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子文：马云的“发展”是结构性改革的“成就”

马云的“发展”是结构性改革的“成就” 

曹子文 

2021年1月20日 

在这个鼠盗疫传的庚子年岁末，网络上一直在议论关于马云事件。全国上下几乎不约而同地在谴责马云如何如何罪恶，好似中国的经济市场操作出现的一切危机，都是马云类人物所造成的。

笔者仅发现著名学者孙锡良于2020年11月9日在《闲操十年金融心》、上海著名学者钱昌明于2020年11月14日的《马云的“成功”说明了什么？》和2021年1月4日著名文艺评论家、解放军报文化部原主任陈先义大校的《大是大非问题必须争论》三篇文章才涉及到这个问题的实质范畴，即孙、钱、陈三人毕竟是从整个国家改开层面去解析的。

孙锡良早在2010年时就温州房地产因为高利贷资金链断裂而陷入极其严重的危机事件给执政者们提出了金融存在着的危险。陈先义提出：“像马云这类一开始就带有垄断色彩的行为为什么到问题成为危害国家安全的问题，甚至可能给国家金融造成极大危害时才发现问题呢？才在危险状态下采取措施呢？”。陈先义说：这是党国“关于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坚持什么方向的问题”大事，是涉及到了人民群众有无民主人权的“争论与不争论的问题”。

但是，孙锡良和陈先义两同志毕竟是局限在维护党国面子的前提下谈问题的，没有挑开具体究竟是谁没有注重金融已经存在的危机？是谁不让争论党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坚持什么方向的问题”的呢？孙锡良虽然曾经发表了许多谏诤，但特色执政者们竟然没有人搭理他。如是，这才引起了笔者这个草芥之民的感悟！

一、不许争论的规定，其实就是特色理论的封建专制。

不许争论，是改开设计师邓小平的所谓理论之一。这里的不许“争论”是只限制邓系以外的对立言论而言，对于邓系们来说，是可以随意放肆理论的。所以说这是邓系特色封建专制。

陈先义同志虽按照毛主席的思想路线“任何事情都是应该主张争论的”，但是改开是在邓小平“根本推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基础上（《邓选》2卷P307），按照邓的“立场和观点”又“重新确立”了邓系路线的（《邓选》3卷P36），其中的主导思想之一就是不许“争论”姓社姓资的两条道路，不许争论阶级斗争，到了如今的特色新时代，甚至把争论规定为“妄议”了。而且经常地、反复地强调“特别是”的邓小平理论，尤其是一直强调邓小平“重新确立”的路线。其实就是独尊邓理论，罢黜毛思想。

陈先义同志认为，由于“我们没有争论”国事的民主人权，才使马云“这样买办垄断性质的资本家一步步做大”。

改开到今天这种地步，不论是经济建设，还是政治建设；不论是文化建设，还是思想建设；不论是党员教育，还是学校教育；不论是“文革”，还是改革等等，只许特色系们谬论、狂论，不许广大民众争论。在经济建设中，产生或出现如吴小晖安邦的投资型保险、马云阿里巴巴的虚拟网络等这样的官僚资本和买办资本不断地“一步步做大”，已经成为垄断趋势，在威胁着整个国家民族资本的发展。

细检马云从1995年4月开办“中国黄页”这个第一批网络公司到2020年的蚂蚁金服这26年成长中，除了马云自身天赋和努力发挥外，都是在当今的特色氛围中，受到了党和国家加持。尤其是近10年来，将虚拟网络经济推崇为典型模式，一直受到特色顶层的青睐。

从上海著名学者钱昌明于2020年11月14日在昆仑策网上的《马云的“成功”说明了什么？》一文得知：“马云是阿里巴巴与‘支付宝’的创始人，日本软银董事、TNC（大自然保护协会）中国理事会主席兼全球董事会成员、华谊兄弟董事、生命科学突破奖基金会董事，联合国数字合作高级别小组联合主席、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青年创业和小企业特别顾问，国家‘改革先锋’称号和奖章获得者，并获评数字经济的创新者。他是新时代的共产党员，是‘改开’风云人物、当今中国的‘成功人士’”

