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树基访谈”读后感（续）

 

昨天的读后感发了后，仍未能止住对曹树基教授的好奇。作为我非常敬重的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的高足，他难道真的会这么轻易地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

我几年前买的曹教授的大作（与李玉尚合著）《鼠疫：战争与和平 中国的环境状况与社会变迁：1230-1960》（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9月版）不知塞哪儿去了，翻了大半天没找到。昨天拜读了他于2月19日在《新京报》访谈中的提到的雄文《战后之疫：1944--1947年滇西鼠疫研究》（载《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2期；又见搜狐a/371577785_120256598），似乎明白曹教授之所以断然肯定侵华日军与抗战时期中国各地爆发的鼠疫“没有关系”，就是因为他没有注意到鼠疫的临床分类与鼠疫疫源特性之间的因果关系。

他说（插图一）：

言下之意是，抗战时期各地爆发的鼠疫都是“肺鼠疫”，侵华日军愚蠢得只是直接空投“鼠疫杆菌”，然并卵，“只要不是落在我身上的伤口上，我也不会染上鼠疫”。曹教授火眼金睛，一眼就看出了他们的“漏洞”，这个“漏洞”就是石井四郎之流傻到家了，只知把鼠疫杆菌混杂到谷物、麦子里空投。因此，侵华日军即使有过空投“鼠疫杆菌”之行径，但这种细菌战没有战果，与中国各地爆发的鼠疫“没有关系”，石井四郎之流之所以把这恶劣的罪行揽到自己的身上，其实只是他们的“虚夸与作伪”。

显然，一定是曹教授“天天在翻、在抄”，没能发现抗战时期中国各地爆发的鼠疫中有一只跳蚤，有一例腺鼠疫；他“天天在翻、在抄、在想、在写”，想破脑袋也想不到侵华日军与中国各地鼠疫之间有什么关系，终于让他写下了一段惊天地、泣鬼神的话：“侵华日军的鼠疫战是建构的，并不是历史的真实。如果疫期延长，我可能在疫期中完成这部书稿。这就叫做‘疫期写疫史’”。（插图二）

顺便说一句：曹教授，你“写疫史”只管慢慢写，拜托别将当前的“疫期”与你的写作时间扯在一起好吗？难不成你的“这部书稿”没完成，这“疫期”还得“延长”得遥遥无期了？！

曹教授之所以睁着眼睛看不到抗战时期各地爆发鼠疫中的跳蚤，很可能与他的大作与雄文对研究对象“鼠疫”不作临床分类而笼统概括之的思维定势有关。清末东北流行的鼠疫之灾以“肺鼠疫”为主（黄加佳：《东北特大鼠疫之谜》，载《文史博览》 2010年第2期），在他研究滇西鼠疫一文中，通篇只有4个“蚤”字，而且是作为鼠疫叙述性或疫情排除性角色出现的。于是，他可能就推而广之，认为能大规模引起鼠疫灾难的，只是“肺鼠疫”而已。

但这种认识，显然与抗战时期各地突然爆发的鼠疫史实不符。

一、宁波鼠疫以腺鼠疫为主

以1940年10月底11月初爆发的宁波鼠疫为例，当年的中央防疫处处长容启荣1941年提出的报告书中，61例疫死者病例显示有58例腺鼠疫（内兼败血型者4人，兼肺型者4人，兼皮肤型者2人，兼败血及皮肤型者1人）、3例败血型鼠疫（内兼皮肤型者1人）。可见，宁波鼠疫在当年临床诊断中就已经形成以腺鼠疫为主的结论。见插图三。

图片翻拍自黄可泰等著《宁波鼠疫史实》

二、关于跳蚤

现见提到当年活体跳蚤的，是宁波抗疫中任消毒队副队长的钟辉。他回忆说，“一入疫区，就看到下半身爬上很多平时少有的红红的跳蚤，不胜计数。当时也感到很奇怪”。这说明，这种跳蚤是外来物种，而且数量很多（见插图四）。

图片翻拍自黄可泰等著《宁波鼠疫史实》

这种外来的跳蚤，不久在衢县空袭后也有发现，被认定为是印度蚤（插图五）。钟辉回忆说的数量之多，显然超出了自然状态下的密度。

图片翻拍自黄可泰等著《宁波鼠疫史实》

我在写作《宁波鼠疫纪实》时曾找到了一个数字，说是日军空投毒源时每公斤有染疫跳蚤170万只（即PX值），可惜我现在没能再找到这个出处。日军731部队中有专门培养跳蚤的高桥作业班（搜狐/a/217917587_99965201），金成民编著的《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行实录·日本细菌战》（中国和平出版社2015年8月版）一书说跳蚤“近约10克的重量（约30万只左右）”（第333-334页），见插图六。

