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时期广东农民运动的重要历史地位探究——兼谈毛泽东对广东农民运动的指导与推动

　　摘 要：大革命时期，广东的农民运动之所以始终走在全国前列，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既有当地先进思想代表人物大力宣传推动的因素，也缘于其与反帝反封建军阀的工人运动与北伐革命之间的相互影响，特别是以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为标志的广东国民革命为其创造了良好发展环境。广东不但涌现了以彭湃、阮啸仙等为代表的一批著名农民运动领袖，而且他们所创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还为广东乃至全国各地农民运动培养输送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尤其是在早就关注农民问题的毛泽东代理主持国民党中宣部及农讲所工作前后，联系当时当地农民革命运动所撰写发表的一系列雄文大作所带来的重大影响必将永载史册。

　　关键词：毛泽东 广东 农民运动 历史地位

毛泽东同志与农讲所学员交谈

　　早在大革命时期，作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战略家的毛泽东就开始高度重视中国的农民问题。1926年9月1日，毛泽东在其主编的《农民问题丛刊》序言中明确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乃知所谓的国民革命，其大部分即是农民运动。”抚今追昔，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必须准确把握当年广东农民革命运动所具有的开创性历史地位及其强大的社会影响力。

　　一、先进思想引领下的广东国民革命走在全国前列

　　广东是中国近代先进思想的策源地，是革命先行者的大本营。它对近代中国思想变革等方面贡献之大、影响之深举世瞩目。从广东籍思想家梁启超1896年起翻译推介马克思主义学说，到创立民生主义并在1903年12月给朋友的信中自称“中国社会主义者”的孙中山，再到1918年最早向广东民众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杨匏安等，就是这样一群思想走在时代前列的代表。

　　广州之所以成为中国最早建立共产党地方组织的地区之一决非偶然。它既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青年、农民、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也是广东近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恰如孙中山在1924年解释为什么将国民党一大会议地点选择在广州时所说，“因为十三年以前，我们都是用广州做革命的起点，广州是革命的发源地，是很光荣的，我们想从新再造民国，还要拿这个有光荣的地方做起点。”自此，以孙中山重新解释“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为基础，以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为标志的广东国民革命始终走在全国前列。

　　首先，看当年风起云涌的广东工人运动。广东是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的诞生地。从19世纪40年代起，外国资本主义势力逐步侵入广东。他们雇用中国工人从事近代工业生产，因而产生了广东也是全国第一代产业工人。到1920年，省港工人总数已达到五六十万人，广州和香港成为工人运动开展较早的重要地区。

　　1921年3月，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在香港成立。这是中国海员工人建立的第一个工会组织，也是中国最早的产业工会组织之一。

　　海员工会在先后三次向轮船资本家提出加薪要求均遭拒绝后，于1922年1月12日正式宣布举行罢工。所有从香港开往广州、江门、梧州等地的内河轮船，以及外埠开到英、法、日、荷、美等国的远洋轮船，全线停航。期间虽经骇人听闻的“沙田惨案”，但历时56天的香港海员大罢工最终以工人胜利宣告结束。这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直接与帝国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全国第一次罢工高潮的起点。

　　以此为契机，应广州、上海、北京等地工会组织的共同要求，约定于1922年召开五一国际劳动节全国劳动大会。5月2日，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在广州开幕。大会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的政治口号，通过了《八小时工作制》《罢工援助》和《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等决议案，开创了中国工人大联合的新纪元。中共广东支部为大会胜利召开作出了重要贡献。

　　1925年5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办了四件大事：一是工农携手实现大联合；二是加入赤色职工国际；三是铲除工贼；四是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选举出了由林伟民等25人组成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使广州一度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指挥中心，并直接领导了1925年6月开始，历时16个月，有25万人参加的省港大罢工。

