事主动，同时注意势必显著加大的外交努力的态势和话语。在后一方面，一定要本着凡做事看环境、讲实效和重结果的邓小平式的思维方式和实践方式，高度注意国际社会、国际舆论对我们的有关外交态势和批判话语的认同程度和接受程度，不应由着性子来，自说自话而不顾效果。
    新形势下，中国政府在钓鱼岛问题斗争上的常态性战略策略需要相应地做些调整。为此，首先需要想透一个基本问题：日本在逆动历史、激进修宪和与华对抗的方向上“被动员”是出于怎样的动能？就近期而言，主要的动能来自安倍的大力操作和中国的“外压”。中国的“外压”即对日斗争，需要转移其重心，使之在今后一个时期置于阻滞安倍的大力操作及其国内外鼓动，争取在尽可能大的程度上孤立之，就像八九年前成功地争取到孤立小泉那样。这实际上就是按照形势的需要和提供的便利，在适当程度上缓减上述“中国动能”。为此，目前中国应当：（1）悄然和适当地降低关于钓鱼岛的海上常态巡航频率；（2）严格当心避免中日之间在东海上空的军机冲突；（3）灵活地在实践中暂不坚持贯彻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的“最大版”，主要是其中关于外国民航飞机的规定；（4）在决不与安倍首相进行中日最高级会晤的同时，恢复实际上自2013年夏季以来一直中止的中日较高层外交接触，以利控制对抗，防止对抗升级为军事冲突；（5）正确地控制和操作中国自身关于中国军力建设猛进的报导（这不仅关系到对日关系，而且也关系中国对美和对外全局），在尽可能大的程度上制止“中国军事威胁论”的严重加剧、并且转化为非常顶真的对华军事／战略竞赛，或者说，争取使中国人民大大增强中国军力和战略性军事活动范围的强烈愿望与中国复杂的战略性外交需要这两者较为平衡起来；（6）与以上诸项皆密切相关，利用美国对安倍逆行的战略忧虑，争取其在中日对抗问题上摆回不那么同情和偏袒日本的原有立场（即在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2013年1月19日声明以前的立场），争取美国有力地参与阻滞甚或制止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正式大倒退和激进修宪趋向。
    就此，需要明确地指出一点：安倍目前因为参拜靖国神社陷入的严重国际窘境是相对的，甚或很可能是暂时的，因为他会调整，因为他虽然依赖日本右派，但也和日本右派乃至整个日本一起，空前程度地在战略和外交上依赖美国。他的最大外交难题将是国际上对他梦寐以求的未来激进修宪的可预料反应。而与此同时，中日东海对抗给中国带来的国际反应方面的困难是长期的，因为在中国中远程军力大跃进和大众民族主义持续上扬的背景下，美国及其战略伙伴国愈益担忧中国在本国沿岸水域以外的、对中国来说天经地义的战略空间（有限）大扩展。因此，不应过高估计中国突然拥有的、安倍经参拜靖国神社“送来”的外交优势。
    最后，需要简要地谈一下一定意义上最重要的两点。首先，与思维方式和战略调整密切相关，我们应当自问：大大振兴周边外交和争取显著改善周边关系的战略大目的何在？是历史性地着眼大局、经略周边，以致最终和平地劝使和迫使超级大国美国真正切实地承认中国是战略上平等的世界强国，还是孤立一个与中国对立和对抗的日本？与此相关，关于钓鱼岛斗争，我们要从哲理层次明白（作为类比）战争与战役和战斗的区别。战争史上经常有这样的情况：某场战役起始时颇大程度上出于紧急状态和临时的专门性事态，因而必然有与战争的大目的不那么符合的因素。如何对待这些因素？如何对待这场战役、特别是它起初的那些战斗的利与弊（从战争大目的角度来看的利与弊）？如何争取在适当的时候使中国的周边总战略和总实践逐步成为内在统一和“通体顺遂”？这是我们应当思考和规划的大问题。其次，中国作为正在形成的世界性大国强国，迟早总是要给出一个对日根本态度宣告：在什么情况下，日本可以成为中国能接受的一个“正常国家”？同时，日本民族可以期望一个什么样的强大和伟大的中国？意识到并认真思考这样的问题，肯定有助于中国复兴成为一个真正强大和伟大的国家。（作者系国务院参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628期，摘自2014年第1期《现代国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