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党中央对西路军见死不救？

 　　党中央对西路军见死不救？这个说辞，在改开以降的历史时期，有过不小的市场，不少人就着这个说辞掀浪头。比如中共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就曾以“西路军被困高台，中央严令不准突围 ，援军停在千里之外”为题，用整版的篇幅叫过撞天屈——其中一个名叫陈铁键的研究员还为此叫板军事科学院，要摆擂台与人家单挑。

　　然而，“坟典处处皆铁证”，这个罪名，安不到党中央头上来!

　　“西安事变”爆发前相当一段时间，西路军的状况和前景似乎比河东主力更阳光灿烂：河西部队主动“西进”，“大靖、土门、古浪、凉州甚空虚易袭，不缺粮，人多，均汉人”，前头还有“国际援助”可拿；河东主力被迫东移，那边厢却严重缺水干旱，筹粮困难，“只能扩大游击队，扩红简直无望”。虽然徐、陈首长一再要求四、三十一军渡河归建，但河东主力的困难处境及重重敌军的阻隔，这个要求显然是难以实现的。

　　“西安事变”爆发后，红军主力为应付有可能大规模内战危机和争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已很难西顾，原有再图宁夏的选择也最终被放弃。西路军首长婉拒中共中央关于西路军东返之议后，张学良被扣南京，西安二·二事变发生，河东形势扑溯迷离，河东红军主力向西向用兵，政治上军事上都是大为不利的。所以，党中央一直都在寻找各种关系，希望以政治办法救援西路军。

　　㈠党中央一边准备接应西路军，一边寻求种关系通过政治办法援助西路军

　　1月22日，毛泽东急电正在与国民党谈判的潘汉年，要其与蒋介石商洽：“红军在肃州附近部队，现已因粮食困难，不得不东回，并非增援西安，请蒋勿误会，并商蒋如能停止马步芳进攻，则让马军让出凉州以西各城，使其自有粮可食，该军自可停止东进，如蒋同意，则请速办。”

　　几天后，在西安与各方斡旋的周恩来致电张闻天、毛泽东，电文详列了“蒋及南京对我方条件苛刻之原因”，其中一条就是“红军西路军不断失利的影响（两马说我们快打完了），引起他们轻视”。

　　无可奈何而又忧心如焚!这个写照用在这个时候的毛泽东身上，那是毫不夸张的。

　　1月23日9时，“徐陈”致电军委，报告了红五军高台失利以及敌军拦截西路军东进的情况。

　　同日，以为西路军已按计划东进的毛泽东还致电周恩来，告以西路军已开始“向东急进，计划以十天行程到达黄河边”的信息，要求周恩来设法停止马步芳部的追击，并与于学忠商洽希望东北军能“帮助西路军渡到黄河右岸”。

　　1月24日，毛泽东再电潘汉年，再次提出：“徐向前部如在河西，可照蒋意在凉州以西，但请蒋劝电马步芳让出凉州、肃州等城，以便就食，并令马部停止攻击徐部，如向河东开则另外指定防地，此点望速复。”

　　同日12时，又与张闻天、朱德、张国焘联名致电周恩来、博古。

　　周、博：

　　西路军进入高台、临泽地区，西面是穷十八站，至少暂时不能西进，二马因未受严重打击，十分猖獗，数日前袭击指挥部，幸损失不大，领导机关缺乏自信力不把中心放在战胜敌人，创造根据地上，而放在依赖外力援助上，要求我们把二马弄好，并要求四军、三十一军西去援助，军委已屡电指出其弱点，但一方面我们应尽一切可能援助之，二马方面西安尚有办法可想否，可否要于学忠对马步芳来一威胁，谓不停止进攻，红军主力即将攻击青海，如停止进攻，则西路红军可以甘州为界，甘州以东不相侵犯。如何，盼复。

　　洛、毛、朱、张

　　2月4日，周恩来致电张闻天、毛泽东等，报告“[国民党]三中全会只能做到宣布和平统一，团结御侮。估计容共案不能提出”，“蒋对西北领导必着着进逼，最后有取甘省可能”，“内战有避免可能，但政治分化必加紧，对红军必给更多困难”，“分化目标首在东北军，张回来希望极少”，“对西北民运必有相当压迫和分裂”等等不利情况，同时也提到了“与友军商定”后正通过统战关系为西路军脱困的措置：“西路军除要顾电二马外，并拟托于（学忠）、邓（宝珊）设法，以便送钱去接济，须与顾面商。其他则须去宁解决。”