　　1926年5月1日，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仍在广州召开。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国共产党致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信》，号召全国工农及一切劳苦群众大团结。大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国职工运动总策略决议案》等18项议案，还向国民政府递交了《为促进北伐向国民政府请愿书》，表示拥护国民政府出兵北伐，并号召全国工人支持北伐战争。

　　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于三个五一国际劳动节期间连续在一个城市召开，这在国际工人运动史上也不多见，对中国工人运动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接着看以推动北伐为目标，顽强歼击各地反动军阀浴血奋战的国民革命军。1924年6月，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创办了黄埔军校，大批共产党人投身其中，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1924年冬，占据广东东江地区的军阀陈炯明趁孙中山离穗北上之机，在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支持下，自称“救粤军总司令”，向所部下达进攻广州的作战命令。广州革命政府在中共全力支持下，于1925年1月15日发布《东征宣言》，开始了第一次东征。其主力就是黄埔军校学生军和粤军。东征联军于2月1日分三路向陈炯明部发起进攻，至4月，东征军控制东江地区。到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时，广州已经成为革命力量汇聚的中心。

　　不久，国民革命军又痛击了始于同年9月的广东军阀陈炯明、邓本殷等部分别在广东东部、南部发动的再次叛乱，于1926年2月胜利结束了第二次东征及南征。至此，广东全境统一于广东国民政府管辖，为北伐奠定了基础。

　　1926年7月9日，广东国民政府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十万人出师北伐。首先向军阀吴佩孚部队盘踞的湖南、湖北进军。共产党人叶挺领导的、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组成的第四军独立团是北伐先锋。在各界民众的支持下，北伐军高歌猛进，经过激战击溃吴佩孚主力，并在10月10日攻占武昌。同时北伐军向江西进军，于11月占领九江、南昌，并一举歼灭了军阀孙传芳的主力。福建、浙江等省的军阀也纷纷倒向北伐军，仅半年就控制了南方大部分省区。国民革命军冯玉祥部也控制了西北地区，胜利大局已定。北伐途中，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在广东、湖南、湖北等省领导工农群众积极参与运输、救护、宣传、联络等工作，为进军提供了有利保障。

　　二、以海陆丰为旗帜的广东农民运动走在全国前列

　　作为国民革命重要组成部分，以海陆丰为旗帜的广东农民运动在全国农民运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表现在它开拓性地发展了中国农民运动。由被毛泽东称为“农民运动大王”的彭湃在家乡海陆丰率先发动的农民运动，不断掀起高潮始终走在广东前列。早在1921年5月，彭湃自日本回海丰后不久，就发起组织社会主义研究社等革命团体，并于1922年7月与当地五位农民组成全国第一个农民协会“六人农会”。11月，彭湃将自己分得的田契当众烧毁，把丰厚家产分给了农民及佃户，以实际行动获得了广大群众拥护。在短短半年时间里，海丰县的农会会员就发展到2万余户，人口约10万，占全县人口的四分之一。1923年1月1日，中国第一个县级农会——海丰县总农会成立，彭湃为会长。5月，拓展后的海丰总农会改组为“惠阳农民联合会”，澎湃为会长。7月，“惠阳农民联合会”改组为“广东省农会”，彭湃为执行委员长。彭湃领导的农民运动就这样迅速向陆丰、惠阳、紫金等十余县扩展，会员达20万之众。这是建党初期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一次农民运动。

　　尔后，彭湃于1927年11月13日至21日先后在陆丰和海丰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宣告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海陆丰苏维埃政权的诞生。他还在家乡率先制定过第一个《没收土地案》，设立了第一个平民医院，建立了第一家苏维埃银行等，为中国革命开辟新的道路探索出宝贵经验，确立了广东农民运动在大革命时期的重要历史地位。