这样看，纯粹1公斤的跳蚤数量约3000万只。按这个数据算，170万只跳蚤相当于56、7克，也就是说日军空投的每公斤疫源物中，约5.6%的重量是跳蚤，其他如谷物、麦子、粟、破布之类供跳蚤成活的物质重量有940多克。这可证“170万只”这个数据应该是实情的。日军731部分少佐军医金子顺一在论文中披露在宁波空投了2公斤“屁艾克死”，意味着共有约340万只染疫跳蚤骤然空降到东后街与开明街交汇处的狭小区域内，故而钟辉到晚于1940年11月7日（时距空投的10月27日已11天）到达疫区时，跳蚤数量仍极为可观，而且时已冬天，并非跳蚤繁殖季节，再说跳蚤从卵到成虫需时约半个月。这说明，731对跳蚤的研究是透彻的，对空投办法的研究的确保障了染疫跳蚤有着较高的成活率。

顺便问问曹教授，你“天天在翻、在抄”，难道就没翻到那个“高桥班”？你觉得他们煞费苦心地培养这么多跳蚤是在闹着玩儿？

三、传说还是推理？

老鼠、跳蚤在鼠疫传播上的作用，已是当年的常识，所以宁波抗疫中非常重视捕鼠灭蚤。现在看来当年的官民痛下决心焚烧疫区房屋，对于彻底消灭日军投放的疫蚤，是相当有效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宁波防疫站调查解剖了近5000只家鼠，再未发现鼠疫的任何迹象（黄可泰等著《宁波鼠疫史实》第161页）。

以当年的鼠疫流行病学的认识水平，人们已经认识到自然疫源性的鼠疫发生之前，必然存在一个瘟疫先在鼠间传播并导致大量死鼠出现的阶段，然后才发生人间鼠疫。但是在东后街—开明街鼠疫发生前后，人们并没有发现有死鼠现象的存在。时任浙江省卫生处处长的陈万里，在1940年11月下旬日军飞机两次在金华施放烟雾、撒下“淡黄色细小颗粒”后，通过检验后，就把它与鄞、衢两县（今浙江宁波、衢州）发生的鼠疫联系起来（见插图七）：

图片翻拍自黄可泰等著《宁波鼠疫史实》

陈万里们当时就认识到：是跳蚤，使得鼠疫越过了鼠间传播的阶段而直接引发了人间鼠疫；是人，“先被感染得病，因此，没有先染到鼠，就不会发现死鼠”。这是一个简洁而完美的推理，揭示了宁波、衢州鼠疫非自然疫源性的本质！

卫生署长金宝善和陈万里的这两篇文章（见插图五与插图七），就是被曹教授认为不足为据的“传说”，还被讥讽为“在学理上也通不过”，并断然认定他们的“研究方法是不对的”（见插图八）。

而731金子顺一论文的发现，可以证明，陈万里等的所谓“传说”，其实是基于学理的推理！敌人是基于学理研究出了疫蚤空投的办法，陈万里们也正是基于学理而拆穿了敌人的把戏！

曹教授你不是自诩“我提倡一种逢数据必算的研究方法，我自己也特别擅长这一点”吗？那么，在你“批评”“日文资料”时，请你何不顺便给金子顺一批改一下论文中算式（见插图九），指出他的“漏洞”所在？

下图图片由龚国荣先生翻拍并提供。

四、R0相当于日本军医的Cep吗？

曹教授说（见插图十）：

请问，你的出处就是那个“曾经是731部队的军医……那位军医留下了一部论文集”吧，军医就是金子顺一吧（见插图十一）？

图片由龚国荣先生翻拍并提供。

曹教授认为这个Cep相当于如今的R0，所以数值高得离谱，是“胡扯”。

其实，根据上表，可以知道这个Cep的数值，是“（一次感染效果人数+二次感染效果人数）÷一次感染效果人数”之值，它的数值在空投疫毒的各地之间差异很大，实在没有概括意义。而我们知道，某种流行病的基本传染数（R0）基本是相同的，即使有起伏，也应该在相同的区间内。反观上表的Cep，数值在9.1至203之间，除了它的最低值（常德）、次低值（宁波）逊于公认“最强的麻疹”之外，均大大超过了已知流行疫病的R0值（见插图十二）。金子少佐或许是想宣告自己合成了一种新型的“鼠疫”？

截图来自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5816116

所以，曹教授，这个Cep不能类比于R0吧？首先，那个“第二次感染效果（人数）”是军医金子估算的。以宁波为例，金子妄想由受疫蚤叮咬而第一次感染的人（104人），继续传染给他人，期待的效果是1450人，如果以此算“宁波鼠疫的传染值”（设为Rx），应该是1450÷104之商，显然Cep=Rx+1，与现代的R0不是一回事儿。更何况这个“二次感染效果（人数）”只是他的臆想而已。实际上金子自己制的“宁波市内鼠疫发生状况”图（见插图十三）就显示，这104人是不能被视为“第一次感染效果”的，因为其中有受传染而疫死的。

图片由龚国荣先生翻拍并提供。

这日本军医早就自认为“胡扯”了，并非是你曹教授强解Cep为R0后才发现的。想必在地狱里煎熬的金子顺一少佐一定会因为你抢了他的风头而抓狂呢！

由上可知，曹教授受几年前对自然疫源性鼠疫史的研究成果所宥，遽然进入这非自然疫源性的鼠疫课题之后，过于托大，又不好好做功课，终于老鬼失匹（LAO JV SHE PIE)，土相大出。自己狗窦大开，却想着为石井四郎之流补漏洞，岂不招天下人耻笑？！

2020/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