　　2月6日，毛泽东、朱德、张国焘以“万万火急”联名致电周恩来，希望他即与东北军于学忠部商洽“调一、二师进驻永登、红城子一带，一部向古浪伸进”，而且要“以快为好，因西路军甚须于之配合”。

　　2月9日，国共两党正式谈判在西安举行，共产党代表为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国民党代表为顾祝同、张冲、贺衷寒。当日，党中央致电周恩来，提出与南京政府谈判的内容包括：“军事方面，同意提出初编为十二个师四个军，林贺刘徐为军长，组成一路军，设正副总司令，朱正彭副[]”;12日，张闻天、毛泽东再电周恩来，希望南京政府能督促“二马”能“停战让防[]”。

　　㈡二月中旬以后，党中央积极准备以军事行动救援西路军

　　2月14日2时，毛泽东继续电告周恩来，要其继续促成“蒋指定凉州以西甘州府、肃州府及安西州所有各县在内”，指出“西路军待春暖以一部占安西州接取货物，主力在甘、肃二州地区。但须马部退出该地”[];12日，再电周恩来，请其就西路军问题与南京政府再作交涉：“第一步，电令二马停战让防，或派人示意令其自让，同时派飞机送款弹去；第二步，派兵增援。结果盼复”[]。

　　2月18日20时，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请多方设法找人去青海，西路军问题解决甚关重要”[];21日15时，再电周恩来：“西路军甚急，目前已到不能不出兵援助之，募得款方可成行”，“甚盼于二、三日内带款回延，此二十分急迫”[]。

　　同日，又电西路军首长，鼓励他们“自力解决难局”[]。

　　21日，彭德怀、任弼时、左权等联名致电军委主席团并周恩来：

　　一、西路军目前处在一种严重关头，野战军亦处在团结友军，保障和平，推动全国抗日运动之关键时刻，如以主力出援，于军事上、政治上均不利，如以三分之一兵力出援，不易完成任务。

　　二、由淳化地区出动，经宁县、瓦亭、隆德、单家集至一条城，需二十天;由一条城至张掖，需十五天至二十天，以上共需四十天，以现在部队的质量，如此长征，减员必然很大。

　　三、四十天内，如时局有不利之变化，增援无效，进退维谷，困难更大。

　　四、根据南京昨晚根绝赤祸决议，我们最好采取明智外交途径解决，否则以适当力量向兰州上游西宁威迫，以求达到接出西路军之目的。[]

　　这个意见很可能也很容易被时人或后人责之为“见死不救”，但却是一个看似冷峻无情却也客观实际的意见，句句都说得在情在理。那年那月那日，“推动全国抗日运动”的“大局”在河东而不在河西，这是一个冰冷得像铁板一样的事实!在这个“大局”之下，红军向西进攻无论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是大为不利的!

　　22日13时，毛泽东电复河东部队前敌指挥部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任弼时和周恩来：“西路军已至极危险时候，其原因正如彭、任所述，如该军失败则影响甚大”，“增援军拟以十五军团、三十一军（或四军）、二十八军、三十军及骑兵第一团组成之，以伯承任指挥，张浩同去”，“估计增援军到达靖远(或狄道)，西路军严重情况即可减少，到达永登即可解围，彼时西路军即向安西增援，或仍东回，或向甘凉取货物，并改造西路军”。

　　2月26 日22时，军委主席团决定援西军的组成：“增援军决以四军、三十一军、二十八军、三十二军及骑一团充之”、“伯承接电即到淳化待命”。

　　1小时后，军委主席团复电西路军：“固守五十天，我们正用各种有效方法援助你们”。

　　目前收集到关于增援西路军电报中，有5份都是在2月27日签发的，而且其中3份还是同一时间签发的，内容都是调集和确定兵力和日程，督办器材、弹药、粮草，征集船工，筹措经费……，等等——那个时候，国共和平谈判正在进行之中，中共中央已经在2月10日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中作出了“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等“四项保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打土豪”筹粮筹款的办法也已经不能采用，共产国际答应援助的款项(两笔共20万美元于1937初陆续汇到了上海宋庆龄处)又尚未送达，苏区和红军的经济窘迫状况也可想而知。而为给援西军筹足经费，中央紧急“搜刮”了红一、红二方面军的现款，甚至还停发了庆阳步校和陕甘省委的饭钱——要他们“自己撙节渡过，候南京谈判弄好得钱后才有款发”，而边区后方机关已实行“裁员减膳”，裁员2000多人，伙食费也降到“每人每月不超过三元”。