　　其次，表现在广东各区域农民运动的普遍发展。当年广东农民运动的革命烈火遍地燃烧。粤东西北群马奔腾，彭湃、阮啸仙、黄学增、周其鉴等四大著名农民运动领袖美誉传扬。

　　彭湃（1896-1929）等人于1924年6月30日在广州率先开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澎湃为第一届农讲所主任。1925年10月29日，根据中共广东区委的指示，中共海陆丰特别支部改组为海陆丰地委，彭湃任书记。1926年，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刊物《中国农民》、《犁头》和《农民运动》先后创刊，彭湃积极参与编辑与撰稿工作。他的名著《海丰农民运动报告》在《中国农民》上连载，是我们党早期有关农民运动的重要著作。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有力地配合了国民政府两次东征陈炯明的叛乱，给全国农民运动树立了一面旗帜。

　　来自粤东河源的阮啸仙（1898-1935）也是著名农民运动领袖。1924年10月19日，花县农民协会暨二区农民协会成立，阮啸仙代表省农民协会亲临指导，还亲笔书写了“坚忍卓绝为吾人本色，奋斗牺牲是我辈精神”的大幅对联以激励人心。阮啸仙不仅研究广东的农民运动，而且对湖南、广西、湖北、四川、山西、陕西等省的农民运动以及国外的相关经验材料也作了广泛研究，他撰写的著作《中国农民运动》对指导当时农民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1925年春，阮啸仙受党组织委派，赴顺德帮助建立农会。同年10月，农民运动改由中共广东区委直接领导，阮啸仙任区委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1928年1月，阮啸仙受党组织派遣，来到粤北仁化县，配合广州起义组织武装暴动，推动了声势浩大的仁化农民暴动，建立了苏维埃政府，阮啸仙被推选为苏维埃政府主席。在四面白色政权的包围中，他呕心沥血培养的仁化苏维埃红色政权巍然屹立了10个月之久，为大革命失败后探索新的革命道路作出了重要贡献。

　　来自地处雷州半岛遂溪县的著名农民领袖黄学增（1990-1929）于1925年从第一届广州农讲所学习结业后，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先后到广东花县、广宁等地组织和领导农民运动。6月，黄学增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广东农民协会执行委员，参与领导全省农民运动。1926年1月，黄学增在国民党二大被选为大会提案审查、农民报告审查委员会委员，负责介绍《农民运动决议案》内容。不久任广东省农民协会南路办事处主任，积极领导阳江、茂名、化县、电白、海康等县建立农民协会，后担任省农协秘书长。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黄学增随省委机关转移到香港，任广东西江巡视员，积极组织农民暴动，以配合广州起义。1928年4月黄学增任海南岛琼崖巡视员，领导建立了琼崖苏维埃，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琼崖独立师，任政治委员。

　　来自地处粤西北的广宁县著名农民领袖周其鉴（1893-1928），1924年初被委任为中共广东区委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兼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4月上旬奉命回家乡开展农民运动。至10月上旬全县共建立19个区农会，57个乡农会。10月6日，广宁县第一届农民代表大会举行，他被选为县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1925年，为把农民运动置于党的领导之下，中共广东区委决定成立中共西江地方执行委员会，周其鉴任书记。他把广宁建党与农民运动经验推广到西江各县，促进当地党组织和农民运动蓬勃发展。1927年4月国民党右派制造反革命政变后，周其鉴受省委委派前往清远、英德、曲江，组织武装反抗国民党镇压，在韶关成立了北江工农军北上总指挥部，率领北江工农军出广东、入湖南，还参加了武汉地区各革命团体召开的集会和革命活动。7月底，周其鉴遵照党的指示，率领工农革命军到南昌，参加震惊中外的八一南昌起义。

　　由此看来，广东农民运动发展地域之广，真可谓是地不分东西南北，甚至延伸到了远离大陆架的海南岛琼崖地区。尽管这四位中国农民运动的先驱在开展土地革命战争后不久，相继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但他们的光辉业绩却永世长存，这也是在当时中国农民运动开展较好的省份所仅见的。