照陈先义和钱昌明的说法：马云的事业能顺利地“一步步做大”，并被党国树为“成功人士”，应该算是改开40多年的伟大“成就”才是。而且这种改革“成就”的勇猛发展，是在当今共给侧结构性改革加持下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必然结果。而当今执政者们也没有想到能够发展到了超越政府难以控制的地步，竟然成为相对独立的权力“产能过剩”——正如陈先义说的马云“口出狂言，向国家政权宣战时”的地步。由于产生了对国家民族资本威胁的权力“产能过剩”，所以，国家必须以去库存的方式解除这种威胁，暂缓蚂蚁金服的股权上市。但这毕竟是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谈判方式，妥善解决资本集团的内部矛盾，以求得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维稳。也不可能像普京那样凭借刑法专政来对待垄断资本寡头，以没收全部资产并以判刑的方式法治之。从所有的各种报道来判，有关政府部门约谈马云的人，不是在经济领域实施无产阶级专政之整治，而是民族资本与买办资本的一种权力平衡之整顿。

二、马云经济与国家民族经济之间的矛盾是属于政权结构性改革的范畴。

（一）国家或政府是非常了解并欣赏马云的。

陈先义发问：马云“口出狂言，向国家政权宣战时，难道一开始就没有一点迹象吗？”。

关于这个问题，在前面也已经涉及到了，马云是改开中出现的最适宜特色路线的一匹善于驰骋的黑色千里骏马，这匹千里马超越了摸石过河的低能作为，也不是与时俱进地盲从中国梦，而是一匹以现代资本运行的科学手段企图驾驭中国经济的、具有飞踢腾空跨越“顶层设计”的黑色骏马。由于如此骏马的能量提升，在进入十八大以来，是顶层以“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的跃升”之政策放宽的倾向性结果（《习近平谈治国理念》2卷P242）。正如最近网络评论说：“不是马云时代，是时代马云”。

笔者对马云是一直很不敢兴趣的，但又说不出充足理由。只是认为马云的阿里巴巴或蚂蚁金服，其经济结构是由美国和日本等占有绝对股份的国际资本掌控的买办资本，这一点也是顶层们早就明白的。但这是符合现行的外资投资国策的。就从资本经营性质来说，马云并没有违犯国策或国法的错误。

正如当今著名的经济学家黄奇帆在2020年8月新出版的《结构性改革》一书中所坦言：“我认为符合国家规章的互联网小贷应该得到支持”。并且用了一定篇幅文字从“符合四条要求”来衡量，解析说：虽然“阿里小贷遇到了金融资管整顿。花呗、借呗资本借贷款的杠杆比达到了近百倍，被叫停运行”，但是，“它们遵守了上述四条要求，与……国家银监会的监管要求基本吻合。问题出在ABS发行上，证监会没有规定ABS的贷款资产可以循环多少次，蚂蚁金服把30多亿元资本金通过2.3的倍拆借融资形成了90多亿元网上小额贷款，又利用一个金融工具ABS，凡是一个贷款金额拿到证券市场交易所发的ABS债券，就可以循环发放贷款，往往几年里这样循环了40次，造成了30多亿资本金发放3000多亿元网上小贷，形成上百倍高杠杆。这件事如果因其高杠杆一刀切停摆了，对于企业发展史严重冲击，而且证交所在此之前并没有规定ABS循环的次数，企业也没有违规”（黄奇帆著结构性改革》P94—95）。

【两点注释】：一、经查询，ABS融资模式是以项目所属的资产为支撑的证券化融资方式，即以项目所拥有的资产为基础，以项目资产可以带来的预期收益为保证，通过在资本市场发行债券来募集资金的融资方式。ABS资产证券化是国际资本市场上流行的一种项目融资方式。1998年4月13日，我国第一个以获得国际融资为目的的ABS证券化融资方案率先在重庆市推行。而此时的黄奇帆就在重庆主政经济建设，因此黄是最有亲身体会的权威的学者。从此，ABS融资模式成为中国特色改开从外国引进的一种金融管理的“创新”。

