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文林：颜色革命祸乱中东 香港须警惕“东方之珠”蒙尘

图：2011年12月6日，埃及示威者在解放广场旁抗议法新社

在多数人眼里，“革命”是带有历史进步意义的彻底变革，但“颜色革命”却并非如此。它虽然冠以“革命”之名，动员民众参与，实则处处受到外部势力操控，最终将国家和民众带向灾难的深渊。2011年“阿拉伯之春”就是典型案例。当时，阿拉伯世界爆发几十年不遇的政治剧变。突尼斯、埃及、也门、利比亚等国家执政几十年的政治强人轰然垮台，叙利亚则陷入连年内战。沙特、约旦、苏丹、巴林、摩洛哥等国也爆发抗议示威。西方媒体将这场剧变冠以“阿拉伯大起义”“阿拉伯觉醒”“阿拉伯之春”等种种美名，然而，这场剧变给阿拉伯世界造成的浩劫之大，不亚于一场全面地区战争。

一、“树欲静而风不止”：“阿拉伯之春”背后的西方黑手

内因固然是阿拉伯剧变的主要原因，但仅从中东国家自身找原因，不足以揭示这场剧变的全部真相。某种程度上，“阿拉伯之春”就是西方长期意识形态渗透之后、直接参与策动的中东版“颜色革命”。如果没有西方大国介入，这场剧变的烈度、强度以及危害程度不可能这么大。

有人曾总结出“颜色革命”战略的五个阶段：挑起有组织的抗议活动；制造能够引起社会强烈反响的事件，将民众引向街头；进行冲突动员；形成有大规模群众参与的政治势力；向政府提出最后通牒。实施“颜色革命”还有一些固定“套路”，包括：大规模抗议、公共集会、音乐游行、演唱会、分享抗议信息、集体抵制、媒体宣传、罢工、占领公共建筑、成立选举委员会，等等。对照检查，“阿拉伯之春”表现的种种特征，与上述对“颜色革命”的描述如出一辙。

（一）西方国家资助的非政府组织表现活跃。

相比于早期的社会政治运动，“颜色革命”更多是借助各种“非政府组织”策动实施。这种做法最早在塞尔维亚出现。1999年8月，美国中情局在塞尔维亚建立了一个名为“抵抗” （OTPOR）的非政府组织，该组织在2000年推翻米洛舍维奇政权的运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此后，中情局在OTPOR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名为“非暴力行动和战略应用中心”（CANVAS），目的是为在世界各地策动“颜色革命”培训人才。据报道，许多来自阿拉伯国家的“持不同政见者”（尤其是突尼斯人和埃及人）就曾在该机构接受培训。这些人后来在突尼斯和埃及政权垮台中扮演了关键作用。把穆巴拉克赶下台的“4月6日青年运动”的领导人就曾在该机构接受培训，并正是在培训结束后成立了“4月6日青年运动”。

在“阿拉伯之春”运动中，形形色色的“非政府组织”看似各自为战，实则操作手法都是构思精巧、简单实用，显示出极强的策划组织特征。抗议者采用的所有方式，与发生在东欧、中亚的“颜色革命”的策略如出一辙。例如，各国示威者使用的口号都是极具煽动性的简单标语（如“人民希望政权垮台”、“离开”、“尊严”、“结束了”及“该让我们决定了”等等）。这些类似吉恩·夏普提供的“颜色革命”策略，在埃及、也门、阿尔及利亚、约旦等国数年前就已出现，包括：口号、漫画、图标、旗帜、海报、联络方式、公开祈祷、讽刺文章、歌舞表演、政治悼念、组织抗议、发表演讲、藐视警察权威、政治倾向模糊等。与历史上发生的社会政治运动相比，“阿拉伯之春”更像一场纯技术性的街头抗议。那些带有鲜明政治标签的政治思潮，如阿拉伯民族主义、伊斯兰主义、反美反西方主义、捍卫巴勒斯坦事业等，在这次民众抗议潮中统统不见踪迹。正是这种罕见的“全民一致性”，使阿拉伯当权者难以抵抗。