　　三、毛泽东在广东期间对全国农民运动的指导与实践

　　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之所以能够迅速在全国普遍推动起来，对农民运动实践经验的及时总结和对农民革命理论的广泛宣传是关键环节，由此被人们誉为农运“翘楚”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应运而生。

　　1924年7月创办的广州农讲所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由共产党人倡议成立的一所培育农民运动干部的学校，先后在广州举办六届。前五届由彭湃、阮啸仙等人主办，共培养学生四百五十余人。一至四届基本在广东省内招生，第五届主要在湖南、广东招生，山东、湖北、江西、安徽、福建、广西等省有少量学员来所学习。1926年5月至9月为第六届，所长是毛泽东，这也是办学时间最长、规模最大、招收学员最多的一届。广州农讲所为全国农民运动先后培养和输送了近八百名优秀人才，成为燎原于各地农运的“星星之火”。

　　据《毛泽东年谱》记载：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曾先后三次在广州工作生活过，长达18个月之久，是他除了在家乡湖南领导当地革命外生活时间最长的城市（另两地为上海与武汉）。第一次，毛泽东于1923年6月上旬来穗筹备中共三大会议。接着，他在大会上发言介绍湖南农民和工人运动的情况，重点强调了关注农民问题的重大意义。9月上旬毛泽东随中共中央机关由广州迁往上海。第二次，1924年1月中旬，毛泽东来广州参加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2月中旬从广州返回上海。第三次，1925年9月上旬毛泽东由长沙赴穗参与国民党二大的筹备工作。接着，留在广州代理主持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和开展农民运动培训等，直到1926年11月上旬，国民党决议将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往武汉时离开。

　　毛泽东第三次来穗后不久，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即以政府事繁为由，推荐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11月21日，毛泽东在填写《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时，明确写上本人学业“研究社会科学，现在注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毛泽东历来重视中国农民的根本作用，这是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智慧创新。当时,毛泽东是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兼代理宣传部长，曾在第五届农讲所讲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农民运动等，尤其是亲自主持农讲所工作后，毛泽东为推动中国农民运动特别是广东农民运动做了大量的宣传推广工作。

　　1925年12月5日，毛泽东在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主办的《政治周刊》上发表的发刊词中，曾热情洋溢地赞扬了广东国民革命的大好形势：“我们在广东的工作，……划然开一新时代。广州市实现了十四年未有的太平；人民确实得到了集会、结社、言论、罢工自由；东征军不曾拉夫；废除了广州市场的赌博；全省军政统一；财政亦逐渐集中；病民苛税已有一部革除，其余部亦定下了革除的步骤；民政、司法、教育、交通机关均建立了改革政策；北江、东江、南路反革命余孽以次肃清；坚持罢工，大规模封锁香港，以拥护爱国工人运动……我们已有了一个革命的基础。”

　　1926年1月1日，毛泽东在《中国农民》第一期发表《中国农民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他首先把中国农村中的阶级阶层分列为八种不同的人：大地主、小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及乡村手工业者、游民等。明确指出，其经济地位各不同、生活状况各不同，因而影响于其心理即对于革命的观念也各不同。在经过详尽的分析后，毛泽东得出了发动农民运动应该依靠的力量与打击的对象，结论是：我们组织农民，乃系组织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及乡村手工业工人五种农民于一个组织之下。对于地主阶级在原则上用斗争的方法，请他们在政治上、在经济上让步，在特别情形上，即使遇上了如海丰、广宁等处最反动、最凶恶极端、鱼肉人民的土豪劣绅，则须完全打倒他。对于游民无产阶级则劝他们帮助农民协会一边，加入革命的大运动，以求失业问题的解决，切不可逼其跑入敌人那一边，做了反革命派的力量。这是毛泽东继1925年12月1日发表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后又一力作。尤其是对推动当时中国农民运动健康发展，简直就是教科书式的操作指南。较之前者，毛泽东的分析对象范围由整个社会缩小为中国农村，通观全篇，他对当时农村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分析从质到量都非常深刻到位。