二、从黄奇帆所说的“凡是一个贷款金额拿到证券市场交易所发的ABS债券，就可以循环发放贷款”，以及“ABS资产证券化是国际资本市场上流行的一种项目融资方式”来判，这个“杠杆”实质就是国家政策的供给侧结构性允许权或加持力。

上述黄奇帆的意思就是说，马云也好，还是牛云也好，是特色伯乐们甚是赏识并加以培养和扶植起来的一匹黑色千里骏马，也就是网络所说的“不是马云时代，是时代马云”。

（二）马云的发展，已经到了执政者们难能掌控的地步。

马云到今天与当政者们矛盾，从表面看，是一个野心企业家与国家利益的冲突；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其实就是经济基础发展要求上层建筑做出相应的改革，也就是特色社会的各个利益集团的内部利益均衡的纠纷——马云“口出狂言，向国家政权宣战”，要求分享特色政权。这就是网络经常能看到的高举红旗的官僚走资派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冲突，即特色派官僚资本与买办资本的内部权利再分配的纠纷。也就是说，马云背后是在某种买办政治势力的支持或敦促下向特色官僚走资派的权力抗争，以示企图政权再分配的挑战。所以是属于“特色社会主义”资本属性的“人民内部矛盾”的纠纷。并不属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阶级矛盾——因为从邓特色旧时代到当今特色新时代，邓系们是不承认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不存在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道路的分野的。

三、对目前关于马云事件争论的看法

在前面已经说到，邓小平的不许争论是有明显政治倾向性的，只许遵循邓小平“重新确立”的路线来理论，不可遵循毛主席的路线与之争论的。而这次当政者与马云的争论，是局限在邓小平路线范畴内的。就是笔者在前面已经点到的，是经济基础发展要求上层建筑做出相应的改革，是整个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内的各种利益集团的内部权利对撞的纠纷。

但是，全国上下几乎不约而同地遵循“不是马云时代”在谴责马云如何如何罪恶，而回避了最主要的根源“是时代马云”。对此，笔者持有不同看法的。

笔者认为，看问题不要局限在一个人、一个孤立事件上，要从全国全局趋势去看。如在马云事件之前，民众早就有了批判茅于轼和袁腾飞、莫言、方方等所谓的汉奸行为的争论；有了基督教在全国迅猛发展的争论；有了只允许批判、污蔑毛主席而不允许批判邓小平的社会倾向的争论；有了允许资本家（民营企业家和外资企业家）克扣或停发被雇佣的工人的工资，而不允许工人讨要工资的维权行动争论。这等等事件争论，明显地存在着一个与“不是马云时代，是时代马云”相同的轨迹——不是茅于轼和袁腾飞、莫言、方方等人的时代，是时代茅于轼和袁腾飞、莫言、方方等人；不是基督教在全国迅猛发展的时代，是时代基督教在全国迅猛发展；不是只允许批判、污蔑毛主席而不允许批判邓小平的社会倾向的时代，是时代只允许批判、污蔑毛主席而不允许批判邓小平的社会倾向；不是允许资本家（民营企业家和外资企业家）克扣或停发被雇佣的工人的工资的时代，是时代允许资本家（民营企业家和外资企业家）克扣或停发被雇佣的工人的工资，等等“不是……是…..”。