“事出反常必有妖”。这种反常的“政治一致”，从侧面说明“阿拉伯之春”是一场“被操纵的革命”。据报道，奥巴马总统提前将近半年，就知晓了2011年突尼斯、埃及、巴林、也门等国即将抗议活动的消息。在“阿拉伯之春”中，那些为推翻政府极为卖力的非政府组织，其资助资金主要来自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阿拉伯之春”期间，中东非政府组织从美国得到的资金援助，超过其在2005-2010年所得资金的总和。一位美高官公开扬言：

【“美国在这场剧变中的作用比别人预想的更大。”】

（二）网络成为西方策动“颜色革命”的新手段。

不同于此前发生在东欧和中亚的“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更像是一场典型的“网络革命”（或称“2.0版革命”）。在阿拉伯世界，社交媒体软件日益被使用广泛。统计表明，40%的用户将脸书视为接受最新消息的理想平台。由于这些消息来源的可靠性大成问题，因此，社交平台被广泛用于传播各种谣言和假消息。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中，脸书和推特等社交媒体被广泛应用于组织抗议、相互沟通，外界联络等。反对派组织民众抗议活动，几乎都是借助社交媒体通讯工具，先在虚拟网络领域对民众进行洗脑和动员，然后再冲击现实世界，发起民众抗议乃至推翻原有政权。

突尼斯和埃及是阿拉伯世界最早发生政权更替的国家，这两个国家恰恰也是IT通信业占比最高的国家。中东剧变始于突尼斯“茉莉花革命”。而“茉莉花革命”最早触发点就是维基解密。2010年12月，危机解密披露的美国外交电报，详细描述了本·阿里政权的腐败，将其形容为“黑手党”，同时这些电文还揭示了本·阿里政权与军方有冲突，美国并不必然支持他，因此该政权极度脆弱,这等于向突尼斯的反政府分子发出强烈信号。这些电文内容一经网站散布，便引发国内民怨四起。此外，2010年12月17日发生的突尼斯失业大学生自焚事件，也是经由网络传播，彻底点燃了民众的反抗情绪，最终导致本·阿里下台。因此突尼斯革命被称为“维基革命”。

在“阿拉伯之春”发生后，西方国家积极推波助澜，他们积极为抗议者提供技术帮助，由此使民众抗议活动愈演愈烈。例如，为帮助中东国家的抗议者保持联络，同时避免被跟踪和抓捕，西方公司研发出一种可以接入网络又不留痕迹的TOR技术（洋葱路由技术，The Onion Router）。这种服务器可以为所有信息加密，用户可以通过它匿名上网。该项目由美国企业推出后，免费向伊朗人、突尼斯人、埃及人提供，目的就是让那些“想动摇本国政府统治的异见青年”在搞政权颠覆活动时，能躲避政府的审查和监视。

为确保突尼斯、埃及活动分子在断网情况下与外界保持联系，谷歌、推特迅速推出一款名为“Speak2Tweet”的服务。这项应用允许用户免费拨号，上传语音留言，该留言再被自动转换成推文，再传至因特网。兰德公司还花费数年研发出被称为“蜂拥”的非传统政权更迭技术。这些技术用来部署互联网联接的大量年轻人加入“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流动性抗议活动。此外，美国国务院还将研发“反审查”信息系统作为重要任务，并为该项目注资超过3000万美元。美国还在研发一款名为“暴动”的软件，其允许100%独立的无线宽带网络；频繁提供Wi-fi网络；不依赖任何实质器械，无须电话、电缆或卫星连接，因此能躲过任何监测。

可以说，正是借助网络技术帮助，阿拉伯抗议民众才得以有效组织，并使“阿拉伯之春”的火种最终星火燎原。正如一位抗议者所说：“Facebook用来确定日程，Twitter用来协调行动，YouTube 用来昭告天下。”因此，“阿拉伯之春”也被称为“Facebook革命”、“Twitter起义”、“键盘敲击出来的革命”。