　　1926年1月，毛泽东起草了《关于农民运动决议案》。它开宗明义第一条就提出“中国现在尚未脱农业经济农民生产，农民既占全生产百分之九十，为要实行总理三民主义，首在解放农民。吾国人口既然农民实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审是则吾国四万万之人口，农民实占三万万有奇，所以中国之国民革命，质言之即为农民革命，为要巩固国民革命之基础，亦唯有首先解放农民……”接着，对广东乃至全国农民运动的概况做了一总体描述：“吾党在广东……已有农民协会者三十有七县，会员增至六十二万人，有组织之农军达三万人……现在广东以外，在珠江流域虽有广东，在长江流域虽有湖南、湖北、安徽，在黄河流域虽有山东、河南、直隶、热河、察哈尔、绥远等特别区，均有农民运动之兴起。维组织尚少，效力不著……”

　　2月5日，国民党中常会第二次会议根据汪精卫的提议，再次批准毛泽东为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并决定继续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设立农民运动委员会，“以研究农民运动之理论与实施计划之指导”。同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发出第一号通告，宣布农民运动委员会正式成立。委员为：林伯渠（主席）、陈公博、毛泽东、甘乃光、宋子文、谭植棠、萧楚女、阮啸仙、罗绮园等。

　　5月3日，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举行开学典礼，本届学生三百二十七人，来自二十个省区。农讲所的教学方法是课堂学习与军事训练相结合、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相结合、社会活动与社会考察相结合。农讲所最为注重的是：（一）进行系统理论教育，增强革命的理论和方法，尤其是农民运动的理论和方法。（二）加强课外理论研究。（三）进行实际农民运动问题研究。毛泽东曾拟定租率、田赋、地主来源、主佃关系、抗租减租、农村组织状况、农民观念、民歌等三十六个项目引导学生作调查，并要求学生把家乡的情况按调查项目填写。（四）组织学生到农民运动开展得好的地区如海丰等地实习。（五）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军训时间占全课程的三分之一。

　　6月初，毛泽东为农讲所学生讲授中国农民问题课程。他在总结中国农民斗争的历史特别是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经验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此之前中国革命党人都没有注意研究农民问题，辛亥革命、五卅运动之所以失败，就在于“完全未得三万万二千万之农民来帮助和拥护”。毛泽东分别从人口、生产、革命力量、战争关系、革命目的等五个方面阐述农民问题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时指出：“国民革命的目标，是要解决工农商学兵的各阶级问题；设不能解决农民问题，则各阶级问题也无由解决”并强调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是革命党的一个中心问题。接着，毛泽东又为学生讲授农村教育问题。他提出：农村教育是现社会很大的问题，老式的封建教育与新式的资产阶级教育都不适合农民的切身利益。他主张：今后的农村教育要适合于农民的需要，“适合于农民经济之发展，并使农民得到解放”。与此同时，毛泽东还讲授地理课，讲述学习地理与革命工作的关系等。

　　7月，毛泽东曾带领农讲所五十名学生到韶关地区实习一个星期。8月10日，毛泽东又组织全体学生到海丰实习两个星期。据陕西蒲城籍学员刘友珊回忆：由广州坐轮船，到汕尾登陆，毛泽东也是草鞋短装，和我们一起步行半天，到达目的地后，分散宿营，住在群众家中。第二天开始参观访问，由各级农协介绍他们发动群众，组织农协的斗争过程和经验，他们普遍建立了农民武装，积极领导农民抗租抗息，打击土豪劣绅和赶走军阀陈炯明的英勇斗争事迹。之后，便分散到农户、田间进行访问和座谈。陕西华县籍学员杜松寿回忆说“在海丰我们第一次看到了经过激烈的阶级斗争而取得相当胜利的农民。运动本身教育了我们，把我们的感情强烈地吸引到运动中去，觉得自己与农民表里如一地站在一起了，觉得只有为他们流了血才是光荣的，才如愿以偿了”。另一位河北玉田籍学员张明远后来回忆道；“在海丰参加一次全县农民自卫军和农民代表的万人大会，第一次看到农民运动的雄壮伟大场面，参观访问了公平镇和几个乡村，受到农会干部们的热情接待。所到之处一派革命景象，它和北方农村的苦难情景成鲜明的对照，使我坚定了一个信念，回去以后一定以这里为榜样，把家乡的农民发动起来”。毛泽东等主持的农讲所就这样先后润育了中国2800余个农会，遍及10多个省，成为日后中国共产党再造乾坤的熔炉。