　　史载：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红军的后勤保障面临着突出的问题：供给量急剧增大，粮食、经费严重匮乏。这时，陕甘宁地区的红军已达7万人，以平均每人每月用粮45斤小米计，全军每月用粮需要315万斤。此外，每月的伙食费、办公费和津贴费需要50万元，还有医药、无线电器材、军工材料等物资的购置费。时值冬季，全军急需配发冬装，而7万套棉衣的制作费即需33万元，加上购置棉被、棉帽、棉鞋、大衣、手套等，所需费用数额更大。陕甘宁边区经济落后，严重缺粮，又是回汉民族杂居区。根据党的民族政策，红军不得向回民筹款。苏区内流通的货币既有苏维埃中央政府发行的“苏票”，也有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和黄金、白银等硬通货，其中“苏票”只能在苏区内的汉民和红军中使用。这些情况，给红军的后勤保障带来了严重困难和巨大的压力。

　　山城堡战役后，毛泽东还曾致函杨虎诚，商借救急款项：“叨在抗日友军之列，拟向兄处暂借三十万元。除以十万元请兄处代购弹药外，二十万元作为给养被服费。如承兄慨允，请分批拨付，部队骤增，无米难继，不得不向兄阁下作庚癸之呼，阁下交友出于至诚，谅不固拒其请。还期约明年三月，决不失信。另备轻机关枪一百挺，如兄处需此，敬以奉赠”。

　　轻机关枪一百挺!连“革命武器”都要拿出来换饭钱了!这都难成啥样了?

　　至于共产国际援助的那笔“20万美元”的援款(折合法币约67万元)，就算是能全部及时送到苏区，那也只能是救得了急，却救不了穷!所以，早在三大主力会师前夕的1936年9月间，毛泽东、周恩来等军委领导人就已主动将津贴费由原来的12元降为5元，各军团参谋长、政治部主任也由原来的8元降至4元——到了1937年4月，干脆就来了个“绝对平均主义”：全军指战员每月5角钱的鞋袜费被取消，津贴费一律为每月1元，部队用粮由每人每天2斤降为1.5斤，机关人员由1.5斤降为1.25斤。

　　2月28日23时，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要他“先斩后奏”：“增援应在军队开始移动后告顾，过早恐危险”——这也就是说，待援西军出动后再告知国民党方面(这里的“顾”是指顾祝同)，同时告以增援西路军的步骤：“第一步，在靖远地域渡河，徐、陈主力置西岸，罗、宋两部置东岸，估计此时即可解徐、陈之围;第二步，或陈、徐去安西而增援军东归，或徐、陈与增援军一同东归，或援军主力与徐、陈会合一同西进，但罗、宋东归看情形决定，但似以第一种较有利”。

　　彭德怀、任弼时、刘伯承、左权等于援西军就要上路的3月1日再电中共中央和军委主席团，再次建议：援助西路军最好用政治交涉办法解决，“实际出兵从各方面估计均不利”;西路军只有坚决东进，我们派队至兰州下游掩护或西进威胁，同时向马鸿逵、马步芳交涉。据情报东北军已决定东开，我增援军入凉州后，“可能被蒋军隔断，可能造成更不利”的局面。

　　彭、任、刘、左等人的考虑的确是有道理的：月前结束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虽然还是通过了《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但已由武力“剿共”变为和平统一。事实上开始接受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国共合作主张，还确定了和平统一、修改选举法、扩大民主、释放政治犯等原则，内战结束实现国内和平的大局基本奠定，红军主力再向西大动干戈的确会导致“各方面不利”的结果。