二、播下龙种，收获跳蚤”：“非暴力革命”结出恶果

表面看，“颜色革命”使用非暴力手段，组织者甚至有意将抗议氛围搞得像“嘉年华”，还将自身包装成争民主、护人权、维护公民利益的“正义抗争”，西方媒体也经常将其冠以种种美称。“颜色革命”看似温情脉脉，实则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为实现夺权目标，“颜色革命”的策划者总是不断煽风点火，甚至人为制造流血事件，目的就是加剧政府与民众对抗，给政府不断施压，最终颠覆政权，将对象国纳入西方政治经济版图，成为西方权力体系中的外围地带。就此而言，“颜色革命”是一场精心伪装的反革命运动。“阿拉伯之春”已然表明，“颜色革命”不会给中东国家带来繁荣稳定，反而引发严重政治衰朽和经济恶化，出现更多的失败或半失败国家。

一是经济形势每况愈下。阿拉伯民众起身造反，经济困顿是主要动因。但“阿拉伯之春”数年后，阿拉伯世界的整体经济状况反而今不如昔。据国际劳工组织数据，2011年中东剧变时，中东地区失业率为25%，目前已升至30%，是世界平均失业率的倍数。“阿联酋战略论坛”根据世界银行、联合国和世贸组织的数据得出结论：“阿拉伯之春”及随后政局动荡，使相关国家付出8300亿美元的代价。中东比“阿拉伯之春”之前更不稳定、更看不到希望。

二是教俗矛盾更趋激烈。2011年中东剧变后，政治伊斯兰势力“翻身解放”，一度成为这场地区剧变的最大赢家。我们知道，阿拉伯国家普遍信仰伊斯兰教，并将其定为国教，但现实政治中实行的是政教分离原则。因此，政治伊斯兰势力兴起，直接导致导致世俗与宗教矛盾白热化、公开化。这在埃及表现得尤为明显。

三是“伊斯兰国”为代表的极端恐怖势力异军突起。2011年中东剧变导致中东旧秩序日趋瓦解，由此打开“潘多拉魔盒”，各种矛盾竞相迸发，尤其是极端恐怖势力乘势兴起，代表性力量就是2014年6月出现的“伊斯兰国”。时至今日，“伊斯兰国”虽然已经气数已尽，但其对中东秩序冲击巨大，导致中东极端恐怖主义连点成片，中东成了恐怖活动重灾区。中东剧变还导致大量民众沦为难民。阿拉伯地区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的5%，来自阿拉伯世界的难民人数却占世界难民总数的53%以上。

三、“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中国面临“颜色革命”风险，香港须警惕“东方之珠”蒙尘

西方大国策动“颜色革命”，目的就是服务于西方大国和跨国资本，因此其必然以牺牲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前提。但其为了打破现行权力秩序，“颜色革命”的策动者往往会提出模棱两可的理念和主张。这在“阿拉伯之春”中同样表现出来。在2011年中东剧变中，抗议者打出很多看似体现全体人民利益的抗议口号，如“受够了”、“是时候了”等等。这些口号空洞无物，却很有感染力和煽动性，很容易打动那些不满现状的普通民众，抗议人数规模动辄数十万、数百万乃至上千万，给当权者造成极大心理压力，乃至最终屈服下台。那些街头政治的狂热参与者，实际是“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是“颜色革命”策划者的“炮灰”。2011年“阿拉伯之春”看似是一场带有历史进步意义的群众革命运动，实则是“集体无意识”状态下的民粹运动。阿拉伯民众的政治热情被境内外各种势力利用和消费，充当了推翻现政权的“有用的蠢材”。由此使看似轰轰烈烈的“阿拉伯之春”，实则成了不折不扣的“傻子革命”。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苏联解体后，西方大国日渐将中国作为“和平演变”重点，并一直寻机策动“颜色革命”。正所谓“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只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存在一天，中国就始终面临“颜色革命”风险。当前香港乱局明显有外部势力插手痕迹，已经具有“颜色革命”的典型特征。如果任由这股乱港势力泛滥蔓延，香港这颗“东方之珠”将黯然蒙尘，重蹈“阿拉伯之春”的悲剧下场。

【作者：田文林，察网专栏学者，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本文首发于《大公报》2019年8月27日第A24版，作者授权察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