　　通过对海陆丰农民运动的现场考察，毛泽东对它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不久后发表在《农民问题丛刊》序言中明确提到“陈炯明的故乡，历来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猬集的海丰县，自从有了五万户二十五万人之农民协会，便比广东任何县都要清明——县知事不敢为恶，征收官吏不敢额外括钱，全县没有土匪，土豪劣绅鱼肉人民的事几乎绝迹。……全中国各地必须都办到海丰这个样子，才可以算到革命的胜利，不然任便怎么样都算不得。全中国各地必须都办到海丰这个样子，才可以算得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确实起了动摇，不然也算不得。”他同时希望有大批同志下决心去做组织农民的浩大工作，“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甚么，问他们要些甚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并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从各地的实际工作实际考察中引出一个详细的具体的全国的调查来”。

　　自9月开始，毛泽东主持编印的《农民问题丛刊》二十六种书陆续出版。这套丛刊旨在总结推广国内外特别是广东农民运动的经验，以指导和促进全国农民运动发展。它主要介绍中国农村政治、经济和各阶级的情况，中国国民党的农村政策，以及苏俄和其他国家的农民运动，其中各省农村状况调查，为第六届农讲所学员所做。

　　9月11日，毛泽东在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典礼上作了总结报告，至11月初离穗。于此前后，毛泽东在广州又撰写了一系列有关农民运动工作的文章及讲话，如《在中华农学会第九届年会上的致辞》《湖南农民运动目前的策略》《致中央农民部陈克文函》《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在国民党中央各省区联席会议上的发言》等，多次在联席会议上为农民运动鼓与呼，为维护农民权益据理力争。

　　毛泽东11月上旬到达上海。中共中央决定：由毛泽东、彭湃、阮啸仙、易礼容、陆沉、萧人鹄和青年团一人共七人组成农民运动委员会，毛泽东为书记。在他的主持下，中央农委拟定的《目前农运计划》提出：“在目前状况之下，农运发展应取集中的原则。全国除粤省外，应集中在湘、鄂、赣、豫四省发展，次则陕西、四川、广西、福建、安徽、江苏、浙江七省亦应以相应的力量去做。”“各地农运须切实与国民党左派合作，并促成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在武汉设立办事处，在武昌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11月底，毛泽东到达武汉，在汉口建立中共中央农委办事处。12月17日，由汉口到长沙，参加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

　　1927年1月4日，毛泽东在时任社会主义青年团湘区书记戴述人陪同下，从长沙启程徒步700公里，足迹遍及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个县，广泛接触了有斗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干部，召开各种类型的调查会，获得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

　　2月12日，毛泽东回到住地武昌，挥笔写下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并于3月5日起在中共湖南区委机关刊物《战士》周报上首发。它既包涵了毛泽东当初在广东指导农民运动时期待不久就能“从各地的实际工作实际考察中引出一个详细的具体的全国的调查来”的那份希冀，也汇聚了毛泽东在主持广州农讲所前后研究中国农民运动发展的灵感与深刻思考。它与之前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两篇雄文互为姊妹篇，对当时中国社会存在的无产阶级、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地主和买办阶级的革命地位作了深刻分析，抓住了中国问题的核心和关键，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工农联盟的理论，成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纲领性文献。

　　【作者：薛润人，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珉旻，广州市天河区卫健局宣传干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