正如孙锡良于2020年11月9日在《闲操十年金融心》一文中所言：2014年9月20日，“马云的蚂蚁金服是如何实现100倍杠杆的？对马云轻松涉足民营银行一事提出质疑”，明确地指出：“没有资产证券化的制度设计，任何投资家都不可能实现这么高杠杆率，是资产证券化为他们提供了机会。有了高杠杆制度漏洞，又允许灰色的高利贷，蚂蚁想不变成大象都难”，在“2015年6月6日，……指出了马云的政治野心和资本圈子文化”。2016年4月20日，又指出：“谁能调动资本市场的资源多，谁就能获得较高的估值，……批发式制造亿万富翁不是生产力的体现，是金融设计的谬误所致”，“金融大鳄们”仍然在享受好政策，……金融大老板，谁也不敢动，这就是生态，你看懂了，就知道未来是啥样。所谓破传统，就是破公放私”，“2017年4月，……马云只是中国经济的一个“现象”，很多权贵都是这种“现象”的受益者，很多类似马云的企业正在雨后春笋般崛起，这个“现象”越不受约束，宗族势力和团体势力在未来的权益会越来越强大”。

孙锡良的这些评论，不正是前面黄奇帆所阐述的因果吗？

总而言之，不论是吴小晖，还是任志强，抑或是马云；不论是官僚资本，还是买办资本；不论是国贼，还是汉奸；不论是明社会，还是黑社会等等，都是在一个私有制迅速发展的特色社会氛围和特色土壤中滋生出来的，即“是时代马云”，不是他马云凭空自生出来的“马云时代”，是特色路线决定的“蚂蚁想不变成大象都难”。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争论权或言论权，实质上就是一个民主人权问题。如果允许人民参与国事的争论，如果能及早接纳如孙锡良的谏诤，改开执政者们如果能遵循毛主席的指导思想——“政见不同就要有争论，争论时要分清界限”（《毛文集》3卷P284）；“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毛文集》3卷P169）。那么国家的发展也就不会呈现出如钱昌明在《马云的“成功”说明了什么？》一文所说的马云“成功人士”的威胁了！

推而扩想，如果允许国民参与争论国事，并允许人民参与管理国事，也不会自改开以来产生并发展出那么多贪官污吏、国贼汉奸、妓女淫棍、贩卖儿童、克扣劳动者工资、打压受害者维权、资源被外国掠夺、财富外移、出现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等等特色“成就”！

毛主席说：“权力是争来的，不是送来的，这世界上有一个‘争’字，我们的同志不要忘记了”（《毛文集》3卷P316）。所以，所有的国民们，只有在遵循毛主席阶级斗争或路线斗争（争论）的民主人权的维权方式，才能维护、发展我们原来的公有制经济基础下的共同富裕权，才有中国复兴科学社会主义的希望。

马云毕竟不是从石头缝里变出来的孙悟空，即使具有孙悟空的能耐，他也要受紧箍咒的约束。为了能取回当今西方世界“如来”的供给侧结构性现代化真经，当今的“观世音菩萨”势必要保护马云的。要知道，马云是从特色改开的娘胎里孕育出来的特色买办资本家，是在内外特色因素的培植下发展起来的“成功人士”。他是“时代马云”，培育或加持马云，就是为的服务“时代”。所以，不管你怎么狠批、狠揭、狠骂马云，不能丝毫有损继续培植马云的“时代”社会性。我们对马云的批判，甚至正好起到了掩盖特色“时代”社会性根源，或转移特色“时代”资本深化的社会性实施。

可以结论说：马云事件是改开特色路线的必然结果，具体地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市场经济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必然“成果”。既然是结构性改革的“成果”，细检前面孙、钱、陈三同志的所论，那么，马云不会消亡，阿里不会解散，蚂蚁不会绝种。为了保住特色“时代”社会性一百年不变，最终结果是来个重新组合，换个马甲，重起个名堂就是了。所以才有孙锡良的敬告和预料的：“如果没有新的手段，如果不对金融改革方向重新定位，阿里还会有新的儿子和孙子出现，蚂蚁还会有新的弟弟出现，蚂蚁自己也还会有儿孙出现。这一恐怖的繁殖怪胎会不断地裂解，马云的帝国会无所不包，金融通杀的套路不变，马云帝国的版图就会无限扩张”。

孙锡良这里所说的“新的手段”或“重新定位”，挑明了就是说：如果不破除邓小平系的特色路线，不回归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路线。那么，中国的改革是不可能走上为人民服务的共同富裕正道的！