　　3月2日17时，毛泽东向彭、任等再次详陈了“援西”的理由：

　　甲、中央与军委决定增援西路军的理由如下：

　　㈠西路军已完全丧失自信心，处在极危险地位，一切都无效力，只有增援一举可以稳定军心，撑持时日，以待问题之解决。

　　㈡西路军如根本失败，影响极坏。

　　乙、但增援及实行之程度，必须服从下列原则：

　　㈠不影响和平大局，因此增援部队开始行动时，周即告顾祝同，请其谅解，如不影响和平则实行增援，否则中途停止，而将增援部队位于西峰、镇原、固原地域。

　　㈡不使增援军又陷于困难地位，因此在取得南京谅解而我军西进时，只能控制黄河一段，调动二马，接出西路军，共返东岸，不可更向西进，因为现在已经明白西面是不能生存的。

　　丙、上述决定，请向军师两级主要干部解释明白。

　　丁、政治上解决及收买二马与军事增援同时进行，如收效即停止增援，此项请周注意。

　　同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书记处也通知中共中央：

　　很遗憾，从我们方面缓解西路军的处境是不可能的。你们讨论一下并从你们方面采取一切可能的步骤来拯救西路军并与红军主力建立联系。为此目的，你们要与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军队进行谈判，看能否从他们方面对马步芳施加压力，如有必要并同他们协商你们的部队和他们的部队作相应调动。

　　同时我们觉得，你们建议南京政府为了共同的和解对马步芳施加影响，并争取停止那些违背你们意志的军事行动，这也是合适的。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

　　中央书记处致电西路军首长：“中央现在决定派队向你们增援，(你们要)利用各种其他方法帮助你们团结干部，激励士气，(配合)增援军，战胜当前敌人”，同时希望西路军认真检点深刻认识“自信心扫地，寄希望于外力”及战略战术以及群众关系上的错误，求得在“政治上、军事上得到彻底的转变”……

　　时任军委主席团副主席的张国焘也于同日以个人名义致电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你们上次来电谈到你们所受的损失，应由军委负责，那是错误的”，“谈和平不可靠，红军主力应当西移，这是对于统一战线的成就有不正确之估计”，“要求四军、三十一军归还建制的观点，也是错误的”……

　　无论张国焘本人后来如何，后人对其有何种看法，无论他的这番话是否出自由衷，我们在认真判读了现有的原始文电及仔细考量了西路军西渡以及西渡以来的征战历程后，还不能不承认，他的这三点批评都言之成理，都言之有据——而且是有事实映证的!比如，徐、陈此间一直纠结于心的“四、三十一军归建”问题，至少就部分缘自于他于年前“徐陈”要求“全军西渡”不果后开出的那张“如有必要当由三十一、四军负责来接通你们”的支票，而此后也参与了军委主席团各种战略指挥决策的他现在也清楚明白：于情于理于大局于利害关系，这张不负责任的空头支票当下已绝无兑现之可能!

　　㈢直到西路军的最后关头，党中央仍然在国共谈判中为西路军争取合法地位

　　3月5日凌晨2时，毛泽东致电援西军首长刘伯承、张浩(林育英)以及彭德怀、任弼时、周恩来等：“款到淳化即送八万至十万予西援军”，“请周于明日或后日，即向顾祝同、张冲说明增援事，特别说明四军、三十一军要求援助之迫切，如顾电令两马停战，或派人乘机赴青海说通两马，我军即中途停止”。

　　这里的“款到淳化……”，很可能指的是拟从西安送往延安的共产国际第一批援款。

　　同日，刘伯承、张浩率援西军开始由淳化出动。毛泽东继续催促后方的周子昆、袁国平和已率援西军第一梯队从镇原出发的罗炳辉、宋时轮：“周、袁速令船工队去镇原，罗、宋应留相当兵力在镇原等候船工队”。

　　同日13时，毛泽东、朱德、张国焘电告“徐陈”：“想尽一切方法，至少支持三十天，就有办法”;18时，援西军首长刘伯承、张浩、李达致电军委和“徐陈”，告知已“率队由淳化出动，并带无线电二十五分队与你们联络”。

　　3月7日，“马家军”向三道柳沟西路军阵地发起猛攻，组织大规模的集团冲锋，已濒临弹尽粮绝的红色战士们与敌昼夜激战，歼敌千余，自身伤亡700余人，三十军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身负重伤，红军阵地被优势敌人进一步压缩至方圆不过十里狭小地域，已无法有效遏制敌人的进攻势头……

　　而就在同一天里，毛泽东还电告正在西安与国民党谈判代表顾祝同等谈判的周恩来，要他尽力争取红军改编为四个师，因为“徐向前部分不能不编一个师”，“但如蒋介石坚持三个师时，亦只得照办”;3月8日，在经周恩来等力争后双方商定，由周恩来将一个月来谈判达成的共识归纳成15项条文的提案(政治问题5条，改编问题4条，善后问题6条)，拟送蒋介石作最后决定。

　　条文中关于西路军部分的内容概偠为：

　　在河西走廊令马步芳、马步青部停止对红军西路军的进攻，如无效，请即许可自卫增援。

　　这是为红军援西行动准备的“如无效，请即许可自卫增援”的自辩说辞;在国内和平大局既定的情况下向西用兵虽然是逆天时逆大势逆潮流之举，但我们的确也有迫不得已无可奈何的合理缘由……

　　但此刻西路军已经到了最后关头，毛泽东也不得不考虑“军事增援”的效果和后果了。

　　3月9日22时，还不知道贺衷寒正在乘人之危搞了小动作的他急电周恩来：

　　甲、西援军现停止于白杨城、青石嘴之间待命。

　　乙、徐、陈所部在沙河堡仅占地十里被敌包围，粮水均缺，不能持久。

　　丙、全力用政治方法解决，并须速解免去军事增援为上策。

　　丁、此事须在你去南京之前督促张冲、顾祝同即速办理，并得确定结果如：

　　㈠二马撤兵停战。

　　㈡飞机送款弹。

　　㈢容许西路军安全东还，或容许其去肃州、安西。

　　这已经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无可奈何了。

　　不过这个时候他还没有完全死心，军事救援的行动仍未宣布终止——次日，他仍在向刘伯承、林育英询问援西军和船工队到达的位置，并要求“援西军到达白杨城后，应积极鼓动指战员，克服困难，达成增援任务”。

　　12日，在为讨论国共谈判方针而紧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毛泽东发言说：“我们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与国民党谈判应“先谈原则问题，再谈技术问题”，“国民党代表应确定，有些人可不同他谈”;而张闻天在发言中也指出：“我们这方所提出的条件，已经是很低，没有提出交换条件，以致对方采取(对)我方进攻，把谈判变成一种收编的形式。我们必须改正这一形式，政治上要向他进攻，要使他转变(为)防御的地位”，“恩来同志可以召回来，其余的人可以留下与之联络”。

　　政治局常委们达成共识后，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周恩来并告彭德怀、任弼时、林育英，提出共产党方面“最低限度的要求”：

　　一、三个国防师组成某路军领导不变，副佐不派，学校必须办完本期，政工人员不变，每师人数一万五千余，编制表自定，服从国防调动，西路军立即停战……

　　中共中央这是要在政治上取进攻恣态来达成自己“最低限度”的要求。

　　“军事增援”肯定是不赶趟了。13日2时，毛泽东电告援西军首长：

　　㈠西路军情况如所知。

　　㈡援西军全部在镇原、青石嘴线停止待命，加紧训练。

　　两天后，西路军完全失败。

　　结论

　　西路军是一支红军主力，是共产党领导的一支重要的红色武装力量，是那年那月的共产党为数不多的几个本钱之一，党中央对西路军处境一直就是非常关切的!“西安事变”后，西路军又是国共和平谈判上的重要砝码之一，西路军存，共产党的砝码增，谈判地位也随之增高;西路军亡，共产党的砝码减，谈判地位也随之降低。党中央在面对河东复杂多变扑溯迷离的大局之际，仍然竭尽全力设法援助西路军。从准备派部队黄河边接应，到通过各种渠道包括“银弹攻势”解救西路军、在国共谈判中为西路军争取合法地位，再到组织援西军增援西路军，可以说尽到了一切努力!

　　有人曾在《北京日报》撰文称：“西路军被困高台，援军停在千里之外，中央严令不准突围”，这就基本上可以认为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了!援军是道远水，能解什么近渴?真正被困高台的是红五军主力，距沙河堡、倪家营的西路军主力不过百里之遥，红五军政治委员黄超率红五军另一部驻临泽，距高台不过数十里之遥，不也一个星期以上没发一兵一卒的援军么?至于严令不准突围的命令，那的确是有，但发出命令者却不是中央，而是西路军首长通过黄超派人向董振堂军长传达的。如果说有谁谁谁要借刀杀人，那么我们可不可以问问一句：红五军是被谁借刀杀了的?究竟哪一个更容易附会“借刀杀人”之说?

　　事实是，既或是在西路军失败后，党中央对救援西路军将士也付出了极大努力，有5000人以上的西路军将士陆续回到了党中央的怀抱。

　　当年前辈们千里迢迢回到延安，一头扎进党的怀抱痛哭又失声，一心跟党走进了革命的胜利。现如今有的后人们却反说中央要借刀杀人，不说有没有党性，拍拍自己的良心，过得去么?这么着胡折腾，究竟会黑了谁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